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申报》对清末“海防”和“塞防”议题的建构 |
| 范文 | 项杨春 【摘要】清末关于“海防”和“塞防”的问题早已存在，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也未引起激烈的争论。然而同光年间，随着日本侵台以及《申报》对这一议题的持续报道，“海防”和“塞防”之争逐渐成为朝廷内外和民众关注的焦点。然而关于“海防”和“塞防”的报道，《申报》并非以其惯常示人的“客观中立”“义利兼顾”的立场存在。因此，需要关注的重点是《申报》是如何将这一议题呈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同时《申报》又是如何构建起“海防”重于“塞防”的社会认知的，并进一步探究《申报》建构这一议题背后的动因。 【关键词】《申报》；海防；塞防；建构 在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中，其面临的防卫压力基本上都来自于西北游牧民族，因此各王朝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西北边陲，谓之“塞防”；而东南沿海因为有大海作为屏障，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都没有给统治阶级造成致命威胁。然而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来自东南海上的威胁也被重视，谓之“海防”。 19世纪最后30年，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沙俄侵占伊犁，新疆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与此同时，日本又借口漂民被杀悄悄吞并琉球。同一时间，清王朝在西北边陲和东南沿海同时面临防御压力，直接导致了清王朝内部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广泛讨论。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早已存在，只是在相當长的时间内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清末同光年间，随着日本侵台以及《申报》对这一议题的持续报道，“海防”和“塞防”问题、“海防”和“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才成为朝廷内外和民众关注的焦点。 一、议题呈现：媒体的议程设置 （一）朝廷内部大臣的廷议 日本对台湾觊觎已久，1871年，琉球漂民被台湾生番杀害成为日本侵略台湾的借口。1874年3月，日本出兵进犯台湾，这使得一贯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无比震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迅速上奏海防函，朝廷命军政大员详细筹议。 此时，李鸿章上奏《筹议海防折》，李鸿章认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 湖南巡抚王文韶则认为东南海防固然重要，但西北塞防仍然不可忽视，他在奏折中强调：“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万一俄患日滋，则海疆之变，相逼而来，备御之方，顾此失彼。中外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2] 自塞防和海防之争起，清朝重臣左宗棠主张：“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3]左宗棠认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4]。 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早期朝廷在廷议阶段的不同观点：李鸿章认为“海防”重要，王文韶认为“塞防”重要，左宗棠认为“两者要并重”。当时，在清廷财政吃紧无法同时兼顾“海防”和“塞防”的情况下，李鸿章建议放弃“塞防”，加强“海防”，左宗棠则建议“借款西征”，以“塞防”为重。此时关于“海防”和“塞防”也仅仅是朝廷听取各个军政大臣对这一要事的廷议。 （二）《申报》对此议题的设置 早在“台湾居民杀死琉球船民事件”发生后，《申报》就已经对“海防”和“塞防”议题进行了报道，彼时《申报》极力支持“海防”。《申报》1872年创刊后不久就开始关注此事，《申报》的报道开始密集地关注琉球、台湾和东南沿海，其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如《琉球商人为台湾生番杀害》（1872年第171号）、《论今亚细亚洲国势当以自强为本》（1873年第263号）、《译东洋报论钦使来议台湾逞凶事》（1873年第283号）、《日本使臣来中国理论台湾生番杀琉球人事》（1873年第289号）、《发兵赴台湾信息》（1873年第448号）等向读者展示这一事件。1874年3月，日本借口此事进犯台湾时，《申报》的新闻报道则更加关注这一事件，《津兵赴台及各海口·筑炮台消息》（1874年第701号）、《东人欲战之由》（1874年第703号）、《火船装兵赴台》（1874年第703号）、《日本调兵信息》（1874年第706号）、《日本运大炮至福州》（1874年第709号）、《东洋兵输由台到沪》（1874年第725号）等。此时，《申报》除了直接的新闻报道之外，还报道了如《台湾土番考（上、中、下）》《台湾番社风俗考（一、二……十一）》以及一系列关于《台湾近事》《台湾近信》《台湾风景》的内容，将台湾的社会近况和风土人情等展现于读者面前，强化了大家对台湾以及东南沿海的“海防”重视。 随着西北边陲的局势吃紧，从1874年开始，《申报》的涉疆报道、关于西征的报道、关于西征借贷和军情的报道逐渐增多。其中《申报》最早的关于新疆边疆的报道是《论英国与回部通商》（1874年第681号），相隔数月后又发表了《英国新报论华兵征喀什噶尔事》（1874年第775号）、《论征新疆》（1875年9月6日）、《论征西近日情形》（1875年12月8日）等。随着朝廷对西征的支持和左宗棠西征开始，《申报》关于“塞防”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西征借款上，先后发表了《译论中国告贷事》（1875年1月30日）、《论借响征回事》（1876年3月3日）等新闻报道，增加了社会大众对“塞防”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可以说，《申报》通过持续的报道，将“海防”和“塞防”的议题引入大众视野。在对这一议题的报道中，《申报》用消息、评论以及转载外电等多种形式，同时采用了系列报道、集中报道和不断增加报道数量的方式对这一议题进行整合，参与了大众头脑中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使“海防”和“塞防”议题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议题。 二、议题的建构：支持“海防”反对“塞防” 媒体作为社会议题建构的重要环节和参与者，其议程设置功能影响着公众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和焦点的转移，从而塑造出媒介认可的价值导向和主张。大众传媒往往通过对信源的选择、新闻主题的选择、新闻框架的选择等方式来完成对新闻的选择和加工过程[5]，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炼出一些事实和框架，以此来实现对公众注意力和关注点的无形引导。 （一）对信源的选择 新闻报道的信源往往决定着新闻报道的倾向性，信息源是媒介构建新闻的起点，新闻媒介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来选择信源，并通过信源来构建事实和画面。 《申报》创刊初期，非常重视言论，这些言论和报道除了报社自采的稿件之外，关于国内外时局、当前国家和社会实际生活的内容，往往会引用外报的消息。在清末同光年间，《申报》的新闻报道大量援引英国、美国、印度、俄国、日本、香港等外报（电）消息，查阅《申报》我们不难发现，早期《申报》报道开头常常出现“译西字日报述……”“西人邮来……”“译西报……”“译东洋各报……”“日本信息云……”“译字林新（西）报消息……”等。其中，《申报》在对“塞防”和“海防”的报道中，其消息的最主要来源是英国《泰晤士报》、香港的《循环日报》以及在上海出版和发行的英文报刊《字林西报》。 《申报》在关于“海防”和“塞防”议题的报道中，常常引用上述西报的消息，其中以《字林西报》最多。而《字林西报》又非常重视言论，常常就中外关系、中国政局和其他问题发表见解，政治性很浓，其在政治上代表英国在华势力，反映英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它还被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成喉舌，在中国有“英国官报”之称呼[6]。它不仅为英美两国侵华活动辩护，在1874年日本侵台期间，《字林西报》对日本侵台持支持的态度，而且其新闻报道常常反对中国抗击外国侵略的斗争，要求中国忍让、妥协。 （二）报道主题的选择 新闻主题往往反映新闻报道的核心内容和思想，媒体报道的主题体现出对社会议题的侧重点的选择，同时也可以反映媒体对该议题的倾向。不同阶段，《申报》报道主题呈现一定的差异，“海防”和“塞防”争论之时，《申报》通过一系列报道营造了东南沿海的紧张气氛，《东洋信息兵临台湾》文章指出“昨论东洋兴兵征伐台湾之役，虽云吾华人闻之无不勃然骇然……[7]”。《日本復欲购置轮船》指出日本已经购置了两艘铁甲战船，现在欲重新购置铁甲战船，以此来呈现“海防”形势的严峻。 此后，关于新疆的形势，《申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如《论喀什噶尔事》认为“征战不毛之地，费用浩繁，不值得；阿古柏实力强大，中国不可能取胜；建议清廷令阿政权独立于清廷之外”[8]，《书论喀什噶尔事后》认为“不毛之地不值得清廷耗费巨款征战；新疆回酋与朝鲜、西藏、蒙古、越南等国一样，令其变为岁贡藩属国，可免疆城广大，鞭长莫及，尾大不掉之虞”。[9]以此来强调，放弃“塞防”。 随后左宗棠通过胡雪岩对西征款项进行借贷时，《申报》又发文极力阻挠借款，并举例说明“土耳其仅恃每年告货积债，临近亡国；中国富强，推荐李鸿章的富强谋划，加强理财，反对因战事举借外款”[10]。以此来通过舆论阻挠借款，随后又发文称“新疆劳师糜饷不胜计数，实为中国之累。以有用之财取其不毛之地，已属失算，一千万银尚不能敷，又将何法以善其后？今又借西国银两以征服之，即使攻克全疆，大军一退，彼又反复。为今之计，莫若将新疆已克之地慎固封守，待国力强大再作计较”[11]。 可以说，在关键的时间节点，《申报》关于“塞防”和“海防”主题的变化有效引导了公众注意力的转移，从而构建起一整幅图景：“海防”重于“塞防”。 （三）新闻框架的选择 关于“两防”之争，左宗棠主张“塞防”“海防”并重，但在沙俄侵占新疆领土时，应暂缓“海防”建设，以“塞防”为主，全力收复新疆；李鸿章则认为清廷财力有限，应该加强“海防”，放弃“塞防”。此时，《申报》在报道方式上，选择了冲突框架，即以“海防”和“塞防”为冲突的中心，突出李鸿章和左宗棠双方的冲突性，即意见的不同，而忽略或不提供双方的共识以及分歧背后的理由。 当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为首的楚系争论之时，《申报》屡屡发文不仅支持“海防”，还恭维李鸿章：“盖自伯相与同朝诸公同心协力，削平发捻，肃清关内，厥功伟矣。后又晋秩阁臣，出督畿辅，且兼摄北洋通商大臣印务。凡有益于国事者知无不奏，奏则必行。上既得君，下又得民，一时声称赫然，所以人皆称其为救时宰相也。”[12]《申报》塑造出来的李鸿章是“深明制治之道，周知通变之宜”的人。可以说，《申报》的新闻评论对李鸿章加强“海防”的主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极力塑造李鸿章周知变通的“国家柱石之臣”的形象。 以当时大清帝国的态势来看，东部沿海并未出现严重危机，而西部边疆已大片国土沦丧，事态恶化到刻不容缓的地步。最终，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海防”与“塞防”兼顾，“塞防”为先的战略主张。[13]即使在清廷已经支持左宗棠西征的情况下，《申报》对于西征大军的统帅左宗棠显然颇多责难。《申报》不仅在大战前多次刊发言论反对收复新疆，左宗棠出征以后，《申报》则多次刊发谣言，如刊文称“西征军并未直接捣毁叛军巢穴，并存在恶意焚毁城池的行为”，在《论征新疆》一文中认为西征军队器械落后，士气不佳，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不如放弃西征。此后还在头版的位置发假消息《西陲噩耗》称“传左爵相统领大军西征回部，近已败退，爵相亦阵亡”[14]。这些评论和报道不仅对左宗棠的西征极力阻挠，而且还塑造了左宗棠治下的西征军战绩不佳、焚毁城池甚至阵亡的失败者的形象。《申报》的报道气得左宗棠闻之大怒“英人特欲开通西路，广销鸦片，掀波作浪，虚言恫吓，其技已穷，而顾不敢以正论出诸其口者，误于沪之《申报》耳，《申报》本江浙无赖士人所编，岛人资之以绐中国，其中亦间以一二事迹堪以覆按者，然干涉时政……”[15]。这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 在“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中，《申报》则将焦点瞄准事件中的冲突两方的代表——左宗棠和李鸿章。李鸿章和左宗棠作为清朝重臣，在朝野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申报》的新闻报道将报道的框架置于二者之间，无疑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新闻报道的关注度明显提高，而且通过自己的报道框架，塑造出“海防”重于“塞防”的社会舆论氛围。 三、建构“海防”重于“塞防”背后的原因 《申报》通过对信息源、报道主题和报道框架的选择，塑造了“海防”重于“塞防”的社会认知，那么《申报》作为一个自诩“客观中立”“义利兼顾”的商业类报刊，为何在“海防”和“塞防”之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呢？ （一）大英帝国的利益至上 综观整个近现代史，我们发现英国始终保持着对新疆的“浓厚兴趣”，清末同光之际，英国已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在东南沿海攫取大量利益，而在西北，为了防止俄国侵吞新疆，影响自己的利益，英国和新疆当地的势力阿古柏政权结盟，并建立通商关系，希望把阿古柏政权变为英国长久的保护国。英国不希望中国政府“西征”，可以说，在“海防”和“塞防”的立场上，英国政府是反对“塞防”的。而《申报》虽以商业性报刊示人，但该报经营者英商美查兄弟与租界工部局官员、英国驻上海领事均有密切联系，或有机会受到英方官员的暗示與授意，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基于受众是华人的特殊性要求，该报在言论控制上，坚守一个底线，就是不伤害英国在华的根本利益[16]。大英帝国的利益也是这次《申报》支持“海防”反对“塞防”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查阅这一时期的《申报》发现，其刊发的一些消息和评论很是耐人寻味。中国本来就因日本侵吞琉球而对“海防”和“塞防”争论不下，《申报》先发一则新闻《上海拟购铁甲船筹议情形》，提到“上海地方官员曾就购买英国铁甲船一事两次会同上海的绅商议谈，因需筹款数额巨大，迟迟不能议定”。[17]而后《申报》又发消息《日本复欲购置轮船》提到日本已购置了两艘铁甲战船，因台湾之役，中国对日本深怀戒心，于是沿海各省纷纷效仿，欲购置铁甲战船以保卫海疆。[18]《申报》陆续刊发有关购买铁甲战船的消息，一方面西人向来注重通商利益，可以卖铁甲战船获利，另一方面通过报道日本已买，中国尚无钱可买，给“海防”制造紧张气氛，迫使清政府放弃“塞防”，可谓一箭双雕。 此外，《申报》关于“借贷”立场前后不一。左宗棠向外国借款西征一事本身，若是查阅《申报》之报道，会发现它采取了双重标准：在海防议论蜂起的时候，国内涌起借款买船的舆论，对此《申报》大力支持，在其转译《字林西报》的议论《中国告贷事》一文中，就称贷款有利于国家。而至左宗棠援引前例，再次提出要借贷西征时，该报称借国债一事“此风万不能行诸中国，中国三千余年，惟周赧王曾向咸阳大贾借债而不能偿”，认为中国没有办法偿还借款，不如直接在新疆罢兵。而此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根据大英帝国的利益，实行对华拒借英款的外交方针，并照会英国各在华银行。 最后，主要体现在《申报》在两次“海防”和“塞防”之争中立场完全相反。在第一次“海防”和“塞防”之争中，《申报》舆论反对“塞防”，支持“海防”。《申报》评论认为，地处东南海疆的琉球虽是番国，但地理位置却很重要，对于台湾来说更是重要，必须征讨回来。第二次“海防”“塞防”之争发生在收复伊犁时期，《申报》的态度明显倾向于重伊犁而轻琉球。《申报》将伊犁和琉球进行对比，认为伊犁为中国故地，哪怕劳民伤财地交战，也要从俄人手里拿回。而琉球不过是中国藩属国，本来就不归中国版图。中国只要声明是日本的罪责即可，不必争之。此时英日同盟形成，俄国威胁到英日的利益。 （二）报人狭隘的地域观 《申报》早期的报人在“海防”重于“塞防”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申报》早期的15名主笔[19]绝大多数为江浙人士，其中5人为浙江人，8人为江苏人，这15人中1人为举人，8人为秀才，1人为贡生。从地域来看，他们大多为江浙人；从出身来看，他们大多为读书人。然而，他们虽为读书人，但都是清朝科举功名的中下层人士，其观念和认知都具有地域性，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就东南沿海和西北边陲而言，毫无疑问东南沿海与这些报人在地域上和心理上更有接近性，其新闻报道自然对东南沿海的关注度更高。 我们细查《申报》的新闻报道不难发现，此时《申报》的很多报道都局限在东南沿海，从《申报》创刊起，其关注的新闻都如《论福州设航海学院事》《厦门论日兵近状》《福建将设电报》《浙省杂闻》《宁波杂述》《杭州新闻》《广省近闻》《天津来信论日本事》《浙省整顿仕途》《福建消息》《苏省抚辕事宜》等，其中《苏省抚辕事宜》几乎每期都有，大量介绍江苏省内的人、事和信息变动，这和《申报》所处的地域有很大关系。此时《申报》的新闻报道基本上都集中在东南沿海，而常规的新闻报道中，鲜有新闻关于西北内陆地区。 因此，不难得出，在当时清廷有限的财力下，以江浙文人为主的《申报》主笔和编辑们，其无论是他们所处的地域上、心理接近性上还是处于自身安全上考虑，他们都更倾向于支持“海防”，反对“塞防”。 （三）国内政治势力的斗争 清末同光年间，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为首的楚系两股政治势力在政见上差异很大，可以说左宗棠是主战派，李鸿章则是退让派。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在19世纪70年代以令中外瞩目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它以1862年初组建的淮军为基础，逐步形成拥有当时两支近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数十家初具近代化色彩的官督商办企业，并把持相关津要部门和地方封疆的人事任免权并包括将领、官僚、幕僚三个子系统庞大的社会政治集团。梁启超评论说“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而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更是“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以其为首的淮系势力权倾朝野。 在李鸿章的亲属中，他的女婿张佩纶曾任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署理福建船政大臣。在淮系将领中，张树声历任署理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刘秉璋曾任浙江巡抚；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清政府在台湾设立行省，授其为首任台湾巡抚。在文职僚属中，丁日昌曾任江苏巡抚，后官至福建巡抚兼船政大臣；王凯泰曾任浙江按察使、福建巡抚；黄彭年任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等[20]。除此之外，在淮系创办的民营企业中，湖北广济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源昌五金厂、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华盛纺织总厂等，可以看到整个淮系的势力范围和主要的产业基本上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由此可见，在西征借贷时，淮系成员丁日昌和沈葆桢屡屡上奏称“不宜多借洋款”，便不足为奇。可以说，李鸿章和整个淮系势力基本上支持“海防”，反对“塞防”，而此时，《申报》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又与李鸿章的淮系势力保持高度一致，形成某种呼应，因而整个社会也形成支持“海防”，放弃“塞防”的认识。 四、结语 《申报》通常被称为商业性报刊，宣称新闻报道中“有闻必录”“不偏不倚”“客观中立”“义利兼顾”，但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海防”和“塞防”之争的议题上，《申报》并非是客观中立，而是通过不同时期和时间节点上新闻主题的选择、新闻报道背后的冲突框架等策略建构出“海防”重于“塞防”的社会舆论，而构建这一议题背后的动因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多重因素起作用，其中大英帝国利益起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申报》的编辑和主笔们狭隘的地域观以及国内政治势力的斗争等因素，共同參与并主动建构出来清末同光年间“海防”重于“塞防”的社会认知。 参考文献： [1]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奏稿）：24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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