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合作社自适应性分析 |
| 范文 | [摘要]通过对重庆两个农民合作社的调查后发现，在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基层农民合作社逐渐衍生出自适应性，体现在农业生产的性别适应、市场化适应及商品化适应。但这种自适应性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既体现了农户合作共赢的基层智慧，也呈现出乡村社会转型的消极结果，如强化了传统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格局并产生家庭功能危机、凸显出合作社农业生产的市场信息短板、呈现出农村生产互助合作文化的式微图景。针对合作社自适应性的不利影响，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空心村;自适应性;制度创新;制度弹性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提出及调查概况 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是城市化、市场化、商品化等理念不断进入和改造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果，对以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亦产生较大影响，在此情形下，合作社对乡村社会转型自发生成了自适应性，但这种自适应性既有积极意义，也带来消极影响。 本次调查的农民合作社分别位于重庆中部山区的两个村庄，村庄地处高海拔山区，当地降水量充沛、地理位置优越，有利于蔬菜种植，因此两个村庄的合作社均发展以蔬菜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基于学术惯例，以字母A、B表示两个合作社）。由于两个村庄的合作社发展较好，因此被地方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作为蔬菜基地样板来打造。A合作社土地规模为13.33hm2，会员有50户。B合作社会员目前有70户左右，涉及六个村组，蔬菜种植面积53.33hm2。本次调查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两个合作社理事长进行访谈，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分析，具体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在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自适应性表现及其影响。 2 农民合作社的自适应表现 2.1 合作社的农业生产性别适应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产生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三留守”问题，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要转为留守老人与留守妇女，但相比老人，农村女性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力，根据对A、B合作社的调查，两个合作社的女性成员占比分别超过80%和70%。 “现在农村都是女人多，我们合作社就在这种情况下把土地流转过来，否则土地就荒了，没人种”。——A合作社理事长访谈 “因为蔬菜都在山上种着，很多时候要靠妇女来背和扛，种蔬菜劳动力成本比较大，完全靠人背。有的人用车来拉还要运费”。——B合作社理事长访谈 上述访谈反映出农民合作社运行中的性别适应——合作社女性化，但这种适应是农户被迫的农业生产性别变迁，在男性劳动力农业生产缺位情况下，以女性为主要劳动力的农地经营压力较大，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便成为普通农户家庭的“合理选择”，不仅实现了合作社的规模收益，而且对农村土地撂荒现象也起到一定缓解作用。与此同时，合作社女性化也加重了女性农户的体力劳动，由于调查村庄位于山区，缺乏良好的蔬菜运输道路，在合作社组织农户出售蔬菜时，女性农户不得不将收割的蔬菜從田间背到机动车行驶的正规道路旁与菜贩进行交易。合作社女性化是农业女性化的重要表现，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及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不完善情形下，合作社产生了性别适应。 2.2 合作社的市场化适应 根据对两个蔬菜合作社的调查，合作社的蔬菜销售都是直接面向市场，分两种情形销售，一种是菜贩较多，直接对接理事长收购蔬菜;另一种是蔬菜丰收而菜贩子较少时，合作社组织成员外销。无论哪种销售模式合作社均会面临市场风险。 “网上的价格信息很多时候都没有更新，比如一种蔬菜实际市场价格是4元/kg，但网上才2元/kg。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容易让农户产生误会。所以一般我都直接给重庆批发市场打电话问，跟他们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实时的价格信息我们从网上查不到，重庆批发市场给的价格一般都比较准确，误差基本在1毛钱，网上的价格信息都不真实”。——A合作社理事长 蔬菜市场价格风险是合作社面临的重要外部风险，在对接市场过程中合作社存在信息“失明”现象，为降低农户搜寻信息成本，理事长采取了主动市场适应策略。与此同时，由于蔬菜在本地销售的批发价明显低于重庆批发价，因此合作社的农户倾向于通过合作社卖给重庆的蔬菜商贩，但农户对蔬菜市场价格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他们会对合作社理事长所联系菜贩子的价格有疑虑。 “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容易让农户产生误会，农户会认为合作社提供的价格是假的，比如白菜，之前是3.6元/kg，现在是6毛钱/kg。尽管农户有疑虑，但我们合作社还是只能随行就市，如果农户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就可以不卖”。——A合作社理事长 为解决农户的价格信息疑虑，合作社创新了轮流跟车蔬菜销售制度。 “一般就是合作社内农户轮流跟理事长一起去重庆卖菜，这样保证价格信息的透明，比如今天甲农户跟理事长去卖菜的价格是3元/kg ，第二天乙跟理事长去重庆卖菜的价格变为2.4元/kg，这样跟车农户在返回后就会给合作社其他成员进行解释，跟车的人主要是起监督作用。一般两家人的菜可以装满一车，两家人轮流跟车，这两家人的关系在村里比较好，或者就是亲戚关系;而且一户人的菜称好后，另一户人就跟车，不用再称了，尽管跟车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但到那边卖完提前称好的农户的蔬菜后，剩下的就是另一户的蔬菜”。——A合作社理事长 合作社创新的轮流跟车制度是基于农村业缘、友缘与血缘关系，由农户自发生成的合作社制度创新，在城市化下农村劳动力外流现状下，该模式创新不仅解决了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促进了合作社成员的团结和信任，合作社实现了对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双重适应。 2.3 合作社的商品化适应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化理念不断渗入乡土社会，重塑了乡村社会农业生产、礼俗秩序、文化生产等不同方面。调查发现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商品化，商品化理念贯穿于A、B合作社生产和运输两个方面。 A合作社：在生产方面，理事长精通农机，借助政府的补贴为合作社购置了农机设备，并为农户提供耕种服务，但机械耕种服务并非免费，需要合作社使用公积金来支付，A合作社理事长表示自己帮助合作社成员耕地有人工费，一天150元，由合作社来承担。在运输方面，如前文分析，由于蔬菜要销往重庆，在菜贩来不及装菜时，就由合作社自己的汽车来运输蔬菜，每次合作社需支付有驾车技能农户一定费用，每趟200元;此外，合作社内部成员间需要农业生产帮工时，被帮助的农户需要支付合作社帮工者一定费用。 B合作社：在生产方面，合作社主要为农户提供农机具，农户在利用农机具过程中所发生的农机加油费或修理费都由农机具实际使用农户自己支付。在运输方面，农户自己承担蔬菜的运输费用，合作社仅仅帮助联系蔬菜商贩。 對比A、B合作社在蔬菜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可以看出，两个合作社的成员在蔬菜生产和销售方面尽管所承担相关成本的方式不同，但都体现了合作社公共服务的部分商品化实质，这与传统乡土农户间的互惠性互助不同，商品化理念已逐渐渗入农村，传统乡村的互助互惠逐渐被商品化所取代。 3 农民合作社自适应性影响分析 前述合作社在城市化、市场化、商品化的自适应性在制度层面表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既是主动适应，也是被动适应;既体现了农户合作共赢的基层智慧，但也呈现出乡村社会转型的消极结果。 3.1 强化了传统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格局 合作社“女性化”是中国农业“女性化”的具体表现。传统乡村文化中，农村家庭性别劳动分工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的习俗影响，这导致了“男流女守”的社会结果，在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必然会加重女性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在此过程中，尽管女性的家庭决策权会有所上升。但“丈夫外出，妻子留守”看似一种主动选择而实际上却是一种对女性的家庭角色期待，它限制了女性职业发展的空间，会进一步强化传统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格局。同时男性外出打工后也导致家庭核心角色的缺位，农户家庭在抚育子女、赡养老人、情感满足和社会保护等方面也产生了家庭功能危机。 3.2 凸显了合作社农业生产的市场信息短板 在市场经济时代，合作社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经济利益的参 与主体，同样面临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若不能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则在组织对外交易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农产品销售低绩效的“集体沦陷”结果。前述案例合作社无论是直接对接蔬菜商贩，亦或是对接外部蔬菜市场，均面临市场信息不能及时获取的风险，而合作社农户能否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对增加农户纯收入至关重要。可见，合作社能否补齐市场信息获取的短板关系到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好坏。 3.3 呈现了农村生产互助合作文化的式微图景 随着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变，农村社会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快速进入了商品经济状态，案例中合作社内部生产和运输商品化是我国农业商品化的侧影。曾红萍（2016）认为村庄内部劳动力商品化改变了村民之间的合作方式，直接导致社区社会资本各要素的流失，并会出现村庄集体行动困境，最终导致农村社会内部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合作社“产运商品化”使得农户传统的互助合作规范逐渐被合作社商品化“帮工”制度所替代，商品化的互助不仅增加了合作社成员的经营成本，更呈现出农户互助文化传统的式微图景。 4 对策与建议 对于合作社在乡村社会转型中的主动适应性政府应鼓励，这种主动适应是社会创新的重要表现，具有极强的本土适应性和推广性;但对于合作社的被动适应性及其带来的消极结果，则需政府通过各类社会政策加以干预，并将消极结果降为最低。首先，应尽快弥补我国农村各类生产设施的短缺状态，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基础;其次，政府应鼓励市场、社会构建“互联网+农业”的市场信息服务体系，降低合作社对农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再次，增强对农村“三留守”家庭功能缺陷的社会保护和支持，减弱农业女性化带来的家庭功能压力;最后，进一步弘扬邻里互助的传统习俗，降低商品化对农村互助文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吴慧芳，饶静.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09（3）：55-61. [2]陈志光，杨菊华.农村在婚男性流动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J].东岳论丛，2012（4）：70-76. [3]杨静慧.妻子留守型农村家庭结构缺损现状解析[J].党政干部学刊，2010（4）：64-65. [4]蔡荣.“合作社+农户”模式：交易费用节约与农户增收效应[J].中国农村经济，2011（1）：58-64. [5]曾红萍.农村内部劳动力商品化与社区社会资本变迁[J].中国农村观察，2016（4）：23-29. [收稿日期]2020-04-23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GLC075）;北京市农委项目（1083252001/031）;北京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2019年专项资助（PXM2019-014207-000016）;北京市教委项目（SM201910020004）;大北农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17SK003）。 [作者简介]王军强（1982-），男，山西运城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及留守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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