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基于ISM-AHP模型的家庭农场发展潜力综合评价分析 |
范文 | 张萌琦 周霞 [摘要]利用ISM模型厘清影响家庭农场发展潜力的表层直接因素、中层间接因素、深层根本因素,构建家庭农场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再应用AHP法对10项表层直接因素进行综合权重排序。以215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为样本对家庭农场发展潜力进行模拟测算,得到评分并划分为“高潜力水平”、“中潜力水平”、“低潜力水平”三类,发展潜力越大的农场,成本收益率较高,经营模式更丰富,参保意识较强,但各农场普遍存在融资难题。在此基础上建议改善融资渠道,增加家庭农场的销售网点,同时尽快完善家庭农场法律体系,推动家庭农场良性发展。 [关键词]家庭农场;发展潜力;解释结构模型(ISM);层次分析法(AHP)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 家庭农场的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经营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截至2018年,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超过87.7万户,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家庭农场的开展需要与之匹配的制度及措施(何劲等,2014)。家庭、政府及市场构成其发展的内外动力(张建雷,2018)。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发展农业生产力(屈学书,2016),经营主体的综合素质在决定家庭农场经营方式(刘婧等,2017)。另外,家庭农场发展受到技术进步(Dogliotti等,2014)、融资(吕惠明等,2015)、农业基础设施投入(黄新建等,2013)等潜移默化的影响。现有学者从家庭农场发展效率、发展水平、成长绩效进行评价,发展效率根据“三重盈余”理论,从家庭农场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生态效率三个维度衡量(任重等,2018),发展水平通过构建经济绩效、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三大竞争力评价体系进行度量(张琛等,2017),成长绩效基于发展新理念,从创新绩效、协调绩效、生态绩效、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五个层次评价(高杨等,2018)。 只有客观评析家庭农场发展潜力,才能保证家庭农场良性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取家庭农场发展潜力影响因素,運用ISM模型揭示影响因素的内在逻辑,并应用AHP法确定影响因素权重,构建家庭农场发展潜力评价体系。选择215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对评价体系进行模拟测算。通过对各农场综合得分的剖析,指出农场存在缺陷,为促进家庭农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家庭农场发展潜力影响因素体系构建 1.1确定影响因素 借助问卷调查与现有文献,从农场主个体、组织、绩效和环境四个方面,筛选出影响家庭农场发展潜力的21个因素,具体见表1。 1.2 生成可达矩阵与级间划分 根据表1所列的影响因素,建立邻接矩阵R。由邻接矩阵R得到家庭农场发展潜力及其影响因素间的可达矩阵K(受篇幅限制不予列出)。可达集P(Si)表示要素Si出发可到达的全部要素集合,先行集Q(Si)表示可到达要素Si的全部要素集合。依据P(Si)∩Q(Si)=P(Si)条件划分家庭农场发展潜力影响因素的层级,最高要素集合H1={S0},二级要素集合H2={S4,S6,S7,S8,S9,S11,S14,S15,S16,S19},三级要素集合H3={S1,S2,S10,S12,S13,S17,S18},四级要素集合H4={S3,S5,S20,S21}。 1.3 建立解释结构模型 根据上述计算和分析,得出家庭农场发展潜力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1.5 结构模型分析 由图1可知,家庭农场发展潜力影响因素体系分为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和深层根本影响因素三个层次。 1.5.1 融资难度与未来期望、农场中劳动力人数、投保情况、机械化程度、经营总面积、经营模式、土地流转期限、绩效因素中成本收益率和环境因素中政府补贴力度作为表层直接因素影响家庭农场发展潜力。 资金是家庭农场组建与运行的关键要素,直接影响家庭农场开展工作与深入发展。未来期望即农场主主观估计农场经营年限,体现农场主自身对农场的支持力度和经营农场发展的积极性。 农场劳动力人数作为人力资本,经营面积作为物质资本,二者均反映农场规模。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关键,耕种规模与家庭劳动力比例恰当有利于实现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机械化程度衡量家庭农场技术效率高低,使规模效益更明显。是否与合作社、农业企业或销售平台合作的经营模式影响农产品销售、资金借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不同的经营模式提供相应的社会化服务助推家庭农场成长。保险作为“外力支撑”解决家庭农场自负盈亏能力不足的缺陷,降低农场经营风险。土地流转期限越长,家庭农场获得规模、稳定用地的可能越大,家庭农场发展的阻力也越小。 利润高低从资金投入与产出角度反映农场经营绩效水平。较高的成本收益率意味着家庭农场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较高销售利润,充分体现家庭农场的经营优势。 政府补贴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补贴为家庭农场直接注入现金流,促进农业生产和贸易。 1.5.2 农场主年龄、学历、农场获得荣誉与认证、技术指导情况、制度规范程度、绩效因素中土地生产率和商品化程度作为间接因素。 从年龄来看,年长者经验丰富,年轻人善于创新。从学历来看,农场主的文化程度越高,接受新思想与学习农业新技术的能力越强。 获得荣誉与认证提升家庭农场自身在社会的认可度,技术指导将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来提高经营效益,完善而规范的管理制度综合反映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科学管理能力和生产技能等职业化水平,这三项因素作为农场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增强家庭农场的经营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土地生产率从土地投入-产出角度反映家庭农场的生产经济效益。土地生产率越高,表明土地集约化水平越高。商品化程度反映家庭农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商品化程度更有利于实现农场内部要素的有序流动。 1.5.3 深层影响因素集中于农场主培训等级与农场经营经验、环境因素中社会化服务水平与相关法律法规,反映家庭农场发展潜力的本源。 随着农场主培训等级越高,农场主的认知能力随之提高,能准确把握对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具有农业经营经验的农场主能更快更好熟悉农场经营。这两项因素作为农场主内在因素从根本上影响农场健康有序发展。 相关法律制度能明确规范和引导农产品参与市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场生产效率,降低农场与市场间的交易成本。这两项环境因素对家庭农场影响深远。 2 家庭农场发展潜力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分析 将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作为增大家庭农场发展潜力的重点,这是完善家庭农场管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因此,运用AHP法对各直接影响因素测度权重。 2.1 建立判断矩阵 利用成对比较法和1-9比较尺度,对表层直接因素构造两两判断矩阵X={xij}。其中,xij表示第i个因素对第j个因素的影响程度。 2.2 计算权重 利用几何平均法,对判断矩阵A={aij}求其相对应的特征向量Wi,即Wi=,i,j=1,2,…,n。再对Wi作归一化处理,,则为n个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即权重系数,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各因素权重并进行总排序,结果见表2。 3 家庭农场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应用 3.1 样本来源 根据建立的家庭农场发展潜力影响因素体系,发放调查问卷,获取山东省215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数据进行应用评价,设立5分评价标准,邀请管理专家对各指标赋值,以观测和比较它们的得分情况。各指标评分标准见表3。 3.2 样本概述 山东省家庭农场涉及种植、养殖、休闲等产业,种植包括粮食、果蔬、苗木、菌类、药材等,养殖包括畜禽、水产品等,休闲包括采摘、观光、农家乐等。其中,纯种植家庭农场65家,占比28.8%,种养兼休闲55家,占比25.6%,种植兼休闲农场48家,占比22.3%,种养结合家庭农场44家,占比19.5%,纯养殖、养殖兼休闲分别仅1、2家。从农场区域分布看,潍坊数量最多为31家,青岛次之,为27家,莱芜、临沂最少,分别为3、5家。 3.3 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各指标权重与赋值,得到各家庭农场综合得分(见表4),将得分划分为三层次,3.5~5分为高潛力水平农场,2~3.5分为中潜力水平农场,2分以下为低潜力水平农场。受篇幅限制,只列出高潜力水平农场得分。 根据综合评分结果,最高分为4.012,最低分为1.214,均值为2.720,标准差为0.507。其中,高潜力水平农场15家,占比为6.98%,中潜力水平农场186家,占比86.51%,低潜力水平农场14家,占比6.51%。各地农场得分差距明显,菏泽均值最高为3.094,聊城均值最低为2.274,同一地区不同农场也存有差距,如青岛市高潜力水平农场有3家,低潜力水平农场占据2家。以上现象表明各农场发展潜力水平很不均衡。 在绩效方面,成本收益率反映其经营绩效综合情况。高潜力水平农场中,多数农场超过50%,宏赢、普天、格彬、繁华、纪润、新自然家庭农场成本收益率超过100%。土地租赁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采购成本占据农场经营成本的主导地位,在农机价值统计中,农场农机价值基本超过50万,格彬、沃润、繁华、本味园、新自然农场甚至超过百万,本味园农场最高达500万,形成高度机械化,劳动力人数普遍较少,集中在20人以内。可以看出,机械化的提高引起雇佣劳力的减少,是实现成本最小化而使用机械化代替雇工的直接结果。排名靠后的农场却不存在机械与人力此消彼长的趋势,说明农机与劳动力不能实现较好匹配,阻碍生产效率提升。收益则与经营模式有直接联系,成本收益率越高的农场,往往兼具农业企业、合作社与销售平台等多种经营模式,低潜力水平农场基本处于单干模式。这表明,与单一经营组织形式相比,更需要集体经营层的统筹协调,实现与市场的良好对接,充分保持自家农产品的独特优势。低潜力水平农场成本收益率均在20%及以下,甚至呈现负数,考虑到小规模家庭农场分散,缺乏强有力的社会资本,难以增大市场份额与成本收益率。 在土地方面,集中高效流转土地是家庭农场持续开展与扩大规模的前提。高潜力水平农场基本超过20hm2经营面积,宏赢、王老五、沃润、本味园、黄金谷农场经营面积超越66.67hm2,经营面积最大的王老五农场达200hm2,形成可观规模经济效应。低潜力水平农场与之形成对比,集中在6.67~20hm2,规模效益较低。土地流转期限集中在15-30年,宏赢农场土地租期最长高达50年,各农场用地稳定性较强,有利于提高土地质量和效益。 在外力支持方面,高潜力水平农场普遍获得补贴并购买保险,丛氏、王老五农场分别获得90万元和60万元高额政府补贴,增强农场抵御风险能力。低潜力水平农场几乎没有政府补贴和购买保险,这类农户参保意识不强,宁愿采取保守经营,对保险认可度较低。除此之外,农场普遍存在融资问题,除了源于过去非农资本积累不足,还与如今申请贷款程序复杂相关。以上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公正地反映农场实际情况,说明所构建的家庭农场发展潜力直接影响因素体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从农场主个体、组织、绩效、环境四个方面提炼出21个影响家庭农场发展潜力的要素,构建家庭农场发展潜力评价体系,选择215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对评价体系进行模拟测算,得出以下结论:①利用ISM模型厘清影响家庭农场发展潜力的表层直接因素(融资难度、未来期望、劳动力人数、投保情况、机械化程度、经营总面积、经营模式、土地流转期限、政府补贴力度、成本收益率)、中层间接影响(年龄、学历、获得荣誉与认证、技术指导情况、制度规范程度、土地生产率、商品化程度)与深层根本影响因素(培训等级、农场经营经验、社会化服务水平、相关法律法规);②运用AHP法对影响家庭农场发展潜力的表层因素进行综合权重排序,其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是成本收益率(影响权重为0.294)、融资难度(影响权重为0.213)、经营模式(影响权重为0.151),这些表层因素的影响最为直接,其改善带来的推动作用也最快速;③将家庭农场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应用于215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得到加权总分并排序,划分为“高潜力水平”、“中潜力水平”、“低潜力水平”三类,发展潜力越大的农场,成本收益率较高,经营模式更丰富,机械化提高带来劳动力减少,土地面积的增加带来规模效益,参保意识较强,但各农场普遍存在融资难题。 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改善融资渠道,扩大金融机构有效抵押物范围,建立与家庭农场信用等级相匹配的免抵押小额贷款。第二,增加家庭农场的销售网点,激活农场能动性,避免遭遇批发商价格挤压而贱价抛售,增加了“讨价还价”的可能性,有助于开拓市。第三,当前缺乏家庭农场专用法律,法律缺位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桎梏。应尽快针对家庭农场单独立法,明确家庭农场的注册与认定标准、监管与退出程序。使家庭农场的发展有法可依,强有力维护家庭农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何劲,祁春节.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模式、形成机理及制度效率[J].经济体制改革,2018(02):78-84. [2] 张建雷.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1):34-40. [3] 屈学书.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动因分析[J].农业技術经济,2016(06):106-112. [4] 刘婧,王征兵,张洁.家庭农场的个体差异、要素投入与规模经济研究——基于山西省109家果蔬类家庭农场的实证分析[J].西部论坛,2017(03):20-30. [5] Dogliotti S,García,M.C,PeluffoS,et al.Co-innovation of family farm systems: A systems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agriculture[J].Agricultural Systems,2014,126:76-86. [6] 吕惠明,朱宇轩.基于量表问卷分析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04):19-26. [7] 张悦,刘文勇.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与风险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6(5):16-21. [8] 黄新建,姜睿清,付传明.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J].求实,2013(6):94-96. [9] 任重,薛兴利.家庭农场发展效率综合评价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541个家庭农场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8(03):56-65. [10] 李星星,曾福生.家庭农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以湖南为例[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06):79-85. [11] 张琛,黄博,孔祥智.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与分析——以全国种植类家庭农场为例[J].江淮论坛,2017(03):5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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