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
| 范文 |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刘勰；赋论；明体；赋学史 12062A0182-11 ① 任昉撰、陈懋仁注《文章缘起》，《学海类编》本。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辞赋理论通史”（09BZW073） 〔作者简介〕许结，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赋学会会长，江苏南京210023。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综览刘勰论赋，除了《诠赋》篇为专论，其他篇章涉及评赋亦多，如《宗经》《辨骚》《颂赞》《杂文》《谐隐》《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时序》《物色》《才略》等22篇，或言赋以明理，或论事以引赋，综类博采，涉及到辞赋渊源、流变、作家、作品、体类、风格、结构、词章等方方面面，人以“体大思精”称誉《文心》之制，于赋论而言亦甚恰当。本文通过考察刘勰赋论产生之背景，仅就其“明体”以论赋的批评，探寻其赋学史意义。 一、刘勰赋论的背景考察 刘勰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与南朝齐、梁的兰陵萧氏可视为一个团体，他们共同创造了自汉晋以来赋学研究的辉煌历史，因为作为萧梁的东宫通事舍人，刘勰的文事活动实与昭明太子及这个时代紧密关联。考兰陵萧氏，因南迁而为江南大姓，齐、梁两代居皇族之尊，引领文治，成南朝文学之盛。而萧氏一族今存辞赋且有相关评论者，据现有文献，主要有“五萧”，即萧衍、萧子良、萧统、萧纲与萧绎。倘依时序而论，又经历了由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到梁宫文苑的变迁。萧子良在金陵鸡笼山西邸时，邀众宾客于府第，以文学著称者有“竟陵八友”，梁高祖（武帝）萧衍与沈约等皆参与其中。据《梁书·武帝本纪》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其中沈约以声律学论赋，极具时代特色，任昉《文章缘起》亡佚，然据其序文所称录文章“凡八十四题”以及今存“赋，楚大夫宋玉作”佚文①， 可知其中包括了有关赋体及赋源的理论。而萧衍因参与竟陵王文学团体的活动，必受当时文风影响，只是他后来以帝王之尊开辟风气，又形成以他与昭明太子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并对梁朝赋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兰陵萧氏诸贤中，有较完整赋学批评思想者首推萧统，究其根本，在于他主持的《文选》编纂工作，尤其是《文选序》中对编纂义例与诗赋文学传统的说明，诚当时重要之赋论。萧统在太子东宫，一时文士汇聚，如殷芸、陆倕、到洽、刘孝绰、徐勉、萧子范等人，多与游处，刘勰时为东宫通事舍人，缘此，前人以为《文选》成于众手。如谓“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 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引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 “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1〕，然其编纂思想属于萧统，则无人怀疑。就大体而言，萧统一方面顺适时需，容受当代新体与时风，具有文学“新变”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传统的回归，尤其是对文学“典则”思想的推崇，同样决定了他对赋的认知态度。 刘勰以《文心雕龙》之《诠赋》篇为中心的赋论，与萧统《文选》也有着共时特征。骆鸿凯于《文选学·纂集第一》中认为：“《刘勰传》载其兼东宫通事舍人，深被昭明爱接；《雕龙》论文之言，又若为《文选》印证，笙磬同音。是岂不谋而合，抑尝共讨论，故宗旨如一耶。”〔2〕对此，有一公案即《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问题。《梁书·刘勰传》记载，勰在梁“兼东宫通事舍人”后“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盛贵，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可知其撰述之成以及受到沈约的赏识，当在“昭明爱接”之前。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对此也有交待：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3〕 对这节文字，纪昀评曰：“阙当代不言，非惟未经论定，实亦有所避于恩怨之间。”〔4〕显然认为刘氏成书在梁，并推述其“阙当代不言”的原因是无定论及避恩怨。而晚清学者刘毓崧则不以为然，其于《书〈文心雕龙〉后》考论上引《时序》所述云：“予谓勰虽梁人，而此书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也。……此篇（指时序）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极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5〕 有关萧梁时代的文学批评，学者已共认“三派说”，即以裴子野、刘之遴等为“守旧派”、萧纲、萧绎等为“趋新派”，而刘勰与萧统则属于“折衷派”的代表。就时序言，如“守旧派”之裴子野《雕虫论》批评“若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舞其音。由是随声逐响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邕等之俳优，扬雄悔为童子” 引自杜佑《通典》十六《选举四》。按：这段文字系裴撰《宋略》之“选举论”之部分，宋人编《文苑英华》收录于卷七四二《论文》，题名《雕虫论》。 ，其论出自《宋略》而成于萧梁前，故又引起学者对“梁代三派”的质疑。然则将“三派论”置放于“南朝”或“齐梁”亦未尝不可，只是此现象延续到梁代尤为突出。因此，前引骆鸿凯有关《文选》与《文心》“笙磬同音”，以及萧统与刘勰文学持论“折衷”，正是讨论这一时期赋论的关键。刘勰《文心雕龙·序志》阐明自己的论文方法是“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何以“折衷”，在同篇中他列举“近代之论文”者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显然是总结魏晋文论而以会通思想持“折衷”态度的。 如此“折衷”的批评态度，同样可视为当时赋论的主流，包括了当时人对赋源、赋体与赋史的认识，这可于刘勰《文心》与萧统《文选》的赋学比较中观其旨趣。 二、刘勰与萧统赋学观比较 对辞赋创作的批评持折衷态度，刘勰与萧统的思想大抵一致，其中有着从“赋用”到“赋体”的思路。这其中最突出的批评主线就是“经义”与“词章”的理论交集。质言之，汉人赋论的主旨是从赋用观出发，以经义衡赋并形成“丽则”与“丽淫”的分离，而刘勰、萧统等继承魏、晋以来赋论成果由赋用转向赋体，以辞赋附合经义，树立起赋之“丽词雅义”的新典范。先看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论“文体”：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6〕 此以六经为本，落实于“文”重在明其体义。次观《辨骚》论源起：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7〕 追附“诗人”，即本乎经义。而其论《离骚》之义则谓：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淹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8〕 各举“四事”，以彰显其异同于“经典”，内含“骚”之形容、词章与特色，关键仍在于明其“自体”与合乎经典之“体”。再视其《诠赋》对赋体的规范与要求： 原夫登髙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这段文字今本与“唐本”多有异词，如“物以情观”之“观”，唐本作“睹”；“文虽新而有质”之“新”， 唐本作“杂”；“色虽糅而有本”之“本”，唐本作“义”，《御览》、《玉海》并作“仪”，黄叔琳校云“一作仪”；“无贵风轨”之“贵”，唐本作“实”，《御览》作“贯”。详见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55、56页。又按：此段文字因系刘氏论赋体之要语，异文特为注出。 所谓“立赋之大体”，即刘氏论赋明体的结穴，其关键语“丽词雅义”，既融织了经义与词章，又是对扬雄“丽则”说的新阐释，其中增益了“词必巧丽”的赋体要义。因为在刘勰看来，“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并不仅属于华词过度的“丽淫”，或“辞人之赋”的偏颇，而是“愈惑体要”，落点仍在“明体”。 与刘勰的赋论相同，萧统《文选》论赋最有新见的是赋体论，而引人注目且遭非议的也集中在这一领域。概括地说，主要是“别骚”与“赋首”两方面。萧氏为了突出赋体的特色与地位，别立“骚体”两卷，收录《离骚》《九歌》等13篇作品于中，并在《文选序》明示： 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9〕 其别立“骚人之文”，且有理论阐发，意近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诠赋》之分，于当时“骚文”体类化趋势相关，然于文体中别立其体，萧氏之说不乏新意，也颇有影响。对此持批评态度者，如吴子良《林下偶谈》：“太史公言：‘离骚者，遭忧也。离训遭，骚训忧，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则赋也。故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选》，不并归赋门，而别名之曰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10〕又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指斥“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11〕，也包括对别立“骚”体的看法。尽管自宋迄清诸多学者对《文选》区分骚、赋持有异议，然归返其本，萧统之见实与魏晋之世“赋体物”与“诗缘情”的创作风格的辨析相关。在他看来，骚人主情更接近于“诗”体。后代如祝尧《古赋辩体》于“诗人”“辞人”外另有“骚人之赋”以倡“主情”说，程廷祚《骚赋论》区分“骚”与“赋”的见解，虽仍以“骚”归“赋体”，但其立论，显然受到萧统“骚人之文”观影响。 《文选》包七代之文，分38类，其中诗、赋、骚作品居大半，然首列“赋”19卷（第19卷并赋与诗），以其“首赋”而彰显“赋体”在“文”中的地位，与其序文所言“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厉”的文学发展观有密切联系。然而对此的质疑，以清人为最。如袁枚认为：“文以赋装头，始于《文选》，刘禹锡曰：‘文章家先立言而后体物。今以赋装头者，非也。”〔12〕而桂超万则认为：“赋者，古诗之流，《文选》以此居首，其次第有脉络可寻也。”〔13〕持论相左。与袁枚说相类，章学诚之论最典型，其《文史通义》批评《文选》体例之“淆乱”首在“赋先于诗”〔14〕，而在《永清县志文徵序例》中复谓： 萧统选文，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家言，本无当于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于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15〕 观章氏之论，可申述两点：其一，《文选》“用赋冠首”影响甚大，后世文总集多取其法，视为“科律”。其二，章氏从赋乃“六义附庸”的本源意识出发，尤其是出于其“六经皆史”的思想，批评萧统“首赋”关键在“斤斤画文于史外”，而忽略“太史观风之意”。〔16〕由此第二点，特别是章氏论萧统“彼固辞章家言”，我们会发现二者的出发点不同，章氏是出于经史之学即广义文学观批评《文选》，而萧统本义则出于“变本而加厉”的狭义文学观编纂《文选》，所以其“用赋冠首”恰是断割“太史观风”类的“诗教”传统之尚文思想的表现，包括选录“赞论”“序述”，标准也是“综辑辞采”与“错比文华”（《文选序》），这显然是对汉晋以来文人化创作的重新审视。由此来看，萧氏崇赋冠首的方法，有着文学相对独立于经、史的意义。而刘勰《诠赋》中彰显“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一代文学之胜的汉大赋，与萧氏评赋有着同声相应的共识。 萧统由明辨赋体而兼及赋源与赋史的探讨。如论“赋源”，萧统并无新见，只是遵循汉人以来的“赋源于诗”的思想，传承其宗经（《诗经》）的文学意识，并接受当时流行的赋自为体的观念，而对赋的源起作出简略的回顾与申述。其《文选序》继论“文”后云：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17〕 其说基本类同皇甫谧、挚虞的赋论，区分“古诗之体”（源）与“今赋之名”（流），至于标举荀、宋开辟赋体的意义，显然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屈平、宋玉导清流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说法不同，而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说相近，关键是“言荀不言屈者，昭明以屈子之骚，当别为一类”〔18〕的缘故。 又论“赋史”，可观《文选序》对赋的分类题材的一节描述： 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19〕 这段话论赋的京都、畋猎、草木、鱼虫、禽兽等创作题材，然却承续“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而来，显然又是对赋史的认知。换言之，萧统的选文标准是“综辑词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所以认为“姬公之籍，孔父之书，……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故载不录，而对文采翰藻之赋，更着意于“增华”、“加厉”，不乏时代的新变精神。如“哀伤”赋一类，为《文选》之独辟，其中收录司马相如《长门赋》、向秀《思旧赋》、陆机《叹逝赋》、潘岳《怀旧赋》《寡妇赋》、江淹《恨赋》《别赋》等，皆以表达文士对生活命运之感逝与惆怅的情怀为主旨，而这也正是当时赋风变移的一个典型例证。推述而论，这一选录思想同自嵇康《琴赋序》所说“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到萧绎《金楼子·立言》所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理论观潜孚默契。在某种意义上，《文选》的赋史观也代表了以兰陵萧氏为中心的文士集团之辞赋批评思想主旨。如果再对照刘勰《诠赋》中有关战国、两汉“十家”“辞赋之贡杰”与“魏晋之赋首”包括“仲宣”等六家的叙述，以及赋体之“鸿裁”与“小制”的区分，其赋论思想也有着高度契合。 当然，相比之下，刘勰的赋学“明体”观较萧统《文选》仅述选例有着更为详密的建树，这又需通过赋学史的视域进行考量。 三、以“明体”为中心的赋学传统 在刘勰之前，汉人赋论所提出的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评司马相如赋的“风谏”说、《汉志·诗赋略》的“不歌而诵”说、扬雄《法言·吾子》中的“丽则”说、班固《两都赋序》的“古诗之流”说等等，无不论赋之“用”而非赋之“体”，而由“赋用”论到“赋体”论，则是汉晋赋学批评的一大转扭。刘勰赋学“明体”观的形成，正与他所说的“近代之论文”有关，是魏晋时人论赋体的继承与光大。而在诸多理论头绪中，魏晋赋论的三条线索对刘氏赋体批评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 第一条线索是陆机《文赋》的“体物”说，其“体物浏亮”与“缘情绮靡”区分赋与诗体之不同，在理论意义上是从汉人以经学笼罩诗、赋的氛围中释放诗与赋“自性”，以明示具有艺术创造性的“体要”。 陆机的“赋体物”观见载于《文赋》有关文体的论述中：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僶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以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20〕 其中虽仅一句“赋体物而浏亮”论赋，却不乏赋论发展的时代开新意义。首先，陆机撰写《文赋》的初衷，于其开篇即明其义：“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 《文选》六臣注本、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四部丛刊》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集论》引，“夫”字下有“其”字，李善《文选》注本无“其”字。张怀瑾《文赋译注》以“其”为衍字，从之。 ，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21〕这里包含三重意义：一是针对当时才士之“放言遣辞”且“妍蚩”有别而发言，故有驳论性质；二是从自身创作体验入手论文，以“能之难”反衬“非知之难”，其中阐发了“知”（理论）与“行”（实践）的关联，故撰文意在示“知”，有规范创作的性质；三是总结“先士之盛藻”，以创作的“利害”为借鉴，建构其理论思想，并有指导文士“操斧伐柯”的意义。综此三重意蕴，再看文中“赋体物”的观念，显然有赋创作的规范与重塑的理论功用。其二，陆机“赋体物”的提出，在其探讨“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的文体论中，是发展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思想，而试图对“文章之体有万变之殊，众物之形无一定之量”（李善《文选注》语）创作现象的规范或解读，故与前言之“离方而遁圆”“穷形而尽相”，以及“尚奢”“贵当”的为文共有之利害相应契。这也形成陆机赋体论的两条思路：一是区分“诗”“赋”，以“缘情”与“体物”分镳立异，这也就从体性的意义上改变了曹丕“诗赋欲丽”的观点，而将“绮靡”之“丽”归于“诗”之一体，而以“浏亮”状赋，别生新意。二是因“大体”（文体）分论“细体”（诗、赋诸体），所以陆机论文体之用又有着共性的意义，如“辞达而理举”“无取乎冗长”，乃至论文章写作方法的“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也同样适应于赋体创作，这也决定了陆机“赋体物”论与汉赋的闳衍博丽审美观有了明显的不同，而更多寄寓着时代的特征。其三，由于陆机“赋体物”论不仅在“穷形而尽相”，而且亦可以“辞达而理举”，所以其“物”也自然兼融“情”“理”，这在陆氏的诸赋序的论述中也可得到印证。最典型的是陆机《遂志赋序》中论冯衍《显志赋》“壮而泛滥”、班固《幽通赋》“哀而不怨”、张衡《思玄赋》“精练而和惠”、蔡邕《玄表赋》“雅而微素”等，言其情志，明其风格，殊非“尽相”而已。 很显然，刘勰《诠赋》继承了这一论述，一则考定“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一则以为赋之描写在于“写物图貎，蔚似雕画”。而在《物色》中，刘勰又合观楚辞与汉赋而指出： 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22〕 尽管“丽则”“丽淫”说传承扬雄，并无新义，然其对辞赋体物的叙写之法及由此带来的修辞效果，则较陆机之说更为形象具体，且细密而周备。 第二条线索是皇甫谧《三都赋序》中继汉人“赋者，古诗之流”的思路而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从而在理论上使“赋”的古诗之“用”向“体”转变；同时，由于因“体”明“变”，在某种意义上又将《汉志》的“不歌而诵”与班固《两都赋序》的“古诗之流”汇合，在赋体的意义上解消了前者论述偏于“讽”而后者重于“颂”的差异。为说明问题，摘录皇甫谧的《三都赋序》前三节文字： 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 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寖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23〕 第一节文字表面上虽是承续《汉志》“不歌而颂谓之赋”并为之解读，但论者“然则”一转，即变成论赋之体，如果说“因物造端，敷弘体理”还偏于继承汉人旧说，则其“引而申之”以下几句话完全是“诗赋欲丽”在赋体创作体验上的理论演绎，由“极美”“尽丽”的夸饰展示赋的“美丽之文”，成为论者的中心意旨。第二节文字的末句重写班固《两都赋序》引旧说“赋者，古诗之流”，然差异甚大：班氏继“古诗之流”后由周室《诗》颂引发有关汉代献赋之用，及创制《两都赋》的原由，而皇甫谧在“古诗之流”前置言说，于为文既尚辞又重政教，转谓“诗人之作，杂有赋体”，不仅由《诗》之用变为《诗》之“体”，以彰“赋体”之源，寓含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所解“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的“铺陈”法，并附以《毛诗序》的“二曰赋”的说词 《毛诗大序》列举“六义”，仅释“风、雅、颂”三义。按：有关大序的作者，共有24种说法，对此，徐澄宇《诗经学纂要》（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刘光义《汉武帝之用儒及汉儒之说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有详解，然撮其要，则为三说：一是子夏作，二是卫宏作，三是汉儒经师陆续纂就。皇甫之论，取第一种说法，是传承汉儒郑玄《诗谱序》的。 ，将《诗》之“六义”引入赋论，以成就其论“体”的意义。第三节文字基本承袭《汉志》所说的“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一段话，可是仔细揣摩，皇甫谧以孙卿、屈原赋“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而为“赋之首”，却改变了汉人以“贤人失志”赋承续“赋诗言志”之用，而以“赋之首”言孙、屈之作，显然着眼于赋体，是承续“诗体”而正“赋”名，具有本源的意义。 如果说这种思想在皇甫谧的序文中尚属粗略的表述，则刘勰继承这一思路，在明体的原则下作出了更为细密的理论编织。刘勰在《诠赋》开宗明义，所谓“诗有六义，其二曰赋”“《传》云‘登髙能赋，可为大夫”“不歌而颂”“古诗之流”等，将《左》《国》所载“献诗”“赋诗”，《毛传》所述“登高能赋”以及《序》《传》之义与刘、班之说在寥寥数语中杂糅于一，关键处在首句以“诗之六义”笼罩，统合诸端，明确“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之赋体且上溯于《诗》之“六义”之“赋”。缘此，他认为先秦时代的赋诗言志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是“虽合赋体”却“明而未融”，迨至屈原之作“始广声貌”，荀、宋继起，方始“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因为其体“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貎以穷文”，这才是“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很显然，刘勰的赋体“六义说”所标明的由《诗》“赋”到“赋体”，已寓含了历史的新变，而自此以后赋体“诗源”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赋诗言志”向“六义之赋”的中心之转移。这一观念也成为后世论赋宗经而源《诗》的蓝本，特别是清人大量的《六义赋居一赋》的创制 按：唐人李益始作《诗有六义赋》，至清代馆阁赋有较多以《六义赋居一》为题之作，如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卷八引录有程恩泽、潘锡恩同题《六义赋居一赋》，又《赋海大观》“文学类”收录有赵《六义赋居一赋》等。 ，已然为一种创作风习而对此理论作出回应与诠释。 第三条线索是皇甫谧的弟子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赋学见解 挚虞师从皇甫谧，详《晋书·挚虞传》：“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又《皇甫谧传》：“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 ，尤其是“古诗之赋”与“今之赋”的区分，以及对古赋“情义为主”的推崇与对今赋的批评，于刘勰赋论影响最大。这里仅引述《文章流别论》继“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后推崇古诗之赋的言说： 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24〕 这段话前几句说明“古诗之赋”的本原，以彰显赋体应运而生的缘起，其中推崇楚赋为“赋之善”虽不及乃师皇甫谧所言屈原赋为“赋之首”更明确赋源意识，然其立论及用意则完全一致。而有关赋有“古诗之义”的论述，观其语言环境，显然与汉人不同，已勘进于赋体的义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诠赋卷八》梳理汉晋赋论，以为“以虞所论为最明畅综切，可以与舍人之说互证”，其中刘勰《诠赋》的“丽词雅义，符采相胜，风归丽则，辞翦美稗”之要义，“盖与仲治同其意旨”。〔25〕这指的是刘勰“立赋之大体”与挚虞所称“古诗之赋”类同，同样，刘勰所言的“逐末之俦”赋作的“繁华损枝，膏腴害骨”以及如扬雄所批评的“雕虫”“雾縠”等等，又与挚虞所说的“今之赋”相近。尽管刘论多取法挚虞，可观其承续关系，然比较《流别论》与《诠赋》所述，思想亦多不同，其中两点最为明晰：其一，挚虞的“古诗之赋”传承扬雄“诗人之赋”的说法，是一种创作样式，而刘勰淡化了这层理解，更多地视《诗》为赋的宗经之本与体类之源，所谓“六义”之“赋”，与“赋”文毕竟是“同义”而“异体”，其中内含了刘氏赋学历史观的强化。其二，挚虞认为“《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明示传承汉人的说法，而刘勰不然，其论与萧统《文选》相呼应，别立《辨骚》，故于赋域则视屈原之作是“始广声貌”，至“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的出现，才有别于“诗”而“蔚成大国”。虽然学界对挚、刘赋论的评价颇有轩轾，甚或扬挚而抑刘 如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解读《诠赋》比较挚、刘之论，认为挚虞“古诗之赋”与“今之赋”论析明晰，而刘勰以“丽词雅义”为“立赋之大体”，然评析楚汉“十家”却并不从“雅义”出发，所以他认为“挚虞的论赋，前后一致，剖析入微，实在刘勰之上”。 ，然而刘勰试图汇合经、文与诗、赋的传统，落实于明赋之体的意义，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构建意义。 四、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通过以上三条理论批评线索的梳理，我们再看刘勰论赋的“明体”思想，其对赋体论有着较为宽广且深入的新拓展，兹就其要，试作几点申述： 首先，“体则诗、骚”，是刘勰由赋源到赋体之观念确立的基础，这就是《诠赋》所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括宇于楚辞也”。在刘勰之前，檀道鸾曾有论汉赋“体则诗、骚”的评论，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清光绪17年思贤讲舍刻本。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262页引文中“至过江，佛理尤盛”语作“至江左李充尤盛”，嘉锡案：“各本‘至过江，佛理尤盛。《文选集注》六十二公孙罗引檀氏《论文章》作‘至江左李充尤盛。” 此论汉及东晋诗赋文学传统之变迁，对汉赋之推崇及对“新体”的非议，均为刘勰所继承。如刘勰《辨骚》篇论“骚”云：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离骚》之文，依经立义……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26〕 此论诗、骚传统，阐明骚雅之风。又如《时序》篇述“史”云： 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降及灵帝……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元皇中兴，披文建学……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自中朝贵玄……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27〕 此论文学变迁，其中同样内含了对汉赋的因“礼乐争辉”而“辞藻竞骛”的赞美，于汉末迄东晋诗赋之变的弊端，轻蔑之意溢于言表。又如《情采》篇论“文”、“情”关系云：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28〕 此论虽未脱前贤“诗人”与“辞人”之说的窠臼，然就当时为文者“近师辞赋”的而致“体情日疏”，却正包含了赋家体则诗骚与归附风雅的重要性，这只是以反彰正的另一种言说方式。再如其《丽辞》篇论赋体词章云： 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29〕 在肯定辞赋丽辞的前提下，刘勰的褒贬态度也非常明显。从理论的意义来看，刘勰论赋体则诗骚又牵涉到两个问题，即赋体宗“经”的由来与辨“骚”的态度。 刘勰论赋追奉诗、骚，尤其是彰明《诗》之“六义”，究其渊源则在宗经，如其《辨骚》所言“同于风雅”之褒扬与“非经义所载”之抑弃，最为典型。以赋附经的评论在刘勰之前如《世说新语·文学》引孙绰语：“《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刘孝标注：“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260页。按：鼓吹，《汉乐四品》之第三品“黄门鼓吹”，本俗乐，后演化为雅乐。孙毓《东宫鼓吹议》云：“闻其音而德合，省其诗而志正；感仪足以化民俗，制度足以和神人。”又，陆机《鼓吹赋》对鼓吹曲的功能、特点与风格颇多描述，可参。 所谓“鼓吹”，具有对经义之相承与传播的意思。晋人围绕左思《三都赋》创制颇有议论，如刘逵《注左思蜀都吴都赋序》云：“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异焉。” 〔30〕于“研核”、“博物”颇为赞赏，然其赋“异”在何处，时人卫权《三都赋略解序》则以为：“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 〔31〕所言“典要”、“瑰玮”，亦“五经鼓吹”的另类旁白。刘勰承续其义，自谓“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序志》），而论诗与赋，无不以经典正旨为衡量标准，如论声律，则谓“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其赞美“黄钟正响”，实内含了乐教的思想。落实到赋体，诚如《诠赋》“赞曰”所称：“赋自诗出，分岐异派。写物图貎，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庸无隘。风归丽则，辞翦美稗。” 〔32〕如果说汉人以经衡赋具有共时的创作论意味，则魏晋以后学者更多地出于自觉的批评意识，着眼赋体，追奉五经，以明其“鼓吹”之羽翼的作用。 然而在“诗”与“赋”间，屈原楚骚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在刘勰赋论观中有着特异的地位。从刘氏立有《辨骚》篇来看，似同于萧《选》别分“骚人之文”，然细绎其微，却颇不同：一则体例不同，刘氏论文，萧氏选本，“选”分类必明晰可辨，“论”辨异而更重会通；二则立义有异，刘氏《辨骚》要在“变乎骚”，故与《原道》《徵圣》《宗经》《正纬》并列，为“文之枢纽”，而《明诗》迄《书记》20篇，属于文体之类，故与萧《选》的体类并立不同。对刘勰分立骚、赋问题，刘永济认为： 舍人论文，骚赋分篇，与刘、班志《艺文》，纳骚于赋，似异实同。盖刘、班以骚亦出于古诗六义之赋，欲明其源，故概以赋名之也。舍人谓汉赋之兴，远承古诗之赋义，近得楚人之骚体，故曰“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盖以析其流也。至其推究汉赋之本源，以为出于荀、宋，亦具特识。详观汉人之作，凡入刘向所定《楚辞》者，皆依仿屈子之体，以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为主者也。《文选》所载马、班、扬、张京殿苑猎诸赋，意主讽谏，而辞极敷张，所谓侈丽闳衍之辞也。二者虽同出六义之赋，而分别显然。故辨章流别者，未容混为一谈也。〔33〕 其对于骚、赋，所言合论重“源”，分篇重“流”，且兼及《汉志》《文心》与《文选》义例，诚为卓识。但是，刘永济的分析仍有两点可辨：第一，《汉志》视“骚”为赋体，即“纳骚于赋”，并无认为“骚亦出于古诗六义之赋”的现象，以“六义”之“赋”衡赋，是汉以后人汇合《周官》与《毛诗序》以论“赋”产物，而《汉志》仅重“赋诗言志”的功用而已。第二，刘勰分“骚”并非“明体”，也非仅述其“流”，而是源、流合一，这正是《文心》会通前人之说而有别于《文选》之处。再看《辨骚》论述： 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歩，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34〕 这段评析与《诠赋》评赋基本相同，所言“枚、贾追风”与“马、扬沿波”正是会通源流而以历史的眼光合观骚赋的。这也为后世赋学“祖骚宗汉”说奠定了具有文本意义的理论基础。 其二，“立赋大体”，这是刘勰论赋“明体”的重要内涵，而“丽词雅义”乃其树立的赋体创作精神与风格的典范。《文心》论赋体本于论文体，具有极为广阔而深刻的内涵，而作为对楚、汉、两晋迨至当时辞赋创作的总结，《诠赋》论赋说“体”又有着多元的指向。首先是“题材”论，所谓“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实可与《文选》分类思想对应，其对“京殿”类大赋“体国经野”的重视，也与萧统选“赋”而首“京都”的意旨相符。其次是结构论，即在推尊“义尚光大”的骋辞大赋的同时，又关注随物赋形的“小制”，所谓“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再者是风格论，这也是刘勰论赋体用心最多也论述最广的畛域。如《诠赋》首言“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继论汉晋诸家赋所谓“举要以会新”（枚）、“繁类以成艳”（马）等等，既明家数，尤重体裁与风格的统一。对此，我们还可以参照刘勰《杂文》篇有关类赋之文的论述。如论“对问”与“七体”的传承及变迁云： 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客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髙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髙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鳯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35〕 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睽，或理粹而辞驳。〔36〕 将体类质性与作家的创作风格相结合，这正是刘勰论“体”形象生动的地方。当然，无论是关注题材、风格或结构，刘勰论赋体的根柢还是在“体要”，这就是他倡导赋体的“丽词雅义”与反对“逐末之俦”因“蔑弃其本”而“愈惑体要”的思想。而对照刘勰在《体性》篇中继“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并陈论赋家之得失：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37〕 其于作家作品的论析中，实质上彰显了刘勰“明体”的审美趣味。倘以此“八体”衡量赋家创作，所谓“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又在明体的意义上表达了刘勰论赋的“折衷”方法。 其三，考述赋家经典，尤其是汉赋经典的确立，是刘勰以历史的眼光反思赋史并依附于其“明体”观的理论建树。试观《辨骚》与《诠赋》的两则论述： 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38〕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39〕 前一则转述王逸论屈“依经立义”，而重在阐发其“文辞丽雅”，融会了汉人或重屈义，或重骚辞的评论，以确立其“词赋之宗”的理论意义。后一则论楚汉“十家”，其中批评宋赋“淫丽”，与前述宋玉赋首肇赋体的言述似有不侔，然并不影响刘勰对其赋史地位的肯定。而至于汉赋八家（枚乘、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的创作风格及成就，刘勰对其体势风格的评点，无疑是对其经典化的阐述，而汇集众家，又可见一代赋风的确立与彰显。至于对魏晋诸家（王粲、徐幹、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郭璞、袁宏）的评述，刘勰显然是以其追附楚汉赋家“英杰”而取意，在关注赋史于古典与新变的演进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楚汉辞赋的经典地位。而合观上引两则言论，又是刘勰对骚赋文学与汉晋赋史的系统阐述，只是他的赋史观始终围绕着“明体”这一主旨，所以对创作的评估始终与他在《体性》篇中倡导的“体要”法则相契翕。 其四，刘勰书中对辞赋的大量品鉴话题，不仅是他对赋体探讨的形象化表述，而且以其名言隽旨对后世赋论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其《辨骚》中论骚之“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等，《诠赋》中论赋之“繁类以成艳”、“致辨于情理”、“穷变于声貌”、“明绚以雅赡”等，表现了论者对辞赋题材的关注与风格的把握。而同类话语在其他篇章中亦有值得引述者，如： 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哀吊》）〔40〕 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颂赞》）〔41〕 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亦思之速也。（《神思》）〔42〕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通变》）〔43〕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锺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丽辞》）〔44〕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宋玉《髙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莬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鵩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糺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比兴》）〔45〕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顚坠于鬼神。（《夸饰》）〔46〕 汉室陆贾，首案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才略》）〔47〕 或论赋中哀情，或言赋包他体，或推述赋家构思，或描绘赋作声貌，或分辨赋之对偶，或阐发赋中比体，或说夸饰瑰奇而以赋作为例证，或谈才华经略而举赋家示典范，其论述之广泛，考查之精审，在当时赋论中无出其右。由于刘勰的赋论因会通而折衷，所以涵盖面甚广，持论亦切中肯綮，而其中的古典与新声的融会贯通，其抉择标准仍在明体，即丽词雅义。 总之，刘勰以楚、汉、晋辞赋创作为批评对象，汇通前贤的赋论思想而加以更化，并构建其以“明体”为中心的赋论体系，在赋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新的重大作用，以致传响不息，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M〕//四库全：944册.文渊阁本，437. 〔2〕骆鸿凯.文选学〔M〕.北京：中华书局，1937：10. 〔3〕〔22〕〔27〕〔28〕〔29〕〔37〕〔42〕〔43〕〔44〕〔45〕〔46〕〔47〕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75，694，672-675，538，588，506，494，520-521，588-589，602，608-609，698-701. 〔4〕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80. 〔5〕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M〕// 通义堂文集：卷十四.（民国）求是斋丛书本. 〔6〕〔7〕〔8〕〔26〕〔32〕〔34〕〔35〕〔36〕〔38〕〔39〕〔40〕〔41〕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3，45，46-47，46，136，47，254，255，46，135-136，341，158. 〔9〕〔17〕〔19〕萧统编.文选〔M〕.李善，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7：1，1，1. 〔10〕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离骚》名义〔M〕//四库全书：1481册.文渊阁本，494. 〔11〕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7. 〔12〕袁枚.随园随笔：卷二十四·编集以赋装头之非〔M〕// 袁枚全集.第五集第一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407. 〔13〕桂超万.惇裕堂文集：卷二·池春堂赋稿自序〔O〕//惇裕堂全集.清同治五年刻. 〔14〕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M〕//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5：81. 〔15〕章学诚.永清县志文徵序例·奏议叙录〔M〕//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789. 〔16〕章氏遗书：卷十五·驳《文选》义例书再答〔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吴兴嘉业堂刘承幹刻本. 〔18〕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 〔20〕〔21〕陆机. 陆机集〔M〕.金涛声，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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