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人造锦鲤”看新媒体时代的媒介崇拜现象 |
| 范文 | 李屹 【摘 ?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已经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流行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称为人造锦鲤的火箭少女杨超越引起了新一波偶像崇拜，转发杨超越式的锦鲤图片成为一些网友的惯常行为。吹爆人设的杨超越既是商业流量的聚集，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已经无法自拔于对媒介的盲目崇拜。本文试以锦鲤崇拜现象入手，从媒介技术、传受关系和受众心理等方面来分析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崇拜现象，希望能对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延伸进行理性再思考。 【关键词】新媒体;人造锦鲤;媒介崇拜 进入新媒体时代，媒介愈发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媒介依赖已成为人们常态化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在泛媒介的情境下，人们有时会变得惰性十足，不愿意思考，容易失去理性判断力。长此以往，人就会失去自我，立场变得媒介化，知识创造变得媒介化，自然也就从媒介依赖变成媒介崇拜。媒介崇拜，不再只是一种个体行为，也会演变成一种社会化的群体行为。这种崇拜具有极强的感染性，对某个媒体的某个产品的崇拜，很容易延伸到对整个媒体的崇拜。 从综艺节目《创造101》出道的杨超越来说，她先是从“全村的希望”一跃成为锦鲤女孩，甚至登上“影响中国年度人物”的奖台。网络化社会偶像的易得性增强，也使得媒介崇拜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一、“人造锦鲤”背后的媒介崇拜动因（一）偶像崇拜和媒介造神 现代社会，人们更能接受的偶像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新媒体时代的偶像并不被期望再像神或英雄那样有着解决一切问题的超级力量，而是要接近普通人的状态，甚至可以为人们所感知、接触、把握。杨超越从唱歌跑调、跳舞没节奏的“全村希望”，逐渐成为风靡朋友圈的锦鲤少女，这就像一个普通人在努力实现梦想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逐梦的行列。 “在充斥着媒体奇观的时代，名人也成为被制造和掌控的对象，他们成为媒体文化的偶像式符码和日常生活中的众神”。[1]新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其展示、传播、渗透的功能使之成为信息社会最有效的“造神机器”。事实上，一个平凡的原型只要进行充分而有技巧的炒作、包装，再加上传媒的曝光和强力追捧，就可以产生光环效应，让其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出现在大众眼前，这是媒介的神奇力量。 媒介已不满足于“仅仅是以某种社会事件的见证人这样一个外在的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它会以大众的名义对其他社会领域的现象或状况进行干预。那么，媒介是如何操纵现代偶像崇拜的呢？首先，现在诸如流量明星类现象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偶像本身的才艺资质，而是取决于控制传媒机构的社会力量的需要，并通过这些媒介加以操纵，最终是由媒介的宣传力度和宣传技巧所决定。偶像被制造出来以后的传播策略、宣传运作等，也都是由其背后媒介所掌控。比如杨超越因为中奖，媒介开始宣扬其运气人设、锦鲤体质，甚至有公众号作者“一地金”跟风宣扬自身锦鲤体质，这些后续传播效应无不是媒介精心设计的产物。（二）传播过程中的媒介崇拜 马莱兹克的传播模式指出，影响和制约媒介与信息的因素，一方面来自传播者对信息内容的生產加工，另一方面来自于受众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对媒介形成的经验印象。“社会常识告诉我们，大众传播和受众个人对媒体内容都有影响，但两者影响的性质和大小是截然不同的”。[2] 1、受众的选择机制 传播学上有一个关于受众选择的“3S”理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在大量信息扑面而来的那一刻，它们就像三个过滤器，过滤掉那些有可能和受众产生不和谐心理的信息，受众所接受的信息也都按照这个顺序递减，最后不自觉地根据信息本身的特点以及自己的兴趣爱好、情绪状态、价值取向等做出个人化特征鲜明的选择和解读。 实际上，受众并非都有着明确的选择动机和相应的选择能力。在媒介崇拜影响下的受众会主动放弃对信息的分辨、选择和思考，而习惯性依赖于传者的信息选择和编排，这在新媒体时代更甚。网络信息繁杂，受众将接收各种由不同传者生产出的信息作为一种消磨时光的享受。杨超越的锦鲤人设人人皆知，“一地金”的爆棚运气人人欣羡，但是在商业利益等因素的驱动下，大众媒介对这些锦鲤代言人进行包装，有选择地传播，同一圈内的媒介经过话语的抢夺、协同、整合，最后呈现出的是信息的高度整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受众的选择权。 2、传者为上 在控制论中，信息经由控制系统输出后，会有反馈返回到控制系统，并作用于其再输出。受众在此环节由“信宿”变为“信源”，将对信息的反应反馈给了传播者，实现了传受双方的互动，并影响着后续传播。 然而，在传播实践中，这一互动环节中受众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大众传播首先是点对面的传播，新媒体的受众更加分散、混杂、也更趋流动性，以致传播者不可能获得系统全面的受众反馈信息;其次，大众传播的传受双方难以有直接交流，必须得通过媒介这种物质中介。 在媒介崇拜行为中，受众会利用新媒体便捷的功能寻找适用性信息，与此同时，作为“把关人”的传播者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互动和反馈实施把关。例如，他们会精心制作话题引导舆论走向，从而获取自己期待的反馈和效果，虽然新媒体的发布渠道存在着传播者与受众的双向交流，但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传播者往往占据主动地位，这就给传播者在过滤和筛选相关的否定性信息时提供了便利。 所以，在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中，总体来说受众还是处在弱势地位。尤其在媒介崇拜行为中，传播者行为起主动作用，受众反馈行为起被动作用，从而更利于传播者实施有效的控制。（三）受众需要催生媒介崇拜 受众的基本心理特点决定了受众选择和使用媒介及接受信息的喜好，那么，能够满足受众心理需求的媒体和信息就成为新媒体时代中的成功上岸者。无论面对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作为社会个体成员的受众普遍存在着以下几种心理状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归属感和安全感以及自我实现需要。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保持信息的新鲜及时性和满足受众的基本心理需求上有着较大的优势。 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在群体中寻求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自我的认知也离不开与外界的互动，这就使得各种粉丝群、网络社群应运而生。在新媒体时代，快速而剧烈的变化导致旧事物不断被取代，各种界限不断被打破，事物的变化太快让人无所适从，为了不至于迷失在这些变化中，人们不仅需要通过某些手段对其加以简化、概念化去认识并理解世界，其影响下的传统人际交往的断裂也需要新的沟通方式，以建立与他人、社会的联系，以及在集体环境中的认同。而媒介正成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联系的主要纽带，为大众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再次成功地将人的感觉和思维带入了一个广袤无边际的虚拟空间。这里的受众可以畅其所想、挣脱现实的束缚，各种智能终端、社交平台更能将受众紧紧地联系并掌控起来。长时间对媒介的依赖，或许使受众产生了对现实生活中局限性的超越感，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现代社会的人们总是把对外界的恐惧、对孤独感的恐惧转化为对各种APP等社交媒介的依赖，通过媒介来缓解内心的压力和冲突，长时间的媒介依赖会弱化现实中的正常社交能力，会让他们不得不在虚拟世界中完成社交。二、媒介人化与人的异化 技术的飞速发展乃至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应用，使得媒介机器越来越人性化。媒介虽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人和物，但现代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已经模糊了人和机器的关系。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非但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将大众媒介这些问题加重。如尼葛洛庞帝所说：“这种数字化的模式使得世界以指定的方式向着存在者展开，极大地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智能语音、虚拟偶像等层出不穷，媒介逐渐参与了日常生活的角色扮演，获得了和正常人一样的待遇，在人们的眼中被逐渐人化了。 媒介本来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物，是用以传播讯息的工具，但由于技术发展和社会急剧变化，媒介发展已经不满足于工具性的存在，而成为外在于人的独立的、异己的客体。人們眼里的工具发展似乎并不为人所掌控，在新媒体时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机器算法和人工智能。AI在围棋大战中战胜人类、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粉丝群壮大等，媒介技术已经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媒介掌握信息流通的优势并且垄断资源，成为了人类的“异己力量”，转而形成对人的压制和束缚。 在消费社会中，“媒介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发挥着特殊的影响作用，媒介成为了连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的轴心力量”。[3]有研究表明，在商品化的时代，电视是典型的商品代表，而电视作为媒介又有着其特殊性，“它不仅在理解和诠释商品文化，同时也在为新的工业时代构建着商品文化。”[4]信息工业时代，新的工业数字化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大众视野，作为媒介的新媒体对人们日常生活可以产生更全面的建构，当人们还未意识到自己需要某种产品时，平时依赖或者崇拜的媒介会首先建构出用户和产品之间的联系，人们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种意象当作现实，并在意象化的现实中生活。这样看来，“人造锦鲤”的风靡就是新媒体建构人们生活的案例。三、新媒体时代下对媒介崇拜现象的思考 媒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关键在于人如何建立与媒介的关系。在今天这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里，尤其需要经常审视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新媒体时代，人们越来越依赖媒介与外部环境建立联系，媒介已然成为人与自然、环境、社会联系的重要中介，这种深度依赖带来了现代社会里个人生存方式的媒介化，而正是这种媒介化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媒介崇拜。人们虽然在技能上熟练掌握各种媒介的使用，却未必能够在心智上理性地驾驭它们，这使得人和媒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些变异和倒置，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中介和工具，还似乎是一种全知全能、先知先觉的存在，媒介也不仅仅是“人的延伸”，在许多方面俨然成为“人的替代”，进而对人们产生了精神支配和控制。 想要克服现代人对媒介的崇拜性误用，其实质就是要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中争取人的掌控权，也就是要掌握正确使用媒介的方法，使它的运转合乎人的目的，其有效的对策便是通过媒介教育来提升人们的媒介素养和媒介使用能力。在日常的媒介使用中，人们无法自然地获得真正的媒介辨识力，相反，使用频率越高，越容易产生高依赖性对媒介的顺从意识，因而需要专门的教育来进行“媒介启蒙”，帮助公众形成正确的媒介意识和独立的媒介批判精神。尤其是出生于新媒体时代的青少年，他们作为主要使用者，并没有对媒介进行反思性的思考，也通常没有足够的毅力来抗拒媒介快感的强大吸引力，更没有足够的意识来认识到现实与媒介所构造的拟环境的界限。并且在这种环境里，大众媒介在年轻人生活中的地位隐约有着超过学校甚至家庭的趋势，这类衍生的问题都应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注释： [1]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5.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8. [3]李芸.批判视角下解构现代社会的“媒介崇拜”[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25-29. [4]李大卫. 媒介的异化——以电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18（14）：28-29.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 责编：姚少宝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