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活态史诗翻译出版的新拓展与再思考 |
| 范文 | 【摘 要】 《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一书借鉴民族志诗学与人类学深度描写，对活态史诗《格萨尔》翻译与传播进行研究，探索活态史诗文本翻译的谱系与策略，为当下活态史诗与口头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范例，对推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对外翻译与出版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关 键 词】活态史诗；《格萨尔》；翻译；出版 【作者单位】王倩，内蒙古民族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2.023 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出版工作，逐步提高优秀汉文、外文出版物和优秀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双向翻译出版的数量和质量”的内容。201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一书（下文简称该书），掀开了少数民族活态史诗翻译出版的新篇章[1]。该书是王治国博士的一部力作，是他主持的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的成果，也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之一。该书对《格萨尔》史诗近两百年译介传播谱系进行立体扫描，通过对三个典型英译本的对比，以及世界三大史诗文本翻译的多维比较，探索了活态史诗和口传文学对外翻译的策略与途径，并对口头文学本体论、口头文学翻译本体论等概念进行了思考。该书的出版对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如何讲好中国少数民族故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活态史诗翻译出版的重要性 作为一部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在我国文学史、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民族学、历史学、史诗学、人类学与文学等视角展开的《格萨尔》跨学科研究形成了专门的“格萨尔学”，已经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然而，这部世界文学珍品的英译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活形态”口头说唱文学译介和传播研究并未引起翻译界与传播学界足够的关注。因此，该书的出版及时弥补了活态史诗外译与传播研究的遗珠之憾。 该书选题广义上属于民族典籍的翻译研究，狭义上属于史诗的翻译研究。章目设置体例宏大，结构清晰，内容从史诗的产生机制到传播谱系再到翻译的理论追溯，构成了活态史诗翻译传播研究的有机整体。 该书首先进入《格萨尔》史诗本体的研究。前两章围绕《格萨尔》史诗的形成、内容、结构、艺术特色、传承方式展开描述，并就史诗的说唱艺人、文本化以及异文本传播进行研究，逐渐揭开这部高原活态史诗千年传唱的神秘面纱。作者一方面借鉴口头诗学“程式理论”这一国际史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格萨尔》程式化结构以及说唱艺人缘何能够吟唱上千万行史诗的说唱技艺进行解读；另一方面参考中华本土“本事迁移理论”和西方“互文性理论”剖析《格萨尔》史诗众多版本和异文本传承机制，对史诗的版本流传做出较为清晰的划分。该部分以博古通今的视野对活态史诗进行中西互释论证，为接下来进入翻译研究主体阐释做了学理铺垫。 该书其次进入《格萨尔》翻译研究的主体部分。该书的第三和第四章从史诗的民译和汉译出发到史诗的外译，即史诗的跨界旅行与异域传播，对史诗译介传播史进行研究。该部分通过史诗民译、汉译、外译（英译）三个层面对现有的众多译本进行扫描和分析，构建了《格萨尔》译介传播的谱系图。同时，该书按照《格萨尔》史诗对外译介的时间维度和空间场域——从欧陆汉学的早期译介到北美汉学的现代解读，再到中华大地的本土阐发，重点选取三个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英译本——欧陆汉学家大卫·尼尔英译本、北美汉学家道格拉斯·潘尼克英译本和中华本土王国振等英译本，将这些典型的英译本置于跨文化语境下进行全方位比较研究，以期还原不同时空维度和历史语境下史诗翻译的原貌，并对史诗翻译的新现象进行理论反思。 《格萨尔》活态史诗的翻译离不开与世界经典史诗的多维比较。该书第五章通过将中国活态史诗与《荷马史诗》、印度史诗进行多维比较，凸显了文本书写与口头传统史诗的两种传播形态特点。如果說《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的翻译呈现文本化迻译特点的话，那么活态史诗《格萨尔》的翻译更多的是开启了一个口头传统多模态翻译的新阶段，从而引出活态史诗从口头到书面翻译过程中翻译本体的双重失落现象与相关补充策略的探讨。这也是该书第六章理论升华部分，通过对活态史诗翻译本体的新发现与史诗翻译观念的再认识，提出了口头文学翻译本体论，并对活态史诗翻译的途径以及多民族文学翻译史的书写做了展望。 活态史诗属于口头说唱文学，其翻译出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研究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活态史诗翻译中原文本翻译概念的扩容与重写中国翻译史的学术构想，正是当下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研究最具活力的领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格萨尔》的发现以及随之展开的研究，推动了国际史诗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古老而又年轻的《格萨尔》史诗翻译异常复杂，在翻译史上实属罕见，其穿越时空、横跨多语种的译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网络图景。正如作者所言：“在整个人类翻译史上，《格萨尔》翻译所呈现的多样化类型、所表现出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圣经》《荷马史诗》等经典著作翻译。”[1]活态史诗《格萨尔》是藏蒙等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具有极大的学术和研究价值，其对外翻译出版意义尤为重要。 二、活态史诗翻译出版的新拓展 学术界关于《格萨尔》史诗的翻译研究也有零星的专著和论文发表，但大多是围绕史诗从藏语、蒙古语翻译为汉语以及藏语、蒙古语等民族语言之间的内部翻译，即民译活动进行，史诗的域外传播，尤其是在欧洲、北美等地区的多语种翻译传播学界鲜有涉猎。因此，对“身兼数任，学跨多科”的《格萨尔》翻译进行研究注定是极其困难的，理论探讨的难度可想而知。 《格萨尔》史诗从西藏发源，然后传入蒙古地域，也就是说，史诗相继使用藏语和蒙古语进行创作和传播，在两个大的文化区域里呈现相当规模的传播样态，活态史诗的多级传播在《格萨尔》这里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格萨尔》翻译中产生了许多新的现象和理论问题，需要在学理上做出及时的回应和解答。 该书突破了《格萨尔》翻译研究仅仅围绕民译和汉译的狭囿，将活态史诗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推向新阶段，对活态史诗的翻译与传播研究进行了整体扩容，加深了理论思考。 該书纵向梳理了《格萨尔》翻译传播史，厘清其创作和翻译传播的起源、传承谱系和传播路线，以及主要版本之间的先后继承关系，勾勒出《格萨尔》翻译传播的认知地图和多种译本之间的谱系与源流，这在有关史诗的研究里并不多见。书中提出《格萨尔》史诗有民译（藏、蒙、土民族语言内部互译）、汉译（藏、蒙、土译为汉语）、外译（藏、蒙、汉译为英（外）语）、往复翻译（多语种之间往复翻译）和回译（各外语本译回汉语）多种复杂的翻译现象和译本形态存在，其翻译途径和过程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口译、笔译或者文学翻译，也不仅是转译和重译，还有更为复杂的多向、交叉、往复翻译等特点，包含了许多崭新而经典的翻译问题。 该书通过对《格萨尔》史诗国外翻译的梳理，特别是俄罗斯、欧洲和北美的翻译研究，以及史诗在国内各民族域内的翻译研究，特别是当下经过汉语转译成英语，由国内向国外传播的路线共同搭建了民族文学外译的传播路径，由此形成了域内和域外两个传播平台，随之提出了史诗传播的三条路线——欧洲汉学的域外关注、北美汉学的现代解读与中华大地的本土阐发。这些研究发现构成了这部学术著作非常重要的创新点，给民族典籍翻译带来了极大的启发意义。 该书通过考察《格萨尔》史诗翻译的多种途径，提出了口头文学翻译本体论，即把翻译文本从文字定型的文本返回口头的、民间的、不定型的文本，由此构建了活态文学传播的翻译模式——以口传活态史诗为本体的史诗翻译模式。史诗翻译模式涉及再现活态史诗的语言诗性特征、重现口头表演语境和重释文化表征功能三个维度，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翻译模式，需要借鉴民族志诗学理论、表演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等相关理论对活态史诗的翻译原则和标准进行探索。尽管该书只是初步探索，却为《格萨尔》英译与走向世界提出了可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给我国其他史诗的英译提供了借鉴。 三、活态史诗翻译出版的再思考 通过翻译对活态史诗进行文化阐释与创新发展，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实现其当代价值转换，无疑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实际上，活态史诗的翻译出版课题可以纳入更宽广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话语之中，尤其是从国际影响力和非遗申报层面看，活态史诗的翻译出版尤显重要与紧迫。 1.要做好翻译出版的顶层设计 2004年我国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开始对中国图书“走出去”进行资助。如果说之前的文学译介只是一种自发状态的中外文化交流，那么“走出去”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则是政府引导的国家对外文化传播。在由民间自发组织到官方指导的转型中，各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翻译项目和工程得到了政府资助。诸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等重点翻译资助项目的启动和实施，就是由政府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内、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适时举措。因此，出版顶层设计要体现最优化原则，充分考虑少数民族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经典，择其优者进行翻译出版。 2.要拓宽翻译出版的平台与渠道 政府提供资助就是要求出版社做好总体规划与统筹安排，提早策划、制订长远的出版计划，摸清家底，积极拓展输出渠道。在策划、翻译和出版发行等环节中，出版机构要积极探索中外合作翻译出版平台，拓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渠道，借此模式来有效弥补译者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方面的不足，为译作进入目的语国家主流出版机构创造更多的机遇。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大格局的视角来看，拓宽翻译出版领域，国内翻译出版与国外汉学翻译出版相结合，互证互识，开展对话，加强合作，甚至合作出版，就显得非常必要[3]。就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出版而言，民族出版社要率先做好“排头兵”，发挥其国家级民族学类著作出版先锋的模范作用，可以通过组织申报国家出版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形式，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促进更多民族经典在海外出版发行。 3.要挖掘民间翻译资源与力量 在文化输出渠道方面，不宜过于依靠官方出版机构，若把民间力量排除在外，就会造成翻译出版渠道单一，不能及时把顶层设计的理念和思路贯彻到对外输出的具体举措之中。要通过合适的渠道吸引、鼓励更多的民间机构和翻译个人投身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的队伍中，为他们提供便利和必要的帮助。同时，还要提高民间个体翻译者的水平，鼓励更多译者翻译中国的优秀作品，为民间翻译出版提供智库引导和财政扶持。 4.要推广中外合作翻译模式 长期以来，由于中西文化观念和审美的差异，国外译者所选择翻译的作品往往不能代表中国文学成就，要将中国文化精髓传播于世，就要将能够真正反映中国社会新貌而又常常为海外所忽视的作品推介出去。因此，探索一种本土译者为主、西方译者为辅的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尤为重要。“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被世界正确认知，必须依靠我国出版业和翻译家的共同努力。只有中国的翻译出版走出国门，译者的翻译水平足以诠释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的民族文化才可能实现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4] 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既可以弥补中国作品译本的缺陷，又可以匡正译作所塑造的不真实或不符合源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本国文化形象，从而消除或减少中外文化之间的文化误读，还原中国文化真相。出版机构只有找到合作出版的切入点，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把中国文化不动声色地传播出去，才能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外译中政府主导、民间参与、中外合作的翻译出版机制。 王治国博士的专著涉及种类繁多的活态史诗翻译，囊括《格萨尔》中外翻译传播史，跨史诗学、民族学、人类学、翻译学等众多学科，在跨学科研究的视域中探索史诗翻译的特点、规律与可行策略和途径，就少数民族典籍翻译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和阐发，取得了阶段性的结论和成果，这无疑为其他民族史诗翻译出版提供重大参考价值。但是，该书前三章对活态史诗的相关背景铺垫篇幅略长，作为翻译传播研究，似应进一步加强译本的对比研究和出版方略的理论探讨，这一点期待作者在将来研究中予以更多关注。 参考文献 [1]王治国. 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M]. 民族出版社，2018. [2] 魏清光，曾璐.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 成效与不足[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3）：191-196. [3]胡丰月. 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探索与思考——从《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出版谈起[J]. 出版广角，2016（10）：61-63. [4]徐晓飞.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对话与文化传递[J]. 出版广角，2016（1）：4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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