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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明：中国设计“走出去”要落实在“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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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设计智造大奖（DIA）组委会主席

中国设计智造大奖（DIA）创立于2015年，是我国工业设计领域首个国际化的学院奖，是当代创新设计评价、推广与合作的平台，也是一个创意转向产业与未来的实体创新加速器，由中国美术学院宋建明教授担任组委会主席。DIA以“人文智性、生活智慧、科艺智能、产业智库”为核心价值观，倡导设计回归“智造”本源，汇聚世界创意资源，以期“集大成智慧，塑智造未来”。宋建明教授是著名色彩学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特聘全国色彩学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中国流行色协会名誉副会长，在本次专访中，宋教授分享了改开41年来他心目中五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并将DIA创设和发展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

《设计》?宋建明

《设计》：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的第41年，在这70年中，中国设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请您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谈一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时间节点和事件。

宋建明：改革开放这41年来，我见证与参与了这个时代给予的工作。经历过的事情有点多，印象深刻的也不少，若说变化，简直是“换了人间”。70年的前25年，我年幼，可说的事情不多，记忆中的生活基本是在温饱临界线上沉浮。自1976年起，我进入美术公司当学徒，就在“设计”组，从此，开启了我的设计为学为业的生涯。如果只选五件事来看我国设计与我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会选如下的五个时间节点与它的事件：

第一件事情，就是1978年恢复高考。让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绘画爱好者，踏进中国美院（当年叫浙江美术学院），转变成为如今设计学科的实践者与思考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亲历了国家从贫穷的计划经济向逐渐富有的市场经济转型的全过程，目睹了国家整个产业的阵痛与涅磐再生，感受到这个变革给设计教育与设计实践带来的裂变与困惑，以及突围与重建的压力及希望。

第二件事，是我有幸公派赴法留学与研究，而且去了多次。比较完整的时间是1985年至1987年、1990年至1993年，以及2000年至2001年。在这几个阶段里，我以色彩研究作为基本点展开学业，遭遇了法国设计的原创教育、地域文化身份的认定与呵护及传承，学会了以问题导向展开设计对策的方法，受到了西方比较严格的审美与品味的训练，比较系统地掌握了研究与实验方法。

第三件事发生在1998年，色彩与杭州城市。杭州湖滨地区改造出现了色彩问题找到了我，这可谓是我所遇到的我国第一起城市色彩营造的诉求，也是我归国后首次感觉到专业有了用武之地。尽管过程中遇到许多了问题，但它开启了我直面我国城市色彩现况，探求如何把西方“色彩地理学”方法与中国现实诉求相衔接的方法，进而实现我国城市色彩规划与营造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创建。同时，也拉开了杭州城市“水墨淡彩”主旋律研究体系的序幕。此后的十年，我带领团队完成了为杭州十多个不同片区与节点编制城市色彩规划与营造实验方案。

第四件事情，是2007年至2010年间参与上海世博会项目的筹建。此时正值杭州市委市政府与中国美院签订市校战略合作协议之际，学校承担城市综合保护与有机更新诸多实验工程，以及破解城市美学难题有了诸多的甘苦及心得，因此，挟此实践之气，移师上海，一举拿下“城市生命馆”、浙江馆、杭州馆与宁波滕头馆，以及中国馆的中国红、贵宾区设计，还有浦江两岸公共艺术品规划与创作等规模可观的项目，成果受到专家首肯、观众赞扬。一所艺术院校，能够举全校之力，整合多专业协同的力量，在国际级城市主题性大活动中做出贡献，又能在现实的城市中务实地营造，同时，以此经验反哺教学，这在国际高校中也属特色鲜明。这说明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美院实现了既能够务虚“仰望星空”，又能够务实“脚踏实地”的双修发展目标。

第五件事情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习总书记“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美丽乡村”营造再次提高了要求。经过了20年对我国城市色彩研究与实践的历练，我们具备了能够承担国家重大色彩专业任务的能力，比如北京城市色彩、上海张江科学城色彩以及西安等重要城市城区色彩规划编制及相关的任务。

回想这40年来，一切仿佛梦一般。由衷感到了国家大发展的幸运，给了我们这代设计学人机遇，以及足够的成长时间与空间。

《设计》：“中国设计智造大奖（DIA）”的定位是“我国工业设计领域首个国际化的学院奖”，请谈谈DIA这个奖项设立的初衷及独特之处，以及“国际化”和“学院奖”这两个关键词是如何体现的。

宋建明：DIA大奖的动念起于2014年。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李强清醒地意识到浙江要继续发展，除了已有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工业设计大奖，给浙江省乃至全国正在进行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一个国际水平的创新力的示范。他希望中国美院能够承办。许江院长欣然接受了任务，并交派我组织一批对专业情态比较了解的年轻学人展开研究，从而拿出一套可以实操的方案。我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国际上几十个同类著名奖项，分析它们发生的年代、动因、价值观、使命、历史、操作方式以及经验与教训;组织国内外各路专家做了N个头脑风暴;反复分析了领导提出的战略意图;探究这个大奖要秉承的使命与时代性、涉及的领域与评奖方式，一个设计专业“学院派”学人能够想到的事情都被我们琢磨了一遍。最后，我们提炼出“人文智性”、“生活智慧”、“科艺智能”和“产业智库”的“四智”核心价值观，并且，围绕这样的价值观创建了一整套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背景下的工业设计的全球作品征集方式、国际级评奖标准、章程与操作规范的方案。

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与专业指导下，我们成立了獨立的第三方DIA大奖运行机构。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积极实验，逐步完善工作目标。所谓的“学院奖”，就体现在学院追求的是独立之精神，注重产业最前沿的成果，注重高端评价与研讨，积极带动业界反思与培训，以及探索各种产品转化的实务实验等方面。所谓的“国际化”，体现在从DIA大奖体系创建的初期，我们广征博取，形成全球作品征召，国际标准，三轮评审，评委由中外专家组成，比例是各占一半，而中方部分则包括了两岸四地的专家。同时，我们与五大洲著名的国际设计机构、设计周组织、设计协会等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建这个DIA大奖。正是由于DIA大奖“国际化”与“学院奖”的特色，才得以经过短短四年的运行，就获得了国际设计评审界的广泛认同，有了令他们惊叹的影响力。

《设计》：DIA的奖金数额在设计奖项中可以说是高额的，并且不收取报名费。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奖项是如何运营的。

宋建明：这个问题不复杂。DIA大奖主要的资金到目前为止还是由政府支持与学校补缺的方式进行的。关于DIA大奖的可持续发展，是努力的方向。按照我的理解，一个国际性的品牌，从草创到实现目标，大致应该分为初创、壮大和成熟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大致用时10年。现阶段显然是属于初始阶段，资金主要依靠政府扶持和学校支持。在第一个10年的头三年，是初始阶段，主要是探索道路，创建体系，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目前是进入第二个三年，开始探索寻求合作方式，创建大奖本体之外的衍生造血功能;第三个三年或四年，这个造血的比例逐渐增大，要逐步探索新的道路;第二阶段大概也计划用10年的时间，政府资金逐步退出运行体系，自主创收资金逐步替代政府资助的部分，同时，可以实现略有盈余。第三个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府资金完全退出运行体系，独立办奖。

《设计》：近年来国内设计奖项层出不穷，一些国际知名设计奖项纷纷落地中国，您如何看待“设计奖项热”？

宋建明：这是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积极事物。“设计奖”本身就是一种面向设计界、企业界与市场层面的积极的催化剂，我不认为有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一些国际知名奖项纷纷落户我国，从积极层面看，说明各地政府的各级领导开始在意权威机构对设计评价的结果，设计评价诉求越来越高，环境也越来越开放，这无疑会给年轻人更多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对设计与设计评价引发的设计文化的发酵是有积极意义的。凡事分两面，从消极层面看，因为我国的发展与国际设计评价的“江湖”存在着时间差，一些地方政府感受到国际机构落户本地可以为他们的“工作总结”加分，过度热情引进某类国际奖项落地，其实有些国际奖项在国际已是式微期，在政府慷慨给予优厚条件下“复兴”了，促使它借势转型成谋利的工具。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作为。不过，我们努力办好自己的奖项，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国家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设计》：在您看来，设计奖项对于产业的价值在哪里？能为产业乃至社会做些什么？

宋建明：对于当下的我国比以往有了比较大进步的，是设计的重要性被认识。然而，从总体来看，民众对设计与设计价值、设计文化及设计文明的认知还有待普及，甚至需要启蒙。基于这样的现实，就不难理解产业需要对优秀设计作品的诠释、展示示范与趋势的指引活动。能够比较完整地完成这样的任务，是设立设计奖项，一个或一批知名的获奖作品被媒体以及主办方公布，对于行业与社会乃至市场总会有某种正面的示范作用，它有助于激励产业关注。民众通过展场上的设计师或者专家解说，现场体验产品带来便捷与构思的智巧，对设计作用就会有新的认知;而企业可以看到同行或者相关行业的优秀作为，自然会受到启发，企业的决策人、企划者、设计师、营销者便会反省自己的差距，从而调整与优化自己品牌及产品的策略以及创新思路。总之，我们的民众与企业家都是非常聪明而敏感的族群，问题在于他们所受的原创教育不足，一旦看到了比较实在的示范，便会做出快速反应，立即升级自己的产品，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设计》：对于中国设计走向全球，您认为设计组织能做些什么，有哪些模式可以探索或者推荐？

宋建明：中国设计走向全球，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问题是对这个“走”字的认识的不同。在我看来，是什么“走”出去？是产品还是所谓的“中国设计”走出去？这意味着是中国的有“设计感”的“产品”按照国际市场的规则“走向全球”。作为设计人，我想中国设计师期盼的是他们的“设计”走向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上，并且受到青睐，而不是走向“全球”的“地摊”。也就是说，“走出去”的中国设计一定是要落实在具体的产品上的，这个“产品”也包括设计服务。“设计组织”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当然，首先它必须是非常国际化的，熟悉国际设计“江湖”显的和潜的规则，要对国际各区域的市场诉求与期待了如指掌，向中国的企业与设计师、设计机构实时地传递准确的信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的工业设计促进会或者设计振兴会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与人脉资源可供研究。

《设计》：从国际设计赛事评委到国际设计奖的组委会主席，这四年一路走来，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宋建明：感触最深的应该是一旦真实地立身在国际设计评价平台之上，视野与想法就会发生一系列的改变。毕竟我习惯于“中国特色”的方式行事，为了不闹国际笑话，时常我会快速地用法语思维的方式来审视一下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样容易让“国际”理解我们的意图而不至于误读。国际化本身对我们来说，首先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挑战;其次，如何让国际一流的同行主动加盟或参与我们搭建的平台与“游戏”，也考验着我和团队的智慧;其三，做好高科技时代的工业设计专业奖项，从创意、建构、运行到传播，以及奖后的产业转化等工作都存在着专业性研究的事情，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团队成员一丝不苟地工作。最后一点感触就是，打造一个国际名奖品牌，真的不是一件易事。

《设计》：请您跟《设计》的读者分享一两件您目前正在关注的设计领域的事件或趋势。

宋建明：除了这个大奖，近年来我的关注点大概还会被两件事所牵引。其一，是我的老本行一城市色彩美学的深化研究，比如城市老城风貌特色的维护与新城风貌的重塑，比如面向未来5G时代乃至更高科技的时代，未来新城区发展色彩将呈现的形态、发展方向与趋势。其二，是我国社会老龄化，设计如何主动地跨学科门类的艺科融合的研究与实证，从而探寻破解老龄化社会提出复杂诉求的挑战。

不久前我看到朋友圈里一个来自CCTV-12套的名为“七十的兒子，百岁的爹妈”的微视频：一位七十三岁的老汉每天超过12个小时照顾一位99岁的母亲和超过百岁的父亲，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体力活。这十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超负荷操劳，他的一句“我都不敢老哇！”听得我立即哽咽，他让我想起了年迈的父母，内心久久难以平静。我用设计的眼光把这个视频反复看了几遍。直到看出设计是可以有所作为时，我才把它转给我的研究生们。让他们基于这位老者的生活状态重新定义养老空间环境、用具及功能方式，并且提出破解难题的构想。中国已经深深地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我们社会的主要传媒与市场还在热衷为那些肤浅而浮躁的“网红”经济造势，这些燃眉之急的刚需却少有人关注。我只好带着我的设计研究生们转行去为中国的老年人们去做点实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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