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传播学视野下的视听符号研究 |
| 范文 | 赵蒨 李珂 摘 要 符号是传播的要素，在人类的社会传播中，符号的应用十分广泛，同样，符号学在影视创作中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电影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综合的艺术形态，它指在利用光线、色彩、声音、构图等符号语言将传播者想要表达的“意义”传递给受众。文章通过对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深度解析，还原各种语言符号及其非语言符号在影片表述中的多重含义，为观者进一步理解影片做出了解读。 关键词 传播学；意义；符号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8）215-0060-02 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将电影引入公众的视野，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影视视听艺术，用其新颖的姿态书写自己的未来。影视艺术是一种时空融合的综合艺术形态，它以镜头作为最小的组成单元，依托影调、色彩、光线来构成相应的画面造型语言，同时加之于各种声音符号，在一个二维空间中复制展现亦或是创造出三维时空的生活状态。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下文简称《牯岭街》）以60年代的台湾为背景，通过描述少年小四儿的一段人生经历，以杀人事件为最终节点透析出当时台湾那一代人的集体悲剧。1960年的台湾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错综复杂的地域，眷村的成型，大陆的威胁，以及来自日本、美国两国文化的堆积与侵略，都使得在那时期一大批“外省人”开始对于自我价值观的选择和自身身份的认同出现了困惑，导演杨德昌正是看到了台湾这一独有的历史现象，以将近4小时的篇幅，利用镜头语言向大众客观地提出了对这个时代的思考，赋予其时代内涵。 1 象征性符号在《牯岭街》中的运用 《牯岭街》是台湾导演杨德昌的作品，杨德昌作为一个用画面进行写作的作者，他的电影一直以来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一层一层剖析出社会的真相。这种既展示先锋手法做派又绝不喧宾夺主的叙事方式，利用影片中的许多非语言符号，巧妙地将导演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思考传递给观众。 电影中所讲述的真实事件发生在1959年前后，那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台湾。日本文化符号对于台湾的影响在影片中也随处可见，如小四儿家住的“日式建筑”、还有他从房顶上发现的“日本刀”和“日本女人的照片”等，都被导演自然而然地注入到影片中成为推动剧情的符号。 不仅如此，当美国后来以保护台湾的形象出现后，其文化对于台湾青年一代的影响更是深入。年轻人爱听“猫王”的摇滚乐、谈话时所讲的“英语”、小公园的窗户上也始终装饰着“蒋美联合的旗子”。这么多非语言符号的堆积，体现出一种殖民地与后殖民地色彩，通过影像中符号语言的表达展现的淋漓尽致。 影片中关于大陆文化符号的传播也是恰到好处，小四儿的父母随着国民党漂泊到台湾，以外省人的身份定居在眷村中，他们内心深处那淡淡的思乡情怀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表露出来。最明显的一处是母亲所有社交活动的衣服，作为地道的上海女人，她每次出席活动都会身着自己极具中国特色的“旗袍”，与她不同的是，女儿所选取的却是当下最流行的“洋裝”，这两种鲜明符号的碰撞，客观地展现出外省人必然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设计没有泛滥情感，而是映射出一种社会的真实写照。 不难看出，在那个动员戡乱的台湾社会中，来自日本、美国以及祖国大陆的文化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台湾居民，台湾就像是同时被三座大山挤压，无奈喘息地在夹缝中寻找生存之法，这就使得牯岭街中那看似可以避免的悲剧成为了必然。 2 《牯岭街》中声音符号的传播 声音是影视视听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爵士歌王》诞生以来，声音这一符号逐渐成为了研究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电影《牯岭街》中声音符号的运用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纵观影片全局，环境音的收入可谓是点睛之笔，导演并没有像许多形式主义作品那样对声音进行严格的把控，而是通过对现场真实的还原，潜移默化地传播出那时代的声音。 在那个动员戡乱的时期，国民党政府持有的反特、反共、防渗透，预谋反攻大陆的计划此消彼长，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时代背景之下，电影《牯岭街》中的声音元素就十分耐人寻味。影片前半部分有一场小四儿和小明在田野中对话的场景，看似是平静祥和充满青春荷尔蒙气息的恋爱氛围，导演巧妙利用环境音这一符号不断地营造出一种时代的包裹感，使得每一场戏都是在为体现时代而服务的。 3 从《牯岭街》中的语言符号透析理想与现实 “任何创作都是一种符号堆积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语言应该是我们观察世界的透镜，是对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意义进行分类归档的系统。”[1]当然，这是学者施拉姆对于语言符号的理解，在影片《牯岭街》中，由于其高信息量的特征，语言符号的分析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加耐人寻味。 首先，那场小四儿杀小明时的对话场景不仅说是将剧情烘托到了高潮，而且也通过男女主的碰撞提出了理想与现实的思考。场景中小四儿拿着一开始从房顶上找到的日本刀去堵小马，最后机缘巧合的碰到了小明，在小四儿苦苦的劝说后，得到的却是小明刺骨般的回答：“我就是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随之，小四儿狠狠地将刀扎入了小明的胸口，就是这样，悲剧发生了。从人物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场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小四儿和小明的这场对话表达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折射出两种不同的对抗世界的生存法则。 对于女主小明来说，“务实性”一直是能够代表她的最强有力的符号，她就像是那个年代中体制的代言人、社会法则的代言人，代表了一类极其懂得变通，内心复杂的人群。在她的人生观里，生活是首位的，所以她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做任何事。 对于男主小四儿来说，则是另一个层面的极端。“理想主义”是他一直以来潜移默化的生活观念，无论是来自父亲的教育，或者是自己好朋友Honey的影响，在他的心中，社会应该是公平的、正义的、是那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理想状态，然而，当小四儿与务实的代表小明相遇，理想与现实的天平因为矛盾的碰撞发生了倾斜，那么悲剧的发生就成为了必然。 不仅如此，Honey的死亡对于小四儿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如果说小四儿的人生是理想化的，那么Honey绝对是理想主义的代言人，影片中关于他对《战争与和平》热爱的描写，以及他最后个人对抗体制的表达，都使得影片从一个较为阳光的态势转为极端的发展，也从侧面阐述了影片的一个主题——致敬理想主义者的对抗，虽是十分孤勇，但却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其次，在结尾杀人场景中，小四儿的语言表达更加丰富了这个人物的内涵，从而映射出父权对那一代青少年的影响。我们看到，小四儿将刀捅向小明的同时，嘴里一直在重复那句：“没出息，不要脸。”，然而这句语言符合在影片的前面也有所展示，大概出现在小四儿的父亲因为手表事件打他二哥的时候，父亲的嘴里也一直在重复着：“没出息，不要脸。”，可想而知，父亲在小四儿的生活成长中一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小四儿也在自然而然的被父亲所影响。 纵观整部影片，父亲在性格上有着较大的转变，影片中有一组平行场景的设计也展现出父亲内心深处从理想到务实的妥协，正是父亲的这种转变，才将小四儿带上了暴力的极端。影片中一共描绘了两个小四儿与父亲推车的场景，第一场是小四儿在学校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后还遭到了辱骂，父亲在教育小四儿的时候说做人要有底线，这是理想的象征；第二场是小四儿和医务室产生了矛盾后，同样是受到委屈，父亲的回答却是很现实的，考虑的是自己和孩子将来的生活，这是务实的代表。这组相似的平行场景的展现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符号表达出来，讲述了理想和现实的此消彼长，最后的结果依旧是现实慢慢吞没了理想。 4 结论 本文主要浅析了各种象征性符合、声音符合和语言符合在电影《牯岭街》中的表达，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符号学的分析，让读者更加理解影片的本真。电影在结构手法上很是工整。首位呼应连贯，播放的名单宣告了青春的结束，影片的摄影风格极具写实意味，用长镜头所展现时代信息，没有炫技的成分在里面，而是给观众一种渐离效果，这使得故事的真实性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因为生活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张力。杨德昌的这部史诗性的台湾电影，带给后世值得思考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参考文献 [1]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傳播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李亚玲，曾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文化表征研究[J].电影文学，2017（13）. [3]范文静.《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与台湾形象建构[J].电影文学，201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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