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众包新闻模式在农民工报道中的应用前景初探 |
| 范文 | 郭英 王灿发 【摘要】众包新闻模式是以传媒组织为中心，充分调动受众参与积极性的一种新闻生产模式。它集众人之智慧共同调查一些新闻事件，将本属于专业新闻记者的任务外包给自愿参与的大众，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它在农民工报道领域会得到怎样的应用？笔者大胆假设与求证，以期开启农民工报道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改善现在农民工报道中的报道主体地位缺失、农民工处于舆论场中天然弱势地位等问题。 【关键词】众包新闻；农民工报道；应用前景 一、研究背景 众包（crowd sourcing）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06年，它最早应用于商业范畴，后来作为一种新的模式进入新闻传播领域。[1]最早提出众包概念的是美国《连线》（wired）杂志主编杰夫·豪（Howe Jeff，2006）。在他看来，众包是公司或机构将由内部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公开、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大众网络的做法。它通过群体智慧及集体智能，帮助组织或个人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一般由网络社区而非传统雇佣渠道发布开放号召。[2] 杰夫·豪区分了四种基本的众包应用类型，即集体智慧（crowd wisdom）、集体创造（crowd creation）、集体投票（crowd voting）和众筹（crowd funding）。[3]前三种众包应用的重点在于整合大众的知识、创新力和判断力，而众筹则是聚集大众的资金。众包模式在新闻生产领域的运用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由媒体发起，公众进行信息协作的众包新闻（crowd sourcing journalism）；二是由记者或自媒体人发起，公众进行经济协作的众筹新闻（crowd funding journalism）。[4]本篇文章研究的众包新闻，专指前一種模式，即由媒体发起，公众进行信息协作的众包新闻。众包模式借助互联网手段，将闲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个体用户享受由此带来的自我价值实现，他们将价值创造当成一种娱乐，从而获得某种心理满足。 众包新闻模式是以传媒组织为中心，充分调动受众参与积极性的一种新闻生产模式。它集众人之智慧共同调查一些新闻事件，将本属于专业新闻记者的任务外包给自愿参与的大众，以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比较典型的应用是维基百科。维基百科依托于众多网友，一个突发事件后，广大网友会迅速前往平台自发进行条目编辑，他们的描述中有很多细节信息，专业编辑会在此基础上，删去琐碎的信息并加以整理，形成完整详细的条目。[5] 心理学博士滕瀚在《众包新闻：未来新闻报道模式中的一匹黑马》中分析了众包新闻发展的时代背景，并提出满足公众的高度需求、公众参与制作的传播模式以及社会化的网络传播平台成为众包新闻发展的生存之道。众包新闻模式给新闻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用户制作内容”革新了传统的新闻信息采集模式。微信的普及加上众多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得用户可以自如地发表观点，参与互动。快餐式新闻产品的大行其道、不断面临同质化困境的新闻市场，使得媒体有着寻找新的新闻生产方式的天然动力。 基于上述背景，笔者就众包新闻会在中国怎样发展？是否能应用于农民工报道中做出大胆假设。 二、众包新闻的优势及未来发展方向 众包新闻的生产机制分为四个环节：选择众包事件，邀请公众参与；设置众包平台；分配众包任务；审核、整理众包信息，完成新闻报道。相比较公民新闻，众包新闻还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第一，编辑部可以主动进行议程设置。相对于公民新闻的随意性和偶发性，众包新闻从一开始就是媒体的有意而为之。基于现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发布“命题作文”。有的放矢的出发点，往往能收到较为理想的反馈结果。2009年，英国《卫报》创建了一个网站，邀请读者一起参与调查英国议员的消费情况，数据资料将近有100万份文件，且都是未经整理的数据文档。在众包模式的推动下，这些数据资料在上线80小时内就被审查了170000次，工作效率远远超出专业传媒机构。《卫报》看到了隐藏在大众中间的生产力，后来又发布几个众包项目，吸引受众积极参与。这些实践让《卫报》获得了良好口碑与超高人气，2013年11月的统计显示：《卫报》网站的读者已经超过1.4亿，成为当时英国访问量最大的新闻网站。 第二，编辑部依然拥有“把关人”权限。公民新闻由于缺乏有效的审查机制，往往不能完全杜绝假新闻的存在，而众包新闻在流程上存在群众审查机制和“发布人主权”机制，众包志愿者在推出最佳方案时势必会审查所有方案，而发布人由于对方案拥有主权，也会采取核实的措施再进行发布，确保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调查性报道中，内容的真实、细节的准确、态度的公正都会存在隐患，这给众包新闻最终的把关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第三，新闻制作成本大大降低。中国地方报纸近年来出现海外版迭出的现象，而满世界找特约记者对地方报来讲并不现实，与海外华文媒体合作办报的媒体日益增加，这就得益于众包新闻模式的普及。在这种新型的新闻信息采集模式中，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会采集公众发布的信息，从中发现新闻价值，甄别并编辑后对信息进行二次传播。公众作为社会事件最初的当事人，比专业新闻人更多地接触到第一手资料。他们聚少成多，多人合力完成一项任务的时间与精力也会远远超过专业媒体。 三、农民工报道的现状与弊端分析 农民工报道即以农民工生产生活为主要题材的报道。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自身条件所限，这个两亿多人口数量的庞大群体在社会结构中仍处于劣势地位。关注农民工群体，改善农民工个人生存状况，对于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是很有必要的。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变迁，农民工群体趋于年轻化，如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是“90后”“95后”，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会上网、会用智能手机和微信，观念新潮、追求时尚。百度指数最新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集中分布在20～39岁之间。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报道并没有足够关注到这一群体，显得捉襟见肘（见上图，新生代农民工人群属性——年龄分布）。 第一，农民工在农民工报道中的主体地位缺失，很多报道中的农民工并不在报道现场。 《人民日报》记者李仕权在《“三农”报道中农民主体地位的考察与分析（2004年—2009年）》一文中从消息来源、表现主体等角度对报纸“三农”报道进行考察与分析。研究表明“三农”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不是农民，“三农”报道的议程不是十分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三农”报道的主要表现主体也不是农民，“三农”报道塑造的农民形象还存在偏差与偏颇之处。这表明目前的“三农”报道并没有足够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很多农民工报道中的农民工并不在报道现场，消息来源单一化、片面化。 第二，农民工类型化的公共形象反复出现，个性化、内涵丰富的农民工报道并不多见。 西北大学的贾小敏在《场域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报道研究》中指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群体，在文化生产领域中同样会处于附属地位。农民工群体缺乏进入“新闻场”的必要资本，也很难接触到媒介资源，往往不会成为媒体想要吸引的受众，其利益表达自然会受到阻隔，进而表现为这一群体在新闻报道中的话语权缺失。 第三，城市文化中心主义的盛行导致农民工在舆论场中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 植根于城市文化的各种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必然成为城市居住者的利益代言人。作家梁鸿的纪实文学《出梁庄记》中记述了一则报道《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里面讲述了××市交警常规执法，取缔非法营运的三轮车遭到三轮车夫集体抗法，以至于××路交通瘫痪。这是一篇在大众看来毫无问题、司空见惯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可以看见农民工在官方眼中的形象，报道的最后一段，点出了三轮车要被清理的原因：该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25辆，已经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行车难。三轮车要给小汽车让路，这是报道的逻辑，必须清理三轮车，因为他们影响了市容交通、占用了道路资源，严重降低了一个大都市的城市品质。“被清理”是这些三轮车夫的最终命运。但是报道反映不出来的是，协警一次次肢体接触的暴力执法甚至是钓鱼执法对于三轮车夫人权的侵犯，猫捉老鼠式的罚款，不顾三轮车夫的死活进行围追堵截的嚣张。同一场景在两种话语讲述下会是不一样的思考逻辑。在规则、惩罚与羞辱之中，农民工内心被伤害以及对这种伤害变得麻木，最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四、农民工参与众包新闻报道的可行性分析 因为立场与话语权的错位带来的农民工报道偏颇或许是无解的。改变这一现状的方式，也许就是引用一种新的模式，让农民工自身的话语能进入大众视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去从事众包新闻报道？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接受过初中、高中或大专教育，有基本的文字技能，具备基本的信息采集能力以及将事件表达清楚的能力。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与父辈农民工大多从农业劳作进入城市打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多是从校园进入城市打工，他们接受过基础教育，有基本的学习能力，追求新鲜与时尚。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有基本的媒介素养和维权意识，熟练运用微信的能力使得他们热衷于在朋友圈等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表现欲和倾诉欲。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农民工工作会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现已占到农民工的70%以上，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融入城市有着强烈的愿望。不同于父辈经历过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他们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但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工作不局限于建筑、运输等行业，他们广泛分布在信息、餐饮、旅游、保健等服务业，朝九晚五的公司上下班制度使他们有时间、精力以及社交圈子去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 五、众包新闻在农民工报道中的应用前景及预期遇到的困境 就我国的新闻业发展现状而言，众包新闻模式仍然为新鲜事物，我国媒体正在初步尝试这一新的新闻生产模式。众包新闻要求媒体与公众进行信息合作，相当于媒体的采编权、新闻生产的决定权部分流向公众。 第一，观点自由的众包新闻产品能够有效改善农民工新闻同质化的困境。众包新闻模式较多地应用于调查性报道和突发性事件报道中，因为这两类新闻报道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能激发公众获取更多信息和持续关注的意愿，且事件具有一定的发展周期，当报道的新闻处于未知状态，问题通过不断地报道浮出水面，公众的反响也会随之强烈。而面对上述两类事件，媒体受限于人力物力精力，最容易出现报道同质化的局面，一家报道多家转载。 第二，农民工参与的众包新闻报道，使得他们热衷于关注新闻报道，能促进这一群体媒介素养的继续提升。在关乎农民工自身的一些选题中，例如矿难灾害、欠薪讨薪、居住条件差等现实问题，农民工自身参与到众包新闻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能促使他们更多地关注新闻媒体，自身媒介素养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农民工天然地出现在某些众包新闻的现场，能更加迅速、及时地收集到有用的素材，比起记者长途跋涉到某地展开调查，能大大降低新闻的报道成本，現场素材的鲜活以及报道视角的多元化也能大大提高新闻的可读性。如《卫报》2014年在其数据博客平台上，众包英国人在圣诞节当天的工作情况，鼓励大家将自己或身边人节日期间还在工作的故事用图片、文字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尽管前途看好，众包新闻模式在农民工报道中的预期还是会遇到一些困境。 第一，在现行的媒体审查制度下，很多另类视角的报道和述说也许并不能顺利面世，农民工参与生产的众包新闻，也许从根本上是与主流话语完全相悖的。可以想见的是，长期缺乏话语权的农民工在可以述说的机会面前会紧紧抓住或是继续保持沉默。前者可能带来众包新闻的流产，而后者则导致这一模式形同虚设。 第二，农民工自发参与新闻报道，会引发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和文字表达能力，但与接受多年新闻专业教育的科班毕业生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其生产的新闻产品是否可用，会引发一系列讨论与质疑。 第三，虚假信息的不可控。尽管有编辑审查制度，但是没有亲临现场，编辑并不能如火眼金睛一般发现所有纰漏，一旦某一事件的农民工调查团队集体抱团，有可能为了自身要达到的目的歪曲事实甚至编造新闻。 由于公众参与内容生产缺乏有效的管制，对新闻机构的审核等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国的媒体机构及新闻记者对众包新闻的尝试持更为审慎和观望的态度。在我国，众包新闻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可供参考的实践情况也是凤毛麟角。2015年3月6日，在全国“两会”报道期间，我国新浪新闻门户网站推出了第一个新闻众包产品，他们将用户纳入到新闻报道环节中，由用户提供新闻选题，编辑合作完成，即“用户—选题—报道—传播”的闭环。在短短十数天时间里，便收到6000多个选题，最终新浪媒体选中其中5个选题并实施。虽然这次众包只是初探，仅开放了选题环节，并未向公众完全开放生产环节，但足以证明我国公众参与新闻的热情，这是我国新闻业发展中的一次进步。 随着我国主流媒体逐渐探索众包新闻，众包新闻模式在农民工报道中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1]卫蔚.新媒体时代国际新闻“解困”之道——地方报纸“众包”报道模式探析[J].新闻记者，2010（5）. [2]祝兴平.网络众包：现代新闻出版新模式[J].出版发行研究，2015（10）. [3]张建中.众筹新闻：网络时代美国新闻业的创新及启示[J].现代传播，2013.（3）. [4]王琨茸.众包、众筹新闻：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新模式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5. [5]李红梅.浅谈新闻众包的内容生产[J].新闻世界，2014（9）. （郭英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讲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博士生；王灿发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编校：王志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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