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共主导下的《新疆日报》：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的抗争 |
| 范文 | 潘理娟+毛颖辉 摘要在中共的主导与经营下，“特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新疆日报》构建了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框架，将新疆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一体化体系之中，鼓励他们参与到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然而，这一蕴含着显著国家意识的话语框架却遭到了以“地方主义”为中心的地方话语的抗争。 关键词抗日救国；国家话语；地方话语；《新疆日报》 一、研究缘起 1937年卢沟桥事件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南京政府宣布“一致抗日”。与此同时，边陲塞外的新疆实施“亲苏联共”政策，在苏联的支持下与中共建立了“特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下简称“特殊统一战线”），支持国内抗战。同年8月，盛世才在迪化（乌鲁木齐）成立“新疆民族抗日救国后援会”，通电全国“新疆虽僻处边陲，抗日救国尤为吾人之素志，枕戈待旦，誓与国人同奋斗”。 中共与新疆的“特殊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也是新疆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时期。一方面，“特殊统一战线”的建立确定了新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角色，保证了抗战期间国际援华物资交通线和运输线的畅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不仅被邀请参与“新新疆”的建设，并极大范围的推广“全民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在“全民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新疆与国家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是迈向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认同，在共同的国家危机面前，新疆的民族国家意识空前高涨。《新疆日报》在中共的主导下，将话语仅仅围绕在抗日救国的主题，配合新疆民众反帝联合动员新疆民众献金、募捐以支援抗战前线，以此建立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国家话语框架。然而，这种强化国家意识的话语框架遭到了盛世才的阻拦。 中共与新疆的“特殊统一战线”关系历时五年。期间，盛世才对《新疆日报》进行了两次改版。以两次改版为缘起，本文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结合历史文献，从报道内容、版面布局及人事设置三个维度，细致的梳理与剖析1938-1942年《新疆日报》的话语框架，以及面对盛世才的阻碍，中共如何重置与转换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框架，与“地方主义”为中心的地方话语合作与抗争。在社会现实与社会关系中分析话语的生产与解释过程中，进一步梳理话语背后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意涵。 二、第一次改版：“抗日救国”视角下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1938年初，新疆刚刚经历了第一次大整肃，盛世才以所谓的“国际阴谋暴动案”的名义清理了“政敌”，大批党政机关人员被冠以“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和“托派”的罪名入狱。新疆日报社从副社长到编辑、记者也有大批人员被逮捕，报纸濒于停刊。为了继续推行“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文化方针，发展新疆的教育文化事业，“使新疆由落后的新疆发展成为前进的新疆”，1938年2月盛世才征得斯大林和中共中央同意，选派中共党员汪小川接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此后又从延安派出11名中共党员加入到新疆日报社。1938年8月，周恩来途径新疆，明确表示要把《新疆日报》“当作我们党在新疆地区的一个新闻阵地”。 （一）第一次改版：中共主导下的文本变革 中共进入报社后，不仅积极改善报社的硬件设施，培养采编人员，同时直接参与到新闻实践当中，在实践中对报纸内容给予指导。首先对报纸进行人事调整和版面改革，1938-1939年11名中共人员进入《新疆日报》后，担任副社长、编辑长，以及各个版面编辑等职务。另一重大调整就是扩大了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的版面。 1935年12月3日《天山日报》正式更名为《新疆日报》后，报纸原设有四个版面。头版主要用于刊登新疆各类广告、公告、声明、启事等；二版刊登国际国内重大消息，不设专栏；三版是省内新闻版，刊登迪化及各区县消息；四版为副刊。1938年改版之后，第一版调整为国内新闻、第二版国际新闻、第三版省内新闻、第四版副刊。国内版、国际版、副刊以及重要社论和文章均由中共负责，省内版则由新疆地方政府负责，主要刊登迪化及各州县地方性新闻。国际新闻主要是通过苏联领事馆获取塔斯社简讯，从《真理报》《消息报》摘译稿件。国内版消息主要来源于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摘译新华社电讯、《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部分新闻和评论。而副刊主要响应“新疆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宣传抗战救国思想。 为改进与丰富报道内容，《新疆日报》还于1938年9月26日组织召开了“报纸工作会议”，“检讨过去报纸的成绩与经验”，“讨论今后自己报纸工作应该努力的方向”。与此同时《新疆日报》致电中央社，及全国各报馆及全体报界同仁，希望“全国先进贤明的报界人士”给予意见，“多加指示”，以提高《新疆日报》报道水平。 （二）中共“抗日救国”思想在新疆的传播 中共与新疆“特殊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仅是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国内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对待苏联与日本态度上的一致性。盛世才上台之初，就在新疆实施“反帝亲苏”政策，并在《八大宣言》中明确“反帝在新疆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10月15日盛世才宣布“不买日货，防止走私日货入疆”，并制定六条办法，向总商会统治陈列日货商标及货样便于民众识别和拒购。而中共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实施的“联合抗日”战略恰恰符合盛世才“反帝亲苏”的政治意愿。因而，“抗战统一战线”成立之初，盛世才允许并提倡在新疆研究马列主义，但不允许传播毛泽东思想。 为了与盛世才保持和睦关系，中共进入新疆后也一再强调，新疆的形势不同于内地，“在新疆的工作不在于发展组织与宣传主义，也不在于扩大自己的力量，而是巩固六大政策政权”。但是，深受马列哲学和毛泽东思想影响的中共人士身上不仅有极高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有着无法掩饰与隐藏的政治理念。尤其是从事传播实践的中共知识分子，常常将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思想通过《新疆日报》以言论的形式传递给新疆民众。 1938年，《新疆日报》在副社长汪小川与总编辑长李宗林的主持下，被“改造成为宣传抗日的有利工具”，常常报道中共的抗战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内容。 1.中共政治理念与“抗日救国”思想。国内版不仅刊登大量文章介绍国内现状以及抗战局势，还常常将抗日救国与中共结合起来，传播中共的政治理念与抗战功绩，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1938年8月《新疆日报》首次刊载了中共主要领导人朱德的文章《八路军抗战一周年》，9月7日又刊载了毛泽东的文章《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谈话》，10月新疆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朱德、彭德怀代表八路军向大会发表贺电，《新疆日报》全文刊载。 随着抗战宣传的进行，抗战与中共政治理念相互印证的文章开始大量的出现。同年11月10日，《新疆日报》在头版连载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并且在同一版配发社论《介绍<论持久战>》。在这篇社论中《新疆日报》第一次将毛泽东称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人”，并给予《论持久战》一文极高的政治地位，认为此文“明确的指出了我们今后抗战的前途，并阐述了我们应该怎样为实现这个前途而努力的方针”。11日，又连续转载了《新华日报》的长篇通讯《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并发表社论《学习晋察冀，援助晋察冀》。12日，《新疆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八路军和游击队在五台山的战斗，并称“我八路军和游击队”，凸显中共在“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功绩。 显然，在中共的话语框架中“抗日”成为解救中国的唯一路径。然而，中共为了证明与解释这一结论合理性，不仅不可避免地颂扬了毛泽东思想，还将新疆民众从围绕在“六星旗”周围的“十四个民族”描述为“有血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被赋予了“献身国家，驱逐敌寇出中国领土”的使命，新疆也由一个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干净的土地”被转换为“抗战的重要后方”。这种转换使得新疆与国家的关系超越单纯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是迈向了新疆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实质性联系。当然，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统一战线”的边界也会超越国界，超越中华民族。当日本国内出现“反战”情绪时，《新疆日报》发文号召“让我们与日本人民联合起来，让我们流在一起的鲜血巨流，来冲毁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统治，用我们伟大友爱团结的力量，联合世界上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来共同建立起东亚真正的悠久的和平”。 中共与盛世才的合作是在遵循“六大政策”的前提下拉开序幕，因而在教育理念上认同盛世才“以民族为形式，以反帝为内容的民族文化”的方针，同时也强调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1938年底，新疆教育厅厅长孟一鸣在“全省教育行政会议”，提出了新疆教育“十项要求”，明确提出新疆教育在“忠实执行六大政策”的同时，必须“衷心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力消灭各族人民狭义的民族主义”，“忠实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事实上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地方建设之上。 2.副刊与“新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新疆“特殊统一战线”达成以后，还吸引了一批国内知名的文化工作者。茅盾、张仲实、赵丹、鲁少飞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在杜重远及其《到新疆去》的影Ⅱ向下，先后进入新疆，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1939年3月茅盾与张仲实抵达迪化，负责主持“新疆文化协会”。虽然，“此会为半官办、半民众团体的性质，各民族文化会之负责人为此会会员，人数颇多，然日常事务则由三数人负之”，但他们依然利用此协会组织了大量活动，在新疆倡导“新文化运动”，“开垦新疆文化的处女地”，在新疆推动以“抗日救亡”为内容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例如，协助鲁少飞创办新疆第一个街头漫画刊物《时代》，以及《漫画与木刻》美术宣传手册；举办以“抗战”“建新”为主题的画展，除选登内地作品外，还选取“迪化各军政学校、各级大众小学、各机关公务员、以及商人的作品”。茅盾还组织新疆学院剧团，创作了话剧《新新疆进行曲》《新新疆万岁》等。这批国内优秀的文化工作者热衷利用新闻媒介向这些远离中国内地的塞外民众传递现代文化，并将他们纳入“中华民族”，而他们所传递的现代文化继承了当时抗战文学的核心特点，即“救亡”与“启蒙”。 《新疆日报》副刊在茅盾等人的影响下，也加入到“新疆新文化运动”当中。1939年2月7日起连载王谟的文章《认识现实与改造学习》《理想与现实》，茅盾的《中国新文学运动》《青年模范——巴夫洛夫》《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诚恳的希望》《六大政策下的新文化》《从<有眼到无眼>说起》等一系列文章。以现代化的视角，用文艺“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同时，反映抗战大后方——新疆的现实生活。 与此同时，副刊在推动全疆民众“抗日救国”思潮的同时，并非像国内版那样完全忽视地方意识，而是将地方的教育文化政策与“新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甚至为了迎合地方执政者有时过分地鼓吹与夸大地方作用。主要是因为这批知名文化工作者进入新疆以后，就明显的感觉到了盛世才的“顾忌”和“犹豫”，经常发现被人“跟踪和盯梢”。1939年1月盛世才与中共的关系开始疏远，尝试控制《新疆日报》的言论，甚至公开在报社安排特务，用来制衡中共。因此，他们在新疆的行动尤为谨慎，恰恰是这种谨慎，建立了《新疆日报》副刊的地方意识。通过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副刊，一方面在努力的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进“新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将这种运动本身与新疆教育文化政策以及盛世才紧密地连接，甚至在语言、叙述方式上都继承了地方性特色。例如，“这春雷，就是四月革命个，即使四月革命产生的六大政策，就是由六大政策而来的‘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文化政策，这是自有新疆以来的空前的创造历史的时代！” 1940年后，新疆日报社决定出版副刊《绿洲》，编辑部计划邀请茅盾、张仲实等撰稿，并参加报社的座谈会，遭到了盛世才的多方阻拦，致使《绿洲》副刊不能正常出版。 （三）募捐一地方“领袖”领导下的“抗日救国”运动 “特殊统一战线”形成后，新疆不仅在政治上声援抗日，还在物资上给予支援。由于实施“反帝”政策，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以后，“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就通过《新疆日报》号召和组织新疆各族各界民众捐款捐物，慰劳绥远将士。1937年8月又成立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并在各区设立分会，宣传抗日，组织募捐，并召开抗日报告会，新疆日报社时任社长赵实发《最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抗日的胜利》的报告。1938年，“特殊统一战线”继承了新疆以“反帝会”和《新疆日报》省内版为中心的“抗日救国”宣传战线，继续动员群众捐款献金、募集寒衣，并发动“慰问信运动”等形式，支援抗战前线。同年11月正式成立“寒衣募集委员会”，不仅号召公务员、工人等参与募捐，还号召新疆学院学生走上街头，挨家挨户的动员群众捐款捐物。 1938年11月16日，《新疆日报》刊登了《寒衣募捐献金运动宣传大纲》（简称《宣传大纲》），强调“寒衣募捐是敌后方每个民众应尽的天职”，是“后方每个民众最光荣分的工作”。号召“在全省的募捐运动中，各区县均应争取本区县的最高成绩”，“不但自己应当准备到献金台献金去，并且还要父告其子、兄告其第、夫告其妻，告诉每一个人，使这个献金运动广发的开展到农村建、游牧场所、妇孺群中”。《新疆日报》发出《寒衣募捐献金运动宣传大纲》以后，报纸集中报道了新疆各机关的募捐活动进展，报道的版面也不再局限于省内新闻版。如11月19日《新疆日报》的头版共刊登9篇报道，其中7篇涉及募集寒衣运动。11月21日、22日、23日、24日三版省内新闻均呈现出了新疆民众积极募捐的景象，24日副刊《女声半月刊》更是全版刊登文章表现新疆妇女在募集寒衣运动中的角色地位。 11月25日《新疆日报》省内新闻刊登消息，“督办献黄金七两八钱五分，主席献大宝四个二百余两”，号召全民献金；1939年1月28日，“盛世骐（盛世才四弟）陈秀英响应募冬寒衣”运动。除此之外，《新疆日报》还陆续刊登了一批捐款数额较大的“荣誉捐款者”的照片，以推动募捐运动。11月29日发表社论《以深入全疆人民的抗战动员来答谢领袖热烈献金的倡导》，提出了“抗日第一”和“在目前应以国家民族利益至上”观念，而这种观念的确立与形成却完全归功于“我们的领袖一六大政策的制定者与领导者一盛督办李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 三、第二次改版：国家话语与地方话语的妥协与对抗 地方意识与统一观念的关系是曲折而复杂的，两者常常相互冲突，有时也可相辅相成，在外患深重时，统一观念多压倒地方意识。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下中共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强化新疆民众的中华民族观，倡导抗日救国，解放中国。虽然，在理论上中共的“抗日救国”思想与盛世才“反帝”“亲苏”的“六大政策”并无冲突，甚至被认为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实践中，中共在叙述“抗日救国”思想的同时不仅裹挟着中共思想，还传递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一通过广泛的民族统一，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无疑不符合盛世才在新疆建立独立于国民党与中共之外的“第三政治集团”——“六大政策党”的政治企图，而中华民族观念也会削弱了新疆民众的省籍意识，阻碍了盛世才“以强化地方来建国”的“抗战建新”思想。因此，中共在新疆的言论和行为，无疑使具有独裁思想的盛世才恐惧不安，这也成为《新疆日报》再次改版的直接原因。 1939年后盛世才的政治地位逐渐稳固，他已经不再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正名”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也开始摆脱苏联与中共的影响。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独立”，却在新疆建立所谓的“六大政策党”，实施独裁统治。“六大政策党”被认为“不是某一政治集团的分派”，而是独立于中共和国民党的“第三政治集团”，“是一个独树一帜的有力量的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政治集团”。“六大政策党”是建立在对中共和国民党的排斥姿态之上，其指向是将新疆作为一个共同体实现其在政治上的完全独立，而非“国家的统一”与“人民的统一”。因而，盛世才与中共的关系开始疏远，将林路基、李云扬等一批人调往南疆，并在新疆实行“反共活动”，宣传“共产党在口内是需要的，在新疆绝不需要，如有人要介绍你们加入共产党，那人必然是托派，你们应当向上级报告”。与此同时，监督报社的中共新闻工作者，从而控制言论。 （一）惩处汪小川与《新疆日报》的再次改版 1939年4月新疆督署秘书处副处长羿鹤超、副官处副官王丕刚等8人赌博，盛世才以省办公署和省政府的名义给予其8人撤职并停用半年的处分。23日《新疆日报》刊登消息，并发表副社长汪小川撰写的评论《从羿鹤超等人的撤职说起》，披露此事，并呼吁各级政府机关公务员应该“引起警惕”，“拥护政府这种对人至大至刚的态度与英明精神”。盛世才对此事极为不满，29日以督办公署的名义在《新疆日报》发出训令，认为“该社论措辞内容语言多不当，在各方面均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对汪小川本人“记大过一次，罚薪一月”。并要求社长赵实“对社论新闻稿件，务须详加审核，慎重发表，不得再有此类事情的发生，以免引起社会不良印象”。 5月29日，《新疆日报》在报道中又误将“督辨（办）”写成“督辨”，盛世才又给汪小川和总编辑李啸平记过扣薪处分。与此同时，盛世才还选派了一批特务进入报社，监视与控制《新疆日报》的言论。 显然，盛世才对1938年后《新疆日报》大量的刊登“共产主义”色彩浓厚的文章，以及以“民族一国家”为主题的叙述结构非常不满。但鉴于报社的现实情况，“缺乏新闻通讯员，一般人的文化水品还很低，对于投稿并不感兴趣，编辑室里天天闹稿慌”，盛世才并未直接“拒绝”社内所有中共人员，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副社长汪小川和总编辑李宗林，企图遏制中共思想的传播与影响。1939年底，汪小川明显的感觉到了盛世才的不友好，在得到“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后，返回延安。 汪小川离开报社之后，盛世才即组织人员对《新疆日报》改版，以增加省内新闻数量。1940年1月1日，《新疆日报》进行改版，首先，扩充版面，增加报纸中缝，刊登广告。其次，扩大了省内新闻的数量与版面，将原有一版国内版改为国内与国际新闻版，即将原有占据两个版面的国内与国际新闻压缩在一个版面，大幅缩减他们在报纸中的比例与版面；将原来占据一个版面的省内新闻扩展为两个版面，原三版省内新闻保持不变，原有二版国内新闻也改为省内新闻版。同时，内容上减少了中共方面的消息，国际新闻报道重点也转向苏德战争。第四版副刊保持不变，内容方面增加了“读者信箱”“小知识”“小词典”“小常识”以及“国际一周”等栏目，主旋律从“救亡”转向了“启蒙”。 此次改版，《新疆日报》虽然没有公开发文解释缩减国内版与国际版，而扩大新疆省地方新闻版面的原因，也未对前一阶段报纸做任何的总结与评价。但是，在1月9日颁发《新疆日报社订正通讯员简章及颁布通讯工作竞赛办法》中重新明确了报纸的地方性，提出“凡充任本社通讯员必需（须）忠于政府，忠于六大政策，忠实新闻事业，文笔通畅，并忠于通讯工作”，而不再提及“衷心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忠实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目标。不论是从版面布局、报道特征以及标榜的目标与任务来看，改版后的《新疆日报》回归了“地方性”报纸的特点一体现地方新闻的绝对优势。 1941年3月，《新疆日报》改用了新5号字体，扩充版面，解决原有报纸“报面狭窄”而“材料太多无处容纳之苦”，但版面的布局和基本特征没有发生变化。报纸发表社论再次明确《新疆日报》作为宣传六大政策，鼓动“抗战建新”宣传机关的角色。 （二）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妥协与抗争 1.妥协：建立“抗日救国”与“六大政策”的关系。1939年底，中共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新疆的“反共活动”，为了维系与盛世才的“和睦”关系，陈潭秋指示在新疆的中共人员“根据客观条件，也只能实施六大政策这样的政策”。1940年《新疆日报》改版后，国内版、国际版和部分副刊虽然依然由中共负责，但中共负责的版面已经不能完全摆脱盛世才的控制而一味地宣扬“抗战救国”的思想。为了维持与盛世才的“和睦”关系，中共开始在言论上做出必要妥协，持续关注战事报道的同时，不再刻意的体现中共政治理念与“抗日救国”的逻辑关系，而是建立“抗日救国”与“六大政策”之间的联系，试图避免因过分强调“抗日救国”而形成的对地方性的忽视。 1940年“九·一八”事变八周年之际，《新疆日报》虽然连续进行了两周的集中抗战宣传，“七七”抗战纪念日，“一·二八”纪念日也均出版特刊或专刊。1941年，又相继刊载了《延安各界向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的致词》《为十月革命纪念日发表的广播讲演》《抗战四周年》等文章。但“抗日救国”不再是描述与解释现实问题的唯一框架，中共也不再是“抗日救国”思想的唯一理论者和实践者，而是转向对“六大政策”的“指导性地位”肯定与赞扬。 1940年4月10月，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盛世才以“新疆督办”的身份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日报》发表社论《拥护督办兼代主席》，拥护盛世才兼任新疆省主席和“六大政策”。新疆“四月革命纪念日”期间，《新疆日报》又组织出版了“四月革命七周年纪念特刊”（共计6版），赞扬“六大政策”与盛世才本人对全国抗日战争的支援。与此同时，由赵丹、徐韬、白大方等指导，新疆学院主创的话剧《新新疆万岁》上映，茅盾从“人的文学”的视角评析了话剧，在探讨话剧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的过程中，刻意地提出新疆话剧题材必须“为了抗战建新，为了提高十四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水准，精诚团结在六大政策的旗帜下，杜绝帝国主义一切寅卯挑拨离间”。4月24日，《新疆日报》又刊登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任弼时为“四.一二革命”的贺电。为此，盛世才嘉奖了《新疆日报》总编辑李啸平、赵新亚、王苇等10人，赞扬其“赤城拥护政府、确系忠实干部”。为了体现“六大政策”与“抗日救国”的逻辑关系，中共有时也会夸大盛世才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新疆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完全归功于“英明伟大的领袖（盛世才）的正确领导”和“具有科学理论基础的六大政策”，甚至做出“巩固抗战后方就是巩固六大政策和加速建设新疆”的论述。 2.抗争：重建“抗日救国”与中共思想的关系。1941年7月盛世才将中共在新疆的部分重要干部撤离或调动岗位，表现了对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的不满，要求陈梦秋、林路基等返回延安，同时与陈潭秋本人的个人关系也变得非常冷淡。苏德战争发生后，盛世才虽然表面上声援苏联进行的正义战争，实际上推行“反苏”与“反共”运动，并大批逮捕与中共相关的人士。妥协之后，依然遭到重击，中共转变态度，在言论上与盛世才公开对抗。 1941年7月1日，《新疆日报》在李啸平的组织下，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特刊”，发表社论《祝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诞辰》，并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与朱德的照片。7月7日，又刊登了两篇通讯《近日敌后的模范抗日根据地》《驰骋华北的劲旅》，并配发两张八路军与抗日游击队的照片。7月22日，马殊在《新疆日报》发表了《众叛亲离》。文章以“法西斯国家政权”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权”为例，说明“违背了大众的利益，出卖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终究会带来政权的崩溃，暗示盛世才不忠诚，需要加强与中共的同盟关系。同年12月，在陈潭秋的指示下林路基在副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为《关于夏伯阳的败亡——读夏伯阳感言》和《论“六出祁山”的历史价值——历史遗产研究》，暗示盛世才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终将失败。盛世才看到文章后勃然大怒，同月国内版编辑马殊被调离新疆日报社。 1942年1月，副刊版编辑白大方又撰文《夜半叫驴叫三声》，借“野驴”指责新疆当下的持有“中国吃不消”“苏联不行”论调的“失败论者”，“违反了全人类意志”。 （三）“抗战建新”框架下的地方话语 1940年《新疆日报》改版之后，不仅扩大了新疆地方新闻的版面，在内容上也开始构建以地方性为核心的地方话语体系，不再一味地将新疆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募捐献金”和“慰问信”的方式提供物资与精神的援助。为了确保话语秩序的顺利变化，话语的生产者和解释者使现存的话语结构分离——即将“抗日救国”分离为“抗日”和“救国”两部分，在时代语境中择“抗日”而弃“救国”，重新组建新的话语框架——“抗战建新”，以模仿国民党“抗战建国”理念。在“抗战建新”话语框架中，“抗战”与“建新”并非两个独立而并行个体，而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述，即“抗战”就是“建新”，“建新”就是“抗战”，将“抗战”彻底改造成地方性话语。在这一话语框架中，“抗战”被作为解决新疆现实问题唯一的“真理性”框架。 这一阶段《新疆日报》对“清枪工作”“节约运动”和“戒烟戒毒活动”等都冠以“增强抗战力量，巩固国防后方”的重要意义，还以“抗战建新的需要”和“丰富抗战后方”为理由，在新疆征收各种消费税等。“抗战”成为解决所有新疆现实问题唯一的“真理性”框架。然而，在新疆社会矛盾与民族冲突空前复杂与尖锐的时代里，这一预先设定的框架却失去了解释力。 1942年7月盛世才开始公开反共，并开始逮捕在新疆的中共人员。8月13日，李何、王苇等最后一批在新疆日报社工作的共产党员被迫离开。 四、结语 在近代殖民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及其边缘之资源利益的刺激下，合传统华夏与其边缘为一邦的国族蓝图，逐渐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形成。因而，位于中国边缘的少数民族被划入中国而包容于一新的“中华民族”之中，成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然而这种名义与理想的“中华民族”观念，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完美的实现。此时，不仅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彼等既缺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散处边地，易受外人诱惑，近日为中国人，明日亦可为外国人”。新疆作为一个跨界民族众多的地区，国籍问题更为复杂，哈萨克、柯尔克孜、归化（俄罗斯）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地都直接毗邻国外跨界民族的居住地，以至一家之内兄弟二人分别居住在相邻两个国家，甚至父与子也不生活在同一国界的现象在新疆十分普遍。因而，对于他们而言，家庭、种族、宗教的意义都大于国家。而中共的“全民民族主义”理念一通过广泛的“人民的统一”，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在倡导支援抗战前线的同时，也不断尝试将新疆民众与中华民族整合，让新疆民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参与到抗日救国的实践中，从思想和行动上提升新疆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当然，大众传媒并非新疆民众身份认同唯一来源，但在文化资源稀缺和封闭孤立的社会环境中，《新疆日报》作为新疆民众了解世界与中国的主要工具，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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