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公众考古新闻的发掘 |
| 范文 | 付泉 [摘要]2015年11月开始，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发掘工作引发各大媒体关注。随着主棺的一层层开启、新闻报道的一次次推进、墓主身份的一步步证实，这场考古的学术研究最终发酵成全国受众的集体探秘。而本文将以数据新闻的理论为指导，对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分析海昏侯相关新闻的媒体报道情况、从而探讨如何在公众考古中合理运用媒介技巧、海昏侯墓报道对于公众考古新闻发掘的启示。 [关键词]公众考古 海昏侯墓 新闻 发掘 公众考古，也称为“公共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尚未对此有一个清楚的定义。 高蒙河教授在《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中认为公众考古是“意在通过向公众阐释考古、进行考古教育，来动员他们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中。”姚伟钧、张国超则在《中国公众考古模式概论》中提出“公众考古是考古学的大众化”，而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也提出公众考古是考古学的社会化。简单地讲就是考古的大众化，核心思想是对考古相关者进行交流与解释。 中国考古学界对于公众考古学的研究起步早、成绩显著。原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苏秉琦老先生就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独到观点。然而，苏先生的公众考古研究基本上还是集中在理论的研究上，并未付诸专业实践。 一、新闻发掘的缺位和考古的“被娱乐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大量工程建设打破古人遗迹，使得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了黄金时代。与此同时，有关考古新闻的报道也日益集中。由于考古新闻的报道重在将考古发掘成果传播给社会公众，故而属于公众考古学的学科范畴。同时，新闻报道者对于新闻源的报道，是对考古信息的第二次“发掘”。因此，我们将与公众关系密切的考古新闻报道称之为“公众考古的新闻发掘”。 2009年末的“曹操墓事件”更是对考古学界敲响了警钟。由于学术界对于新闻发布渠道的不重视，导致了网络上甚至出现《曹操墓发现小孩尸骨，专家说是小时候曹操？》等一类假新闻，对考古学科的严肃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使得舆论场上产生“公众不明就里、考古学者百口莫辩”的窘境。 该事例也说明了社会公众与考古学界一直横亘着一道“知识鸿沟”。美国学者蒂奇诺曾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过一种名为“知沟”的理论，该理论主张精英和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知沟，并强调这个知沟是由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所造成的。而缩小知沟的解决方案也必须依靠大众媒介。 由此看来，利用公众考古的新闻发掘来向社会公众普及考古学常识显得尤为必要。唯有此，才能使考古工作者发现历史之时，历史得以公之于众。在深化考古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通过文物观浸淫价值观，让决策者和公众形成对于考古资源的忧患意识。 当人们正在在如何把控公众考古新闻发掘的信息源而犯难之时，2015年末的“南昌海昏侯墓”以其开放的新闻公开机制、多元的新闻发布渠道、严谨的信息整合流程震惊了新闻业界和考古学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若考古学界还固守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而不愿意借助媒体为公众解释历史，那么考古学这门严肃的科学必将难以逃脱被娱乐的命运。 因此我们应该系统地对南昌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公众考古中合理运用媒介技巧、海昏侯墓报道对于公众考古新闻发掘的启示。 二、公众考古视域下的海昏侯墓新闻发掘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的南昌西汉海昏候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西汉侯国聚落遗址。同时，经历过列侯、诸侯王、皇帝的角色更迭的墓主刘贺人生经历更是颇为独特。南昌海昏侯墓园由七座陪葬墓、两座主墓室、一座陪葬坑等部分构成，是西汉列侯丧葬制度的典型案例。 从2015年末至今，喜欢看新闻的朋友怕是都能感受到大众传媒对于南昌海昏侯墓的巨大热情。全盛期间，央視新闻频道基本每天都把黄金时间留给了南昌海昏侯墓发掘工作的报道。 众所周知，南昌海昏侯墓自去年11月公布阶段成果以来，南昌海昏侯墓一直是文化圈的热词，独特的传播案例也使其堪称公众考古的典范。而下面，我将依据部分网络搜索数据对南昌海昏侯墓的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进行量化分析，以此来了解南昌海昏侯墓在不同时段媒体的报道重点、总体呈现的报道特点、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实际效果等具体情况。（全文数据基于搜索引擎“百度”，样本量截至2016年10月17日上午8点） 笔者首先利用百度搜索引擎统计海昏侯墓关键词的搜索次数。输入“海昏侯”这个关键词，最后得出的结果是：数据库中涉及海昏侯的搜索次数有将近四百万次之多。然后，笔者为了了解海昏侯墓各大新闻报道重点的具体流量情况，专门选取了海昏侯墓马蹄金、汉废帝刘贺、最早的火锅、孔子漆屏风、海昏侯墓黄金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海昏侯墓马蹄金为190万、汉废帝刘贺的相关结果为28万、最早的火锅为101万次、孔子漆屏风仅为3890次。 我们将通过搜索其它热门关键词进行新闻报道密度的比较。首先，搜索的范围还是在百度搜索引擎之中，搜索条件限定为“关键词位于全文中”，搜索得到“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有39万篇，搜索得到“曹操墓”的搜索结果有7620篇，“石渠宝笈展”有1980篇。我们再进一步把海昏侯墓的上一级概念“考古”作为检索对象，也仅仅得到了31万篇报道。而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政策热点限购房政策的新闻报道也仅为17万篇。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集中程度远远高于文博界的其它新闻事件。比如曹操墓和石渠宝笈都是前期很火的文博行业新闻事件，但是它们的报道流量却连一万都不到，但是“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却有惊人的39万篇。 第二，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集中程度甚至可以比肩全国性的政策热点。“限购房政策”是一项关乎全社会公众利益的公共性民生新闻事件，其关注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海昏侯墓”却能超过这个政策热点，足可以说明海昏侯墓事件完全有能力跻身舆论场上的社会热点事件。 第三，公众在海昏侯墓报道中对于金器的热情远胜于其它。在海昏侯字概念关键词的搜索中，海昏侯墓马蹄金为190万、汉废帝刘贺的相关结果为28万、最早的火锅为101万次、孔子漆屏风为3890次。在拜金主义的浪潮之下，社会公众对于黄金的热情都盖过了墓主人自身的传奇人生的社会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三、海昏侯墓新闻发掘的现实启示 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不仅是一场世界遗产级的文保行动，更是一场各大新闻媒体的“大会师”。各级各类媒体的新闻记者齐聚豫章，有的在考古现场周围的宾馆安营扎寨，有的与考古工作者同吃同住，一起用新闻讲述着这段“过去的故事”。 在这场新闻追逐中，海昏侯墓考古团队以其严格的新闻发布机制、稳健的新闻把关能力应对媒体。虽然媒体蜂拥而至，但是考古发掘机构并没有口不择言，反而是在该沉得住气的时候越发稳健。 在南昌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中，考古团队为了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可谓是慎之又慎。盖棺定论的结论都是一直等到2016年2月末开完学术研讨会才正式确定。而新闻源的把控更是一直严守到了2016年3月2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确定墓主身份的关键证据“刘贺”印章早在2016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一直等到了2016年2月末開完学术研讨会才正式确定墓主身份。另外，其实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工作早在2011年业已开始，但是领队杨军等人把所有新闻线索都保留起来，等到2015年主棺发掘的时候一起公布，从而保证了海昏侯墓每天都有新闻曝光点，增加了公众对于南昌海昏侯墓的认知。 有效的宣传手段使这次考古发掘通过新闻媒体之手成了一场公众“追剧”的典型报道，并对日后深入挖掘“考古IP链”下的相关新闻报道产生了以下几点借鉴意义。 首先，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实现学科融合。正是由于对于新闻发布的稳健把控，才使得南昌海昏侯墓的报道密度如此集中。同时，由于考古学界与新闻业界存在的学科隔阂，记者因缺乏考古知识对某些新闻线索产生误读、考古学者因不熟悉新闻采写流程而惹出闹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而，从事公众考古新闻报道报道之时，将考古学知识和新闻学科理论进行整合显得很有必要。 其次，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客观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的职责就是客观地把新近发生之事实传播给公众。公众考古新闻涉及到的是我们祖先的文化信息，在公众考古新闻报道中做到客观真实，既是对先人的崇敬，更是对于历史的尊重。海昏侯墓中严格的新闻发布制度正是遵循该原则的具体体现。 最后，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以人为本。张忠培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工作者就是以物论史，透物见人。”这句话在新闻界中同样适用。一个完整的故事必定要具备新闻六要素，也就是“5W1H”，即：谁（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为何（Why）、过程如何（How）。而在这“5W1H”中，谁（Who）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海昏侯墓的报道中，“刘贺”一直是新闻媒体竞相追逐的热词。毕竟，没有人物，就没有笔尖的那一抹厚重，也不会有新闻价值的深度。 参考文献： [1]杨军、徐长青：《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2]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学位论文 [3]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中国文物报》2012-08-31-005. [4]陈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中国文物报》2005-08-12-007. [5]付鑫鑫：《海昏侯墓具备申报世遗条件》，《文汇报》2015-11-16-005 [6]吴运亮、郭潇雅：《公共考古拓宽考古学社会职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4-09-A01 [7]高蒙河、郑好：《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 [8]高蒙河、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 [9]徐长青：《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撼世价值》，《江西日报》2016-1-22-C02 [10]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2]李希光、毛伟：《数据新闻：大数据时代舆论引导与舆情研判的新视域》，《新闻战线》2016年第1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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