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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治理研究20年：热点主题与前沿解析

范文

马晨

摘要：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在乡村领域内的运用。文章借助文献计量方法和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1998至2018年中国知网收录的1098篇以“乡村治理”为主题的文献进行计量研究及可视化呈现。从20年来的发文数量、研究机构分布的聚类图谱、最高被引文献与演进的时区视图总结了研究概况，划分了研究演进阶段。从高频关键词列表、关键词共现的聚类图谱与突现关键词列表归纳了曾经的研究热点和前沿的热点主题，并对部分研究主题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从研究视角、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对未来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字：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研究;CiteSpace;可视化

一、引言

乡村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21世纪初，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自此许多学者便开始运用治理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因此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在乡村领域内的应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乡村治理诸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方兴未艾，许多新兴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逐渐兴起。因此，对乡村治理研究的文献总量、机构分布、演进趋势、热点主题等进行归纳，有利于总结现有研究，并更好地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已有的对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回顾过的有邓大才、赵学强、子志月、潘琼琼等人。邓大才归类了乡村治理研究的范式与视角，并提出了新的社会化范式和视角。[1]子志月则从乡村治理的内涵、发展历程、模式演变、困境与对策四个方面归类了乡村治理研究。[2]但运用计量方法进行文献回顾的研究较为缺乏。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近20年来的整体概况如何？其演进趋势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机构在研究乡村治理？曾经的热点和前沿的热点有哪些？这些问题亟待解答。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在中国知网对期刊进行高级检索，设置“主题词”并且“关键字”为“乡村治理”，期刊来源为核心期刊、CSSCI。21世纪初是治理理论在中国兴起的时期，也是治理理论用于乡村研究的初期，故选择时间段为20年，设定检索年限为1998-2018年（检索时间为2019年7月12日），共检索出相关文献1152篇。为了保持计量样本与研究的准确性，人工剔除掉新闻报道、会议通知、会议记录与作者约稿等非学术论文文献，最终得到可以用于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分析的文献1098篇。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3]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来源数据库，利用最新版本CiteSpace V中的关键词图谱显示、聚类、突现词、时间线与时区图等功能，对乡村治理研究20年来的整体概况进行分析，并根据聚类图、关键词频次表、Burst图对20年来的研究热点与目前的前沿热点进行综述，再根据Timezone视图对20年来的研究进行阶段划分，最后对未来的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展望。

三、研究概况

（一）年度文献数量

由于中国社会的基层具备“乡土性”的特征，乡村是典型的基层场域，因此关于乡村领域的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4]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历年的发文量变化能够呈现出该领域研究的总体趋势（见图1）。人民公社解体后，如何重组乡村基层社会这一问题，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焦点。1998年出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委会的职能进行了确认，其被认为是最为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时已经有研究开始关注乡村治理问题。2000年左右是治理理论运用于中国学术研究的初期，当时相关理论基础缺乏，学术根基不够稳固，只有少部分学者关注到了乡村治理这一主题，论文发文量较低。2003年起，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同步进行，自此产生了许多关于乡村治理的议题，文献数量逐渐增加。2006年农业税被全面取消，同时开始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短时间内国家开始了从“资源提取”到“资源输入”的过程，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差距问题凸显，农村公共服务、文化建设、基层官员等问题一度成为研究议题。随着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改变，学界对乡村治理体制模式的探讨成为热点。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对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也是目前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主题。

（二）研究机构分布

在CiteSpace V中设定Node Types为Institution，即以发文作者所属机构为节点显示，在Thresholds（阙值）为Top 50①的设定下，设置Threshold为7，得到乡村治理研究的机构分聚类图谱（图3），节点的大小与发文数量的多少成正比。可以看出，20年来，乡村治理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机构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9篇）、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包括华中师大政治学研究院与中国农村研究院，可见乡村治理研究中“华中学派”的力量，是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力量。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机构之间的合作，目前来说，少部分研究机构有合作，与主要研究力量之间的合作网络尚未形成。

（三）高被引文献统计

表1统计了1998—2018年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前10篇最高被引文献，主要来自各大高校学报和各类社会科学期刊，关注的主要内容涉及乡村治理结构、乡村治理模式、农村、农民等治理主体、乡村治理现状等，涉及范围较广，倾向于用案例分析问題。关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研究引用次数最多，治理结构是指治理主体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及其之间的关系，是研究乡村治理诸问题的基础性问题。农村社区的环境、政策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也是影响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参考。

（四）研究整体演变趋势

CiteSpace中的时区视图（Timezone）着重于描绘各个研究领域随时间的演变趋势和相互影响。因此，Timezone视图可以用来考察不同关键词在不同时间的使用情况及使用趋势，进而可以大体推断出该研究领域在时间和时空上的演进趋势，并在此基础上预测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走向。根据1998—2018年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论文数量（图1）和时区视图（图4）可以大致将中国乡村治理近20年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8-2004年，起步阶段。这一时间段是治理理论在中国兴起的阶段，这一阶段理论基础不够牢固，相关研究集中于乡村实际问题，如税费改革等，研究与理论结合的文章数量较少，整体发文量较低;第二个阶段是2005-2010年，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时段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有了一定发展，年度发文量持平稳上升状态，每年大约在30—60篇左右，也出现了许多实际问题导致的与政策催生的新鲜议题，如新农村建设等;第三个阶段是2011-2013年，停滞阶段。这一阶段的发文量处于小幅下降状态，也未出现较为新兴的热点议题，但也表明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存在较大潜力;第四个阶段是2014年至今，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间段文献数量快速增长，尤其是2015年与2018年，发文量两次达到高峰。也出现了许多热点话题，如基层治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也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主题。

四、研究热点主题

（一）热点主题研究综述

CiteSpace中的聚类视图（cluster），它侧重于体现聚类间的结构特征，突出关键节点及重要连接。[5]关键节点的大小与字体显示大小成正比，从图4可以看出多个关键节点，表示与这些节点有关的文献数量较多，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两个节点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连线越粗，共现次数越多。在1098篇样本中，尽管一些热点主题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但经过归纳和分类后，可以发现近20年来乡村治理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内涵、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实践三个大的方面上。下文结合高频关键词与相关文献，对乡村治理研究热点进行梳理。

1.乡村治理内涵

关于乡村治理内涵的界定，可以将学者的观点归纳为侧重治理对象的界定与侧重治理目的的界定。从治理对象上来说，肖唐镖把乡村治理定义为村级治理。[6]而张艳娥的界定范围更大，她认为乡村治理包括乡镇范围以内的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庄三个层次，治理主体则包括了政府组织和村庄社会以及其他主体，是这些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运用的多向治理关系。[7]张润泽和杨华以一种更广泛、更宏大的视野观察农村生活，他们认为乡村治理是一种综合治理，其中包括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元素。[8]王长安的观点也倾向于此，他认为乡村治理包括乡村建设、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等。[9]从治理目的上来说，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10]徐勇和张厚安把乡村治理界定为一种政治活动，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目的。[11]党国英和李正华的观点相近，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12]李正华的界定落脚于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多元主体协同管理乡村。[13]郭正林的内涵界定更为通俗易懂，他认为乡村治理就是性质不同的各种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机制共同把乡下的事务管理好。[14]

2.乡村治理体系

对乡村治理体系的研究包括对乡村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模式、治理主体的研究。

（1）乡村治理结构

乡村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也发生着转变。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不同的治理结构决定着不同的治理绩效。[15]研究者们对乡村治理結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结构的转变及其深远影响上。王玉霞认为影响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有农村社会中介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组织。[16]徐勇认为，在人民公社和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政治”是主要的治理结构，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治理结构应转变为“县政、乡派、村治” ，应更加强调村民自治。[17]许远旺也强调村民自治的重要性，他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乡村治理结构，认为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后，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开始发展。[18]乡村治理结构是其治理体系的基础，在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乡村治理结构也应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杜赞奇对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做了深入的调查，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19]郑永君在其基础上提出，乡村治理的转型是由其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转型导致的，其表现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的网络化。[20]吴家庆认为，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的趋势应该是从“乡政村治”向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共治”转换。[21]

（2）乡村治理机制与模式

乡村治理机制是指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方式，与治理模式的内涵相近。[22]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推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是主要的治理模式，而不同学者对这一模式始终持有不同意见。蔺雪春将其概括为“理想村民自治”与“批判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理想派的模式有“乡派镇治”与“乡派镇政”，批判派的模式有“乡镇自治”、“乡治·村政·社有”。[23]南刚志认为应探索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把自治的领域扩大到乡一级，实现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24] 2003年全国开始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至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农村治理环境更加复杂化，矛盾变得尖锐化，伴随着治理理论的热潮，乡村治理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研究也随之兴起。杜何琪运用苏南某村庄的“百议堂”作为个案，探讨了协商民主从“治理工具”向“治理机制”的转变过程，是村民自治的一种模式创新。[25]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也是基层民主协商实践的优秀范例。[26]王海侠对江西分宜县的乡村治理机制创新进行了探究，该县运用“党建+”的理念，在村民小组一级设立党支部和村民理事会，实现理念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是提高村民自治水平的一种方式。[27]于水构想了未来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可以概括为“有限主导—合作共治”，即国家权威主导、社会权威积极协同的模式。[28]井世洁则倡导运用市场化的力量，借助市场化政策，他对苏南某村庄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加入合作社组织的“村社协作型”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实践。[29]

（3）乡村治理主体

在乡村治理主体多元的趋势下，对新乡贤、乡村精英、富人等主体的研究随之兴起，已有研究有对新治理主体的内涵界定、兴起机制、重要性等。唐绍洪认为，在农村的公共管理执行主体向多元化转型时期，乡镇政府依旧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村民自治应是乡村治理的实质主体，而乡村精英是必不可少的主体。[30]白现军认为乡贤群体是在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卓越成就的精英群体。[31]徐勇运用了一个特殊的角度，认为国家治理具有“以文化人”的特征，从公共文化建设的角度强调了乡村治理中发挥乡贤作用的重要性。[32]而张芳山认为，在城乡差距扩大的现实情况下，乡村精英存在大量流失的情况，导致了“后乡村精英时代”的治理困境，表现为乡村干部资源缺乏、国家政策法规难以落实、乡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困境。[33]欧阳静对中部农村“富人治村”的兴起机制进行了探究，认为其兴起是后税费时代的资源下乡政策和乡镇治理能力的衰弱共同导致的。[34]

3.乡村治理实践

乡村治理实践可以分为国家层面的实践和乡村层面的实践，国家层面的实践主要指国家对乡村实施的一系列战略与政策，乡村层面的实践主要指乡村居民对自治机制与模式的一些自发探索，这部分在前文已经综述过。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乡村振兴等政策与战略相继实施，体现了国家对农村治理问题的重视，

也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大环境，税费改革和实施不久的乡村振兴战略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仅实施一年多，在关键词频次表（表2）中已经出现过41次，集中在战略实施困境与对策的探讨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董江爱指出，税费改革有效地减轻了农民负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35]。而自从农村居民进入“后税费时代”，一系列问题又凸显出来。杨帅认为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组织化存在困境，主要是由于资源存量低和交易费用高导致的，进而会导致农村社会治理基础的不牢固。[36]夏菁从农民利益表达的视角来分析，她认为取消农业税后，村委会与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被简化，农民直接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功能弱化，进而影响到乡村治理的良好运转，应该保证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两委”的组织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尊重农民的主体性。[37]作为新时代解决农民问题的总抓手，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一定的困难。曲延春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与比对，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依旧存在农业供给质量低、农民持续增收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乡村治理能力弱的问题，我国应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民增收潜能、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寻找路径。[38]谭诗赞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旧秩序”会使得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政策执行受到挑战，应协调好专项治理和制度建设、公民参与与社会建设、营造新政治社会生态。[39]

（二）前沿热点主题解析

利用CiteSpace V的“Citation Burst”功能，可以得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突现词列表。突现词是指在短时间内使用某一关键词的数量突然增加或增长速度突然提高的词，可以用来判断某一时段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和趋势。2007年，基层政权这一关键词突现，2010—2012年，基层民主这一关键词突现。关于基层民主的研究在这一段时间重复突现，一方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的政策方針紧密相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指出要“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这些突现关键词为主的研究深受国家政策影响。新型城镇化、新乡贤、精准扶贫等关键词的突现同样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2014年国家公布了首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名单，后又将北京市顺义区等111个城市（镇）列入名单，2016年年底正式启动，2016年至今，新型城镇化这一关键词突现，强度为5，显示出较高的突现强度。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同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因此可以判断，新型城镇化这一主题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与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研究趋势。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1998—2018年CNKI数据库中的1098篇论文为数据基础，运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V为研究工具，分析了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近20年来的进展与成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就研究整体概况来看，乡村治理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反映了乡村治理研究正在成为一个较为系统、成熟的研究领域;从研究机构分布来看，以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为主要力量的“华中学派”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显示出巨大成果，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也是国内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力量。

其次，就研究主题与热点而言，从前十篇高被引文献中可以看出乡村治理研究涵盖范围较广，涉及主题较多;从整体趋势来看，近20年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研究的热点主题转变受政策影响较大，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再次，就研究的前沿趋势来看，2010年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突现词有基层民主、村民自治、新型城镇化、新乡贤等，这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更反映了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与时俱进的品质。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乡村社会是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研究对于相关领域理论与实践发展具均有重要意义。未来乡村治理的研究应朝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第一，从研究视角上来说，丰富研究视角，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现代公共管理实践是复杂而复合的，单一性的知识体系已经无法应对。[40]近年来，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等学科开始渗入乡村治理的研究，其强调个人或组织行为对乡村治理具体问题的影响，实现了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有许多研究者运用行动者路径，强调乡镇基层干部对乡村治理具体过程，如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影响。未来应该继续丰富研究视角，致力于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合作构建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知识体系。

第二，从研究主题上来说，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问题对于学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1]未来乡村治理的研究应致力于发现与解决乡村面临的实际问题，将问题上升到研究主题，再回归理论，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注重过程规范与方法多元。目前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大多运用定性的方法，运用定量方法的研究较为缺乏。未来在做关于乡村治理的定性研究时，应注重实地调研、问卷设计、访谈等过程的规范性，提高案例的说服力度。在做定量研究时，注重数据收集的精确性、模型选取的适当性，用更加先进的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方法的缺陷，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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