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20世纪中期以来科技风险的表征与发展趋势 |
| 范文 | 邹霞 摘 要 自20世纪中期以来，科技风险以化学制剂污染、核辐射、克隆技术的伦理挑战、新兴媒介技术等带来的一系列隐忧为主要表征，逐渐呈现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广泛运用和传播，目前科技风险进一步深入社会日常生活，呈现出了从单一到多元、从自然生态侵入社会生态、更趋复杂和隐匿等发展趋势。 关键词 科技风险；表征；发展趋势；社会生态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8）216-0001-03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广泛地运用及其社会化传播，科技风险也进一步为公众所认知，为社会所关注。21世纪，以PX、核辐射、转基因、问题疫苗等为代表，在环境、食品、医疗等公共领域中，国内就新兴科技争议与问题展开了多次公共讨论，同时，展示未来科学技术成就、警示科技风险的影视及评论同步发展，这都让公众对科技风险的感知增强、关注上升。 目前，从“阿尔法狗”（AlphaGo）到“阿爾法元”（AlphaGo Zero），再到沙特阿拉伯的“世界首位具有公民身份”的女性机器人“索菲亚”的面世，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一尖端技术又颠覆公众对科学技术边界、科技风险的认知，科学技术未来对人类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引发了更多的反思与争论。 如何理解科技风险？科技风险有何表征？当前的科技风险发展的趋势如何？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公众更为准确地辨识科技风险，更为全面地理解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同人类、社会的关系。 1 科技风险及其发现 科技风险，即科学技术发展与运用过程中对人及其所关心的事物可能带来的损害。具体而言，它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包括了具体的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脱离了人类感知的不确定性，即潜在风险。 其二，包括了建立在此不确定之上的公众的态度与期望，即想象风险。 一般而言，科技风险通常以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相关事故的科技灾难、事故及呈现负面影响的事件而产生，不仅是技术，某些情境、举措及个体都可能成为科技风险的来源。作为一种不确定性，科技风险一般潜伏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以及传播之中。通常以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相关事故或灾难为表征。 科技风险的发现，始于20世纪中期关于生化技术运用的争论。 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较早揭示了化学制剂的生态危害。 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科技风险视为“工业生产模式的产物和现代化系统副作用”[1]，认为它具有知识依赖性、全球性和复杂性，是一种“现代化风险”。 1990年，安东尼·吉登（Anthony Giddens）斯提出“被制造出来的（人造）风险”（manufactured risk）[2]，他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3] 2 20世纪中期以来的科技风险表征 科技风险的发现，同“二战”后世界各国着力恢复生产、大兴科技有关。当时，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各国迫切的需求和探索中席卷了世界。 其中，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和发展成为标志，而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等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同时，科技风险也逐渐呈现。 2.1 20世纪60—70年代：化学制剂污染 科技风险发现之初，化合物或化学制剂引发的化学污染成为该时期倍受瞩目的科技风险。20世纪上半叶，为防治农业病虫害、获得良好产出，以DDT（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为代表的农药的广普杀虫剂广泛使用。DDT难以降解，可通过呼吸、饮食和皮肤直接进入生物体内，因此它不仅污染了环境，还侵入了生态食物链，导致部分食肉、食鱼的鸟类的灭亡，扰乱人类荷尔蒙分泌，损害人类健康[4]。 卡森撰写《寂静的春天》一书，最先揭示并警示了化学制剂的危害，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环保事业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之后，DDT逐渐被禁止使用，直到今天，人体内和环境中未降解的DDT依然存在着隐患。 2001年，国外《流行病学》的研究通过抽查墨西哥男子的血样证实：DDT水平升高的确会导致男性精子数目减少 [5]，影响健康。 2.2 20世纪80年代：核泄漏事故 重大核事故的发生，让核辐射风险成为全球公众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然忧虑的风险。 早在1942年12月，核反应堆实验的成功便开启了人类对原子能进行利用的核能时代；“二战”中，美国投向日本长崎、广岛的两枚原子弹，也引发全球关于核能利用及风险的讨论。 1978年美国“三里岛”（Three Miles Island）核电站泄漏、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爆炸，均展现了核能巨大的破坏力和危害。 其中，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全球20亿人遭受影响，有27万人因此患癌，专家称，要消除这场浩劫的影响，至少需要800年[6]。 2015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指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34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数千名儿童罹患甲状腺癌，上百万人生活在对自己健康和生活的忧虑之中，其影响持续至今。”[7] 2011年3月，日本福岛的7级核危机再次让公众陷入恐慌。 2.3 20世纪90年代：生物克隆的伦理恐慌 在生物工程领域中，由于基因重组技术获得重大进展。其中，20世纪90年代关于生物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不仅呈现了科技风险的新的发展，也成为现代科技争论中的永恒话题。 1973年，美国遗传学家斯坦利·诺曼·科恩（Stanley Norman Cohen）以美国生物学家及赫伯特·博耶（Herbert W. Boyer）设计了重组DNA技术，同时基因克隆技术快速发展。 1996年7月，英国爱丁堡市无性繁殖的“多利”克隆羊诞生。人类对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掌控，为医疗事业和患者带来了福音。 然而，关于人类克隆的问题让社会情绪很快便从高昂陷入担忧：克隆技术背后潜藏的生态系统混乱、道德伦理与法律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公众认为该技术很可能成为“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共有20多个国家命令禁止与人有关的克隆技术，但一些科学家坚持该技术将是人类长寿和繁衍的关键技术。 2.4 21世纪：新兴媒介技术的隐忧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创新发展，其中，新兴的媒介技术在普及和广泛的运用中，给人类带来诸多隐忧。 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由于互联网的匿名、开放、平等的特征以及技术管理难度，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技术带来了新的问题，如网络诈骗、网络犯罪、网络病毒、网络黑客等。这些新的问题所带来的影响是难以预计的，它们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造成个体的人身、财产和名誉损失；也可能对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新的挑战 [8]，并通过“全球化”和“一体化”而扩大影响范围。 此外，由于人对媒介技术的不断开发和运用，电磁辐射、网络成瘾、媒介依赖、媒介异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人类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关注和警醒。 3 科技风险的三大发展趋势 结合20世纪中期以来的重大科学技术进展及风险表征来看，科技风险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单一到多元、从自然生态侵入社会生态、更趋复杂和隐匿的趋势。 3.1 呈现周期变短，数量和类型增多 科技风险的呈现与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类型呈现一致，科学技术创新发展速度越快、数量类型越多，科技风险呈现的速度越快、数量越多、类型越多元。 科学技术加速发展，从开发到投入运用的周期变短，相关风险呈现的周期也缩短。以DDT为例，从合成到发现对环境的危害，经历了一个世纪，而发现其对人类的危害则花了127年。 在此之后，核风险的发现只用了40余年，克隆技术则为20余年。而媒介技术则时间更短，人工智能还未面世之前，警示人工智能风险的影视及公共讨论已经为公众熟知。 同时，从化学制剂污染、核泄漏，到生物克隆、信息安全、媒介异化等的发展来看，21世纪中的科技风险的表征不再单一，多种科技风险表征叠加，部分风险交织在一起，还衍生了新的社会风险。 比如核辐射、磁悬浮电磁辐射、PX和钼铜等石化项目的污染等风险表征，不仅在本世纪的反复呈现，还通过媒介传播和社会情绪而引发多起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在风险本身之外，均增加了社会管理问题、造成经济损失、破坏社会信任体系，使得整体的社会风险的数量、类型都进一步增加。 3.2 从自然侵入社会，从基础前沿领域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 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相应的风险也逐步从自然生态侵入社会生态了，并从农业、工业等前沿基础领域，向日常社会生活深处蔓延。 20世纪的科技风险集中在工农业基础生产领域之中，风险表征主要为具体的负面效应，以及突发的事故或灾难，主要破坏土壤、水、空气、动植物食物链等自然生态，并间接或直接地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如典型的化学制剂污染、核辐射。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提升人类社会生活便捷性和品质的高新科学技术不断研发，与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相关的新兴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发展和运用，比如多种多样的人工智能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的、可穿戴的通讯设备等。当这些新兴科学技术走进了千家万户时，它们携带的风险也随之蔓延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开始直接对人类的身体、乃至精神带来影响。比如克隆技术、新兴媒介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它们不仅深入社会生态，还通过挑战社会伦理，或对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结构、关系的改变而影响社会生态。 3.3 从简单到复杂，从显见到难以识别 结合科技风险的数量、类型以及影响程度等的发展来看：原本通过负面效应、突发事故等呈现的科技风险，通常有着明显的外在表征。比如污染、破坏和伤害等，相对而言较易识别。同时，由于科技风险的表征单一，风险也相对简单、易于掌控。比如化学制剂污染、核辐射通过外在的呈现和突发的事故，立即引起社会警觉，通过阻断生产或运用，能够抑制和治理风险。 在今天，多数科技风险通常是长期潜伏的，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延缓性，外在表征也并不明显，比如网络成瘾，媒介依赖、媒介异化等。这些科技风险隐匿于社会日常生活之中，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被发现。这就导致人们可能无法意识到风险的来临、或无法识别风险。而风险则持续、隐秘地影响着社会生态。同时，由于多元科技风险的通常同时呈现、并交织在一起，并衍生出其他的社会风险，因而科技风险也愈发的抽象、复杂、棘手。 4 结论 科学技术本身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即科技风险。从“现代性风险”的角度来看，科技风险逐渐从少到多、由潜藏到爆发、从简单到复杂、由外而内的侵入社会生态的发展趋势，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广泛运用及传播的必然。然而，从“人造风险”的角度来看，科技风险的发展也同人的科技运用密切相关。当科学技术进一步社会化，规避科技风险终将归结到人的研发、运用和传播上来，而这也将是未来化解科技风险的关键。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安东尼·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弘毅，译.北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218. [4]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5]吕永岩.转基因打“绿色”旗号靠谱吗？[N].光明网，2013-06-24. [6]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危害被低估10倍[N].人民网，2011-04-16. [7]刘火雄.人祸酿成史上最大核泄漏事故“死亡之城”切尔诺贝利25年祭[J].國家人文历史，2011（8）：70-73. [8]余建斌.当互联网照亮“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4-11-2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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