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常态下新农村建设模式创新的动力机制与路径探索 |
| 范文 | 王震 [摘 要]模式创新是保持地区农村竞争优势的内在要求，供给侧要素是新农村建设模式形成和变化的的依据，以供给侧要素创新实现模式创新，是新农村建设模式创新的一条可行路径。新常态下，新农村建设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模式创新势在必行。为此，可以通过要素整合、要素融合、要素引入、要素借用、要素创造等多种途径，实现地理区位、资金、人才、土地、制度等要素在形态、规模、质量、结构等方面的创新，推动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新农村；建设模式；动力机制；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保持我国在未来较长时期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最深厚的底蕴。新常态下，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新农村建设要素在形式、数量、类别、功能、结构各方面都出现深刻变动，新农村建设模式“重塑”成为实现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新农村建设普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调整工作重心，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自费孝通先生1983年首次提出 “苏南模式”以来，特别是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尽管学界关于“新农村建设模式”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大都表现为对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总结、概括和比较，对模式创新发展的条件、机理、路径研究关注不多。本文从新常态下新农村建设供给侧要素及结构变化视角并结合近年来宁波新农村建设实践，对新常态下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模式创新动力进行分析，以期从理论上厘清新农村建设模式从“要素创新”到“模式创新”的逻辑和路径。 1 供给侧要素创新驱动新农村建设模式创新的理论逻辑 尽管模式一经形成便具有稳定性，但模式创新是保持地区农村竞争优势的客观要求，具有“常态性”。同时，任何一种新农村建设模式总是特定区域基于自身要素环境下的一种最优选择，要素形态、结构、规模、质量等方面的变动变化势必推动建设模式的“重塑”。在新常态下，新农村建设供给侧要素正在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模式创新是适应这一趋势和增强区域农村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1.1 模式创新是保持地区农村比较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 差异化、特色化是地区农村比较竞争的优势所在，而模式趋同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趋势。模式的价值在于其指导意义，即可模仿性；模式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事实上，毗邻区域新农村建设在要素类型、结构上往往具有近似性。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发展，新农村建设要素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可变性、流动性。区域藩篱不断被打破，资源、信息、人才、产品、技术等要素流动自由度大幅增加，不同地方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交流和学习也进一步加强，地方特色逐步减少，模式趋同化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趋势。对于模式“本地”农村而言，模式趋同意味着相关资源恶性竞争的加剧和特色性、差异化比较竞争优势的减损。因此，为保持地区农村比较竞争优势，势必不断加强模式创新。 1.2 供给侧要素是新农村建设模式形成的主要依据 费孝通（1998）认为，农村建设的所谓“模式”，是“一种系统结构，是由各种经济社会要素间搭配起来的特有格局”。事实上，学界关于新农村模式的概况和分类，也普遍遵循了将要素作为标准的基本逻辑，并形成了地理区位要素模式（湖南省 2006）、地理形态要素模式（科技部2007）、产业要素模式（张华 2007）、动力要素模式（张晓帆 2006，蒋和平 2007，刘彦随 2008）、经济要素模式（崔明 2006）等等。地理区位、形态、经济基础、产业类型、资源禀赋、制度文化等要素及其结构构成新农村建设供给侧要素体系。地理区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第一产业的功能与发展方向，也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潜力和张力。经济基础直接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能力。地形地貌、水土及其他自然资源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要素，其数量多寡和质量高低影响到农村生产的规模、产业结构及其经济效益，因而是新农村“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文化内在影响要素发展及要素间的协调运行，具有全局性、根本性。 1.3 创新供给侧要素是新农村建设模式创新的有效路径 现代系统理论认为，要素对于系统整体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意义。当要素变动达到或超过某个临界点时，原系统即走向崩溃，直至为新系统所取代。模式一旦形成，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从一个较长时间序列看，模式必然表現出发展变化性，“每一种模式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条件改变了，模式就不存在了”。“所有模式都呈现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直到“完全重塑为一种新的模式”。新农村建设供给侧要素在形态、规模、质量等方面的变化以及新要素的产生，必然打破供给侧结构的平衡，原有模式赖以形成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进而诱发新农村建设模式重塑。 2 新常态下农业农村供给侧要素问题与创新路径 “新常态”作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揭示了新时期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正进行着由过去的状态向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状态转变的一个不断优化、调整、转型、升级并行的过程。新常态将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四个全面”布局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和生态优先等政策机遇，都将给农业农村发展带来新动力新挑战，新农村建设模式创新势在必行。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新阶段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新常态下，新农村建设供给侧要素在形态、规模、质量等方面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供给侧要素体系和结构深刻调整。一方面，国际化、新技术等大量新要素和新形态的出现，不断冲击原有的新农村存建设模式，如“机器换人”并将成为企业技术升级的主要模式，企业普通用工将进一步减少，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另一方面，供给侧要素和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原有模式难以为继。突出表现为：（1）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压力不断加大。长期以来，农业赖以发展的土地和水资源透支开发使用。根据农业部的相关数据，全国耕地土壤污染物点位超标率达19.4%，化肥利用率和农药利用率分别为33%和35%，农业年使用地膜约130万吨，回收率不足60%。农业年均缺水约300亿立方米，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295万平方公里。城市化、工业化占用大量农业土地资源，农村实际可用土地数量极少，许多项目无法开展，非农建设和新村建设用地得不到保障。（2）经济增速放缓，建设资金压力增加。新常态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收缩，影响政策性农业农村投资。而我国县镇村三级财政普遍存在一定困难，现行以乡镇为主、县市统筹的管理体制下，经济实力较弱的乡镇，无力资金配套就无法补助，难以保证新农村建设正常运作的资金需求。（3）农村劳动力资源不断减少。在农村人口外流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人口过疏化、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农业富余人口减少，农村常住年轻人、能人比例低，建设主体数量与质量不高。因此，在新常态下，必须要加强供给侧要素创新，不断优化供给侧要素结构，创新新农村建设模式，适应要素发展变化形势。（4）制度建设滞后。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许多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如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后股份流转和退出问题，农村宅基地入市流转问题，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问题，农村金融服务创新问题，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特别是征地补偿、环境补偿等问题还未建立有效制度，难以适应新常态下新农村建设需要。 新常态下的农业农村工作，必须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提升创新能力，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谓“创新”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的颠覆性创造，二是通过优化重组实现“从有到有”的质变转化，两者都由主体创新能力和要素属性决定。新农村建设模式供给侧要素创新路径，要素创新首先表现在新农村建设制度和农业科技创新两个方面；其中，制度创新带有根本性，科技创新是关键。其次表现为新农村供给侧要素在要素形态、结构、数量、质量等方面的优化提升：（1）要素整合，通过创新管理手段，深化农村各项改革，以优化布局和结构的方式，实现对新农村内部分散的存量要素进行整合，实现要素的规模效应。（2）要素融合，实现主体、资源、技术、市场等要素的深度以形成农村发展的新业态、新经营模式。（3）要素借用，跨区域借用他地先进要素弥补本地要素的不足，实现要素结构优化。（4）要素开发，即通过激活本地“沉睡”资源，实现资源的开发利用。 3 新常态下新农村建设从“要素创新”到“模式创新”的实践探索——以宁波为例 近年来，宁波新农村建设面临着资源、空间、生态等诸多压力，农民增收后劲不足，新农村建设原有模式的环境急需转型。为此，宁波以发展新型城镇化为主题，积极探索新农村建设要素创新，推动农业农村集聚、集中、集成、集约发展为抓手，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和建设模式创新。 3.1 要素整合 一是土地资源和人口整合。 开展“一户多宅”清理，对村庄土地整合，合并集聚一批零星分布的自然村、空心村，促进农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实现农村土地资源要素的高效集约利用。截至2016年，宁波小型村、空心村、自然村缩减10%左右，农村土地流转率和规模经营率分别达到70%和67.3%，大大高于全国不到30%的水平。鼓励和支持“家庭农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在经济林种植、水稻种植、水果种植、蔬菜种植等领域，形成一批上千亩规模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在企业经营规模方面，引导有实力的农业企业突破现有生产规模，扩大投资，加强垂直整合和兼并，争取向大型化、集团化、全产业链发展，做大做强一批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土地置换、农地流转、村庄撤并，制定出台深化户籍及其配套制度，开展移民工程，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融入城镇，实现人口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实现人口集聚效应。2016年，宁波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达到94分，城镇化率超过71%。 二是产业聚集和涉农资金整合。实行农村工业用地异地转换，将家庭生产企业从生活区剥离出来，向生产区、工业园区集中，构建产业集群，实现异地办厂、异地收租，建设都市农业示范区、主导产业集聚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加强涉农资金整合。如宁海县将20个县级部门64类资金项目整合为新农村建设类、农业产业化类、农田水利建设类三大平台的12类项目，2016年整合县级财政涉农资金5.18亿元，使整合项目能够围绕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打捆”“拼盘”“合并”等方式统筹合力使用涉农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涉农资金规模效应。 3.2 要素融合 推动“三产融合”。鼓励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企业突破主业限制，向相关行业拓展，延伸产业链、提高价值链。探索开发民宿民居、养老养生、运动健身、采摘体验等“美丽经济”，大力发展景观农业、创意农业、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将农业生产融入中高端服务业之中，推动农业生产与金融服务、港口物流、批发市场的互联互通，推进农业与加工流通、休闲旅游和电子商务等有机整合、紧密相连、协同发展的生产经营方式，推动农业“接二连三”。 加强多规融合。2015年宁波制定《乡镇“多规融合”编制技术要点》，选择6个乡镇进行试点，将城镇体系规划、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作为综合性規划进行编制实施，推进生产、生活、生态政策的“三生融合”和制度规范的“多规融合”。 推动主体融合。通过招投标、拍卖、补贴等方式，发挥市场在新农村建设的资源配置作用，壮大农村社团组织、行业协会力量，引导外来“村民”成立自治组织，创立由本地村民和外地村民共同组成的“和谐促进会”，探索旨在增强村民主体地位的“和村惠民四步法”“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五事同堂”“小板凳工作法”“村民说事”等模式，构建由政府、市场、社会、村民、外来人口构成的多元主体结构。 3.3 要素借用 任何特定地方都难以充分具备新农村建设的全部要素条件，资源要素不足是一种常态性问题。为此，宁波结合自身要素短板和成本核算，在多方面开展要素借用。（1）以“飞地模式”借用外地农业土地资源。宁波制定了农业“走出去”战略，在东北建粮食基地，在江西、安徽、贵州等地建苗木花卉基地，有效缓解了农业用地问题，拓展了农业发展空间。（2）以柔性方式借力人才资源。面向国内外大院大所和科研机构，建立人才“租用”的柔性机制，通过远程指导、定期来访、短期合作等方式进行农业技术指导、产品开发、技术合作。打造“3315计划”海外工程师“凤来雁归计划”等知名品牌，提出“妈妈式”人才服务理念，订制人才精准扶持的“专业版”，出台专门推出针对人才生活服务的“3H工程”（Housing、Home、Health）。（3）以多种方式借力社会资金。坚持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健全农村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一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参控股、并购重组、BT、BOT、PPP等方式参与农村农业项目建设。吸引民间资本、外侨资本、境外资本参与项目建设。2010年，宁波市与世界银行签订了总投资为10.68亿元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合作协议。2013年，世界银行再次提供1.5亿美元低息贷款建设象山低碳小城镇示范项目。二是创新农业农村金融产品。扩大“多权一房”抵押融资范围，建立健全涉农贷款担保财产的评估、管理、处置机制，促进更多农业农村资源、资产转化为资本。建立健全农村信贷体系，复制推广“村民集团授信”“道德银行”等农户小额信贷模式，在农村推广债券、基金、黄金、人民币理财业务。三是发展壮大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发展壮大小额信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保险）互助社，鼓励国内外商业银行在农村设点建网，发展农村电子银行业务，促进“微银行”在农村的全覆盖。 3.4 要素开发 受制于乡村地理区位等多重要素的影响，宁波大量乡村资源因得不到开发处于“沉睡”状态，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1）文化资源开发。宁波一方面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性开发，在对传统村落、农村地区历史建筑、民俗文化等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相继开发了“郑氏十七房”“十里红妆”等高端传统文化项目。另一方面结合宁波地域特色和社会资源，打造了中国（象山）开渔节、中国农民电影节等一批在国内外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乡村文化品牌。（2）“美丽资源”开发。宁波于2011年制定了“幸福美丽新家园建设”规划，提出了科学发展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身心美，宜居、宜业、宜游的“四美、三宜”新农村目标，涌现了滕头村、沙地村、湾底村等一大批“美丽乡村”，催生了乡村旅游经济大发展。（3）完善农村交通。宁波通过联网公路建设，实现国省干线与县、乡、村道之间的道路连接。同时，大力建设农村互联网、物联网建设，打造市县两级农产品电商销售及服务平台建设，打破传统的资源流通渠道。截至2016年，全市共建设农产品电商销售及服务平台数量194个，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达32.87亿元。（4）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一是参考台湾、上海等地农民职业化的经验，分类制订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本地农民的职业化标准。二是加强职业农民培养。通过农业技能、新技术、网络销售等培训，鼓励和支持各类院校开设涉农专业和教育培训，培养具有较高职业素质的新生代职业农民。三是建立职业农民协会。建立市、县（市）区、乡镇三级职业农民协会，为职业农民提供交流平台和各类服务。（5）其他要素开发。如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长期闲置低丘、缓坡、荒滩等进行开发利用。 3.5 要素创造 一是加强制度创新。制度是支撑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决定性要素，制度创新是新农村建设模式创新的根本驱动。近年来，宁波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相关改革试点，通过不断深化创新农村产权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村保障、社会治理和投融资体制，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创新制度，如土地成片连线的“九峰山模式”、涉农资金整合的“宁海模式”、农村社会治理的“象山模式”等。二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发展信息化农业，推进“互联网+农业”模式建设，推进宁波特色农产品和农资的电商化销售，建立宁波公共农业生产信息采集和数据分析信息系统，建立农产品安全信息回溯系统。加强科研型农业，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农业生产与科研紧密结合的科研型农业，实现在种子产业、智能农业、节水灌溉等领域的突破。宁波开发的甬优6号和甬优12号是我国目前仅有的两个通过农业部認定的籼粳亚种间超级杂交稻推广品种，近年来宁波共产生“奶牛胚胎移植”、“深水网箱养殖”“蔬菜真空冷冻联合干燥技术”等农业高新技术50余项。发展循环型农业，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畜禽粪便治理，采用农业节水新技术、新手段，打造秸秆综合利用等农业循环利用产业链，推动宁波农业向生态、高效、低碳方向发展。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要素视角对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内涵进行分析，提出要素是新农村建设模式形成和变化的依据的观点。在现代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下，要素可变性、活跃性特点表现尤为明显，要素的形态、类别、质量、结构变化势必影响新农村建设模式的重塑乃至转型。以要素创新实现模式创新，是新时期新农村建设模式创新的一条可行路径。“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保持中国未来较长时期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最深厚的底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农业和农村的健康持续发展，实现新农村建设模式创新，要坚持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绿色化方向，积极梳理新农村建设要素体系，积极探索要素整合、要素融合、要素引入、要素借用、要素创造等多种途径，实现地理区位、资金、人才、土地、制度等要素在形态、规模、质量、结构等方面的创新，增强要素创新的质量和效益。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常绍舜.从经典系统论到现代系统论[J].系统科学学报，2011（03）. [3] 林坚.试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J].经济研究，1987（07）. [4] 张晓山.新常态下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学习与探索，201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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