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2016年新闻学学科综述 |
| 范文 | 黄楚新++彭韵佳 在不断更新的传播技术推动下，新闻的时效性、覆盖域、传播力被不断深化。与实践联动发展成为新闻学科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最为显著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新闻学科研究既要关注学术研究，同时也要紧密结合实际，注重新闻实践前沿问题与热点，结合二者推动新闻学科的创新与发展。 一、新闻理论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多次结合新闻工作实践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我国新闻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劲头。在媒体融合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新闻学科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2016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趋势。在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中细分化与专业化不断增强，更加专注于学科基础理论与概念的研究，增强自我反思意识，其下设多个领域均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同时，在深化新闻领域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引入交叉学科知识与思维模式，横向拓宽研究领域，为新闻学科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总体来说，本年度新闻学科研究兼具变革与创新、探索与建设、深化与反思的特点。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其中所列举的11个学科中包括新闻学。 新闻研究是研究新闻活动作为人的活动、作为主体的活动的基本特征、功能、作用与可能规律。“新闻主体”是新闻研究的真正出发点与归宿处，“新闻主体论”理应成为新闻理论系统的核心内容。① 现阶段中国新闻学理论真空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价值观尚未凝聚共识，便被去中心化的亚文化所解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重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就要对“新闻学”重新定义，并重塑新闻理论主体性，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研究。② 重新梳理包括在新闻观念、理论等方面的边界问题与演变路径，为探索中国新闻学发展规律提供可行路径。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有学者认为中国要产出能同国际新闻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学术成果，应当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赋予学者充分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与自由、充分吸收包括西方国家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与原理等其他学科的养分。③ （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面对新历史时期的新闻舆论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上，科学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观点、新理念，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闻宣传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不断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党的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就我国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与新要求，明确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地位、责任使命、基本方针、根本保证等内容，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指明方向。针对习近平同志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界展开了广范围、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与研究，探究其理论基础与创新之处，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拓展与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果。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从四个方面深入分析网络安全与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对信息技术的重视，从信息革命带来的技术发展态势、网信事业的发展到核心技术突破、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再到技术人才培养，从三个层次深化互联网技术观。④ 面对快速演变的媒体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媒体的作用，并形成了新媒体观，强调新媒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把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利用新技术占领信息制高点，鼓励理念、体制机制变革，重视网络强国战略的构建与国际话语权的掌控。⑤ 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与发展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传统观念也成为本年度的研究重点。受众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论及的重要内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受众观进行详实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受众观”的特点与规律得以被揭示。⑥ （二） 新闻基本概念 新的传播技术不断推动媒介生态环境的演变与革新，传统的新闻概念与理论也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与特点。“新闻”内涵、新闻形态、新闻的生产与消费等领域都被互联网重构，新闻核心知识与外围知识领域的边界逐渐趋于模糊，重新考虑核心知识领域的知识特性重建边界，并着重研究外围知识领域定界的复杂性，是新闻业边界研究的新方向。⑦“新闻”中的“新”超越线性时间的“新”，整合事实和链接相关联的事实，已经成为互联网新闻的题中之义，再界定的“新闻”打破了传统的新闻线性生产模式。⑧ 在多维度快速变迁的过程中，普通公众在网络新闻业的专业主义建构中既是专业主义的有效助力，也以一种去“专业化”话语挑战着职业新闻人对传统专业主义规范的坚守⑨，新闻专业主义开始被视为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不断改变媒体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对媒介伦理提出了挑战。在缺少把关机制以及传播主体多元化的影响下，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日趋远离主流伦理意识，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媒介伦理失格的乱象。因此，狭义的新闻职业伦理已经难以覆蓋所有的传播主体，公民的传播伦理应当与新闻职业伦理共同构成传播伦理概念内涵的两大基石。⑩ 新闻真实是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最基础的问题。新的传播生态格局中，新闻真实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即新闻真实要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11但新闻不是事实本身，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距，因此，新闻真实表现为一个过程。而泛众传播时代的到来虽然使得新闻真实程度没有大众传播时代高，但新闻事实显现的过程要比大众传播时代短。12这就需要专业媒体提高辨别信息真实性的能力。 （三） 网络与新媒体 “新媒体”是当今媒介社会中使用广泛的词，也是最难界定的模糊概念之一。依据“新媒体”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其相对稳定的基本特征与使用的不同情境与指向，新媒体的概念得以被界定：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13平台化发展是当前国內新媒体产业发展的趋势之一，利用开放平台实现数据生成、传播已经成为当前国内不少媒体的重要举措。如微信平台生成新闻是在交往中产生，这种新闻方式打破了大众媒体新闻生产中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对立和线性序列，形成无本原生产，表征了全新的新闻范式。14 新技术不断推动着新的传播方式诞生与发展，网络视频以及直播产业在2016年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具有更为直接化、感性化的情感偏向以及个体化、私语化偏向的移动网络视频传播，不断加剧着符号意义的流失，削弱符号的叙事意义。15目前，数据新闻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形式，其全面的呈现方式可以规避以往陈述新闻所导致的舆论与审查问题。 除了产生新的新闻生产模式外，社交媒体也影响着政治参与程度。网络社会运动凭借社交媒体或数字技术工具正在迅速兴起，其日渐成为当前社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 2016年10月1日，世界互联网管理权从美国政府长期监管下的ICANN机构受众转移到一个国际多方利益攸关方力量角力下形成的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中，网络空间将迎来一次格局与秩序的大洗牌。16目前，新媒体存在着对权利扭曲和权力的不当限制等问题，其根源在于自由与秩序的法律价值在新媒体中的不平衡，而事前限制与事后规制相配合是规制新媒体法律进路的可选方法之一。17 由于受到传统学术研究的束缚，目前新媒体研究整体学科面貌呈现出理论与现实、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难以平衡的局面，依据“认识-视角-方法”的路径构建多层次研究框架是新媒体研究的出路之一。18 二、新闻业务 （一） 媒体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面对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依据国情与国内媒体现状，提出要重视网上舆论宣传，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本年度，分析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探寻出路仍旧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国内110家主流媒体展开调查，60%的媒体完成两微一端的布局，但限于人力、经费、制度等资源条件，媒体两微一端运营后备动力和创新激励不足。19 互联网作为一种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结构”和游戏规制的革命性力量，传统媒体自绝其外或者仅将互联网作为延伸自身影响力的工作的做法难以持久。20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媒体的深层危机是产能过剩，传媒产业去产能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进行“关、停、并、转”改革创新。21而新闻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传统新闻模式与新兴的技术特性相结合，这既需要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引导，同时也需要媒体行业主动采用新技术，积极融入融合浪潮。 媒介融合实践不断推动着学科创新与发展。媒介作为嵌入物和中间体，对信息资源和传播过程进行资产重组，形成跨界融合。跨界融合及其形成的跨界媒体不断重塑传媒产业形态与传播智慧格局，并改写或重写新闻和媒体的知识体系，推动新闻学知识体系进行“范式转换”。22 （二） 新闻法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本年度关于新闻法的研究重点在网络治理与公民权利保护。尤其是关于个人隐私保护，相较于前一年热度不减。个人网络隐私既包括网络私密信息，也包括网络安宁。收集和使用个人网络信息，收集行为本身或在使用个人网络信息过程中侵害他人隐私。23面对信息的获取和挖掘对公民隐私权的挑战，我国虽然相继出台保护用户隐私的法律条文与政策，但是总体来看依旧缺乏强有力的立法基础与保护。 在全球信息公开法治化浪潮中，信息权作为基本人权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保护。面对中国信息公开的困境，需要在“变法模式”下引入“自发模式”，以“自发模式”促“变法模式”，实现立法模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真正构建起权利型信息公开制度。24 本年度，对新闻工作者的劳动权保护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基于对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规条款及典型案例的梳理与分析，劳动权真正获得保障有赖于“集体协商权”的运用，但是媒体从业者普遍表现不佳。因此，媒体从业者群体须破除其“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白领”的身份迷障，增强其劳动权益意识。25 （三） 新闻实务 传播技术不断推动着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与发展，本年度探求技术对报道影响以及分析报道案例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 每一个媒体形式和技术都会是重塑获取信息、感知现实和话语表达的方式，智能技术是媒体进化的重要一环，其对时空压缩、场景再造、传感器社会的打造和放大，对媒体而言，这是演进也是变革。26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广泛使用推动传统新闻与高新技术相结合，实现沉浸式的新闻报道形式，增强用户参与感。但也存在过于注重技术导致外围要素表现重于核心议题传达，以及片面追求影响效果的放大而导致舆论引导效果的弱化等问题。27 不少学者针对新闻报道案例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分析或探求背后的成因、特点及影响。有学者以把关人理论、框架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支撑，考察特大事故的媒体呈现途径、影响因素，以及其15年间在媒介语境中的守望与遗忘路径。28 三、新闻史 在本年度新闻史的研究中，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在对新史料的挖掘上成果颇丰，关注领域也从原有的报刊史拓展到新闻核心概念，并在新闻的外延影响上采用更丰富的视角切入，真正打破以往“历史的报刊”，转向“报刊的历史”研究。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也有所拓展。 （一） 中国新闻史研究 关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诞生的时间与考察标准，有学者认为应以新闻传播活动的诞生为标识，而非“纸质媒介”。并指出先秦时期“史官记事”等社会传播活动主要承担着“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的功能，依稀显现新闻传播活动的多种特质，可以看作是我国大众新闻传播活动的雏形。29从宋代始，经筵会讲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政治传播传统。但其传播机制和政治传统在历史变迁中发生了变化，影响了“建构政治共同体”的战略功能实现。有学者总结其传播机制对功能实现的影响，为当下政治传播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30 清末民初依旧是研究重点关注时期，本年度针对报刊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集中。针对清末“官营商报”案的研究以小窥大，成为观察预备立宪时期各方力量的影响以及报界政治生态的一个窗口。31也有学者从“媒介政治化”角度出发，指出《苏报》的“放言革命”以动员为风格，以组织行动为旨归，并以革命实践的推行者造就了思潮与运动，改变政治运动方式。32随着民国初期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对抗，报刊与政治的关系看似愈加紧密，背后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上海报界抵制《暂行报律》加诸报刊的政治规训，报刊被建构为牵制国家的“结构性力量”。但近代中国的“共和”有自身的复杂性与中国性，包含多重意涵与价值对抗，带出了民国初年多样的报刊实践和媒介化政治。33 民国初年新闻观念从表面到内在的发展和深化，背后的动力之一是传播技术，可以说，传播技术对我国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34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对外交流是该时期新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前的新闻业对外交流则是基础。有学者首次梳理中国人对外新闻交流的开端、中国政治人物在海外的新闻活动等，分析归纳民国前中国新闻界对外交流的特点。35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新闻道德讨论也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二） 外国新闻史研究 此外，针对国外新闻史的研究较往年也有增加，弥补了一些外国新闻史研究中理论思想的缺位。国内学者常认为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出版自由思想是对立的。为了修正这种“对立”认知框架，有学者梳理汉密尔顿所经历的三个历史事件，深入探讨了汉密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并探究汉密尔顿在本土研究的缺失。36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同样也是国内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凯瑞新闻史观的脉络被重新考察。37 针对日本新闻史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战时体制下，日本报界既顺从帮助宣传战时言论统制政策，反过来也不断被军国主义控制和利用，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38日系蒙古文报刊既是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是具有民族启蒙意识知识分子的抵抗工具。39 注释： ①杨保军.“新闻主体论”论纲[J].国际新闻界，2016（1）：88-101. ②胡珏、虞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国际新闻界，2016（8）：92-115. ③童兵.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框架结构解读[J].新闻爱好者，2016（3）：12-18. ④殷乐.把握态势 加强连接 推进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之道——学习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8）：15-25. ⑤黄楚新、王丹、任芳言.试论习近平的新媒体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7-17. ⑥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受众”[J].新闻与写作，2016（10）：53-57. ⑦郑忠明、江作苏.作为知识的新闻：知识特性和建构空间——重思新闻业的边界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6（4）：142-156. ⑧陈力丹、胡杨、刘晓阳.互联网条件下“新闻”的延展[J].新闻与写作，2016（5）：49-53. ⑨张志安、吴涛.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以结构、生产、公共性为维度的研究[J].现代传播，2016（1）：44-50. ⑩张咏华、贾楠.传播伦理概念研究的中西方视野与数字化背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120-125. 11杨保军.新闻真实需要回到“再现真实”[J].新闻记者，2016（9）：4-9. 12陈力丹、孙龙飞、邝西曦.泛众传播视域下的新闻真实[J].新闻与写作，2016（3）：51-55. 13彭兰.“新媒体”概念界定的三条线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120-125. 14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4）：10-28. 15王长潇、任媛媛.移动网络视频传播偏向性的媒介影响与意义重构[J].当代传播，2016（3）：31-33. 16崔保国.网络空间之力模式的争议与博弈[J].新闻与写作，2016（10）：23-26. 17王少、孔燕.规制新媒体的法律进路研究[J].当代传播，2016（2）：67-70. 18谢新洲、李冰.新媒体研究的困境及发展[J].新闻与写作，2016（2）：29-32. 19向安玲、沈阳、罗茜.媒体两微一端融合策略研究——基于国内110家主流媒体的调查分析[J].现代传播，2016（4）：64-69. 20张志安、曾子瑾.从“媒体平台”到“平台媒体”——海外互联网巨头的新闻创新及启示[J].新闻记者，2016（1）：16-26. 21崔保国.传统媒体的深层危机是产能过剩[J].新闻与写作，2016（7）：29-34. 22韩立新.时空转移与智慧分流：媒体的分化与重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98-112。 23宋素红、罗斌.个人网络信息的隐私性及侵害方式——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性质分析[J].当代传播，2016（2）：63-66. 24黄建友.中国信息公开立法模式变革探讨[J].当代传播，2016（2）： 71-73. 25夏倩芳、李婧.媒介转型与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保护[J].新聞与传播研究，2016（3）：38-58. 26殷乐.智能技术与媒体进化：国外相关实践探索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6（2）：20-24. 27张志安、曾子瑾.网络时政新闻的亲近性文本研究——以三家央媒2016年全国“两会”报道为例[J].新闻大学，2016（3）：38-44. 28闫岩.喧哗与寂灭：中国特别重大事故的媒体呈现（2000-2015）[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73-97. 29赵云泽、丁琢、孟雅、李师贤.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先秦时期社会传播活动的功能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6（6）：129-140. 30朱鸿军、季成浩.经筵会讲：一种中国本土的政治传播仪式及其演变[J].现代传播，2016（10）：18-24. 31李卫华.清末“官营商报”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59-75. 32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22-45. 33周叶飞.报刊与政府关系的重组：报律风波中的“共和”想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46-61 34王润泽、余玉.技术与观念的互动：民初传播技术进步与新闻业务发展[J].国际新闻界，2016（3）：133-150. 35倪艳年.论民国前国人的对外新闻交流及其特征[J].现代传播，2016（6）：25-30. 36彭桂兵.汉密尔顿与出版自由：新闻法制史的考察——兼论“二元对立”框架生成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6（8）：36-53. 37方晨、李金泳、蔡博方.忽略的维度：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及其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6（2）：131-149. 38孙继强.论战时日本报界国家宣传机构身份的构建——驳日本报界“受害论”战争责任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5）：113-125. 39赵丽芳.日系蒙古文报刊的两面性：同化工具与抵抗书写[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71-86. 作者简介：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彭韵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 编辑：徐 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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