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跨文化传播中的“他者”研究 |
| 范文 | 方佳辰++罗彬 【内容提要】跨文化传播既是日常生活层面上不同文化背景社会成员的交往活动，又是人类文化交往层面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过程。跨文化传播中的新闻媒介常常以自我的认知框架来审视“他者”行为，使其形象固定化。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看法妨碍了跨文化国家、群体之间交流与理解。本文旨在了解跨文化传播中的“他者”，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的新闻媒介产生偏见的表现和原因，寻找相互理解的途径，努力打破文化僵界。 【关键词】跨文化 “他者” 新闻媒介 定型 跨文化传播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来源于不同社会环境的群体，每一文化群体都拥有不同的语言、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我们的文化与“他者”的文化共同组成了跨文化传播主体。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大众媒介的发展，通过新闻媒介话语建构的文本，为生存在拟态环境中的人们提供了所谓“不同群体的真实形象”。有些形象并非真实客观，受媒介定型的影响，人们出于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维护，对“他者”文化的陌生感与生俱来。新闻工作者受族群、意识形态等特定因素共同的影响，预先对报道对象进行分类，在潜意识中存储了一些偏见。由于报道版面的限制不能全面展示，运用以偏概全的语言和视觉形象，使报道内容往往带着反对和排斥“他者”的倾向。 一、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主体：“他者” “他者”，起源于西方后殖民理论，是一个与自我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从属群体。跨文化传播中，主导文化是得到群体中大多数人认可的“我们的文化”，超越这个界限的文化成为“他者的文化”。人们习惯性认为主导文化是真实的，可以正确规范人们的活动准则。为了获得合法的文化身份而不被同一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孤立，同时为了保护主导文化的地位，保护我们的文化身份不受威胁，人们将“他者”视为传播的客体，忽略与其之间的高度互动和人际关系，试图进行单向传播和简单的信息扩散。 实际上，“他者文化”和主导文化具有相同的重要地位，是跨文化传播主体的两个方面。“他者”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自我通过“他者”进行调整，每一个自我都有成为“他者”的可能，“他者”和自我相互构建意义。在新闻媒介不断发展的今天，“他者”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主体，具有主动性和共享性特点。信息的传播和媒介技术的发达使人们不可避免的接受“他者文化”，也正是因为“他者文化”的入境，“我们的文化”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参照目标，让我们站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为我们提供更切实的合作空间。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他者”定型 定型，亦称刻板印象或刻板成见。它是人们对某一群体成员持有的简单化看法，建立在正确或错误的普遍性认识之上。新闻媒介定型，通过再现的方式，使媒介受众产生“我们”和“他们”的概念区分，这样的区分容易造成新闻报道中充斥着误读与偏见。在跨文化的国家与国家的传播中，文化偏见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新闻媒介定型“他者”的表现 第一，新闻报道者的主观立场。新闻工作通过新闻框架选择处理报道信息，为置身于拟态环境中的受众提供所谓“真实的信息”。在报道内容的选择上，新闻工作者倾向于选择与自我立场和主导文化相一致的新闻素材。在报道过程中，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报道的版面安排、标题的处理等环节上进行主观过滤和筛选，使受众受既有倾向、群体规范、选择性接触的限制，根据固有认知结构处理新闻信息，容易造成突出一方而忽略甚至排斥另一方的不平衡报道，聚焦与放大文化差异性。 根据中国媒体和研究机构对21个国家媒体所做的统计：2016年，美国媒体对南海问题的报道数量排在第一位，达60076篇，其中关于南海仲裁案的报道数量为4647篇，占7.08%。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报道南海问题上站在偏见攻击的立场，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策略具有挑战性，所以美国媒体塑造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不断制造麻烦的野蛮人，中国向来不遵守国际法，只是简单化的对事件做选择性报道，主观渲染“中国威胁论”，实质推动南海军事化。中国新闻工作者站在了谈判协商的立场，主张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南海管辖问题，遵守国际法，与东盟国家一道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第二，“巧妙”的遣词造句。新闻媒介定型“他者”也体现在语言和语境中，潜移默化地形成权力，对受众的认知和态度产生干扰。这里的语言不仅仅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也包含了符号、肢体语言和视觉形象。作为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交流的首要差异，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喜欢用巧妙的遣词造句为受众定型某一群体，放大和强调差异，造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例如，2012年《纽约时报》网络版周一刊称：“通过模仿苹果，中国的小米手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中国制造贴上“山寨”“低端”的专有标签。 这种开门见山的报道方式和报道语言很符合西方人直观的思维方式，几个简单的代名词就可以激活相关记忆，迅速解读新闻话语的语义问题，凸显中西方文化的优劣。一方面，掌握世界新闻话语权力的西方新闻媒介从简单的二元关系出发，认为西方人的产品是高端的，中国商品是低端的，强化受众对中国产品的固有态度，体现了西方媒介对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中国商品作为中国符号面向世界，不仅满足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同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对世界贸易、文化影响之深远使西方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文本中使用了一些充满歧义性词语和以偏概全的评论塑造中国产品形象，以此来保护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和形象。 （二）新闻媒介定型“他者”的成因 首先，新闻媒介的深层原因来源于权力。政治经济权力控制新闻媒介机构话语的生产，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着人们的认知。这就忽略了除普遍性以外的特殊性思维和文化多元性带来的差异性，形成了主导文化中控制群体的大声疾呼和“他者文化”中弱势群体的沉默不语。新闻媒介的定型以主导文化为核心，使用程式化报道方式甄別报道对象，使用充斥歧视性的语言给“他者”脸谱化，从很大程度上误导受众的判断能力。新闻媒介机构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作为群体和个人的谈资，在跨文化传播中作为文化统治的重要成员，不仅操纵了意义赋予过程，而且将主观的意义内化于人们的普遍意识中，灌输主导价值观念来控制自我的生活，也可以控制“他者”的生活。而理想的权力关系与控制概念无关，它只是一种切实产生积极影响的交流能力。 其次，新闻工作者囿于民族主义之桎梏。文化优越感使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并以此来否定其他群体。人们大部分概念是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出现的，这些差异形成了认知世界的文化图示。通过将某种正面或负面的特征与某组二元对立概念中的一个联系在一起，或强调二元对立概念中的一个忽视另一个，将某种并非自然存在的差异自然化。作为主导文化群体一员的新闻工作者，受到议程设置限制而站在主导立场上进行报道，很多新闻工作者并不是精通各国语言和文化的斡旋者。由于缺乏共同的文化基础，对于文化的理解和知识储备也不同，新闻工作者以自我的文化来辨别呈现“他者”，每一种新闻文本都有自身价值观念缩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一位新闻工作者个人的报道风格、修辞运用和所处立场都是不同的，这也会造成新闻媒介对“他者”的定型。 此外，媒介活动建构了浅薄化的媒介环境。定型是一个过滤器，选择性报道使某些事实信息未可知，人们根据新闻媒介营造的媒介环境设定一些特定的信息适用于其他文化群体。碎片化、极端化的媒介环境促成受众单向思维，对于话语的共识没有一个基准线。人们只和与自己在观点和价值上相似的人交往，然后不断强化并逐渐形成某一固化的群体意识。人们缺乏认真思考和换位体验，不会修正和完善自我观点，甚至不愿意倾听和分析“他者”的声音；人们对于不同观点的容忍度不断降低，在公共领域中变得尤为焦虑和退缩。 三、跨文化传播中意义建构的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展了“语言净化”活动，倡导多元文化论，要求语言和思想要有正确的政治导向，使用比较“中立”的字眼，防止歧视或侵害他人，如称呼黑人为“非洲裔美国人”、盲人为“视力障碍者”等。在话语的建构层面，对某一语言的使用要适应不同文化语境下受众的理解习惯，避免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和个人攻击性词语的使用，减少传播过程中不确定因素的存在。 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应该把触角伸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他者”的角度出发，理性地对待“他者”形象，充分发挥其社会化功能。“他者”对新闻媒介有改变作用，直接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角色期待和文化认同。传播“他者”内容帮助受众将真实环境中碎片化的形象连接起来，在头脑中形成更完整的形象，从而创造意义。因此，新闻媒介选择报道材料时要努力寻求能够吸引不同文化受众的利益共同点，新闻价值越相近越能满足受众的需要。这就好比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系，相同的经历使交流过程顺畅。 跨文化新闻工作者应具有更多的跨文化敏感，以积极灵活的方式对待多元文化。世界之大，文化繁多，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新闻工作者要了解不同的编码体系，设身处地体验不同文化，恪守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原则，遵守新闻伦理准则进行公平公正報道，避免根据自己的喜好界定“他者文化”，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 四、结语 跨文化传播中，没有哪一种特定的文化成为传播的唯一标准。主导文化与不同的“他者文化”是相互交流的，文化信息的传播是共享的，主导文化吸收“他者文化”的精粹，可以形成有利于群体发展的文化图示，提高群体的文明程度和对外交往能力。新闻媒介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对差异性的负面定型导致了新闻媒介自身对“他者文化”的偏见，形成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一道文化疆界，将“我们”与“他者”分离。由于文化培养和刻板印象是后天习得的，新闻工作者亟待提高差异意识，需要从家庭教育开始，从语言学习开始，增加对“他者文化”的知识积累和文化体验，在报道中秉承客观中立原则。新闻媒介要积极承担文化共享和文化传承职责，推动文明共建发展战略的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 [1]拉里·A·萨默瓦.跨文化传播[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米尔顿·J·贝内特.跨文化交流的建构与实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童兵、潘荣海.“他者”的媒介镜像——试论新闻报道与“他者”制造[J].新闻大学，2012（2）：72-79. [4]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03-113. [5]郭光华.“内外有别”：从对外宣传到跨文化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1）：146-147. [6]龚新琼.跨文化传播中的他者定型[J].理论观察，2006（4）：164-166.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族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传播与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5xxw003）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方佳辰，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2015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罗彬，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传播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编辑：王洪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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