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陈力丹：尊重舆论是把握和引导舆论的前提 |
| 范文 | 孟凌霄 记者：在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30周年庆典之际，您作为我国舆论研究的参与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舆论学研究从蹒跚起步到今天的蔚为大观，定然感触颇深。您能否谈一下这些年舆论学研究的發展历程。 陈力丹：我国的舆论调查和研究开始于辛亥革命时期，仅比美国晚十几年。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1947）和《解放日报》（1941-1947）也都有过多次规模很大的读者调查。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最早的一次调查是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陈韵昭老师组织的。1980年，郑北渭编辑的《世界新闻事业》第3期摘编了美国学者伯纳德·亨奈西《舆论》一书的内容。1981年8月，由《新闻战线》编辑部、北京新闻学会出版的《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第2期发表了我的一篇小文章《驴和它背上的麻袋——马克思谈报刊与舆论的关系》，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篇关于舆论的研究文章。但我知道，就研究的时间和研究的深度来看，最早研究舆论的不是我，而是1978级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我的同宿舍同学李祖兴，他的毕业论文是《重视舆论的调节作用》。那时候研究材料非常少，他在努力找寻各种材料的同时，经常和我们讨论舆论学的问题。 1982年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组织写作《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其中第四讲“新闻事业与舆论”（1.5万字）的作者就是李祖兴，这篇文章的写作基础是他的硕士论文，早于我的小文章。现在很多关于舆论的认识，这篇文章都已经涉及。这篇文章在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历史上，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遗憾的是，现在没有人知道这篇文章。 还有我的老师林珊，不应该忘记她。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印刷出版了林老师翻译的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一书（当时书名《舆论学》），该书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来李普曼的这本书又有多种翻译版本，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舆论学影响非常大。 1983年以后关于舆论学的文章逐渐多起来，1988年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出版的《基础舆论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舆论学专著，具有理论上填补空白的意义。后来刘教授出版了七八部舆论学的著作。1993年他主编了《宣传舆论学大辞典》，我是副主编之一。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是他的那本《天理民心》，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当代舆论史的论著，本来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因人为作梗而未通过评审。刘教授自己联系出版后，该成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他的集大成论著，我认为是2002年出版的硬壳大开本的《社会舆论原理》。 这里特别要提到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本舆论学著作，即1989年出版的孟小平的《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由于当时出版书很困难，他不得不把他的舆论学理论研究纳入中国新闻出版社的一套关于公共关系的丛书。孟小平是1982年北京媒体受众调查的参与者，他对舆论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我，尤其是他提到的舆论八要素。2003年他不幸因车祸在温哥华逝世。 1994年我承担了一项关于舆论导向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想研究的是舆论学原理，不是舆论导向，但连续两次申报舆论学原理的选题均得不到批准，只好沿着舆论导向的主旋律思路申报。那时候出版书是比较困难的，直到1999年课题的成果才得以出版，即我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总共3万元的课题费我给出版社1万元，还没有稿费。这本书出版以后很成功，连续6次印刷以后，责编退休，后来不知道又印了多少次。该书在2012年全国图书引证排名中，列为新闻传播学界引证最多的前十名之九。 1993年，喻国明、刘夏阳的《中国民意研究》给了我一些启示，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缺憾是这本书不是系统论述的著作。2001年喻国明的《解构民意》一书，全面研究了民意测验的理论与方法。进入21世纪后的十多年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出版了多部舆论学论著和教材，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许静的《舆论学概论》。 记者：目前我国的舆论学研究处于一种怎样的状况，应该怎样认识舆论学研究这门学科？ 陈力丹：我国舆论学理论的研究目前只有不多的人在做，多数人专注于眼下的各种实用性的舆论调查，而对什么是舆论、面对舆论和舆情之时如何划清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和法西斯主义舆论观的界限认识不清，这会影响我们对舆论形势的正确判断。例如“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说法，显然不知道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这一关于舆论的基本认识。如何对待公众的意见，还涉及我们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做到“党性人民性相一致”。 舆论的不一律应该是舆论的常态，也是社会精神生态平衡所必须的。毛泽东曾说：“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 记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舆论调查是进行舆论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我国的舆论调查工作做得怎么样？ 陈力丹：学者们在对舆论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舆论调查也在中国逐渐得到了普及。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舆论调查是在1980年1月，就是前面提到的复旦大学郑北渭、陈韵昭老师组织的，他们让学生在上海随机发放问卷，调查人们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四人帮”受审的消息。1981年，《天津日报》发放2万份读者调查问卷，以弄清报纸读者的结构。1981年5月12日，北京新闻学会（1984年改名首都新闻学会）举行首次读者研究学术研讨会。《人民日报》副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作了题为《研究我们的读者》发言，为随后的中国受众研究确定了基调。1982年4月9日，北京新闻学会成立了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组，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担任组长，调查组实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分析受众调查数据的调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1986年5月，第一次全国受众研究研讨会在黄山培训中心举行。1986年7月1日是《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30周年，总编辑谭文瑞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开展全国读者抽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061份，有55%的读者在问卷上写了书面意见，调查组还写了28份简报。同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甘惜分教授为首任所长，他第二年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改革”的建议。 1988年春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首都知名人士对龙年展望”的调查，影响很大。这是我国首次高层次舆论调查。紧接着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1988年3月开展的对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态度”调查，这是第二次高层舆论调查。 1989年3月，中央宣传部在西山培训中心举办“新闻传播调查方法培训班”，为普及舆论调查请美国传播学教授威維尔（David Weaver）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美籍客座女教授英健（Janice Engsberg，1948-2014）授课。 1990年以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为主，进行了第十一届亚运会调查、“新闻传播在精神文明中的作用”的系列调查。1994年，陈崇山主持了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舆论调查。以后的舆论调查，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一种工作常态。 1992年5月，第二次全国受众研究研讨会在杭州召开，甘惜分老师也参加了。2001年9月，第三次受众研究研讨会由我组织，在河北大学召开，出版了论文集《解读受众：观点、方法与市场》。 随着陈崇山1993年退休，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从90年代中期以后，替代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舆论调查中的全国领军地位，紧跟传播网络化的发展进程，进行了一系列的舆论调查，在调查手段和理论深度上多有创新，喻国明成为新一代我国舆论调查和研究的学科带头人。 记者：我国的舆论学研究一直以来坚持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实证调查，在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著成效，您认为我国的舆论学研究体现了什么特色，对未来的舆论学研究有什么借鉴意义？ 陈力丹：最近这30年，我国的舆论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方法和研究手段都在与时俱进，例如采用了“眼动仪”这样微观的先进测量方法，但从如此多样的调查中，却没有产生较高水平的舆论学理论研究的论著。人们忙于眼下一个又一个既有物质利益又有好名誉的调查机会，无暇进行理论建树。因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舆论学研究和各方面的舆论调查，呈现一种学术发展的不协调状态。具体的舆论调查越来越精细、角度也很多样化，但舆论学理论的研究比较滞后。 我那本《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所以被引证很高，不是由于我的水平有多高，而是由于没有适合被引证（或适合学习）的理论性论著。这个时期虽然出版了较多的舆论学论著，但舆论学的理论建构脱离现实的舆论调查，与现实较为贴近且具有学术性研究的论著不多。一些论著根据经验搭建的研究框架和创造的术语，多数得不到本学科和国际舆论学界的承认。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那本我都觉得没什么的书，相对而言就显得抢眼了。 记者：在党中央“网络强国”战略的指引下，舆情研究的对象和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请您分析一下今后舆论研究发展的方向。 陈力丹：现在的网络舆论调查，其形式和手段与传统的调查已经天壤之别，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如何科学地推及整体这个关键问题，现在尚没有有效的解决路径，各种网上调查公司宣称可以推及整体的保证，都带有广告性质而不具有科学性。我希望能有一批而不是一本国人的舆论学理论著作超越我，得以指导网络时代的舆论调查。 在对舆论的认识上，我们也需要具有科学的认识。舆论是公众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意见集合，会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习近平强调宣传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个“势”指的就是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显然，正视和尊重舆论是把握和引导舆论的前提，忽略了这个前提，对舆论的研究和对舆情分析的运用就可能走偏，甚至把舆论、舆情视为敌人。 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即人民。必须在尊重人民、爱护人民的前提下，引导人民和他们的意见、情绪。关于党与人民的关系，习近平在纪念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庄严宣布：“人民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的政党的显著标志。” 专家简介：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责任教授、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 编辑：徐 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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