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传统农业的“地力常新壮”思想探析 |
| 范文 | 阎莉 贺扬 [摘要]在中国传统农业几千年发展中，古人积累了丰富的耕作经验和技术，其中“地力常新壮”思想是影响广、持续久的农学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体现着农学家的智慧和人与地相互促进的农业哲学思想，而且反映着古人对所耕种的土地具有的呵护和挚爱之情，是古人在自己的生存实践中积极寻求以自己的智慧适应土地的好恶，并以自身的能力改善所耕种的土地，使土地成为可以为人效力的好土壤。在这一人积极发挥能动性过程中，古人并未超越土壤生态的要求，而是以符合土壤生态循环的方式为其施肥，使多年耕种的土壤能够长久保持常新，从而将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农业土壤带入良性生态循环之中，不仅使土壤可以支撑人类耕作的需要，而且其本身也得到养护。 [关键词]中国传统农业;地力常新壮;施肥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古国，在几千年的农业耕作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耕作技术、经验和理论，其中“地力常新壮”就是最能反映中国农业耕作特点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揭示了中国传统农业耕作长期保持已耕地肥沃程度的特征，这一点使得中国农业耕作显示出积极利用土地实现增产的果效。 1“地力常新壮”思想的产生及其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地力常新壯”思想的学者是南宋杰出的农学家陈勇。1149年，陈勇在前人研究和自己躬耕实践的基础上写成了一部举世瞩目的农学著作一《陈勇农书》，在这部著作中，陈勇提出了“地力常新壮”思想，论述了“地力常新壮”的涵义以及如何在农业耕作中保持“地力常新壮”。在其《农书.粪田之宜篇》中，陈勇写道：“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陈勇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如果经常在耕作的土地上增添肥沃的客土，施加肥料，就可以促使所耕作的土地保持地力常新壮，从而使土地可以长期支撑农作物发育生长结出籽粒。 陈勇提出“地力常新壮”思想主要是针对当时出现的“地久耕则耗”地力衰竭论农学思想，这一思想由南宋的吴懌提出。吴懌在《种艺必用》中表达了如此观点即“三十年前禾一穗若干粒，今减十分之三”。虽然吴懌所描述的现象在实际农业耕作中现实存在，耕作土地如果不加以补充新的肥料进人，的确会使土地越种越瘦，这是吴懌和具体种地的农民所担心的，也是西方农学家所持有的“地力枯竭论”和“土壤肥力递减论”思想。但是陈勇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耕作土地可以地力常新的观点，很好地解决了地越种越衰退的现实问题。 从社会实践的意义来考量，陈勇提出“地力常新壮”思想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从陈專生活的时代来看，当时的宋代人口增长非常迅速，数量已经达到1亿多。相比而言，1亿多人口所居住的面积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的江浙一带，可耕地面积比较少。据秦观《淮海集笺注》记载：“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这就存在着人口数量大与可耕地面积少的现实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就成为当时农学家需要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种现实需要的情况下，陈勇提出只有保持地力常新，提高土壤肥力，才能保证和提高耕作面积的单位产量，进而可以利用有限的耕作资源养活逐渐增长的人口。 陈勇提出“地力常新壮”思想除了现实的社会需要之外，还有前人的思想渊源。早在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任地篇》中，就有了“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土壤肥力发展变化观点。这一观点阐述了耕作土壤可以越种越肥，也可能越种越瘦。关键不在于人面对什么样的耕作土地，乃在于人如何在土地上进行耕种。在战国时代土壤肥力发展观的基础上，汉代思想家王充在所著《论衡·率性篇》中对改良土壤、改善地力作了深刻阐述：“夫肥沃硗埇，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硗而桷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王充所阐述的观点显明，在自然状态下，土壤有肥沃和瘠薄之分，这是土地本身具有的本性。而另一方面，要想让树木或者禾稼长得枝繁叶茂多结果实又必须依赖肥沃的土地。面对硗埇（瘠薄）的土地，人并非无可奈何，而是可以改良土壤，使性恶的土地变成良田。如何改变硗确的土壤以利于树木或禾稼生长呢？方法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就是借用深耕细锄和施加粪料的方式，用人工培肥地力，改善土壤瘠薄的状况。当这样做之后，瘠薄的土壤就能如同肥沃的土壤一样长出丰盛繁茂的禾稼。这表明，人们所耕作的土地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改变的。汉代的班固在《白虎通德论·天地》中阐述了土壤的功能可以改变：“地者，易也。言养万物怀任，交易变化也。”班固所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土壤可以变易、交交。土壤如同怀孕生子一样，具有养育万物的功能，体现为播在土壤里的种子长出植株，再由植株变成种子。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与土壤之间好似在进行交易，一方面从土壤里取走农产品，另一方面通过施肥给予土壤以回报，促使土壤恢复可以养育万物的功能。土壤在这样的变易和交易中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既能给予，也能吸收。 正是基于对前人农学思想和经验的总结，陈勇提出了“地力常新壮”思想。更为重要的是，陈勇不仅提出一种重要的农学思想，而且他将这一思想与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将理论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解决了人们如何在具体农业生产中实现“地力常新壮”的问题。陈勇观察到土壤如同有生命的生物体一样，多种多样，各有不同，人们对这些土壤的治理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这就是：“土壤气脉，类不一，肥沃硗墒，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面对不同的土壤，人们可以加以相宜的治理，治理的方法就是合理施肥。陈男将合理施肥称为“用粪犹用药”，用药讲究对症下药，施肥也需要针对土壤本身的特性来决定施什么样的粪以及施多少粪，用粪应当“得其中则可”，不易过多，也不易过少，而是怡如粉，适时施肥，即“相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也。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从粗略的方面来看，勇主张瘦田需要多施粪，肥田应当少施粪或不施粪。对一些农作物，陈募提出了具体的施类方案。在所写的《农书》中，陈蒡针对种萝卜和菘菜要在人冬前用“烧土粪以粪之”，这样就“霜雪不能调”，可以安全越冬。而种桑应该“以肥窑烧粪以粪之”，这样可以使土壤久雨不糊烂，久早也不会坚硬板结。对于其他一些农作物，陈势提出多次施肥追肥。例如，种麦“宜屡耘而屡粪”，锄一次草就要施一次肥，大麻则要“旬一粪”，就是每隔10天施一次肥桑树在究后要扒开根部四周土壤施“开根粪”，每年还要另施两次追肥。在果树施肥方面，南宋时期柑橘已经实行冬、夏各施一次肥料。为了配合适宜施肥使地力常新壮，陈勇在他的农书中还提倡用建造“粪屋”的办法来积肥以备施肥之需，他主张：“凡农居之侧，必置粪屋，低为檐楹，以避风雨飘浸。且粪露星月，不肥矣。粪屋中，凿为深池，以砖甓，勿使渗漏。”建造粪屋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肥料，而且防止风雨侵袭以免肥料失去肥田的效能。值得关注的是，陈勇将积肥肥田看作人们生存的一部分，体现为粪屋的建造不是放在荒野郊外，而是在农居之侧，紧靠人们的居所，成为人们生存的一个方面和记载。关于这一点，古罗马时期的农学家瓦罗也关注到了，他在所著的《论农业》一书中提出：“在农庄建筑物的附近应当有两个肥堆，或是两个肥堆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应当是新鲜的肥料，另一部分则有在放陈了的时候才拿去上地，因为沤烂的肥料比新鲜的肥料力量大。肥堆的四边和上面如果用树叶和叶子遮盖起来，是不受日晒，它的质量就可以硬高一些，因为不能让太阳事先把土地所需要的好东西给吸跑了。”透过瓦罗的描述，可以推测当时的古罗马人也是采用施肥使地力保持效能。可见，中外古代农学家共同拥有地力常新壮思想，也都以施肥作为保持地力常新壮的手段和方法。这种共同的理解和看见表明农业理论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共同的生存实际和生产实践，农业不只是人劳动生产的一个方面，更是人实际生存的场域，反映着人真实的生存和生活景况，是人真实生活的描述和概括，映射着人如何应对所处的自然环境而生存。 2“地力常新壮”思想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紧随宋代而建立的朝代。元朝在统一北方和南方之后，社会生产力急需迅速恢复和发展，而其恢复的基础就是北宋和南宋积累的各种生产经验和技能。在农业生产中，人们迫切需要一部总结和指导农业生产实际的农书。在这样的现实需要背景下，作为农学家的王祯写成了一部内容丰富、推陈出新的农学巨著，综合了宋元以及历代农业技术和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农学思想和如何实践操作的耕作、施肥等方法。在这部农书的《粪壤》篇里，王祯继承和发展了陈男地力常新壮的农学思想，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详细论述了如何使土地长期保持肥沃、力壮的用地、养地相结合的粪壤理论。 王祯如同陈势一样首先阐述了出于天然自然的土地有良薄分、好坏差异，这是客观事实，是每一位种田者需要明白和面对的现实状况。但是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人并非无所作为，昕凭自然的安排，反而可以利用施粪的方法改善士壤。为此，王祯论述道：“田有良薄、有肥硗，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而且“所有之田，岁岁种之，土敝气衰，生物不遂，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王祯所阐述的粪壤理论包含三个面：（1）农业耕作的当务之急不是不加辨别地将种子下种到田地里，反而是先考察了解土壤的现实状况，对瘠薄之田进行改善和改良，化硗土为肥土。如此才能保障种植的种子可以在好土地上得到较好的生长和发育而最终可以结实百倍。（2）变薄田为粮田，化硗土为肥土的方法是厚加粪壤，粪壤成为耕睹急需要做的，是在耕种之前就应当做好、做实的事情，否则后面的耕种就不会达到丰产的预期效果。（3）即或是肥沃的田地，经过多年种植之后，也会出现“土敝气衰，生物不遂”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只能是“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就是耕种土地的劳作者提前储备粪肥，将所储备的粪肥加添在田地之中，如此就可以恢复地力常新而收获不减的耕作目的。 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施粪对保持地力常新的重要性，王祯区分了古代人们恢复地力与施粪恢复地力的区别，他认为以前人们采取撂荒让土地休闲的方式恢复地力，这是在技术尚未发达的早期农业生产中常常采用的方法。比如，在云南的哈尼族早期人们耕种一片土地几年之后会将土地闲置，另外到新的地方开辟田地用于种植，经过几年恢复之后再返回来在以前的田地里种植。这显然是一种最简单、最原初的恢复地力的方法，仅仅适用于地广人稀的农业生产时代和地区。当人口数量增加、地少人多之后，撂荒式的恢复地力方法就不再适合了。尤其是在实行同一块土地上长期连种之后，土地地力的恢复就显得异常重要，需要借助人工功量帮助地力快速恢复。王祯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储粪施粪，促进土壤改良，使地力保持常新壮而获得连年丰产。在所著的农书中，王祯列举了当时的粪料类别，描述了苗粪的使用，也就是如何施用绿肥用于栽培，具体而言，就是在种植稻田的土地中栽培苕草作为肥料，王祯指出：“江淮以北用为常法。”说明元代北方种植一些绿色植物作为绿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王祯在他的农书中还记载了草粪，就是野生绿肥，指用野生的青草、树叶和嫩枝做绿肥。王祯指出：“于草木茂盛时芟倒，就地内罨腐烂也。”又说：“江南三月草长，则刈以踏稻田，岁岁如此，地力常盛也。”王祯提倡将耘除的草深埋在稻苗的根部可以增强土壤肥力，“沤罨既久，则草腐而土肥美也。”王祯在他的农书中还记载了人畜尿粪甚至石灰肥田，“下田水冷，有用石灰为粪，则土暖而苗易发。”这些都表明，在元代，人们对如何施用粪料增强田地的肥力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以至可以针对不同的田地、庄稼使用不同的粪料保持地力常新壮。据史料记载，元时期，人们已经有了“粪田胜如买田”、“惜粪如惜金”的民间习语，当时施用的肥料已经达到60多种，其中人类、畜粪和家粪多达13种，饼肥2种，泥肥4种，土肥2种，灰肥3种，熏肥3种，绿肥4种，矿物肥料5种，蒿秸3种，渣肥2种，杂肥21种。 元时期的地力常新壮思想在清代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使这一思想得到延续和拓展。清代的《三农纪》在“粪田”一节中指出：“土有厚薄，田有美恶，得人之营，可化恶为美，假粪之力，可变薄为厚。”并指出：“以生生之士，岁岁种之，不得粪助，土疲气衰，则生长难茂。农夫必储粪以育之，则土力精壮而收获必倍。”这里，作者一方面陈述了土壤客观具有的基本状况，就是田地有肥厚的，也有瘠薄的。即使肥沃的田地长久在上面种植，也会出现土壤疲劳，锄衰竭的时候，这时候的田地难以支撑庄稼生长茂盛多结果实。但是人在面对瘠薄的土地时，并排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反而可以借助粪料对瘠薄的田地加以改造，将其改造为良田，恢复田地力量精壮增产丰收的功效。 在继承地力常新壮农学思想方面，清代的杨岫最为著名，他在所著的《知本提纲·农则》中明确阐述了地力常新壮思想：“若夫勤农，多积粪壤，不惮叠施补助，一载之间，即可数收，而地力新壮，究不少减。”“产频气衰，生物之性不遂;粪沃肥滋，大地之力常新。”杨岫在这里不仅提出人可以借助粪料滋润田地，使地力实现常新壮的状况，而且他还看到可以透过给田地施粪达到一年之内多次收成的目的，这应当是后来双季稻、三季稻农业种植生产实践的思想渊源。 由此可以看出，地力常新壯是中国古代农业思想的核心，是人们在农业方面从被动适应自然环境到积极主动地改造环境转变的过程，对人们如何依赖所耕种的田地获得丰产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可以帮助在田地上辛勤操劳的人们通过改善土地达到自身依赖于土地而生存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杨岫在其《知本提纲》中提醒人们要积极主动地广积粪壤、增加地力，也就是“广积粪壤，人既轻忽而不争，田得高润而生息，变臭为奇，化恶为美，丝谷倍收，衣食并足。”借用施粪，人不仅促使地力得以常新，而且实现了在土地上运用自由意志获得自身利益的目的。如此，人在田地的操劳中得到了自由，可以凭已意提升自己的生存目的，达到丰衣足食的生存目标。 “地力常新壮”对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生态价值近代农业化学的奠基人、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在《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一书中提出农业建立的基础：“农业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的即从土壤取走的植物养分，又以农产品残余部分的形式，全部归还土壤。”李比希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农业耕作原则，表明人们对土地耕种的使用不是一味地索取，而是在使用的同时积极借助人力恢复土地功能，使土地可以得着滋养而重新供给人们所需要的农产品。 土地之所以能够用养结合，立足于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土地可以借用人力被改造。当人们获得土地如何被改造的基本认知之后，就可以利用所拥有的认知对土地加以改造。对于土地可以被改造的认知早在中国的周朝就已经开始，《周礼.郑玄注》对“土”和“壤”加以区别，让人们获知二者的差异。在这本书里，作者将“壤”看作人可以在其上耕作的土地，即“以人所耕而树艺焉，则日壤。”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可以被称作“壤”，有耕作之地或农业用地才能叫做“壤”。这样的“壤”与“土”有本质区别。“以万物自生焉，则曰土。”这意味着“土”指所有在地球上存在的土地，是以自然的方式存在，人通常不会有意识地改造它。这样，“土”只具有自然肥力，而农业土壤因为可以被人加工、改造和利用，所以它就不仅具有自然肥力，而且具有人工肥力。在自然土地上，虽然也可以生长一些植物，但这些植物都是就地而生，又就地而死，生与死都是自然发生。土地的养仅仅依靠死亡的植物循环，是靠自然植被自发恢复地力。之相异，农业土壤却是利用人工因素来养地。就是一方面，在农业土壤上生产的农产品被人拿走、消费了，地力受到损耗;而另方面，人们又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的能动性恢复并增加土壤肥力，促使土壤重新恢复地力，这就是李比希所讲的“归还学说”，即以归还补偿的方式维持地力，采用恢复式的耕作方式。 虽然李比希作为农业化学家深刻意识到应当不断增加土壤肥力以恢复其地力的归还式耕作方式，但可惜的是万国家却没有在实践上真正体现这一重要的农学思想，反而是以掠夺式的经营毁灭了土壤的生产能力，以致于影响到国家的继续昌盛。真正体现李比希归还式土壤经营观念的是中国古代的农业，比希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地球上一个伟大帝国的历史，说明了这个民族从不知晓兴衰隆替为何物。从阿伯拉罕进入埃及的时候起，一直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在中国只是由于内战才偶然中断了人口有规律的增殖;但在它广大国土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使土壤肥力衰竭，也没有耕作者锄犁没有触及的地方。”中国古代农业之所以没有使土壤肥力走向衰竭，并不是因为中国所在的土地有更强大和持久的土壤肥力，而是中国古代的农业耕作者很好地践行了用养结合的土壤归还观念。使这一观念变成现实的做法就是借助人力为土壤施肥，从而恢复土壤肥力，汉代的王充称此方法为“粪壤”，即所谓“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王充的思想表明可以通过人工方法帮助地力恢复和加强，所依靠的手段就是“厚加粪壤”，也就是利用“多粪肥田”的办法滋养土壤，增加土壤的肥力。这样，农业土壤就不再只是依靠自然肥力，而更重要的是依靠人工肥力，使其被改造为人们可以持续耕作的农业用地。 那么，为什么人们必须依靠施粪来滋养土壤而使其进人用养结合的良性循环呢？在中国古代，农业耕作者对粪料为什么能够滋养土壤的机理并不一定非常清楚，他们仅仅是依靠经验积累获得的生存常识给土壤施粪以增加地力。但是这种来自于生存常识的经验却隐藏着丰富的科学性。实际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证明，‘粪之所以能成为农田土壤中能量循环和物质变换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因为‘粪作为有机废物投人土壤以后，在土壤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一部分变为‘腐殖质成为稳定土壤结构，保存土壤肥力的胶体;另一部分则被分解为‘矿物质（无机盐），重新被农作物吸收利用，进入另一轮能量和物质循环和变换。‘粪作为微生物生活物质和能量的来源，是土壤这个有机活体所必不可少的。”其实，从古代中国使用的粪的来源来看，都是出自于动物或者植物。无论动物，还是植物，都属于有机体，出于其中的粪虽然是作为废物被排放出来，但其根本上也是属于有机物。当这些有机物作为肥料被施加在农业耕地进入土壤之后，它们就可以被微生物分解成为可以被土壤吸收的元素而成为滋养土壤的养分，这整个过程完全是一种与自然相契合的生态循环，本来为废物的粪成为可以滋养土壤的养料，实现了变废为宝的良性循环。整个过程之所以能够进人良性循环，是因为粪作为自然有机物的性质所决定，这一点完全不同于现代农业耕作中所使用的化肥。从化肥的性质来看，无论哪一种，都属于化学制品，是藉着人工制造的肥料，这样的肥料失去了自然特征，不属于自然循环中的一部分。因而当被施予土壤中时，微生物无法对其进行分解，它也就无法成为滋养土壤的养分。非但如此，化肥不仅无法滋养土壤，而且对土壤有破坏作用，会使土壤板结，反而会导致土壤失去地力。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持续了几千年的土壤用养结合是建立在施用粪料保持地力常新的基础上，粪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们通过将粪施人土壤，经过土壤消化吸收之后，被消耗的土壤肥力就可以得到恢复和增加。这样，土壤就可以继续维持禾稼的生长，使土壤进人良性循环，农业耕作也进人良性循环。正因为进入良性循环，所以中国传统农业体现出土壤连续利用多年不使其休闲却仍然能够很好地维持禾稼生长。在土壤上耕作的中国传统农民既充分用地，又借助施粪积极养地，使土壤越种越肥，产量不断提高，以少量的土地养活了较多的人口，支撑了整个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成为世界传统农业耕作的典范。雖然随着现代农业的兴起，农业耕作不再采取传统施粪的方式维持地力常新，但是这一持续了几千年的用养结合的土壤利用方式仍然有其重要的借鉴价值，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利用有机肥归还被长期使用的土壤的肥力，从而使现代农业耕作如同古代农业一样建立在用养相结合的良性生态循环中，成为持续支撑人类繁衍生息的基础和力量。 [参考文献] [1]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科技史[M].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322. [2]谭黎明，等.宋元明清时期肥料科学技术及其在吉林的借鉴[J].兰台世界2013（1）：27-28. [3]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198 [4]郭文涛.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M].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5][古罗马]M.T.瓦罗.论农业[M].王家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郭文涛，曹隆恭，宋湛庆，等.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M].北京：中国科技农业出版社，1986：146-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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