| 标题 | 中国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发展轨迹与文化反思 |
| 范文 | 刘洋 摘 要 新时期，电视文化类节目呈回暖趋向，通过分析中国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发展轨迹，对类似文化类节目进行梳理和归纳，阐述了文化类节目火爆的原因，诠释了电视文化节目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并试图对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发展困境进行反思。 关键词 电视文化类节目；发展轨迹；传播价值；消费社会；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8）215-0050-02 近年来，电视节目的生产在消费社会的社会语境中不断进化，节目形态更加多样化、节目编排更加具有新意，崇尚“真”“快”的真人秀节目逐渐成为电视观众的新宠，但是各类真人秀节目在追逐“快”的过程中，放大了同质化和粗制化的弊端，观众审美也随之出现疲劳，市场萎缩严重。当电视行业陷入了周期性的衰退时，原创类文化节目以“慢”姿态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以《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等节目为代表，在市场、政策和价值选择中找到了平衡点，在收视率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但从消费文化方面来看，电视文化节目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1 中国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发展轨迹 文化类节目是指“以文化教育为宗旨、以电视传播为手段，以传播知识为目标”的电视节目，在属性上与娱乐节目有明显的区别，被赋予了传播传统文化的职能，同时深受市场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类节目早在上世纪末就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节目类型，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思潮的全面解放，社会精英带有现代性的观念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传播，和官方话语一起促进了社会主流意识的形成，电视就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平台，当时出现了《观察和思考》《话说长江》和电视课堂等节目，均带有明显的精英意识和时代特征，已经具备文化参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促使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话语权受到消解。9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区分日益明显，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类节目，一种是以《走近科学》为代表的科普节目，秉承科学的大众化传播理念，另外一种是以《开心辞典》为代表的益智答题节目，坚持着精英文化教育的方向。但两者都不否认大众趣味，均采取了喜聞乐见的方式进行节目包装。 进入新世纪，快速扩张的电视市场催生了文化类节目的新形态——电视讲堂。以2001年开播的《百家讲堂》为例，电视节目的文化教育功能被进一步解构，受到广泛关注，但“电视学者”的形成使文化节目走向明星化，脱离了文化本身的意义。此后，以《汉字英雄》和《子午书简》为代表的国学普及和读书节目进入大众视野，但在资本市场的“末位淘汰”机制中，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受真人秀热潮影响，文化类节目顺势进行新一轮升级，生成以《最强大脑》和《客从何处来》为代表的“文化综艺”这一新的形态，仅仅是带有文化的外饰，更多的是从综艺和娱乐的内核来进行节目构造，容易形成审美疲劳。2016年末，中国电视文化节目迎来转机，原创文化节目走上舞台，《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节目深受好评，但文化类节目能否持续升温，迎来持续发展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文化类节目存在着反思的空间和必要。 2 电视文化类节目的传播价值 构建主流价值观，展现民族风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在当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积极开掘汉字、诗词和成语等历史文化的精髓，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和谐社会新风尚的力量，并通过电视荧幕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给社会大众，达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宣传阵地，并形成舆论合力，有利于提升国家形象，展现民族风貌。 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竞争力。电视节目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蕴含着文化工作者的知识和智慧，我国作为文化消费大国，却依靠版权引进才能实现综艺节目的繁荣，而原创性文化类节目立足于传统文化的节目编排，使得节目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把传统文化精髓与现实社会相连接，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确定了自己的坐标，使民众重拾文化自信心，对提升国民文化修养，培养国家精神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开拓文化道路，修正娱乐化倾向。目前，国内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倾向严重，大量同质化的内容充斥着观众的眼球，而文化类节目的出现，提供给观众更多的选择，为电视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给浑浊的电视生态环境带来了一股清流，避免过度娱乐化的节目给观众带来的错误价值判断，维护了电视生态的平衡发展。 3 消费社会中的电视文化类节目 从我国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发展轨迹来看，从诞生之日起，国民教育就成为该类节目不可或缺的职能，受现实环境影响，文化类节目在中国的影响力始终有限，很少有现象级的节目，但文化类节目已经成为电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过度娱乐化的氛围中，其代表和传达的文化符号更成为一个民族延续不可缺少的稀缺资源。 语言和文字是文化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能指形式，也是象征着知识传递的所指意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文化类节目生产的内在动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更是文化类节目发展的外在要求。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代表的文化类节目持续走热更是证实了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形象的客观表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电视文化符号更应该走向世界，但进入市场之前应该有主体性的标准来定义自身，进而创造和引导消费意义，在维护文化正统地位的同时，赋予民众期望的文化平等权利。 文化类节目通过对文化符号再生产，塑造了有别于现实的特殊情境，通过表现汉字、诗词、书信等具有象征性的文化行为，以消费性生产的模式在现代社会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为文化节目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支持的可能性，但在现代环境中运用娱乐化的方式对传统的精英文化进行大众文化语境解构，以寻求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的做法，本身就附带着一种超现实主义思想，但是舞台及传媒技术营造的特定氛围，使文化类节目以一种集体狂欢的方式进行情感表达，以一种并不突兀的方式慰藉了匮乏的文化理想。 4 迷失的文化主体性 布尔迪厄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文化与商业逻辑的共谋不断对各种文化生产的场所进行渗透乃至于控制。”中国的电视文化类节目本身具有特殊功能和性质，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考虑观众的喜好和消费的力量，节目中展现的“诗情画意”与传统文化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在那符号化的展现过程中，存在主观改造和片面描写的现象，原本内涵丰富的文化研究被置换成较低标准的文化展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文化主体性的衰弱。 历史表明，文化是一个民族存续的重要条件。费孝通认为“维护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对于社会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但当代全球文化多元化使中国文化遭受着文化霸权主义的压迫，加上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模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文化类节目中消费主义侵蚀了电视工业的价值标准和文化导向，也主宰了观众的文化选择，以商业逻辑展现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其精英内核，这就导致我国文化类节目主要从人文素质和处世哲学等方面进行阐述，在提振民族文化自信和增强文化认同感方面存在有一定缺憾，因此，应当警惕看似繁荣的电视文化类节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片面符号化解读，更应该注意文化节目对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裹挟。 5 结论 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文化借助大众媒介进行了商品化运作，文化类节目作为文化工业产品成为媒介文化再现的重要载体，拓展了国民教育的路径。文化类节目借助流行的样式传播着富有深意的文化符号，为日渐消解的传统文化保留了稳固的可能性。但文化类节目应回归其本质属性，不能仅仅是成为节目的点缀或装饰，以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生成的“文化崇拜”虽然能获得大众的支持，但在面临全球文化竞争时，会处于较为不利地位，这就需要借助消费化的手段来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树立明确的文化主体意识。费孝通曾提出“文化自觉”概念，他认为“生活在某种特定文化中的人，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清醒的认识，明确他的来龙去脉、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文化类节目的社会价值也就体现在唤醒国民的文化自觉，需要抓住文化意识本身的主体作用，全面展现特定语境中的文化面貌。 参考文献 [1]张爱凤.原创文化类节目对中国“文化记忆”的媒介重构与价值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5）：85-90. [2]张步中，梁嘉韵.央视文化类节目发展路径与传播价值[J].电视研究，2017（8）：53-54，57. [3]王浩.原创文化类节目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J].青年记者，2017（32）：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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