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西藏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风险转移 |
| 范文 | 朱新林 陆豪 [摘 要]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高承受风险能力与公共服务客体的低承受风险能力之间的风险转移问题，这个问题在西藏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进而影响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果。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风险转移问题，需要不断健全基层组织的内部监督机制、增强政策文本的规范功能、加强配套制度建设综合施策。 [关键词]公共服务;风险转移;内部监督;分类管理;文本规范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和“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治藏方略，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深入发展，社会局势全面稳定，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強。但同时也要看到，西藏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还存在着供给不充分、信息不对称、风险转移等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提高西藏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风险转移的具体表现 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由于供给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等地位，以及在权利、资金、信息、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双方承担风险的能力有高低之分。就像自然界中不同密度的液体放在同一个器皿中，会出现高密度的液体向低密度液体流动的现象一样，公共服务供给中也存在风险转移的密度流效应，即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高承受风险能力与公共服务客体的低承受风险能力之间的风险转移问题。以西藏某市HU村公共健身设施和LK村职业技能培训公共服务项目为例，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较好地说明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风险转移问题。 1.1 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维护中的风险转移 HU村村委会主任在访谈中说：“乡镇在我村村委会的一处空地上安置了单双杠、太空漫步机、太极推揉器、扭腰器等五种公共健身器材。安装人员仅负责设备安装，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也没有向村民进行各种健身器材操作展示。由于对于健身器材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不完全了解，使得村民对安置的健身器材使用率极低，除了个别小孩把那些器材当做玩具，而其他村民基本不使用健身器材。由于使用不当，加上露天安置和疏于维护等方面原因，加剧了健身器材的老化，部分器材已经解体难以正常使用。” 可以看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为农牧民建立公共健身设施，是属于生活类公共服务范畴，供给主体更多注重公共服务的提供，而忽视了提供过程中的每个具体环节，忽视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后期回访和跟踪调查这个环节，也就是说将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维护中的风险转移给了使用对象，而西藏农牧民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现代科技知识比较欠缺，再加上语言不通，农牧民无力承担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各类风险，影响了公共服务的效果。 1.2 技能培训中的风险转移 访谈中，LK村村委会主任说道：“本村虫草资源匮乏，村民收入仅靠种青稞来获取，与其他村相比，本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贫困户高达14户。因而乡镇部门对我村村民尤其是贫困户进行多次的专项对口就业培训活动，每次聘请农牧专家、厨师和有经验的司机等专业人员来我村进行就业培训。但是就业培训的时间一般为一天，受培训的村民根本就没有学会。同时由于乡镇为受培训的人员难以提供较为合适和足量的就业机会也削弱了就业培训的有效性。” 从上述叙述可以看到，技术培训类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供给主体更多关注公共服务内容、项目的提供，而忽视技术培训类公共服务的长期性、实践性和系统性，将技术培训类公共服务的风险转移给了使用对象。大容量培训内容、高技术操作实践和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原因使得这种针对贫困农牧民的就业培训活动效果较低。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容易出现“收集需求——提供服务——出现问题——供给需求反馈——收集需求”的怪圈，进而体现出密度流效应，具有高承受风险能力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向低承受风险能力的接受目标群体存在着隐性的风险转移，在这种风险转移博弈中，低承受风险能力的接受目标群体难以取得博弈的优势地位，更多的只能是妥协和无奈，进而影响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果。 2 解决西藏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风险转移问题的对策 2.1 加强基层党建，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弥补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内生性的局限，在公共服务供给改革过程中，可以通过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完善内部监督机制，来解决西藏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风险转移问题。 基础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比基层的政府机构在统筹资源、协调关系、思想教育、监督检查等方面更具有优势。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基层党委可以通过加强党建工作，将辖区内的机关、事业单位、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等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将党内考核、奖惩与公共服务成效挂钩，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和效果。 2.2 强化制度文本认同意识，增强政策文本规范功能 制度文本的内容是清晰与模糊并存的。强调制度文本的清晰度有利于基层官员明确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目标的具体指代范围，进而确保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但是文本清晰度越高，代表着文本的指代范围越具体，执法责任越明确，那么??制度文本未指代的范围和责任领域必然会相对模糊，这样也会为基层官员变通服务供给提供更多的政策“漏洞”。 因而，上级政府在制定规章制度和传达文件时，要认识到制度文本模糊与清晰并存的客观规律，提高政策制定者或传达人的认同意识。政策制定者或传达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适文本尺度： （1）文本内容的概念化。上级制定的政策文本内容不应该是对基层官员公共服务供给事无巨细的全部囊括，而要注意文本的指导性作用，应将制度文本的内容概念化。制度文本的具体操作就交由基层官员根据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度调整。 （2）文本内容指代的明确化。强调内容概念化，是认可文本模糊性存在的客观需要，但只有注重适当的文本清晰度才可以限定基层官员的公共服务供给范围、供给方式、责任承担等，减少了公共服务过程中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3）文本内容的调适化。在制定制度文本时，要综合考虑文本内容概念化、指代明确化和其他方面因素，要使文本的模糊性和清晰度保持一定的平衡。 2.3 健全分類管理制度建设，规避风险转移行为 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法》明确将“分类管理”确定为公务员管理的基本原则，并划分了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等类别。为了更好地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必要加强与分类管理相配套的制度建设： （1）健全职级晋升考核的监督机制。要按照“逐级晋升为主，破格晋升为辅”的原则做好公务员职级晋升工作，要按照德、能、勤、绩、廉的考核标准公平公正地考核公务员。要加强对公务员职级晋升考核工作的监督力度，要制定科学的考核程序、考核标准和监督机制，要建立相应的申诉和救济渠道。 （2）完善公务员交流制度。对于接受转任、挂职锻炼等交流人员，做好接受交流人员的思想工作和入职培训教育工作。要完善西藏农牧区驻村、挂职干部的考核和使用制度，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使表现突出的驻村、挂职干部得到任用，激励驻村、挂职干部的积极性;要进一步明确驻村、挂职干部的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和挂职干部之间的权责关系，确保挂职干部有效履职。 （3）要完善公务员有关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要严格审查监督公务员配偶、子女等其他亲属在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招标、投标及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权钱交易、利益冲突问题。 （4）加大公务员在任用、职位晋升、转任交流等关键环节的审核工作，加强离任专项审计工作。 [参考文献] [1] 刘宇，林万龙.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现状的实证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 [2] 张志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农民自主供给[J].科学社会主义，2016（05）. [3] 李燕凌，喻琪.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分析与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15（13）. [4] 田旭.西藏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D].东北大学，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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