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传染病危机的生态伦理学反思 |
| 范文 | 史军 柳琴 摘要：传染病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是自然向人类敲响的警钟。人类是大自然的孩子，但当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就被彻底打破了。正当人类表明自己是有史以来最高效、最无情的环境破坏者，并在这块蛮荒大陆上刀耕火种、披荆斩棘之时，大自然也在无形中通过不断出现的传染病警醒和教育人类。人类获益了，自然却生病了。在一个生病的自然中，人类也无法幸免。“幸福”是人们面对传染病时的“最佳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可以从优美的环境中获得。传染病危机也促使传统伦理学从城市回归自然并帮助人们重返文明，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以建构人类对传染病的天然屏障。 关键词：新冠肺炎;传染病危机;生态伦理;生态失衡;生态幸福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0）02-0044-10 作者简介：史军，博士，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粤港澳环境质量协同创新联合实验室研究员;柳琴，硕士，广州区域低碳经济研究基地研究员。 一、传染病与生态失衡 传染病的发病机理是外部病毒的入侵破坏了人体自身的免疫平衡，而传染病病毒的肆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2003年爆发的sARS和2020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都直指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滥用：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而据当前信息，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之一可能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里非法经营的“野味”。如果确实如此，那就可以把新冠肺炎疫情看作一次来自野生动物的“绝地反击”，这些传染病似乎是自然界對人类的报复。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人类健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破坏环境会造成不良后果，造成包括传染病在内的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这恰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发烧”（全球气候变暖）是地球“生病”（生态危机）的主要症状表现，也是诸多传染病的主要症状表现。在某种意义上，不断出现的传染病危机就是自然向人类敲响的警钟。 人类是大自然的孩子。人类与自然界协同进化已经持续了数千万年。仅从猿到人的进化，就经过了1000多万年。当代人源于约15万年前至20万年前生活在东非地区的晚期智人，他们是气候变化的产物，是“冰期的孩子”。人们如今所看到的“自然”环境，只是到了全新世才首次出现。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大陆的形状才与现在相差无几。植物群和动物群也同样适应了新的气候条件。全新世的气候条件为先进文明铺平了道路。新石器革命将人类从狩猎、捕鱼和采摘的极大不安全感中解放了出来，人类开始在温暖、温润的气候中定居、耕种、养殖。农业生产使人类摆脱了饥饿，挣脱了自然的束缚。人类的食物结构是长期人工与自然选择的结果。农业和畜牧饲养一起扩大了人类的食物供应，并使人类的生存基础更为安全稳固。例如，水稻的系统耕种——而不是捕食野生动物——造成了人口的激增，使中国南部从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然而，当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就被彻底打破了。但由于农业总体上十分依赖自然，因此，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对自然尚存敬畏之心，农业生产对自然的破坏相对缓慢，留给了自然自我修复的时间与空间。然而，工业文明及其所带来的所谓现代化范式将人类从自然界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人类的活动不必再顾忌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工业文明的成就之一，就是让人们比人类漫长历史上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少受到自然的束缚，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改变自然。直到20世纪中叶，人类才开始较明显地影响环境与气候;从20世纪中叶至今，人类的影响已经扩大到地球系统从大气到陆地和海洋的方方面面。经济发展和追求利润的动力总是如此强大，常常以压倒性力量破坏自然环境。然而，工业化的入侵迅速打破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的平衡状态，打乱了自然的节奏，使自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滥砍滥伐、生物灭绝、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人类获益了，自然却“生病”了。 在一个“生病”的自然中，人类也无法幸免。全球气候变暖与生态恶化改变了动植物的生长与栖息环境，导致各类传染病病毒的产生、传播与扩散。在这个人口稠密的现代世界中，一块块土地都被栅栏隔开了，野生动物生活在残存的保护区中，难以通过自身调节实现自由迁徙。许多植物也是如此，它们的种子无法在保护区或生态岛外存活。一些野生动物不断突破人类给它们划定的禁区，将传染病病毒带给了人类。 远离自然和不健康的环境都会对人类的幸福产生有害影响。例如，在城市中心被钢筋混凝土包围并被剥夺了自然空间的人们，会感到压抑与不快。生活在绿色环境中的人比那些无法进入自然环境的人身心更加健康。自然环境甚至可以减缓由于收入不平等而造成的有害健康后果（包括死亡率），换言之，即使两个地区都存在相同程度的贫富差距，但在自然环境更好的地区，人口死亡率会更低。 优美的生态环境对人类增强抵抗传染病的免疫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大自然里的空气、色彩、空间等都能对人体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环境中的负氧离子含量不仅是空气清洁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其浓度水平也与人体的健康息息相关。空气中的负氧离子能调节神经系统功能，使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过程正常化，能加强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也能促进人体内形成维生素及贮存维生素，还可以使肝、肾、脑等组织的氧化过程加速以提高其功能，能使气管壁松弛，加强管壁纤毛活动，改善呼吸系统功能。大自然里丰富多样的植物挥发物有利于缓解紧张，保持头脑清醒。大自然与人类的生老病死是相通相融的。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在自然环境中生活，无时无刻不受日月星辰运行的影响，寒暑更迭、气候变化、昼夜交替、地球的活动，无不影响到人的生命活动。良好的自然环境不仅能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延长人的寿命，还能帮助某些传染病病人早日康复，也能对精神忧郁、神经衰弱等心理疾病起到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相较于城市，在森林中步行对心率和血压更为有益。一些研究表明，在森林中步行还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 在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不少地方都建起了“森林医院”，并在这些医院中推行“森林疗法”。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先富起来的德国人由于终日劳心劳力、情绪紧张、运动不足，相继引发了“文明病”“慢性病”。从人的自然天性出发，德国的园艺治疗师让森林疗法的参与者住进了森林，在宁静幽雅的森林环境中跋山涉水、静思养神，享受森林的众多益处。当时，德国人在山上建了50多处森林疗养所，每天由医生带着患者走路、锻炼身体，并从饮食上进行调理。后来，多数患者陆续康复。20世纪中后期，在德国西部林区出现了许多风格独特的森林医院。这种医院设于泉水叮咚的森林中，没有医生、没有药品，也没有门诊和病房，病人只需在林间小径和树下泉边散步休息，呼吸森林所散发的植物精气。“森林疗法”的原理是利用树木释放出的含有芳香气味的化合物质杀死人体内的病菌。这类化合物质进入人体后，可杀死体内的百日咳、白喉、痢疾、结核等病的病菌，同时有消火、止咳、祛痰和使神经兴奋等效果。或许，一座自然公园可以为社会节约几所医院的花费。“荒野疗法”这个词在20世纪70年代的医疗健康文献中很常见。大自然像是一个“绿色体育馆”，它拥有不同的开放空间，可以为公众提供户外活动的机会和资源，增进公众的健康和幸福，尤其是对身体和精神有障碍的人士更具有包容性。 中医的养生学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处天地之和”，即要选择、争取最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来生活，让个人的身心与大自然保持最融洽的关系。比如，优美的绿野、清澈的溪流、肥沃的土壤、宜人的气候等不但能给人带来清新舒畅的感觉，而且还会对生命的运动过程产生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与自然风光、植物、动物的交融，不仅能使人们心境平和、恢复元气，甚至还有助于疾病的治疗。比如，在一项研究中，医院的病人被随机分到了两种类型的病房中：一部分人能看见室外的自然景观——其实就是少量的绿树，而另一部分人则只能看见围墙。通过控制与健康相关的因素，如性别、体重、抽烟与否等，该研究显示：那些能望见室外自然风景的病人，明显要比那些只能看到围墙的病人康复得快。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同样明显，即使是透过窗户看自然，也能产生幸福感。1901年，美国纽约的一家医院出于隔离的需要，将40名结核病患者安置在医院的帐篷里，却发现这些患者在身体与精神上获得了显著改善，从而催生了“帐篷疗法”。1972年，俄勒冈州立医院的迪安·布鲁克斯博士为51名精神病人安排了一次为期两周的荒野旅行，目的是向那些“由于经历了那些不可避免地潜入到所有社会机构中的非人性化和非个性化，而耗尽了自信和自尊”的人们，提供一个展示生理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的机会。医院希望病人们在荒野环境中，会因为释放了自己“被隐藏起来”的个性和只是成为他们自己而感到欣慰。结果超越了预期，有半数以上的病人康复出院，留下来的病人病情也有明显好转。中医著作《黄帝内经》也指出，人体所处的环境对人体健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且古代风水学理论表明，最佳人居环境的条件之一便是背山临水、依山傍水。我国的许多疗养院就建设在山清水秀的自然风景区内，如庐山疗养院、黄山工人疗养院、桂林工人养老院等。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是全国著名的长寿县，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百岁以上长寿老人占人口的比例居世界五个长寿区之首。巴马人长寿的秘诀与“巴马生态”密不可分。国内外老年问题科学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长寿者都生活在海拔1500～2000米的山地条件下，因为这种山地气候阳光充足、气压适中、空气清洁，能使呼吸加深，肺活量增大，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液成分，增强体内氧化过程，有益人体身心健康。 传统发展观所追求的是使人类摆脱对自然的束缚，尽量用外部力量代替人的天然器官功能，这种发展的价值追求直接违反生命原理。生命器官的功能遵循着“用进废退”的原理变化。当人们用药物代替人的免疫机能时，人的免疫机能就会降低;当人们使用空调生活在不冷不热的环境中时，人的抗寒暑能力就会降低;当人们以车代步时，人的奔跑机能、心脏和血液循环等器官的机能也会降低。这样，片面追求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器官的结果必然是生命质量下降。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的经历，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他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位置中解脱出来，也无法使人类彻底摆脱传染病的威胁。 二、新冠肺炎疫情与生态幸福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死亡威胁与应对疫情而按下的“暂停键”促使人们放慢匆忙的脚步，触发了人们对生活目的与人生意义的“灵魂拷问”，也有助于进一步矫正社会的发展方向。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短暂的“不幸”，却提醒人们“幸福”才是“初心”与“使命”。追寻幸福是人们毕生的事业，而对其他事物的追求都不过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但不时出现的传染病却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路上的“拦路虎”。“幸福”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是一种“生活满意度”，也是人们面对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时的“最佳免疫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就是对“幸福生活”的需要，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们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生态危机与传染病危机都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结果，要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加强生态文明与健康中国建设。 人们一度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会带来幸福，这种观念造成了“幸福悖论”：国家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就能提升国民的人均幸福感。金钱买不来幸福。曾多发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幸福悖论也适用于中国，人们成为被困在发展中的“囚徒”——被污染、疾病、抑郁笼罩着的被判了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徒”。经过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人民的迫切需求逐步脱离了基本生存的层次，向着更高层次的需求转型升级，而生态环境恶化直接阻碍了人们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实现。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环境污染还会通过损害健康而影响幸福的实现。许多人把能够“喝上一口干净的水和呼吸一口没有污染的空气”视为一种奢侈。环境污染正成为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杀手”，它增加了人们追求幸福的成本。如今，全球变暖和空气污染已经对几乎所有国家的幸福产生了严重影响。尽管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中国人的幸福感似乎并没有随之大幅度上升。幸福究竟藏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经常看不见它？为什么我们千辛万苦获得了金钱、权力与地位，以为会获得幸福，却仍未见幸福的踪影？因环境恶化引发的传染病、精神压抑与身体不健康是重要原因之一。传统发展观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然而，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人的精神生活被物质欲望无限制地填充，却无法得到彻底满足，以至于越空虚就越渴望物质的满足，陷入精神上不可摆脱的“囚徒困境”。另一方面，传统的发展观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因素，包括身心健康、公共衛生、道德完善、政治参与、社会平等与生态和谐。如果只有GDP增长，而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下降，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用马尔库塞的说法，“幸福悖论”的出现是因为“在工业文明的中心，人似乎仍处于一种身心贫困状态”，文明“牺牲了它向大家许诺的自由、正义、和平”。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审视，幸福悖论的原因是人们把目的和手段搞反了：工作、金钱与发展只是手段，休闲才是目的;人工作是为了获得休闲达到幸福。 环境保护是追求“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缩写GHP）的南亚小国不丹的四大哲学支柱之一，其所有的公共政策都要经过GHP工具的审查。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并不仅仅依赖GDP或GNP，还强调“环境幸福”和“精神成长”。不丹政府设计出一套涵盖国民生活各个方面的七十二个“幸福指示器”，比如心理幸福区域，就包括了人们进行祈祷的频率、冥思、自私自利、嫉妒、镇静、同情、大方、挫折及自杀念头等指标。每隔两年，政府都会对这个评价机制进行修改，以求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政府甚至会统计人们一天花多少时间陪家人，花多少时间工作等。不丹政府这种宽广的视野已经开始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以往，人们关注的往往只是经济贫困。近年来，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时间贫困。过去50年，美国人均GDP增长了3倍，但是暴力犯罪也增加了3倍，不和邻居交往的人数增加了4倍。比如美国人中有四分之一感到不幸福或抑郁，主要原因就是时间贫困，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多多工作、多多赚钱、多多消费。超时工作带来的情绪压力破坏了身体健康，也给家庭带来不幸福感。事实上，在很多国家，时间贫困已经抵消了很大一部分GDP。按照GDP标准，不丹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国。全国只有一个机场，没有铁路。然而，在旺楚克国王GNH治国理念的影响下，不丹成了令世人艳羡的世外桃源，这里被人誉为“最后的香格里拉”。不丹的环境哲学思想深受佛教影响，认为地球上的万物之间相互依存，因此必须尊重和保护所有物种的存在与发展。虽然不丹的国土面积只有38394平方公里，但其森林覆盖率高达70.46%，另有10.43%的国土被灌木丛覆盖，有高达42.7%的国土被列为保护区，包括5座国家公园、4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1个严格的自然保护区。这些保护区又由占其国土面积8.61%的生态走廊连接，以保障自然的连续性和野生动物的迁徙。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美丽的景色和基本未被破坏的文化是不丹居民高幸福感的关键。 传统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幸福代价”促使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幸福经济学”（Happiness Economics）的概念，试图平衡经济要素（收入与消费水平）和其他福利要素（如环境、休闲与社会生活）。新经济学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缩写NEF）于2006年7月提出了“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缩写HPI）以促使全球发展转型，其中生态环境被作为实现幸福的支撑要素。HPI是一个国家的平均幸福年数HLY（theAverage Happy Life Years，缩写HLY）和人均生态足迹（the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两者的比例。人们消费来自全世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他们的生态足迹是所有提供这些资源的陆地或水域的总面积，而不管这些消费者居住在地球的哪个角落。 个人被过度组织化的社会剥夺了自主权。以弗洛伊德为首的心理学家们复兴了一种原始主义的论点，认为人在未开化的状态中，较少受到压抑，因此比较快乐。“大自然中没有任何忧郁可言”，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享受纯正自然的时刻。拥抱自然，能够净化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有意义。大自然丰富的多样性能够让人身心愉悦、轻松、平静、幸福。“各种植物、花卉、叶子的形态和色彩，蝴蝶翅膀、贝壳等的配色，就像是专为以其多样性悦人耳目而创造出来似的。人的全部感觉都喜欢多样，而且同样讨厌单调。耳朵讨厌一个音响接连不断地重复，正如眼睛死盯住一点或一直注视一面秃墙会感到讨厌一样。” 文明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人只能在那些如今尚未开发的地区，方能看到自然原有的宏伟气势和原始的辉煌。大自然是美的化身，幸福的来源，只有符合生态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人们能够获得一种作为幸福之内涵的实在的自由和满足。缪尔也认为，“野性的自然似乎是一种有益于人类幸福的自由影响。”人类脱离自然在城市中生活的历史十分短暂，因为从进化史上看，还无法从人类基因中抹去关于自然的记忆，人类天生就需要与其他生物在一起。纵然是一个最贫穷的人也具有某种对美的本能要求，这是那种自然景色和人生的乐趣对他的生活熏陶所致。生活在“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优美自然环境中的陶渊明之所以“愿无违”，必定是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幸福——生态幸福。长久的幸福最常存在于那些与自然最贴近的，过着简单生活的人中。陶渊明虽然种不好地（“草盛豆苗稀”），连温饱都成问题（“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但他的幸福却恰如塞涅卡所说：“幸福之人满足于当下的命运，无论它是什么，而且与环境友好相处。”只有像陶渊明这样一种富有诗意的态度才能接受大自然和景观自身的性质，才能向壮美的体验敞开自己。我们用一生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幸福，却一直未与它谋面。直到我们走进大自然才发现，原来幸福就在我们内心，无需外求。 卢梭也有类似的生态幸福感触：“我一到了绿树成荫的地方，就感到仿佛是进入了人间天堂，一下子就觉得我是人类当中最幸福的人。”卢梭把在风景秀丽、与世隔绝的茵纳湖中心的圣皮埃尔岛上居住的那两个月看作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如此的幸福，以致于要是我能终生过此生活，我就心满意足，再也不会三心二意想去过其他的生活了。”每天散步的康德也感受到了来自自然的平静的幸福：那些自然界中更为野性的形象——如山脉、沙漠，特别是风暴——也有可能在审美层面上惬洽人意;“在对大自然的美的审美判断中，内心处于平静的静观中”。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极力称赞大自然崇高的华美，从喷发的火山和令人敬畏的峭壁到雷电和巨瀑。康德所強调的是，在“粗糙的”——也就是说没有被驯服的——大自然中，美能够被体验得最好。我们已经不能容忍人类的音乐，然而在丛林里，鸟儿们一直是完美的。康德想像孩子一样躲在树林里模仿鸟鸣。如果我们发现那声音不是真正的鸟儿的歌曲，我们便不再对其表示欣赏：“一旦人们发现这是一个骗局，就没有人会继续忍受着去听这种先前被认为是如此有魅力的歌声了”。只有自然，要么就是我们误认为的自然，能够使我们对这样的美立刻产生兴趣。 大自然可以给人带来深深的喜悦，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宁静和安慰，很容易使人们沉浸在幸福之中。梭罗在缅因森林里也找到了“生态幸福”：“这里的自然像个天真的小孩一样欢乐，它周身的空气都是那样的甜蜜美好，也只有叫唤个不停的鸟儿和潺潺的小溪把这份难得的静谧给打破。这里是多么适合生活、休息和安葬啊！”优美的自然环境也能够抚慰心灵、放松身心、减轻压抑，化解人们心中的矛盾和困惑，舒缓心理的压力和紧张，使人的心理、生理迅速康复，损伤顺利愈合。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人的头脑也更为灵活，思维更加敏捷，记忆力得以改善，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性格和理性得以丰富健全地发展。富有诗意的生活态度是人们对被强迫生活在其中的突出技术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精神反抗。呼吸新鲜的空气，漫步在未被破坏的山冈和溪谷中，游走在天然的山中小径，这些活动不仅具有身体治疗效果，也担负起恢复心灵和身体平衡的任务。 三、从城市回归自然：传染病带给伦理学的新思考 传染病常常伴随着现代城市的扩张而传播，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爆发在武汉这样一个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特大城市。传统伦理学也一直是城市里的活动，所关注的也一直是城市里的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使得整个西方伦理思想史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造成了对自然的漠视与忽视，孕育了传染病病毒滋生的“主观环境”。 西方第一位伦理思想家苏格拉底曾经是一位“深入探究自然”的热心人，渴望发现“事物的生成和消逝的原因”，但最终发现自己“没有搞自然科学的头脑”。苏格拉底是在雅典市中心一边散步一边和别的公民交谈和讨论时进行哲学思考的，他觉得，他“能够从树木和农田学到的东西很少，而城市中的人则能教我很多”。在柏拉图的哲学里，感官感觉世界是严重贬值的，他仅仅把思想世界视为真正的现实，它就是：高于普通的、感官感觉的世界，由思想的、概念的单位组成的世界。灵魂试图摆脱自己与地球的联系，以升华到能够看到思想之世界本身。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里，他把一些被自己身体和感官俘虏的人们摆在舞台上，认为那些人生活在被感官所欺骗的虚假现实中。但是，人们或许恰恰应该把对这个洞穴寓言的流行理解颠倒过来，即应该指出，它表明了，柏拉图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理解的俘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没有自然，没有感性，没有诗歌，应该成为希腊城市国家教育者的，不是诗人，而是思想家和科学家——柏拉图本人。从此，哲学变成了充斥着抽象概念的世界，对感官的怀疑是它的营养来源，而且，它是典型的城市活动，在其中，大自然不起任何作用。从雅典启蒙之后，大自然和社会即自然产生的事物和人们安排的事物，被严格地相互区分开来了，西方哲学崇尚理性而蔑视自然与感性的理性主义传统就此诞生。理性主义带来的危险是，“思想家有可能被孤立在一种没有宇宙的内心世界里，觉得有自己就足够了。”然而，要认识、理解和体验大自然，仅仅靠理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审美方面的基本经验是感性的，而不是概念的;审美知觉本质上是直觉，而不是观念。 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长大的下一代是否还会欣赏大自然？他们是否还有机会或有能力从大自然中获得精神灵感和解救？与前几代人相比，千禧一代更关注与外在价值（金钱、形象、名誉）相关的目标，而不是与内在价值（自我接纳、亲属关系、社区）相关的目标。他们会关心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性、环境正义以及自然的内在价值吗？教育和引导人们欣赏自然，对于道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不会欣赏自然可能是一種道德缺陷。学会以自己的方式欣赏自然需要发展一种重要的道德能力，一种克服人们自身观点局限的能力，一种通过同情的认同来认识和理解他人的现实的能力。因此，伦理学需要从城市走向自然。 自然曾被人们认为是充满威胁的地方（例如凶猛的野生动物），而与自然隔离的城市则给了人们一定的安全感，能够穿越“城墙”的传染病病毒却动摇了城市带给人们的安全感。虽然伦理学家们大多生活在城市，但城市生活的繁文缛节、肮脏环境和种种不道德现象促使一些人逃离城市，人们开始向往在一个未被污染的自然环境中获得一种超脱一切烦恼的宁静体验。在聚焦政治的主流伦理学家之外，还有一些关注自然与内心的“非主流”伦理学家。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快乐就是没有痛苦（包括对财富、名誉或权力的欲望所引起的痛苦），而不是生活放荡，毫无自制。伊壁鸠鲁学派教人远离政治和公共事务，与朋友安静共处，致力于哲学研究，认为这样的生活才可能有最大的幸福。幸福就在于心灵的宁静，在于心灵没有恐惧和欲望的干扰。伊壁鸠鲁寻求的宁静在于使人的意志从自然律中解放出来，芝诺则认为宁静在于顺服自然律。伊壁鸠鲁既教导也践行简单的生活，磨炼日常的美德。伊壁鸠鲁宣称正当行为和道德价值是人的内在本质，其本身就是令人愉悦的，也就是说能产生快乐。善是自发的、内在固有的快乐。 德国哲学家尼采是一个非常喜欢户外生活和自然景观的人。他的许多思想是他长时间地在山上散步时形成的。他还把思维和身体素质即哲学和生理学联系起来：你的思维方式与你的营养、健康状态、气候等有关系。尼采更信任身体的智慧，不那么信任精神的智慧。尼采对感官和感官素质进行了重新评价，并且强烈反对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和哲学的唯心主义旨在“消除生活中的感觉素质”的运动。哲学家们几乎一向怀疑感官，说它们只是让人认识事物的表面，不能发现真正的现实。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和德国唯心主义曾经试图通过建造一个由思想构成的世界，即建造一个天堂和一个纯粹的精神，来超越生活的世俗性，实现生活上的升华。此时，尼采则呼吁：“我忠于地球！”人们不应该在可感觉的世界的背后或下面去寻找真正的世界。尼采消灭了在假象和本质之间、现象与自在的事物之间的传统矛盾：存在的只是假象和现象，我们不要在它们后面找什么东西，我们应该敢于向事物的“假象”投降。在表层与深层之间的矛盾是虚假的。在尼采的“颠倒的柏拉图主义”里，他抛弃了对世界的虚假精神化的一切形式：我们只有这个世界，在可视的世界后面找不到任何东西。上帝彻底地死去了，尼采想把人们从一切宗教幻想和形而上学的幻觉中解放出来。简言之，尼采的哲学是关于彻底的内在性的思想，它邀请人们完全同意生活的世俗性。 对尼采来说，哲学是“自愿地在冰雪和高山中过的生活”。尼采不仅多次在山上散步，而且还多次说了某个思想是在什么地方产生的，他从某些景观中汲取了该景观带来的启示。在他的哲学中，尤其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关地理的内容明确地存在着。除此之外，城市的垄断被突破了，因为查拉图斯特拉退居到了森林和山顶。他与动物的关系很好，有时觉得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总之，在许多方面，他是苏格拉底的对立面。苏格拉底能够提供的智慧归功于对话和辩证法，而查拉图斯特拉的智慧是在“冰雪和高山中过的生活”的果实，这种生活是“在自我之外”的生活，受到了大自然中自然景观的启发。主导查拉图斯特拉的语言主要不是逻辑，而是激情和诗歌。查拉图斯特拉的思想受到外部世界的启发，让他有热情和兴奋的时刻的，也是外部世界。 卢梭在《爱弥尔》中批判了城市对人性的抹杀，指出了自然对人性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说：“人类之所以繁衍，绝不是为了像蚂蚁一样地挤成一团，而是为了遍布于他所耕种的土地。人类愈聚在一起，就愈要腐化。身体的不健全和心灵的缺陷，都是人类过多地聚在一起的必然结果……城市是坑陷人类的深渊，经过几代人后，人种就要消灭或是退化;必须使人类得到更新，更能够更新人类的，往往是乡村。因此，把你们的孩子送到乡村去，可以说，他们在那里自然而然地能够使自己得到更生，并且可以恢复他们在人口过多地方污浊空气中失去的精力。”城市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关于明天，关于如何使当下生活更为成功、更为富足的那些新词汇，总是使人们失去内心的安宁。“如果地球上存在着一个为所有成功的政治家，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法西斯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共同承认的观念的话，那就是：‘经济增长是好的，是必要的，是组织良好的人类行动的正当目的。” 正当人们表明自己是有史以来效率最高、最无情的环境破坏者，并在这块蛮荒大陆刀耕火种、披荆斩棘之时，大自然也在无形中通过不断出现的传染病警醒和教育著人们。假如追求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梦想已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至少部分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不知不觉已被自己所征服的自然所征服了。“我们内在的道德尺度，是无法由别人来教给的，只能在一个尽可能贴近自然的环境中通过自身体验来学习。”在大自然面前，人们都是工业化时代的野蛮人，而从城市回归自然的伦理学有助于人们重返文明，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方式，以建构人们对传染病的天然屏障。 四、结论 哲学和生活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直接的，这种关系总是高度中介性的。传染病或许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充分对话的中介。传染病所引发的生态伦理反思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培养一种对自然世界的关心和责任感。“追求人类幸福的最佳做法，就是去留心嵌含在地球中的根本性智慧。”利奥波德呼吁人们“像山那样思考”，因为“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大自然教给人们的“根本性智慧”和“启示”就是：可以用简单的方法过富裕（精神富裕）的生活，可以不必破坏环境而享受高质量的生活。19世纪中叶来到瓦尔登湖畔独自生活的梭罗用亲身经历证明，一个人最低的生存消费是非常少的，他8个月仅仅用了61.99美元（包括房租在内）。正如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所说：“只有最不需要奢侈生活的人才能最充分地享受奢侈的生活。一切自然的，都是容易获得的;一切难以获得的，都是空虚无价值的（不自然的）。素淡的饮食与奢侈的宴饮带来的快乐是一样的，只要由缺乏引起的痛苦被消除。” （责任编辑：李海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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