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大文学视野下的近现代中国文学 |
| 范文 | 李怡 〔主持人语〕1918年，谢无量出版了《中国大文学史》，这是中国学者在文学史著作中对“大文学”概念的最早使用。他已经意识到当时已经流传的、外来的“文学”一语无法涵盖中国文学自身的诸多现象，需要用“大”字来打破其“纯粹”的逼仄，让“文学”联通古代的“文”或者“文章”，让“纯”对话于“杂”。谢无量的用词证实着现代初期“文学”理念的冲突与尴尬。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业已成熟的当下，又有学者在盘点、检视我们的学术家底之时，再一次感受到了作为“艺术”的文学的种种局促，于是在2013年，杨义先生提出“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重新构想能够容纳“通俗小说、文言诗词、传统戏曲、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大文学”格局（《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经过一百年的文学归纳，我们依然能够体察到对象的丰富远非单纯的概念所能够涵盖。 大文学之为“大”，除了前述的描述对象“增容”而外，其实还有着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对近现代以来作家写作态度以及文学现象之时代意义的重新衡定。在今天，随着中国近现代文学诸多历史事实的逐步澄清，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近现代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等待他们关怀和解决的“问题”决不只是作为“艺术”的文学。在更多的时候，文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不得不纳入更大的也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既然文学本来就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就不妨最充分地尊重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真相之旅，这里有近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真相、经济生态的真相，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也就是说，跨出纯粹的文学门槛，我们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相互联系的空间中勘定和阐释近现代中国文学的价值。这样的阐释，将使得我们过去熟悉的文学现象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焕发新的价值，同时，也让一些场景被忽略的文学现象散发其耐人寻味的意义，或者，让我们能够透过一位写作者独特的智慧，发掘他介入历史，与时代对话的良苦用心。这样的话题，在过去的研究中很可能还来不及充分展开，在今天，在“大文学”的视野中，却可以理直气壮地成为最重要的学术命题。 本期“大文学视野下的近现代中国文学”专栏，围绕这一理念展示了数篇具有大文学视野的论文：李哲从近代史研究路径入手，通过对长期以来为人们忽视的“木瓜之役”本事的考辨、分析，揭示其中的思想史意涵，管窥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康鑫从经营管理的角度考察民国时期民营出版社的生产机制，对现代文学如何产生提出了新的解释；门红丽透过对解放区“有奖征文”现象的剖析来研讨特殊的文学活动如何参与文学的建构。这些研究都没有就文本谈文本，就文字论文字，而是将文学的文字意义与文字背后的社会历史的诸多背景紧紧相连，在彼此的关联中发现介入精神现象的新的途径。希望这样的方法能够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学术有所推进，有所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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