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人·媒体·世界：技术现象学视角下的媒体融合 |
| 范文 | 张栋 【关键词】媒体融合;技术现象学;媒体一、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的概念源于西方，最初更多指向媒体之间的产业合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引发广泛关注。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Web2.0以来媒介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媒体融合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向。 自从媒体融合的概念被引入，我国对其的相关研究从未间断。特别是2014年以来，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业界与学界的重视空前提升。目前来看，这些研究通常是由以下五个视角介入：一是技术导向的微观视角，强调媒体融合的技术基础，主要讨论创新技术应用对媒体融合发展趋势的驱动作用和影响。二是产业导向的中观视角，从传媒经济的角度，主要讨论处于“危机”话语中的传统媒体如何通过融合转型生存下来。三是政策导向的宏观视角，聚焦国家意志与政策驱动下的媒体融合发展，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新型主流媒体”、“重塑话语权”、“意识形态安全”等。四是个案研究的中微观视角，以走在融合前列的个别媒体组织（如“澎湃新闻”、《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总结它们在融合发展中的经验与启示。五是综合以上视角，探究中国语境下媒体融合的总体趋势与特征，做出总结或提出对策。 由此可见，在既往的研究中，存在着一条明显的脉络，即大部分的媒体融合研究所关注的，是特定背景（融合背景）下的特定行动者（媒体组织）的实践。在这样的研究中媒体组织成为主体，技术、政策、市场甚至受众本身都成为促成行动的要素，受众对于媒体的实际使用以及媒体与认知体验的关联则被忽视了。因此，本文尝试从现象学出发，将人对媒体的使用经验和知觉置于首位，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分析，探究在媒体融合进程中人、媒体、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所受的影响，以及人对媒体使用知觉的变化。希望能够弥补“唯媒体”研究的片面性，提供指向人类体验与使用知觉的媒体融合研究新视角。二、技术现象学与媒体 唐·伊德（Don Ihde）的技术现象学发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由于近代科学理性的兴起，使得欧洲的科学陷入到危机之中。表面繁荣的实证科学愈来愈将人的问题排斥在外，异化的知识掉转头来用片面的理性和客观性完成了对人的统治。 出于对这种远离人性和真正生活的唯科学主义的反思，建立严密的科学哲学，胡塞尔的选择是“回到事情本身”，即从实证科学世界回归前科学的生活世界，通过“悬置”（epo chè）事物存在、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等步骤，从本质直观中推出存在。现象学理论中的世界本体不再是自然主义的研究对象，而是人的直观对象，不是从世界的存在推出人的存在，而是由人的最直接、最贴切和切身的存在（体验）中推出万物的存在（意义）。 其后，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此在”现象学、知觉现象学、技术现象学以及后现象学。 伊德的技术现象学是技术哲学理论经验转向的开始，他从现象学出发，着眼于人类在使用技术时经验和知觉的变化，探究了人类、技术以及世界的关系。伊德认为技术是具体的 ，它是与人类实践相结合的各种人造物，技术的存在基础在于“人-技术-世界”的关系，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发挥居间调节功能，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 伊德还发展了宏观知觉与微观知觉的概念，并确定了技術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四种关系模式，分别是具身关系、诠释学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 至此，人类身体和实践成为恒量，技术现象学开拓了区别于社会形塑技术论（SST，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行动者网络理论（ANT，actornetwork theory）以及技术决定论的技术观新视野。 技术现象学将技术视为人与世界的中介，这与传播学领域中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相通之处。有学者认为，麦克卢汉所采取的就是一种“经验化”的现象学视角，将媒介视为 “人-世界” 意向性结构的中介，提出了“人-媒介-世界”的意向性结构。 Best等人引入“媒介世界”的概念，提出若将技术现象学中的“技术”替换为“媒介”，那么“人-媒介-媒介世界”的关系也同样成立。 一般来说，“媒体”相对“媒介”来说是一个更小、更具象化的概念，媒体是包含在媒介之中的。 既然媒介可以被视为中介进行现象学分析，那么媒体也同样可以。但需要注意的是，若以媒体为中介考察“人-媒体-世界”的关系，那么媒体融合中的技术要素便只是伊德眼中“技术人造物”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融媒技术与媒体组织实践的统一体才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居间调节者。三、宏观发展：从“诠释”向“具身”的突破 伊德具体分析了技术在人与世界间居间调节的四种模式。第一种为“具身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技术与人融为一体，技术成为了人的一部分，扩展了人的能力，最常见的例子如眼镜、手杖、电话等，其意向图式为“（人-技术） →世界”。第二种为“诠释学关系”，也有人译为“解释学关系”或“释义学关系”，其意象图式为“人→（技术-世界）”，指的是这种关系中技术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看到现实世界的可视化形式，但技术与世界之间对人来说是不透明的，常见例子如温度计、仪表盘等。第三种为“它异关系”，图式为“人→技术（-世界）”，是指技术成为了一种准他者（quasi-other）与人进行直接互动，如ATM、计算机等。第四种为“背景关系”，图式为“人 （-技术-世界）”，这种关系中技术做自己的事，人无法感受它的在场，只有在开启或关闭的瞬间需要有人的参与，如空调、WIFI等。这四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的。伊德对这四种关系的剥离和提升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技术的实践本质，也为我们从技术现象学视角理解融媒变革提供了参照。 纵观媒体的融合进程，人（公众）、媒体、世界的关系似乎正经历着由“诠释关系”为主向“具身关系”为主的突破。传统的新闻业以单向的大众传播为主，受众的注意力是既定的，媒体的生产力也是有限的，选择报道选题时依靠的是媒体组织对于事件“新闻价值”的判断。公众虽然有选择看或不看某一家媒体的权利，但总体来说，哪些报道内容会被呈现在公众面前主要是由媒体来决定的。媒体的决定过程背后是一整套的规范性理念和实践策略，这些对于公众来说是“黑箱”一般的存在，虽然公众可以通过读者来信或者电话向报纸表达他们的看法，但这种反馈通常是零散与随机的，三者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人→（媒体-世界）。在这种诠释意向关系中，公众所接受的是媒体展现的表象，也就是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入，一方面，这种诠释学关系显现出其牢固性，媒体和公众对于信息呈现和解释的权力始终是不对称的;另一方面，由于技术介入的不断深入，在一些新闻实践中展现出人与媒体形成“具身关系”的可能性，媒体不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人的一部分。 从“诠释学关系”向“具身关系”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现实情境对传统新闻生产实践策略的挑战与偏离。由于数字媒介的存在，信息的提供者更容易被人们所接触到，他们在网络上的实践行为构成了信息的开放式资源。 这些作为社会成员的传播者可以通过快速互动参与到新闻生成的各个节点，使传统专业精英化、组织化的新闻生产向协作性新闻 “策展”（curation）转变。 在这样一种“策展”中，媒体在初步公开信息后，便转入与公众的协作、协商关系之中，记者与公众、公众与公众的大规模实时互动会引发新闻的再生产与再诠释，迫使媒体不断将新的、被公众所需要的资源、信息、框架带入后续的报道之中。这一定程度上使媒体变得工具化，公众可以影响媒体甚至掌控媒体，使其为自己所用。其二是算法、VR虚拟现实技术对媒体使用经验和知觉的改变。平台型媒体的出现打通了媒体之间内容“库”的界限，形成了“新闻超市”（supermarket of news），公众也从单个媒体的“订阅者”变成了可以随意选择和消费的平台用户，而算法的出现，就是为了帮助用户从海量的信息中打捞出最符合自身价值需求的部分。 算法如墨镜一般为个人量身定制，通过筛选和过滤，在成百上千家媒体所生产内容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个用户观察世界的专属窗口，其“具身关系”不言而喻。VR新闻在“在场”视角与体验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选择，虽然其本质上仍是一种对世界文本的“诠释”，但所提供可视化表象与真实世界差异的缩小，意味着媒体与世界之间开始从不透明性向相对透明性发展，同样体现了从“诠释”到“具身”的突破。四、微观实践：更多层次的“放大-缩小”结构 通过研究宏观知觉（通过技术所扩展的人类感知）影响下的微观知觉（通过看、听、触摸等基本认知活动得到感知），伊德认为，在居间调节过程中 ，技术具有一种放大-缩小（magnification-reduction）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使用过程中，技术在放大环境和人类体验的某些选择性维度的同时，缩小了其他的选择性维度。 例如，望远镜能够使人们看清楚肉眼难以观测的东西，但使用的同时会遮蔽味觉、触觉等其他知觉系统的体验。伊德对于放大-缩小作用的分析不涉及积极或消极的价值判断，认为它是所有技术人造物的共同结构，但是对于媒体来说，由于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存在，媒体应尽量减少这种放大-缩小作用对公众产生的引导与遮蔽。 在媒体在人与世界间发挥中介作用时，同样少不了对人身体与知觉的影响，这种放大-缩小作用主要是通过公众对新闻产品的使用来体现的。在纸媒时代，新闻报道单纯由文字和图片构成，媒体扩展公众的感知依靠的是公众进行读、看后的文本理解。由于报纸的版面以及文字表达的效率问题，被“放大”的必然只能是片段式的、凸显矛盾的一小部分信息，被“缩小”的则是所有媒体认为的、公众不需要了解的大部分信息。此外，由于公众受教育程度的不一致，媒体的写作深度可能无法适用于每个人，进而导致文本在“转译”为知觉过程中可能产生偏差，使媒体无法发挥正确的居间调节作用。可见，纸媒时代人们在了解世界时，媒体产品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解蔽性较弱、遮蔽性较强且具有一定不稳定性的放大-缩小结构。到了广播、电视媒体时代，声音与动态画面的结合使公众的知觉得到了有效扩展，但由于时段资源对于电视产业的重要意义，纸媒时代单一层次的放大-缩小结构并未得到有效改善。 融媒时代，数字化带来印刷、电视、无线电广播、互联网之间技术边界的消弭，融合式的新闻生产以及高效能的数据传输为媒体建立多层次的放大-缩小结构提供了可能。最显而易见的，文字、图片、视音频直播甚至虚拟现实场景相结合的全媒体呈现方式能够使不同知觉间的放大-缩小相互补充，让公众能够通过更接近本真的方式体验客体。除此之外，由于数据新闻、可视化新闻、算法新闻的兴起，这些智能技术能够帮助媒体从以往难以应对的复杂领域中挖掘价值，实际上为公众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专业价值判断导向的放大-缩小结构，也赋予了人对复杂数据结构进行直觉化体验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对于多层次放大-缩小结构的讨论是相对的，这种进步只为其可能性提供基础，而不具有强硬意义上的决定作用，比如一个蹩脚的摄影师的作品会让受众看得不明所以，而一个优秀的记者却可以用简短的文字让人身临其境;数据可以让事实更清晰，但有时也会成为掩盖谎言的修辞。这也契合了伊德对于技术“潜在倾向性”的观点。结语 本文借助唐·伊德的技术现象学理论，分析了媒体融合总体进程，认为媒体融合在宏观上影响着人与世界的联系，微观上改变着人使用过程中的身体知觉。意在为媒体融合的研究提供一个回归人类体验与使用知觉的新视野，毕竟无论融合中的媒体形态如何变化，媒体的服务对象终究是人，媒体自身的价值也终究是通过服务人来实现的。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将媒体视为一个发挥技术中介作用的统一体，实际上是将媒体内部从业者的实践看作是一种机械式的参与，而在现实情况中他们有时会在特定传播情境下发挥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对文中所述的关系模式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史安斌，張耀钟.虚拟/增强现实技术的兴起与传统新闻业的转向[J].新闻记者，2016（01）：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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