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文化革命：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解放方案 |
| 范文 | 黄漫 刘同舫 〔摘要〕 列斐伏尔开辟了研究人类解放的一个崭新领域——日常生活解放。他试图从人类身处的风格消失、“意义零度化”的日常生活内部的矛盾与生命力的角度来反思和批判现代社会，寻找人类解放的希望；只有文化革命才能超越本质主义和理性主义，逃避政治经济制度的强制力，终结社会的异化，拯救人的命运，恢复人的主体性；列斐伏尔是将马克思隐含着的、历史推测性的人本学推向了生存论的现象学或历史生存的阐释学视野，但其解放观又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泥潭。 〔关键词〕 列斐伏尔；文化革命；日常生活；人类解放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1-0146-05 法国著名哲学思想大师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并热衷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改造和超越。他在青年马克思尤其是人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的经济异化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一种意识形态异化批判，进而开辟了研究人类解放的一个崭新领域——日常生活解放。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和调整，日常生活已经取代了经济而占据着优势地位，必须把目光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日常生活上，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本质的压抑，提高被奴役的人们的觉悟。如果说，“马克思致力于类的本质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宏观历史哲学设计”，列斐伏尔则侧重于“一种关照个人平常生活解救之道的微观文化心理分析”。〔1〕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解放是对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中所忽略的日常生活解放的有益补充。 一、“意义零度化”的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开辟了研究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新领域——日常生活解放，并从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证。长期以来，日常生活因其永恒轮回性和烦琐无奇性而被视为一种非真理存在，并被排斥于具有纯粹思想高度和理想特征的哲学视野之外。为了证明日常生活解放在哲学领域的合法性、必要性，列斐伏尔指出，“哲学不能被当作栅栏，也不能为了提升世界和为了区别浅薄与严肃时，将存在、深度和本质孤立在一边，而将事情、外表和显现孤立于另一边。”〔2〕没有哲学的日常生活是无真理的现实；没有日常生活的哲学是无现实的真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抵消各自的局限。因此，人类解放的哲学也应当对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列斐伏尔试图将人类身处的社会日常生活化，即从日常生活内部的矛盾与生命力的角度来反思和批判现代社会，寻找人类解放的希望。 人类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活动都以日常生活为存在之根。如黑格尔所言，“熟知者不一定真知”〔3〕，人们生存于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最为人所熟知但又最容易被人所忽略。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的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4〕日常生活可看作是人类本性欲望的入口处，是界于个人与历史之间的一个平台，是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展开、深化的基础，具有直接认识和深刻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状况的潜力。 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考察与逻辑分析，列斐伏尔指出：“异化不仅仅局限于劳动领域，而且存在于消费与人的各种需要领域，即日常生活领域；异化主要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贫困问题，而是现代社会技术闻名进步所导致的全方位的社会问题。”〔5〕人们在当前面临的异化已不再是单纯的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异化，异化已经散布于日常生活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而当代社会，经济基础中的异化不能直接导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异化，也不能直接导致人们身处的日常生活异化，它们在“总体”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日常生活异化却可以把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包罗、掩盖起来，甚至日常生活决定了政治生活。日常生活处处都笼罩着异化的乌云，最严重的异化就在于我们身处的日常生活中，它是现代社会人类创造的文明遭遇危机的最突出表征和最直接领域，人类解放的真正领域或者说代表人类解放真正方向的领域，不在于宏观的国家机器而在于现实的、微观的日常生活，因而要使人类彻底解放就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 日常生活的种种异化集中体现在消费领域中。列斐伏尔对上世纪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发展的状况进行了深度考察，认为新旧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重点与主导向度发生了巨大改变：由生产转向了消费。物质生产不再成为主要问题，人们置身于追求时尚的休闲需求之中。“休闲是一个具有自发性特征的社会组织所引起的新的社会需求的典型特征。我们这个社会通过各种各样技术制造出种种休闲的机器，诸如收音机与电视机等。它用新的设备取代旧的方式，有时同其他社会活动相矛盾，有时填平了与其他活动的矛盾。人们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性需求按照年龄、性别与群体来加以标准化的抽象化的满足。”〔6〕现代工业文明既创造了普遍的群体休闲需求又满足了具体的个体休闲需求，但休闲被严格管辖与高度商业化，是一种被操纵的消极行动。休闲变成为一种异化的实践，它已经越来越明显地从属于抽象的技术体制与市场体制，成为受控制的消费环节，人们并没有从劳动与市场必然王国中获得自由解放。 列斐伏尔认为，消费品在本质上是符号（signs），人们正是生活在由符号堆砌而成的“假装的世界”中。当代社会由于广告、媒体的作用，物质的内容通过宣传的符号来表达。功能的、技术的对象取代了传统的对象，对象与符号之间的界限已被打破，于是对象在实践中变成了符号。现代社会成为符号意指顶替真实存在的虚拟世界，“凡能够被消费的都变成了消费的符号，消费者靠符号，靠灵巧和财富的符号、幸福和爱的符号为生；符号和意谓取代了现实。”〔7〕列斐伏尔认为，处于消费社会中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欲望无限膨胀的虚幻世界中，完全不关心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专制”，也完全不了解自己真实的需要和真实的生活处境，他们只是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被周围的时尚所抛弃。“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needs）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wants）的满足。换言之，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在一种文化中的符号象征价值。”〔8〕以符号为中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市场体制已经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令人眼花缭乱的“物品—符号”使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巨大的、疯狂转动的万花筒，人们不断追求个性，追赶时尚，但却被同质性的符号规约、塑造而趋于千篇一律、单调无奇，这就是列斐伏尔所概括的风格消失、“意义零度化”的日常生活。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意义零度化”的日常消费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资产阶级消费意识形态通过媒体宣传以意象代替了现实，在精神层面“理性”地规定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各种社会福利，削弱人的创造性和革命性。人的生活方式在意识形态替代物包围中，以新的异化代替了旧的异化，“异化假定了新的和更深刻的意义，它使日常生活失去了力量，忽视了它的生产和创造性潜能，彻底否定了其价值，并在意识形态的虚假魔力中将之窒息。一种特殊的异化将物质贫困转变为精神贫困。”〔9〕富饶的物品因为给予人们一种幸福感、存在感而具有像教堂一样安抚灵魂的意义，人们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而无法自觉，甚至意识不到各种异化的存在。消费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新的异化工具，使个体被大量符号和资讯所淹没，并把这些信息中的符号内化为消费者的自觉意识，使其成为虚假生活的木偶，完全丧失了自我。 “意义零度化”的消费社会是自由幻觉聚集的社会，日常生活中“未被认出的强迫”全面地渗透到生产与消费的总体环节，包围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人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愉悦的同时也沦为消费的奴隶。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形态虽然摆脱了传统社会的物质生活贫困的状态，却成为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而不是可供人们自由选择的休闲社会、丰裕社会。 二、文化革命的解放方案 作为一位对社会变革和思想发展始终保持敏感和开放的哲学家，列斐伏尔洞察到人们当今身处的日常生活是被现代性压迫得最为严重、最为支离破碎的领域，单纯的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变革、重建以及设计方案，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解放意义不大，要实现日常生活的解放必须由被资本主义殖民化的日常生活自身来完成。他认为将“美好社会”的目标锁定在过去的“黄金时代”，或者放置于遥远的、被无限推迟的未来，都是对真正追求解放冲动的严重压抑与愚弄，必须在“此时此处”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共产主义理想。 日常生活是总体解决现代问题和全面实现人类解放的策源地。列斐伏尔早年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积极的，他认为日常生活充溢着诸多压迫的因素，也蕴含着解放的无限潜能。资本主义通过媒体宣传在精神层面标榜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的意义趋向零度化，但是这种异化沉沦的否定状态并非完全没有改善、挽救的余地，相反，那些有价值、有生命力的肯定内容被掩盖在平庸外表的深处，日常生活仍然是充满巨大创造潜能和解放希望的异质性世界。日常生活具有“压抑—反抗”两重性，我们需要充分挖掘其中抵制异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通过美化与变革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中的积极因素从异化状态拯救出来以实现革命的任务。 节日是人类创造精神的复苏和对异化状态的超越，要终结日常生活的日常性 参见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n World， Trans， Sacha Rabinovitch，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71， p.36—37. 列斐伏尔所论及的“日常性”与“日常生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日常性”是一个反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陈腐的、琐碎的与单调重复的生活品质概念。而“日常生活”指的是那些不易分类、习惯性、常规性的本性，并非特指每天生活中的异化特征。，必须克服日常生活与节日之间的冲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或称媒体社会、景观社会的制度化分层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节日允许游戏式的、创造性的自由，是一种理想化的日常生活，它的功能就是解放，从现代性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从习以为常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再现原本流光溢彩的生活场景。在狂欢的节日中，人们身上的能量、直觉没有一处会被闲置一旁，他们全身心的热情、想象都得到空前的释放与宣泄。自然宇宙万物的秩序，人们的生活秩序与情感高度交融在一起，使得人们不会感到相互疏远。新型的、纯粹的人际关系是真正属人的现实，其现实性可以通过感性接触而体验到。节日狂欢打破了美好理想与乏味现实的界限，将两者融为一体，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解放和拯救。 晚期阶段的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更为微观，态度也相对较为悲观。他认为现代性革命不仅是节日化的瞬间，还必须通过“总体革命”来消除集中体现在消费领域中日常生活的异化，将人从“意义零度化”的官僚社会中拯救出来，从单向度的人变成总体的人。 列斐伏尔把社会总体革命划分为三个平台：经济平台、政治平台与文化平台，如果革命仅仅立足于经济平台或政治平台，它必然是不成功、不彻底的。在一个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中，人首先被大众文化的符号所塑造，文化革命对社会的“倒转”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革命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变革，但列斐伏尔认为当前社会不可能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方案和合理设计，使未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重新整合变为现实。因而他尤其强调文化革命及其可能性，只有文化革命才能超越本质主义和理性主义视野，逃避政治经济制度的强制力，终结社会的异化，拯救人的命运，恢复人的主体性。列斐伏尔所认为的文化革命，“不是建立于文化基础上的革命，也不是文化自身的目标或它的动机；我们的文化革命的目标与方向是，创造一种不是制度的而是生活风格的文化；它的基本特征是哲学精神的实现。”〔10〕文化革命对日常生活的变革，就是要使文化走向经验。因此，列斐伏尔喊出一句响亮的口号“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11〕浪漫主义的美学成为列斐伏尔后期异化的解毒剂、解放的最后希望。 “总体革命”造就“总体人”（total man），列斐伏尔的总体性革命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一场“持久的文化革命”，认为文化革命通过瞬间的拯救可以将单向度的人塑造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总体人形象，“总体人”是“生成活动的主体和客体”〔12〕，是超越当下日常生活矛盾与冲突的艺术理想瞬间，是与历史、与生活具体内容无关的永恒形式。列斐伏尔的“总体人”与尼采式的“酒神精神”和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相融合，是一种解放的艺术形式，标识出人们可以像艺术一样在差别无穷的各种可能性中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包含着一种趋向和一种走向个性及总体性相结合的努力。但是，列斐伏尔的“总体人”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在日常生活艺术化过程中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艺术乌托邦”。 三、历史生存的阐释学与文化决定论 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列斐伏尔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把日常生活批判视为现代哲学根基性问题的第一人。他第一次大胆地把青年马克思建立在隐性哲学人本主义基础上的人类未来进步图景具体化为日常生活实践的发展方案，即将马克思关于人们扬弃异化劳动而实现解放的思想扩展到对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批判与反省。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问题在于它仅仅从抽象的阶级高度与生产关系高度来分析社会现实、分析人们的存在境况，将无产阶级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意识神秘化，未能解决每个具体人的微观的日常生活问题。因而，他将马克思早期以类哲学与阶级哲学为平台的人类解放设计，从一种声势雄壮的宏观历史哲学批判视域，转换成为微观的以日常生活为线索的现代性批判视野，建立了人类解放之路的全新的日常生活解决方式。可以说列斐伏尔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将马克思隐含着的、历史推测性的人本学推向了生存论的现象学或者说历史生存的阐释学视野。 列斐伏尔回避了后现代对马克思本质主义陷阱问题的揭露，强调要从生活自身与内部出发，从微观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入手来关注生存理想，使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成为历史的、在生存论上具有和现代性趋同的现实普遍性。人类历史画面的最突出部分是伴随经济必然王国的不断崛起而反衬出来的日常生活文化内涵的愈加蜕化、萎缩的演变趋势，列斐伏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常生活领域进行诊断和批判。一方面，列斐伏尔揭露了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特征和基本社会矛盾——技术官僚与消费市场双重体制对日常生活的全面瓦解，澄清了所谓“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休闲社会”等种种“幸福理想”的神话，指出其深度隐性的异化统治和精神层面匮乏的现实，主张站在社会历史的前提下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日常生活领域。另一方面，列斐伏尔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进行了宏观革命，即改变了政治上的国家政权和经济上的所有制，但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发生变化，人们的意识、心理状况没有发生改变，其宏观方案是不完全的，解放是不彻底的。因此，列斐伏尔强调在社会变革中要把宏观变革和微观变革结合起来，尤其要重视具体细节的日常生活革命，只有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现状，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真正弥合个体解放与阶级解放之间的裂痕，实现个体解放与社会解放的统一。列斐伏尔正是在平凡琐碎但却广泛细致且影响深远的日常生活中觉察到人类解放的巨大潜能，将日常生活视为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的基础性层次，这种历史生存的阐释学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内涵。 列斐伏尔的人类解放观在历史生存的阐释学框架和视野中，对被马克思解放思想所忽略的日常生活平凡形态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解放观又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泥潭。 第一，列斐伏尔凸显了日常生活批判的存在论地位，认为日常生活不只是纯粹的异化，而且具有克服异化的无限潜能，是一个不断产生异化又不断克服异化的蕴含无穷能量的存在论世界，这一点是深刻而精辟的。但是他倾向于把日常生活狭义地定义为消费社会、都市社会，把人类解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反消费主义、反都市官僚制的艺术美学活动上，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日常生活的存在论意义被简单化。在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中，他造就了一种矛盾的背景——他所采用的现代性理论框架与后现代性来临的社会相矛盾。时代处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折点，建立在福特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性与建立在大众传媒基础上的后现代性相互交织，后者日益占据着优势，而列斐伏尔的主要理论还是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地上，使得他的批判难以从历史的制高点来俯视日常生活。 第二，列斐伏尔设想的文化革命解放方案并没有超出卢卡奇所开创的总体性辩证法的框架，其对社会的批判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深蒂固的新人本主义传统；当他强硬地抛开经典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批判模式，试图让文化处于主导层面（实际上文化层面仍然是次生的边缘领域），来寻找医治现代性痼疾实现人类解放的良方时，实则是舍本求末的表现，是一种公开而强烈的反工业化的现代主义和乌托邦的文化决定论方式。 列斐伏尔始终保持对马克思的信仰并直接面向现实问题，用现实空间化的革命实践方式来解决日常生活的理想问题，但没有对自己青年时代所接受的早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进行检讨与重建，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理解现代世界日常生活问题的认识论意义。列斐伏尔是一个始终没有创造性建构自己哲学理论基础的思想家。我们固然不能仅仅在哲学领域内讨论日常生活的批判与改造问题，而必须深入到日常生活内部微观地研究问题，这种认识正是列斐伏尔所强调的，但我们毕竟不能缺少宏观的社会历史认识论前提与逻辑反思。列斐伏尔虽然也自觉、不自觉地参照现代社会的宏观逻辑，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所受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制约，但他仅限于文学式的日常美学直观与微观考察，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而他的学生鲍德里亚既彻底批判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更是创造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理论策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批判分析深入到了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而列斐伏尔故意绕开这一点，选择以一种艺术或美学的方式来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将马克思关于历史解放的宏观愿景转换为微观的艺术化的都市生活想象，这种艺术化的批判话语远远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晚期资本主义建设话语的水平。与庞大的、具有持久变革潜能的工业生产方式和理性化的国家管理机器相比，“文化革命”只能是一架小得可怜的马达，它不可能发起落后国家乃至整个人类解放的伟大运动。列斐伏尔把社会革命诠释为艺术或美学式的节日狂欢时，其解放方案所具有的浓厚乌托邦空想色彩则醒目地呈现出来。虽然这种乌托邦使列斐伏尔的哲学具有了文化批判的震撼力，他自己也强调，为了拒绝现实性，寻求一种可能性的解放，乌托邦是必要的，他也为自己作为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而自豪，但在乌托邦情结中，列斐伏尔所追求的是一种总体性的个人，这使其追求具有了一种末世的悲壮。 〔参考文献〕 〔1〕刘怀玉.列斐伏尔与20世纪西方的几种日常生活批判倾向〔J〕.求是学刊，2003（5）. 〔2〕〔9〕〔10〕〔11〕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Trans， Sacha Rabinovitch，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71：14，33，203，204. 〔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0. 〔4〕〔6〕〔7〕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M〕.volume I，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91：97，33，108. 〔5〕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38. 〔8〕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7. 〔12〕〔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余其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62. （责任编辑：颜 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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