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思想掌握群众”，还是“群众掌握思想”？ |
| 范文 | 陶磊 王永益 DOI：10.3969/j.issn.16738268.2017.03.002 摘要：“思想掌握群众”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不仅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化，而且这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势必造成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自由的尖锐对立，以及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地位的遮蔽。对“思想掌握群众”观点的批判，需要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上的自觉，以超越“思想掌握群众”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从而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以明确“群众掌握思想”的何以可能；进而分析“思想掌握群众”的和“群众掌握思想”的两大思想主体互动何以必要及其可能，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所赖以实践的公共空间及其公共性的本质规定性。 关键词： 思想；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3000906 长期以来，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新兴学科刨根究底的思维偏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界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的努力。颇有意思的是，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仅有着刨根究底的思维偏好，还有着对学科本质研究路径的“实用经验性”路径依赖。即主要从社会的政治现实需要出发，进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社会功能层面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的特殊性，即实践性。毋庸讳言，实践性确实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殊性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基于政治实践的亦步亦趋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论证，很难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得到认同，甚至还会加剧人们对其学科合法性认同的焦虑。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为“思想掌握群众”[1]128即是从“实用经验性”的研究路径得出的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应该说，“思想掌握群众”这一观点可谓备受学界关注，近年来更是被广泛地加以引用。因此，有必要对这一代表性观点加以评析，一方面以辨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层面对学科合法性论证路径的缺陷，超越以学科知识生产所产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功能的研究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尝试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相对分离的研究理念的指引下，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是谁之生产、如何生产，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性。 一、“思想掌握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的批判 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或集团，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对人们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施加思想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掌握群众”这一观点正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界定得来。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界定，马克思早就在《费尔巴哈提纲》中作了强烈的批判：“这种学说忘记了……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2]59不难看出，“思想掌握群众”中的“思想”已经凌驾于社会之上了。问题是，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思想又来自何处呢？何种思想又能凌驾于社会之上？群众是一群被所谓的“思想”任意驱使或宰制的羔羊吗？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研究“思想掌握群众”的奇技淫巧吗？具体来说，“思想掌握群众”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判定，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思想掌握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工具化的存在，更使人民群众由历史的主体变成了任由“思想”驱使的客体。客观而言，“思想掌握群众”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鲜明的实践特色。我们知道，思想政治教育常常是围绕着党和政府的实践工作而开展。在党与政府的实践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就是做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致使说理教育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制于一定的政治实践需要、并为一定的政治实践服务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之间显然不能“一锅煮”。前者只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职责”，后者则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学科规范乃至学科合法性。当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不甚明确，致使研究者们不仅常常“飘”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社会功能领域，而且还可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及其学科本质混同起来。“思想掌握群众”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这一判定，显然是将学科社会功能等同于学科本质，这实质上取消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合法性。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地位再重要、再特殊，但其终究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 更为严重的是，“思想掌握群众”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不仅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工具化，而且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只讲“思想掌握群众”，而拒谈、避谈“群众掌握思想”，实已预设了群众只是思想操控下的木偶而已，这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把被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恢复并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作了证明。“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3]群众成为思想操控下的木偶，实质上是在鼓吹政治精英的唯心主义史观，且势必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污名化为政党在思想上操控群众的历史，即“它与由强迫、恐吓，或无休尽地重复几乎不值一说的东西的催眠术造成的心灵的软化有关，全体人民已经被它们弄得服服帖帖”[4]。“思想掌握群众”是置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一直强调的要倾听群众呼声于不顾，也势必置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格的完善与发展不顾。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思想掌握群众”，群众的思想觀念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单纯的认知提高过程，它还涉及情感、意志品质、行为等多个方面。但问题是，如同木偶支配下的群众，又何来情感、意志品质等人类的情感性因素？ 其次，“思想掌握群众”不仅难以促进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甚至有禁锢人民群众思想自由之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理应具有马克思主义独有的实践批判性气质。直言之，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思想论辩、政治博弈和教育活动中承担思想解放、价值革新的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使命”[5]。而在“思想掌握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中，思想论辩被置换为“思想掌握群众”，政治博弈在此情况下很有可能演变为政治统治。因为“思想掌握群众”，“就是一定阶级或集团，运用反映本阶级或集团根本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的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意识，自觉地影响和掌握群众的思想，指导和推动群众的社会实践，以实现本阶级和集团根本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过程”[1]129。所谓“影响和掌握群众的思想”，实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思想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修桥铺路。“思想掌握群众”变成了思想支配（控制）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一定的阶级和集团进行政治统治和辩护的工具。于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自由就变得尖锐对立起来。 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当然包括思想上当家作主。那么，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自由真的是矛盾的吗？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剥夺人民群众思想自由的权利？实际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尊重人民群众思想自由基础之上的思想引导，而非思想控制。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因此，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因为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之所以由党来牵头，恰恰是由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性质所决定。不难看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其说是“思想掌握群众”，不如说是使“群众掌握思想”。“思想掌握群众”这种观点根本没有看到群众不仅有选择受教育和不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有自我教育的能力，致使群众成为思想可任意操控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遑论人民群众的思想自由和思想解放。 最后，“思想掌握群众”是一种以非历史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为政治统治的稳定提供基础。“思想掌握群众”是一种典型的从先验的本质规定来规定群众社会生活的逻辑。思想之所以能掌握群众，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思想天然的合法性，任何人对这一思想的怀疑都是对思想的亵渎，而广大人民群众似乎只要接受这种思想就能获得人生的幸福。它显然不是站在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上，所以它用观念来解释人民群众的实践，似乎人民群众的各种其他的思想意识只需通过精神上的批判与教育即可达到消灭。需要注意的是，“思想掌握群众”除了预设思想的不容置疑的合法性，而且预设了人民群众生活无差别的存在。确切地说，群众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单质的存在。从唯物史观来看，群众显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而形成的群体。然而，在以形而上学的先验的群众设定的掩护下，群众中的个体之间被消灭了“差别性”和“个别性”，他们只受那抽象的思想主宰。“思想掌握群众”的观点，把“思想、观念、概念”等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试图通过意识的改变来消除束缚人们的限制。在这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普遍性“思想”笼罩之下，广大人民群众除了自绝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之外，别无他途。他们不仅要放弃思考，还要放弃自身，必须服从于遵循在他们之上或之外的价值规范与思想。在此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总是遵照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2]93，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是永恒的“现存”，“永恒在场”的“本真存在”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的最高支撑。直言之，“思想掌握群众”中的思想成了终极实在、最高本体和世界的“最后本质”。 二、从“思想掌握群众”到“群众掌握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唯物史观考察 “思想掌握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使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活动。从（统治阶级）思想到（群众）思想，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存在先天性的缺陷，根本无助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认识，甚至可能将人们引入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认识的歧途。因此，要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首先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自觉，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2]92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探索应该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实践活动本身，即从思想政治教育现存的现实关系来说明其本质，而不是在思想的政治、政治的思想、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教育等概念之中玩概念游戏。 思想政治教育到底是“政治中的教育活动”，还是“教育中的政治活动”？在此问题上，学界存在着政治学和教育学两种视角：从政治学角度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从教育学角度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教育现象与行为。前者即是我们所熟知的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判定[6]；后者则将人的需要和满足判定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动力 [7] 。这种“政治学本位”和“教育学本位”给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学科偏狭”。要超越这种“学科偏狭”，需要我们将问题置于唯物史观方法论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而言，“政治学本位”“教育学本位”问题就转换为它是人们之间的政治交往活动，还是教育交往活动？当然，不论是政治交往之间的关系，还是教育交往之间的关系，其指向的也主要都是思想观念层面，或者说主要是精神层面。从唯物史观来看，人们之间政治交往和教育交往取得相对独立的空间，应该是现代社会带来的成果。在前现代社会，社会分工尚不发达，人们以分散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小农经济带来的自给自足，进一步弱化了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秩序与其说是依靠经济力量，毋宁说是超经济力量实现对分散个体的整合，直言之，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是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领域的合一走向领域的分离，经济、政治、文化逐步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即社会成员通过经济活动获得物质资料的需要，通过政治生活来获得公平秩序，通过文化生活获得精神意义。在此情况下，不是说三者之间完全脱离，而是保持一种与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张力”。此种“张力”一旦失衡，政治的教育化和教育的政治化即有可能发生，学界将这两种现象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但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去政治化”，还是“泛政治化”，其指涉的都是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即是说，从唯物史观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现代社会这一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政治迫使人们进入了冲突性思考，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前现代社会，因为终极的、最为高贵的价值不仅存在着，且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使不同的意见冲突受到相当大程度的抑制，即是说酝酿多元思想产生的社会土壤尚不具备。“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需要‘说，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反思，而只有当反思（rethinking），思想才超越了单纯的想（thinking），没有反思也就无所谓思想。不同意见要说给别人听，别人听了也想说，说与说之间形成回流，听与听之间也形成了循环，这就形成了对话，人们不得不把对方所说的话当成思索的对象，同时为自己的话寻找理由，这样才形成反思。”[8]显然，前现代社会即使有不同意见存在，但表达这些不同意见的权利显然是被那些具有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垄断，因为普通社会成员并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来临使人们获得了普遍的意见表达权。“自市民社会产生的那一天起，市民就开始寻找一种自由表达的境界，并在市民社会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将表达的权利赋予越来越多的人。”[9]并且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转化为政治国家的公民，意见的表达权第一次获得法权意义的确认。应该说，思想自由标志着“家天下”向“公天下”的转变，政治文明水平确实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因为民众对政治权力运行上不同的意见不仅可以得以自由表达，而且出版自由权、集会自由权等权利的获得，使民众对权力的分享乃至共享获得了可能。随着“生产的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275 。随着目的论世界观的崩塌，人们在价值观领域的分歧和斗争越演越烈。或者说民主政治并没使人们更易达成政治共识，反而使政治思想斗争变得日趋激烈。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了实践的空间，这里的空间是结构性的，它包括一定的政黨组织、社会组织、公民个人或群体、思想家、利益集团等，因为这些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使得这一空间得以存在[10]。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思想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以培养民众的公共精神和实现一定的政治共识为旨归。公共空间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思想的扩散和接受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政治思想的扩散和授受又包含着政治思想的博弈过程，而公共空间的存在又是政治文明发展水平使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貌似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中，“政治思想”意味着从人们的政治交往中解构出最为本质的因素，即这种思想只能是政治的；“接受和认同”意味着从人们的教育交往活动中解构出本质的要素，政治思想却是在“扩散和授受”之中，这当然蕴含着“思想掌握群众”的思想和“群众掌握思想”的思想之间的博弈。但是，公共空间的思想博弈与斗争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培养民众的公共精神、凝聚政治共识才是其目的。当然，由于政治文明和政治形态上的差异，政治思想的内容也就千差万别。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都离不开公共性政治这一土壤，因此，公共性可判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性。但问题在于，公共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那么这种公共性又是如何生成与展现的？ 三、“思想掌握群众”与“群众掌握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实践空间 从统治阶级特权的意志表达权到社会成员普遍具有意见表达权，这显然是人类历史上巨大的政治进步。追溯历史，不难发现，意见表达的正式途径是通过等级会议的方式进行的。“等级会议的公开是一个巨大的场面，对公民来说具有卓越的教育意义。人民大部分从这里获知他们利益的真实性质。有一种照例流行的看法，以为一切人早已知道什么是对国家有利的，在等级会议中只不过把它道出而已。但是事实刚刚相反。”[11]331等级会议的公开，对社会成员而言是普及了普遍事务的知识。不仅如此，每个社会成员还获得了对普遍事务具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的权利。即是说，现代性社会为“群众掌握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表明群众所掌握的思想就不需要引导。 群众的政治思想自然不能和思想家们的理论水平相提并论，确实也缺少政治精英们的政治思想的权威性，但这并不是说群众的政治思想就一无是处。经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对人民主权论、人人平等、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等政治学说的宣传，这些论断已经深入人心，马克思则进一步在理论与实践上确认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因此，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具有先天的合理性。而且，由于群众的政治思想又往往是和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权益紧密相关，故群众的政治思想指向相比于政治精英、思想理论家们而言更加具有现实性。但是，日常生活的视域局限又不可避免地使群众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偏狭与平庸，即是说群众政治思想指向上的天然合理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并不是一回事。直言之，群众政治思想的日常生活向度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性要求有着本质性区别。所以说，“群众掌握思想”还需要“思想掌握群众”，以对群众政治思想的日常生活向度加以批判与整合，使思想校正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性要求中来。 “思想掌握群众”意味着政治精英对现实的关怀迥异于群众，政治精英的政治思想不仅要关注群众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现实，更要对这种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现实予以反思、批判、整合等，因为群众政治思想所指向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现实往往是未经反思的、甚至是缺乏内在根据的“偶然”存在。因此，反思和批判是政治思想的公共性追求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直言之，政治精英的政治思想既考虑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又超越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此外，不同于广大群众对现实的考虑更多地着眼于当下，政治精英则还要考量长远与未来。因此，政治精英的“思想掌握群众”的思想不仅要考虑群众、社会组织等主体对政治的要求，更要考虑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不难看出，不论是“思想掌握群众”，还是“群众掌握思想”，都不足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实现。如果说群众的思想没有能够识别某些共同的、公认的利益的话，那么政治精英的思想则可能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夾杂着自己的私人利益，并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借助大众媒介来操纵公共舆论，达到借“公意”为名行己之私的目的。此种情况下所凝聚的政治共识，显然是扭曲和虚假的共识。为了防止政治精英对公共利益的扭曲和民众的“短视”，公共领域的各种论辩就显得极有必要。论辩是为了校正各方思想上的偏差，以重新回到公共性的立场。因此，“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加以过虑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12]。群众的意见、政治精英的意见在公共领域的论辩，实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政治“言说”进行交流、沟通、协调、谅解的过程，达到以理服人。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政治“言说”之外，还需要格外重视“公共舆论”的力量。因为，“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任务的事情。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11]334。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通过公共舆论把集体的善表达出来并实现它，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 公共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指示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群众为学科职责。离开了具有公共精神的政治参与者，思想政治教育就很容易退变为一种劝服性的工具。而且这种劝服已经隐含且默认了政党、政府或国家与公众之间的不对等地位。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就成了“思想掌握群众”。“群众掌握思想”使我们意识到公众参与的必要与可能。实际上，不论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作为一群公民聚集而形成的公共论坛，还是阿伦特因人的行动出现而彰显的“公共的”意涵，都指向着群众的公共参与。从政治交往看，“思想掌握群众”和“群众掌握思想”是政治精英和群众的公共交往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政治沟通和政治共识。正是通过这种公共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的公共理性才有了可能，因为公共理性恰恰是建立在政治精英、民众的博弈过程之中。由于政治精英、民众的政治思想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只有在这种论辩、讨论乃至博弈的过程中才能生成与完成。即是说，公共理性不仅为一般人民群众所有，同样也应为政治精英所具备，更应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所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自觉投入到公共性政治活动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与博弈，在塑造自己的公共理性的同时，培养社会成员的公共理性。 参考文献： [1]骆郁廷.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思想掌握群众[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5256. [4]迈克尔·奥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 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7. [5]金林南.经验科学、意义理解和实践批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的三重维度[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2937. [6]孙其昂.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1823. [7]李合亮，李鹏.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认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1）：1720. [8]赵汀阳. 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4. [9]张康之，张乾友. 论意见表达体系的形成与演变[J].社会科学战线，2009（10）：174. [10]孙其昂，王莹.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深化变革[J].河海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2832.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2]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46. Does Thought Master the Masses， or the Masses Master the Thought？： Review on the Na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O Lei1， WANG Yongyi2 （1.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As the ess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idea that “thought masters the masses” not only lead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 tool， but also certainly causes sharp conflict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reethinking， which is essentially metaphysical and antihistorical. This idea obscures the view of the masses as the creator of history. We need to criticize the idea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order to conquer the idea which is inherently non critical positivism. And then， we should observe and explor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study will make clear why the view that the masses master the thought is possibl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public and open space as the essen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need to make clear the way the two ideas，i.e.， “thought masters the masses” and “the masses master the thought”， interact. Keywords： thought； masses； na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blicity （编辑：蔡秀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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