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西方科幻影片中的科学技术形象(上) |
| 范文 | 作者简介: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史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致力于天文学、天文学史、科学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已出版专著、文集、译著共20余种,较重要者为《天学真原》、《天学外史》、《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历史上的星占学》、《江晓原自选集》、《天文西学东渐集》、《东边日出西边雨》、《走来走去》、《年年岁岁一床书》、《剑桥插图天文学史》、《中华科学文明史》(五卷本)等。此外在美、英、德、台、港等处及大陆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中国观众在很长时期内,都习惯于在文艺作品中看到对科学技术及科学家“崇高形象”的塑造,这种状态可能在大部分公众中至今仍是如此。但在当代以好莱坞为主的西方科幻影片中,则大异于是——更多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质疑,以及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忧虑。在这个问题上,“反乌托邦”似乎仍然是西方科幻影片中最有活力的思想纲领。 在这些西方科幻影片中,未来世界的科学技术早已不是中国公众思想上习惯的那种“驯服工具”,而是一匹随时会脱缰的野马,一列刹车已经损坏的疯狂列车。它经常呈现这种状态:它带来的问题远比它已经解决的问题更严重、更致命。而科学家则经常被描绘成“科学狂人”,他们要么有着疯狂的野心,想利用科学技术控制全世界,奴役全人类(甚至在一些通常不归入科幻范畴的影片,比如《007》系列中,也会出现这样的科学家形象);要么为有着疯狂念头的邪恶坏人服务,或为了获取新知识不惜跨越道德底线——这种情形在中国公众熟悉的话语中通常被表述为“科学研究没有禁区”。 以下仅据笔者个人观影所及,以若干著名科幻影片为例,对其中的科学技术及科学家形象略加分析。 反叛的计算机和机器人 还在“前个人电脑时代”,反叛的计算机形象已经出现在经典科幻影片《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1968)中。 在影片第三章“木星任务:18个月之后”中,人类派出了宇宙飞船“发现者号”前往木星。飞船上有两名宇航员,还有三位处于休眠状态下的科学家。负责操纵飞船的则是一台名为“HAL9000”的电脑——它已经具有人工智能,所以实际上是飞船中的第六位成员。此行的任务极度机密,连那两名宇航员也不知道。 航行途中“HAL9000”无故反叛,它不再忠心耿耿地为人类服务,最后竟发展到关闭了三位休眠科学家的生命支持系统——等于谋杀了他们,并且将另两位宇航员骗出飞船,杀害了其中的一位。当脱险归来的宇航员戴夫决心关闭HAL9000的电源时,它又软硬兼施,企图避免被关闭的结局。如果套用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则HAL9000的上述行为已经明显违背了第一、第二定律。 而到了影片《机械公敌》(I, Robert,2004)中,机器人的反叛已经变成公开的暴动。由于人类采用了“让机器人来制造机器人”的技术,那个反叛人类、违反“机器人三定律”的机器人,“克隆”出大批它的志同道合者。它们先是试图杀死坚持探案的史纳普警官,后来更是成群走上街头,和人类冲突起来。 影片最终的结局,有点扑朔迷离。那个率先反叛的机器人,在苏珊的整治下似乎改邪归正了,机器人的反叛也终于被制止了。但是,影片结尾时,没有出现任何人类,却是出现了一个救世主式的机器人,统帅着广场上无数的机器人,这暗示着什么呢?一个这样的机器人,它要是反叛人类,手下的机器人要是“只知有凯撒,不知有共和国”,只听它的指挥,那人类如何应付?或者,影片干脆就是暗示一个由机器人统治的未来世界? 影片《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被奉为科幻影片中的无上经典,该片有着多重主题。其中“复制人”(Android)和机器人及后来的“克隆人”都有相似之处。“复制人”的人权是它的主题之一。 Tyrell公司研制的复制人——它们仿照人类中的精英复制,但是只有四年的寿命,四年一到即自动报废——不断更新换代。到Nexus-6型的时候,这些复制人即使被放到人类中间,也已经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它们个个都是俊男倩女,而且综合能力和素质极高。即使它们已经如此优秀,它们仍然没有人权。复制人被用于人类不愿亲自去从事的那些高危险工作,比如宇宙探险或是其他星球的殖民任务。 但是复制人既然已经如此优秀,它们不可能长期甘心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反叛终于出现了。人类政府于是宣布复制人为非法,并成立了特别的警察机构,专门剿杀复制人。受雇于该机构的杀手被称作“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哈里森?福特饰演的男主角戴卡就是一个已经金盆洗手了的前银翼杀手。而复制人在被追杀的同时,却在寻求另一个目标——延长它们自己的生命。最优秀的复制人罗伊?巴蒂找到了复制人的设计者Tyrell博士,但是博士也无法延长复制人的生命,巴蒂在绝望中杀死了博士。 影片结尾处复制人巴蒂显示的高贵人性,以及银翼杀手戴卡本人是不是复制人,都显得扑朔迷离,似乎暗示着复制人反叛的正义性。 “瓶中脑”的噩梦 影片《银翼杀手》的第二个主题稍微隐晦一点,即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知道自己所处世界的真相?《银翼杀手》中关于记忆植入的故事情节,涉及的就是这个主题。事实上,戴卡就无法知道他自己究竟是谁?在后来的《十三楼》(The Thirteenth Floor,1999)、《黑客帝国》(Matrix,1999～2003)等影片中,这个问题得到了更集中、更直接地表现和探讨,但《银翼杀手》同样可以算它们的先驱。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所谓的“瓶中脑”幻想问题——假设你的大脑被从身体中取出,放在一个充满营养液的瓶子中,并让你的大脑仍然存活着。大脑的神经末梢与一台计算机连接,在计算机向你输入的信号作用下,你的大脑仍然有着一切“正常”的感觉,而实际上这种种感觉,都只是大脑在计算机控制下所产生的反应而已。现在,这个大脑怎么能分辨自己究竟是一个“瓶中脑”还是一个正常人的大脑? 这个“瓶中脑”问题,在科幻影片中有一个逐步发展的形态。起先是向人脑中植入芯片,以便改变和控制人的思想。 在影片《复制娇妻》(The Stepford Wives,1975)中,一群苦于妻子不贤惠不温柔的丈夫们,聚居在一个小镇上,他们秘密复制贤惠温柔的妻子,然后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的复制娇妻,个个都是男人心中梦寐以求的理想女性:容颜秀丽,身材苗条,天天打扮得时尚而性感,白天温柔贤惠操持家务,晚上则风情万种。这秘密被最后一个到来的妻子发现,但是为时已晚,她自己也被复制。对于娇妻如何复制这样的科学问题,影片采取了虚写的办法。影片在男人们的胜利中闭幕。 到了2004年版的同名翻拍片《复制娇妻》中,故事变成这样:同样是一群苦于妻子不贤惠不温柔的丈夫们,同样聚居在一个小镇上,复制贤惠温柔的妻子。不过这次“复制娇妻”的手段有所交代——就是在妻子们的脑中植入芯片。最后众妻子反抗,反将众丈夫脑中植入了芯片。影片结尾时,众妻子重新做回女强人,她们的“上海丈夫”们则乖乖在超市购物,商量着怎样讨好自己家中的“河东狮子”。 关于人脑中植入芯片的另一种想象,见于影片《最终剪辑》(The Final Cut,2004)。未来世界,有一种新技术已经成功商业化——可以在婴儿出生时将一个芯片植入其脑中,该芯片可以记录此人一生的活动。当此人去世时,可将该芯片取出,然后将其一生活动中的精华部分剪辑出来,供此人葬礼举行时播放,则俨然一部个人传记影片。影片故事开始时,这种芯片植入技术已经发展到第9代了。街头到处都是关于这种芯片植入的广告。据说已经有5%的人在使用这种芯片。当然反对这项技术的也大有人在,示威者高呼的口号是:“记忆是自己的!”“为今世而活着!”——因为有的人一旦知道自己被植入芯片,想到此生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将被记录下来,并将被剪辑、被播放,就被对于“身后是非”的过度关注所笼罩,从此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仿佛只是为了别人而活着了。 从“芯片植入人脑”,再经过“虚拟技术”,就可以直接过渡到“瓶中脑”问题了。 影片《十三楼》(常见中译名有《异次元骇客》、《十三度凶间》等),堪称关于“虚拟技术”、“虚拟世界”的经典作品。 电脑科学家海蒙?富勒和道格拉斯?霍尔,开发出了一种虚拟世界的设备,虚拟的是1937年的洛杉矶。人躺到一个特殊的装置上,接入系统(《黑客帝国》中锡安基地的反抗战士进入Matrix也是如此),就可神游那个世界,在那里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喜怒哀乐。富勒虽然已经垂垂老矣,还要去那个世界享乐。 有一天富勒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原来他自己和霍尔就是虚拟的,他们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洛杉矶1937”本身也是虚拟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自以为是真实的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其实也是虚拟的!后来金发美女告诉了富勒更大的惊天秘密:原来金发美女的丈夫,一个心理变态的科学狂人,才是这虚拟的20世纪90年代世界的造物主(就像富勒和霍尔是“洛杉矶1937”的造物主一样),是他开发了这个虚拟世界。 在结尾处,影片暗示了公元2024年的洛杉矶也是一个虚拟世界,而在2024年的洛杉矶之上,至少还有一层世界。那么,这样一层一层地虚拟上去,何处是尽头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要怀疑: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会不会也是“更上一层”的世界所设计的虚拟世界呢? 整个“洛杉矶1937”的设备,就架设在富勒的公司所在大楼的十三楼,影片即据此起名。不过,在西方人心目中,13是不吉利的数字,有些大楼甚至跳过13楼(12楼上面就是14楼),影片却偏偏让富勒的“洛杉矶1937”架设在13楼,每次片中人物进入13楼,都是凶险万状,几乎就是去鬼门关走了一遭。这样的安排是否别有寓意?也许可以解读为:虚拟世界这种技术,以及人类对虚拟世界的探索,都是不吉的? 到了影片《黑客帝国》系列中,“瓶中脑”问题以前所未有的震撼形式表达出来。《黑客帝国》居然引起许多哲学家参与讨论,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影片中的“母体”(Matrix),比《十三楼》中的“洛杉矶1937”更上层楼——它已经是虚拟的整个世界。Matrix的设计者告诉尼奥,不要低估Matrix的伟大,因为事实上就连地下反抗者的锡安基地乃至反抗首领尼奥本身,都是设计好的程序(他已经是第六任这样的角色了!),目的是帮助Matrix完善自身--在此之前Matrix已经升级过五次了。 这样一来,真实世界究竟还有没有?它在哪里?如果锡安也只是程序,那么真实世界在《黑客帝国》三部曲中就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人是什么--是由机器孵化出来的那些作为程序载体的肉身,还是那些程序本身?什么叫真实,什么叫虚拟?……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没有答案了。事实上,只要我们承认Matrix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就再也无法确认我们周围世界的真实性了。 从“芯片植入人脑”到“瓶中脑”,已经成为一个许多科幻电影和小说中挥之不去的噩梦--我是谁?我在哪里?人类最终将迷失在这样的根本问题之中。 技术值得信赖吗? 美国人是崇尚技术的,直到现在,许多人甚至可以说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电影中,还能看到这样的观念。例如影片《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1951~2008年已有同名翻拍片,故事情节改变很大)中,外星人克拉图向地球人类传达的“强有力的信息”是这样的(经本人归纳改写,非原话): 我们来自一个遥远的星球,那个星球上的科学技术和文明,已经发达到你们地球人类无法想象的地步--刚才那一小时发生了什么,你们都已经看到了。 宇宙中各处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能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你们已经研究出核武器了,而且已经开始使用了!这是极其危险的,它将使得你们面临毁灭! 我们已经在宇宙中建立了秩序和规则,宇宙中的任何文明都应该遵守这些秩序。对于破坏秩序的人,我们就给予惩罚,惩罚由戈特这样的机器人来执行——它的威力你们刚才也已经领教过了。 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他们崇尚力量(在科幻电影中,往往通过钢铁、机械、电气、能量等等方式来象征和表达),并且认为只要自己掌握了超过别人的力量,就有资格制定、宣布秩序和规则。他们喜欢自任世界警察,这种情结在许多好莱坞电影中都有反映。《地球停转之日》中的机器人戈特,就是美国心目中的世界(宇宙)警察,这样的警察以强大的力量来维护美国人心目中的正义。 但是,对技术的质疑,如今已经是好莱坞科幻影片的主流。 影片《巴西》(Brazil,1985,中译名有《异想天开》等)是“反乌托邦”纲领下的重要作品之一,其中对技术的质疑颇具黑色幽默风格。 比如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官僚机构办公室天花板上的一只虫子,因为被官员打死而掉到了正在运行的打字机上,这导致了打印文件上出现了一个小差错。这个差错导致了执法人员前去突击逮捕时抓错了人,而这个被错抓的人又根据文件而被错误地处死了。一个无辜的守法公民,就因为官僚机构办公室的一只虫子而被冤死了。 这个情节被用来讽刺极度的官僚主义,当然是容易理解的,但它同时也暗含了对技术主义的反讽——为什么办公室天花板上会有那只虫子?根据影片一上来对主人公山姆(一个良心未泯的小职员)早上从起床到上班这一小段时间活动的描写,观众就知道这是一个已经高度机械化、自动化了的社会。然而,影片通过对场景和道具的精心安排,让人同时感觉到这些机械化、自动化又是极不可靠的,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出毛病出故障。所以《巴西》中出现的几乎所有场所都是破旧、肮脏、混乱不堪的,包括上流社会的活动场所也是如此。所以官员的办公室天花板上才会有虫子出现,而且机械化、自动化对此完全无可奈何,以至于需要官员自己爬上桌子用报纸去打。 在能够表现出对技术的不信任感的影片中,《虎胆龙威IV》(Live Free or Die Hard,2007)特别值得注意。 《虎胆龙威》作为著名的动作片系列,许多人心目中对它的期望已经定型: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热血警探约翰?迈克莱恩,奋不顾身与恐怖份子斗争,总是枪战、搏斗、追车、爆炸。但《虎胆龙威IV》和前三部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事实上,它可以被看成一部科幻影片。 影片中的故事说,几年前美国国防部曾聘请托马斯?加百列为软件工程师,加百列(Gabriel,是《圣经》中天使长--就是向圣母玛丽亚预告耶稣降生的那个天使的名字)是电脑天才,他受雇后很快告诉当局,美国的国家安全系统太脆弱了,但他的上司不以为然,以为他是危言耸听以求自高身价。据说加百列气愤不过,竟硬闯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当场只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就侵入了北美联合防空司令部的网络,并当场关闭了所有的空中防御系统,直到他的脑袋被枪指着这才停手。 这件事也许使得高层重视了加百列的警告,然而结果却变得更糟——“911”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巴尔的摩市郊秘密建立了一个安全控制中心,用来备份国家所有的财政信息,只要国家安全系统受到袭击,所有财政信息,包括银行储备、国库备用金、公司资料、政府资金——也就是说,全美国的财富,就会自动下载到该安全中心的一个服务器上。恐怖份子策划实施“完全清除”恐怖行动,就是为了让巴尔的摩市郊的安全控制中心启动下载程序——现在他们已经控制了那个服务器,此刻通过向国外银行转账,他们转眼就可以将美国国库洗劫一空! 反技术主义的个案,至此已可结案,结论是:过度依赖技术是危险的。 首先,这个自动备份下载程序,作为一项技术它是不是“中性”的?在这个故事中显然已经不能简单断言了。恰恰是这个“将全美国的财富都备份到一个服务器上”的极端技术主义的想法,导致了曼藏诲盗,授人以柄,使加百列见财起意,并且有机可乘。 如果坚决站在技术主义立场上,辩解说这只是技术不够完善之故,那仍将很难面对另一个问题:技术无论怎样完善,最终总要靠人去操控。技术被用来行善还是作恶,最终总是取决于某些个人的道德和忠诚,而这种情况下所涉及的人数越少,风险就越大——当人数少到只有一个人时,这个人就会被引诱着来扮演上帝或魔鬼的角色。加百列就是如此。 (栏目编辑廖伯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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