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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哈金斯：中国所见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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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B·特纳

1956年，新西兰摄影师汤姆·哈金斯（Tom Hutchins）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因承担一项工作任务而前往中国，由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记录他在这个当时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几乎隔绝的国家的所见所闻。回到新西兰后，汤姆想把他的作品结集出版为一本摄影书—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他就把这次旅行渐渐淡忘了。哈金斯把他的大部分摄影作品收藏在自己的房子底下，在随后几十年里几乎从不向人提起他的那次中国之旅。

这些照片显示出，1956年的中国正在享受难得的平静和乐观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接踵而至的抗日战争和内战已经结束，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尚未开始。这些照片中还有中国最高领袖的肖像：毛泽东主席和长期辅佐他的总理周恩来。但是哈金斯最感人的作品描绘的是中国的普通人，包括居住在中国偏远的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宝贵影像。

在汤姆·哈金斯作为摄影记者的职业生涯里拍摄的所有作品中，他于1956年在中国的四个月间所拍摄的照片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显得无与伦比。回首来看，这是他一生中最雄心勃勃的摄影工作，当时他34岁，恰逢自己事业的最高峰。为了保持工作的独立性，在他的小家庭尚待照料之时，汤姆自己支付了中国之旅的费用。他付出极大的代价，把这次旅行看作一次风险投资，他知道《时代周刊》/《生活》杂志想看到他的作品并且热切地想将其出版。

可是后来在编辑处理他在中国的见闻作品时，《生活》杂志的美国式偏见让汤姆很失望，但是《生活》杂志在作品归档和编目工作方面做得很好，并且付给汤姆一笔按照新西兰标准来说很高的报酬。他有充足的作品可以出版自己的摄影书，所以他开始挑选、冲洗和排序其中的关键性照片—总计有600幅，最后编辑到约200张，并制作了一部出版计划，于1960年代发给英国和美国的多家出版社。出版社的回应并不积极。冷战时期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与今天对人民共和国的乐观态度截然相反；制作摄影书尤其昂贵（在平版胶印成为常态之前），而且精致摄影作品的受众远比今天要少。他所联系的所有出版社都不愿意承担出版该书将要带来的财务和政治风险。

1965年开始，汤姆担任埃兰美术学院（the Elam School of Fine Arts）的首位摄影讲师，因此他把自己的出版计划搁置了。最终，1989年1月7日，作为汤姆的好友，我和妻子马拉（Mala）在其房子底下发现了这些本将用于这本书出版的600张照片。以这样的方式纪念路易斯·达盖尔（Louis Daguerre）正式宣布发明了摄影术150周年，这可能有点奇怪，但这确实是恢复汤姆作品的关键一步。在奥克兰大学出资资助的研究助理的帮助下，他的摄影作品和文稿被分离、风干和编目。

五年后，1994年，汤姆遗失的中国底片也被发现。它们当时的保存状况还不错，随后就按照档案存放标准重新存放，并且冲洗成印样（contact printed）；因此挑选、冲洗和最终编辑其有关中国之行的摄影书的工作可以重新开始了。汤姆承认，他对出版这本书的热情没有我高，但是当书稿渐渐成型，当他曾经憧憬出版这本书的想法即将变成现实的时候，他仍然很高兴。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摄影底片被冲洗出来。其中一些收入莱昂·纳尔贝（Leon Narbey）1996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眼见为实》（Visible Evidence）中，还有一些获得展出的机会。他的一些柯达彩色胶片被清洗后扫描，其中大部分需要进一步的修复。由于资金缺乏以及相互的时间难以协调，加之汤姆的健康状况不佳和精力逐渐衰减，这个过程很长，至今尚未完成。

汤姆有着很强的好奇心和惊人的记忆力。他知晓他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史，并且他常常直接参与一些活动以纠正社会的各种错误，而这常常导致他忽视家人的需求。他一点都不怀旧，他活在当下。对他来说，为他自己的摄影作品写文字说明，以及记录他的个人生活经历，远没有处理当下的紧迫事务重要，比如为制造埃里伯斯空难的飞行员求得宽恕，就《怀唐伊条约》和国家（nationhood）的意义等问题纠正懒惰的学者和记者的观点，并且反对在新西兰穿戴罩袍（burqua）。不幸的是，当我即将前往国外向出版社、编辑和策展人展示他的作品之时，汤姆又一次心脏病发作，在心脏手术之后一周，他于2007年3月15日去世。

汤姆·哈金斯影像公司（Tom Hutchinss Images Ltd）是其家庭信托基金的一部分，用于保存、推广和销售汤姆的作品。我作为该公司的项目经理，很荣幸能够从汤姆1956年关于中国的大量文献中抽出一部分以展示这部小小的作品集。现在，全世界都有观众希望看到中国处于最乐观的年代之一时的方方面面的情形，而这是把这一系列作品呈现给他们的第一步，或许某种程度上也是迟来的一步。这些作品是由一位思维开阔、同时又非常独立和具有批判性的新西兰见证人所拍摄的。

约翰·扎科夫斯基（John Szarkowski）曾经观察到，艺术史是由艺术家构成的固定的等级结构，而与之不同的是，摄影史却总是不断被改写，因为重要的“新”摄影师被发现。除了很好地了解他的作品的少数人来说，汤姆·哈金斯将会是这样一个摄影史上的重要发现。他的作品的价值不言而喻。

罗伯特·迪克（“汤姆”）·哈金斯1921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他是一个码头工人的长子，他的父亲于1923年携家人迁居奥克兰。汤姆就读于奥克兰文法学校（Auckland Grammar School），本应毕业后做小学教师，但是他只教了一年书。受到当时的纪录片风格以及《图画邮报》和《生活》杂志的摄影报道的启发，年轻的汤姆作为一名摄影师于1941年底加盟《新西兰先驱报》。

他决心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因此就读奥克兰大学以获取新闻学文凭。在以摄影记者的身份为克莱斯特彻奇市（Christchurch ）的格林&哈恩公司（Green and Hahn）工作期间，他的摄影作品首次被美国《生活》杂志采用；这张照片是以戏剧性的鸟瞰方式拍摄1947年11月18日发生在克莱斯特彻奇市的一场致命大火，大火焚毁了巴兰坦百货大楼（Ballantynes）。

在为《新西兰先驱报》工作一段时间后，汤姆转投《奥克兰明星报》，该报当时正处于其最辉煌的时期，是新西兰当时报业的翘楚，以专题摄影而知名。1952-1956年间他是该报的首席摄影师。他报道了1953-1954年英国王室在新西兰和太平洋的巡游活动。他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关怀，以及他对经典记录片和新闻摄影作品的知识，都在他于1955年创作的反映奥克兰毛利人恶劣住房条件的摄影报道中得到体现。该作品在议会中引起了激烈争论，并且编辑部施加压力要求不要再报道政治敏感议题。这一时期，汤姆加盟黑星图片社（the Black Star picture agency），并且定期向《生活》杂志投稿。

1956年，汤姆离开《奥克兰明星报》，着手他梦想的中国摄影之旅。当时美国政府禁止美国摄影师前往中国，因此他是当时少有的被允许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数个西方摄影记者之一（新西兰人布莱恩·布雷克Brian Brake于1957年第一次到访中国）。在四个月（1956年6月-10月）的时间里，汤姆到访了中国的广大地区，包括南方的广州和上海，以及北方的北京、沈阳、鞍山和长春。他还前往西安和武汉旅行，并穿越隔壁沙漠到达西部边陲的乌鲁木齐。

汤姆在中国拍摄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黑白照片，但是他最引人瞩目的彩色摄影作品中有对偏远的敦煌石窟艺术的记录。除了1957年1月发表于《生活》杂志上的系列“行进中的红色中国”（Red China on the March），以及在1996年莱昂·纳尔贝的电视纪录片《眼见为实》中的一组镜头，汤姆的这一系列独特的中国作品至今几乎仍不为人所知。

从中国回来后，汤姆成为《时代周刊》《/生活》杂志的南太平洋特约通讯员，为《生活》杂志、《时代周刊》和《体育画报》报道了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和其他多项事件。他曾在新西兰从事自由职业工作，随后又于1960-1964年与他的家人一起居住在澳大利亚并从事自由职业工作，他同时也在悉尼大学学习社会人类学，随后在阿米代尔的新英格兰大学担任社会学辅导教师。1965年，汤姆返回奥克兰，接受了奥克兰大学埃兰美术学院提供的摄影和电影专业全职讲师的职位。他推广一种自由主义的、艺术化的镜头运用方式，包括摄影、电影和视频等形式，并且与罗德尼·查特尔（Rodney Charters）和莱昂·纳尔贝等新西兰知名的电影制片人共同制作了几部艺术电影。 1974年，他为世界卫生组织在汤加和西萨摩亚拍摄了关于当地医疗设施的照片和影片。

1981年，汤姆从奥克兰大学退休，偶尔继续为黑星图片社工作。随后他更多地参与到游说活动中，要求政府为像他的孪生子巴里和马修这样患有先天性大脑瘫痪的人提供更好的预防保健服务以及医疗和发展设施。

在其职业生涯中，他偶尔也就艺术、卫生议题和被忽视的社会议题从事广播播音工作。例如，他曾经为格林纳达电视台的系列节目“世界在行动”（World in Action）担任研究人员，研究诸如1979年的埃里伯斯空难，以及1985年法国特工炸弹袭击绿色和平组织在奥克兰的“彩虹勇士号”（Rainbow Warrior）事件等。

由于汤姆性格含蓄，他自己的摄影和电影制作工作至今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作为一名教师（1965-1981年）和评论家在新西兰的影响是深远的。

（作者为新西兰摄影师兼摄影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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