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基于投资视角的我国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研究 |
| 范文 | 高志鹏 薛文秀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处于“六期叠加”的关键期，“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此，从投资的角度，通过构建回归模型，运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6年）的相关数据，深入探讨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央财政总支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对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央财政总支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均对粮食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程度最大，略高于中央财政总支出。分析认为，稳定粮食产量需要增加投资，由于投资存在滞后效应，因此要确定合理的投资增长机制、资金支持和补偿机制，实现粮食稳定增产。 [关键词]粮食产量;投资;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6.11 ?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处于“六期叠加”的关键期，“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具体而言，农业面临“两板挤压”、“双灯限行”与“两低并存”的农业新常态，农业发展需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有效农产品供给的基础上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粮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保障粮食安全，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近年来，我国粮食呈现出区域供给不平衡、粮食的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据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耕地面积为1.35亿hm2，实际耕地面积并没有显著增加，尽管我国耕地面积位居世界第四，但人均耕地面积却极少。截至2016年初，全国耕地面积为1.35亿hm2，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6.6万hm2。因此，作为拥有十三亿人的人口大国，在耕地资源有限，粮食投入与产量的边际效应递减的基本国情下，深入研究投资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1 变量选取 影响一国粮食产量的因素较多，从宏观角度来看，包括耕地面积、气候条件等自然条件和农业产业化水平、农业技术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等经济条件。国内对粮食产量的研究较为单一，主要从自然条件、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技术进步等因素进行研究。也有一部分从要素投入因素、自然灾害因素、政策因素等三个方面对粮食产量进行研究。从微观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粮食的产量取决于品种、化肥施用量、农药、机械总动力等要素投入，以及土壤、气候、灌概、虫害等方面的自然环境的影响。Ferto，Imre等利用2003～2008年的农场会计数据，调查了东（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和西（法国）欧盟农场之间的农业投资行为，研究认为，尽管农场结构有所不同，但农场的投资行为并没有大的不同，农场总投资与实际销售增长呈正相关。此外，该研究还通过与公共投资补贴相结合以缓解短期资本市场的不足进行了深入探讨。 由于农业资源的缺乏，使农业发展停滞不前，粮食产量难以有效提高，然而粮食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深入探讨粮食产量的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文章从投资的角度，对影响粮食产量的变量进行了筛选和分析，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形成了包括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内的七个变量。具体为：①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Xi）：主要用来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的投资是否引起了粮食产量的变化，由于投资具有滞后性，因此，在模型分析中会通过构建滞后模型进行回归。②中央财政总支出（βi）：该变量主要说明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影响粮食产量，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③实际利用外资总额（γi）：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利用外资，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尤为明显，那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而其对粮食产量的变化是否有影响依然有待研究。④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Z1、Z2、Z3）：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模型分析和研究。⑤粮食产量（Yi）：该变量作为因变量，主要用来说明相关投资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以及影响方向和程度。 1.2 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主要来自2009至2016年《国家统计年鉴》，并通过汇总整理所得，同时，为了保障数据的稳定性和消除异方差，文章在进行回归之前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如表1所示，我国自2008年以来的糧食产量保持在5.7亿t左右，相对应的，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样超过了1万亿元，中央财政总支出约为2亿元，利用外资也在逐年增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也基本保持稳定。 如图1和表2所示，我国农业总产值、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均表现为逐年增长，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较快，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增速相对较慢，总体表现稳定。从人均占有量来看，1998年为412kg，2008年约为400kg，2015年达到452kg。这其中不仅粮食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更有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然而，相关投资是否引起了粮食产量的增加，换句话说，粮食产量的增加是否有投资的因素在里面，这还需要通过数据的实证检验进行分析和验证。 其中，在（1）中模型调整R2=0.935，F值为34.760，P=0.000。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央财政总支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均对粮食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程度最大，略高于中央财政总支出。在（3）中模型调整R2=0.959，F值为38.841，P=0.000。分析结果表明在不控制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等因素的情况下，投资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明显降低，但模型拟合结果相对于（2）较好。在（4）中的模型拟合结果中，R2=0.939，F值为36.933，P=0.000。可以看出，通过滞后一期，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和中央财政总支出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均有所增加，利用外资总额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减弱，拟合结果较（2）稍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投资对粮食产量有重要影响，但由于播种面积，同期农业产值等因素对粮食的产量影响较大，从而覆盖或忽略了投资的效用。 3 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3.1 对策建议 3.1.1 提高农业投资和粮食补贴标准，完善投资增长机制。根据实证结果，在充分发挥耕地、技术等优势资源的基础上，更应该将粮食增产的方向转变为对农业领域的投资，包括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中央财政补贴等。我国实行粮食补贴的主要目的是實现粮食的增产，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政府必须继续实施惠农方面的财政投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完善投资增长机制，重视对农民种粮的资金支持，提高对农民收入性直接补贴的投入标准，扩大生产性专项补贴的覆盖范围，大力开发优良品种，提高生物科技含量，实现优势粮种的全面推广。同时着手建立补贴—价格的联动机制，将收入性补贴标准随同农资价格的调整而相应调整，缓解种粮成本的推升对农民种粮利益的影响，发挥补贴的收入保障功效，完善投资增长机制。从相关投资和补贴中保护和激励农民的种粮行为，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3.1.2? 加大对产量主体的资金支持，提高规模经营水平。在未来的农业生产格局中，粮食生产将逐渐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成资源密集型产业，农业分工更加专业化。随着农地的三权分置，尽管保持家庭经营地位不变，但更多的农业经营主体和种粮大户将应运而生，家庭经营模式，不仅生产效益低、成本高，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也很弱，从而限制了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粮食补贴政策的激励效果。在城镇化进程中，非农产业较高的收益回报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既支持了城市的发展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而种粮收入则占较小比例，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扶持农业种粮大户，发展规模化的粮食生产经营，是破解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题的有效手段。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种粮主体资金支持，通过财政的资金支持鼓励土地流转，特别是对一些土地较为贫瘠的地区，鼓励大户耕作，改善土壤结构。使得财政资金更多的向种植大户适度集中，从而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粮食产业化水平和生产经营效益，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3.1.3 完善粮食主产区补偿机制，增强财政支农效益。长期以来，粮食主产区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受多种因素的客观制约，粮食主产区“产粮越多，包袱越重”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目前粮食主产区存在支农负担依然较重、农业基础设施运营维护资金缺口较大、部分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我国现行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在产销区之间分配不平衡，主产区需求缺口较大，主销区有结余。因此，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种粮农资直补标准，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或建立粮食主产区建设专项资金，遵循“谁受益谁补偿”原则，积极引导主销区建立商品粮调销补偿基金，用于加强主产区种粮补贴、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进一步分析来看，财政支农效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粮食产量的增加，更是对粮食主产区的定心丸，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耕地面积的稳定，农业用地一旦被占用，即便再次复耕也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因此，通过完善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对于扩大农业投资收入，增强财政支农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3.2 研究展望 农业作为一个弱质产业，不仅面临着市场风险，而且还面临着自然风险，其社会效益远远大于其经济效益，需要依靠国家投资等手段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产量稳定增长。未来应该更多的向农业领域，尤其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补贴等。长期以来，农业一直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要素供给者，自身积累不足，发展较为缓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的要求国家进行农业投资，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除此之外，粮食产业的低效性、风险性、公益性、弱质性则依然明显，粮食生产效益低下，农民增收缓慢，人们在利益驱动下，不愿意将生产资源和生产要素投入到粮食产业，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因此，如何解决粮食产业的低效性、风险性、弱质性等问题是进一步研究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Ferto，Imre.East-West European farm investment behavior——he role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public support[J]. Spanish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2017（3）. [2] 马静.财政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投资模式研究[D].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3] 李响玲.我国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 荆州：长江大学，2015. [4] 张照新，陈金强.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框架、问题及政策建议[J]. 农业经济问题，2007（7）. [5] 李勇，蓝海涛.中长期中国粮食安全财政成本及风险[J].中国农村经济，2007（5）. [6] 张宝利.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思考[J].农业经济，200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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