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地方科技史的编撰模式探索 |
| 范文 | 〔摘要〕 《巴蜀文化通史》中有单独的一卷：巴蜀科技史卷。本文通过介绍巴蜀科技史卷的编写，从而一般地探索“地方科技史的编撰模式”。巴蜀科技史属于“地方科技史”。撰写科技史有三种模式：通史模式;学科模式;融合模式，即分科（或分领域）通史模式。我们认为采用“融合模式”比较适合。具体论述了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子文化”;巴蜀科学技术成就的内涵;巴蜀科技史有独特的世界意义;巴蜀科技史研究的现状。提出编撰地方科技史的模式探索与选择，指出我们的差距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地方科技史;巴蜀科技史;编撰模式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2-0193-07 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包括科学史和技术史的研究，通常简称科技史。科学主要是认识世界，其成果是系统的知识体系。技术主要是改造世界，其成果是物化的操作程序和产品。人们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才能逐步认识世界;人们通过继承和发展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才能够更好地改造世界。所以，科学与技术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密不可分。“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義的。”① 《巴蜀文化通史》有20多卷，科学技术史卷是其中一卷，简称科技卷。科技史卷与其他卷必有交叉和重叠，但是，各卷的视角不同。整合起来有利于较全面地了解巴蜀文化。研究地方科学技术史，或说区域科学技术史，正在成为一门科学技术史的分支学科：地方科学技术史的研究。 在巴蜀科技史卷的“导论”中我们向读者介绍了研究巴蜀科技史的意义，以及巴蜀科技史的宏观分期。②首先让读者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一个“整体的框架”，鸟瞰巴蜀科学技术史的“整体的图像”，有利于进一步分学科、分领域再深入了解巴蜀科学技术的成就。这就是从整体看部分。 巴蜀科技史卷我们研究了：上古巴蜀的科技成就、巴蜀的天文学成就、巴蜀的数学成就、巴蜀的地理成就、巴蜀农业的科技成就、巴蜀的中医成就、都江堰的治水系统工程、井盐技术和天然气开采技术、巴蜀的冶金技术、道教文化对科技的贡献、佛教文化对科技的贡献、巴蜀民间的工艺技术、现代巴蜀的科技成就。其中，巴蜀的天文学成就和巴蜀的数学成就，重点是论述巴蜀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其他章节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是各有侧重，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有科学，通常科学与技术两者兼而有之。 科学技术史是一个新的学科，巴蜀科学技术史就更是一个新的学科。系统研究巴蜀科学技术史，可以说起步不久。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巨大的系统知识体系。我们目前采用的选材方式是突出巴蜀科学技术的“亮点”，在亮点的基础之上，尽可能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加以阐释。读者会发现：巴蜀科技史的论述还有很多空白，这正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来一步一步完善巴蜀科学技术史，大家共同努力来丰富对巴蜀文化通史的认识和理解。 世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一般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从内到外，从学科到社会，从单一到综合;其二是从外到内，从社会到学科，从综合到单一。科学技术史通常泛指世界科技史。在近一百年，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单独研究“科学史”的著作比较多，单独研究“技术史”的也有一些。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研究“科学技术史”的著作也在不断增多。 撰写科学技术史的学者往往都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工程、艺术的专业背景，同时，还要具备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知识。无论科学技术的思想史（內史），还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史（外史），以及两者的融合，都有一定的历史地区的范围，以及时代编年的线索，有自身的理论框架。真正的科学技术史精品，经久不衰，是相当有难度的，当然也就影响深远，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 地区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一般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从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其二是从小到大，从部分到整体。在近一百年，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基本的内容都是“西方科技史”。在这个研究科技史的框架下，许多国家开始研究本国的科学技术史。其中“中国科技史”成为一个有别于“西方科技史”的重要研究对象。 在“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启发下，中国的学术界开始了“地方科技史”的研究。例如，近三十年，巴蜀科技史的研究已经打开了局面。这种从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的研究途径，有了一个历史的研究线索;现在需要从小到大，从部分到整体的研究途径，这可以深化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加综合的研究方式，将历史和逻辑更好地整合起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是研究巴蜀科技史的意义之一。 一、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子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思维方式”，文化的中介是“交流方式”，文化的外壳是“生活方式”。 文化具有相对性、多样性、变化性。文化表现出人类的特殊性，个性突出。 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内核是“尊重理性”，文明的中介是“道德交往”，文明的外壳是“生活健康”。文明具有绝对性、一致性、公认性。文明表现出人类的普遍性，共性突出。 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交流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形成不同的文化。纵贯世界历史，从地域来分，有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从宗教来分，又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从民族来分，又有更为多种多样的文化。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华大地上“诸子百家争鸣”，各地文化相互交流，逐渐形成中华文化，成为东方文化的一支主流。中华文化之中，按照地域来分，有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青藏文化、新疆文化，等等，这些中华文化的“子文化”，都对作为“母文化”的中华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之中的一个“子文化”。离开了中华文化这个“整体”，就难以认识巴蜀文化这个“部分”;同理，分割了巴蜀文化这个“部分”，也难以理解中华文化这个“整体”。从系统科学观来看，“巴蜀科技”是“中华科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巴蜀科技”愈来愈只具有历史的、相对的意义。但是，研究巴蜀科技，可以深化对中华科技史的研究。 “文化通史”要写出“文化”的品位，不是历史事实的简单堆积。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子文化”，一定是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展现巴蜀文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核心部分，例如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往往都是“国家体制”下的成果。不可能孤立地研究和论述“巴蜀科技史”。 中华文化是“母文化”，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子文化”。在秦统一中国之前，中华文化的各“子文化”，相对独立地发展，同时也在相互影响，相对独立性较明显;在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华文化的各“子文化”有了紧密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相对独立性减弱。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秦统一中国之前的时代，称为“先秦时代”。早在公元前316年，秦就攻占巴蜀，使巴蜀的历史发生划时代的变化。科学技术史总是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史是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有机部分。 在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前，巴蜀文化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在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巴蜀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大大下降，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子文化”的地位愈来愈突出。即使是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在成都建都称帝的刘备，也一直强调他是汉室的宗亲，要恢复汉室。 巴蜀科技史要写出巴蜀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则巴蜀文化通史的文化品位方可展现出来。文化总有其个性，巴蜀文化总有其独特性。必须以一种开放视野来介绍巴蜀科技史，是在中华科技史的大背景下，重点在于突出巴蜀科技个性，展示巴蜀科技的独特性。 二、巴蜀科学技术成就的内涵 巴蜀科技成就，主要指“原创者是巴蜀人，原创地在巴蜀”的科技成就。原创者是巴蜀人，但他做出的科技成就不一定就在巴蜀大地上;原创地在巴蜀，是指在巴蜀大地的时空范围内出现的科技创新，但做出这些科技成就的人不一定全是巴蜀出生的人。例如，天文学家落下闳，出生于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但他做出贡献的地方是在西汉的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例如，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对此做出重大贡献的李冰父子，他们并不是在巴蜀出生的。李冰出生地是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古代巴蜀科技成就，主要集中在天文、数学、农学、医学、地理，以及水利、井盐、天然气、冶金这几大方面。丝绸、茶叶、酿酒、制糖、造纸、雕版印刷等方面都在世界科技史中有独特地位。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以及其他考古发现，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科技内容，必须进一步深入探究。此外，巴蜀各少数民族对科学技术的贡献，也必须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20世纪以来，巴蜀大地上的科技创新要详细介绍。科学技术普及方面的成绩也应当提到。尚有较多内容是空白，过去缺乏研究，但又是需要写进去的。选择这些巴蜀科技成就，主要应体现出“科学思想与技术发展”，以及对当代的影响。我们主要以四种方式撰写：1.以人物为线索;2.以著作为线索;3.以工程为线索;4.以发明为线索。 研究巴蜀的科技文化，要处理好“母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全社会的主流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人文文化”，而“科技文化”则是“亚文化”。或者说，“人文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影响较大。“科技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需要加强。“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相互影响。更具体地说，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一度成為中国的“主流文化”时，对于“科技文化”这一“亚文化”的发展规律与特点，是应当一一系统研究的。所以，在巴蜀科技成就之中，我们也研究了佛教文化对科技的贡献、道教文化对科技的贡献。 研究巴蜀的科技文化，要处理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站在“全球文化”的视野来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对“科技文化”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从1世纪到16世纪，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巴蜀人的贡献也不少。但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中国人的开创性贡献不多。“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能不能较好较快地发展？”因此，要深入探讨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与基本特征。 《巴蜀文化通史·科技卷》的主要特点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古观今”和“以今观古”两者联系起来，有时间顺序，又不被时间约束，要古今整合，写出科技史的现实意义。“文化通史”要写出“文化”的品位，不是历史事实的简单堆积。写出巴蜀人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则文化的品位方可展现出来。“思维方式”属于“精神文化”，“交流方式”属于“制度文化”，“生活方式”属于“物质文化”。这三种文化要有机整合起来。 三、巴蜀科技史有独特的世界意义 从世界范围来看，15世纪以来，“东学西渐”“西学东渐”。东方文化传播到了西方，西方文化传播到了东方。世界各地的文化相互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方文化渗透进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内容，西方文化也渗透进了许多东方文化的内容。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已经不存在绝对意义的“本土文化”，尤其不存在绝对意义的“本土科技”。 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愈来愈显示出：当今世界的科学技术，既不是“纯西方的”，也不是“纯东方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世界的。“中华科技”对“世界科技”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华科技”是“世界科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简单地说，如果没有“中华科技”，“世界科技”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面貌。同理，如果没有“西方科技”，“世界科技”也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面貌。 李约瑟的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已有多种中译本。英语的书名是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③，直译书名即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李约瑟通过科学技术史的比较研究，论述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对于世界科学与文明的贡献。文明具有共性，成为人类普遍认同的成就，成为世界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研究巴蜀科技史，就是要研究“巴蜀科技”对“中华科技”的贡献，从而认识巴蜀科技对于“世界科技”的贡献。我们说巴蜀科技史有独特的世界意义，这是有具体内容的。巴蜀科技曾在天文学、数学、系统水利工程、钻井技术、井盐技术、开发天然气技术、丝绸技术、种茶制茶、酿酒技术、雕版印刷等等领域，达到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或有独特创新，或有巨大影响。④ 我们研究巴蜀科技史的主要宗旨是：“纵横会通巴蜀的科技文化，促进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巴蜀科技史撰写方法的创新点是：其一，既要相对全面，更要“突出亮点”。每一章都要力求“分清主次，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其二，每一章力求做到“跨文化、跨学科、跨地区”，有证据、有比较、有思考。其三，精选图片和自己拍照，图文紧密结合，要言不烦，可读性强。 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更没有省界，因此，要明确界定“巴蜀的科学与技术”是相当困难的。有较多内容是空白，过去缺乏研究，但又是需要写进去的。例如： 1.巴蜀科技在人类科技史中的地位 ; 2. 巴蜀科技史的分期 ;3.巴蜀少数民族的科学技术，等等。必须在通读《世界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通史》《四川通史》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才可能展示出巴蜀科技史独特的世界意义。 四、巴蜀科技史研究现状 重视历史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重视科技史的文献积累，也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从司马迁撰写《史记》开始，就专门有“天官书”“历书”“律书”，将天文学、音律学等等有关科学技术的内容写在中国的“正史”中。这在世界上是很独特的。此外，中国还保存了许多古人的论著，这些都为后人研究中国科技史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文献信息，是我们研究科技史的基础经典文献。其中，有不少巴蜀科技史的内容。⑤ 近一百年以来，中国科学家对于“考古”和“考古学”都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不断重新认识。1929年，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在发掘中出土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世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北京人在大约距今70-20万年的时期内，居住于周口店地区，过着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在科技史的分期上看，处于旧石器时代。 在巴蜀大地上，1995年起，由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队与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等单位在新津宝墩、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然后又在崇州双河（下芒城）等遗址调查发掘，证实成都平原首次发现了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距今4550年-4300年的古城址群。在科技史的分期上看，处于新石器时代。 从1929年就初次发现，一直断断续续持续了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成都平原上发现了三星堆遗址，以及后来发现位于成都市的金沙遗址，众多的古代文物，证明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至公元前476年，巴蜀大地已是发达的青铜器时代。巴蜀大地的考古新发现，不断地丰富我们对于巴蜀科技史的认识。 最早系统地深入研究巴蜀科技史，当推四川大学原物理系教授吕子方先生（1895-1964年）。吕子方先生，四川巴县人。1914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18年前往英国，考入里茨大学，继续研习数学、物理、天文。1923年归国后，即全力从事科学教育工作，先后在厦门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工业学院工作两年，即调四川大学任物理系教授。在四川大学任教的12年之中，吕子方教授潜心研究中国科技史，写下五十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其主要内容大多数与“巴蜀科技史”有关。吕子方教授与四川大学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当时就得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蒙文通教授（1894—1968年）的肯定和引用。 1978年11月，由原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倡议，在中国科学院李昌副院长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 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第一项研究任务，就是整理吕子方教授的遗稿，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84年出版。⑥1981年还召开了全国范围的“吕子方教授中国古代科技史遗著学术讨论会”。 著名数学家何鲁教授称吕子方“能明古人之用心，使二千年前之成绩，焕然一新，厥功甚伟”。⑦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评价吕子方是“对中国科技史研究有真知灼见的学者”。香港《明报》以《李约瑟之外》为标题，报导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的出版。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物理系终身教授程贞一先生，写信给该校的访问学者查有梁，要求带给他吕子方先生《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下册），并在他的专著中引用。 在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下册）研究的基础上，方才开始有巴蜀科技史的研究和专著出版。包括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冯汉镛等撰写的《巴蜀科技史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查有梁著《世界杰出天文学家落下闳》（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1版，2009年第2版，2018年第3版），查有梁等著《杰出数学家秦九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吕子方先生是在世界和中国科技史大背景下，研究巴蜀科技史的第一人。 1996年开始，由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人民出版社组织编纂出版的《巴蜀文化系列丛书》，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工作，于2001年8月出版了《巴蜀文化系列丛书》10种。内容涉及古代的蜀国、巴蜀文化史、巴蜀哲学史、巴蜀科技史、巴蜀古今人物、巴蜀名胜与旅游、巴蜀饮食文化、川剧艺术、巴蜀文学史、巴蜀少数民族文化等等，涵盖了巴蜀文化的基本方面和主要内容。 段渝研究员（时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对于这套《巴蜀文化系列丛书》评论道：“例如，古代的蜀国、巴蜀科技史、巴蜀哲学史、巴蜀文学史、巴蜀少数民族文化等，都是第一次寫成专著，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丛书》的多部著作还在学术和理论上有所创新，例如，对巴蜀天文学成就和数学成就的总结，对巴蜀科技史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的评价，对古蜀酋邦制的探索，对三星堆神权文明的研究，对古蜀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探讨，等等，代表了当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目，为进一步深入进行学术理论探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⑧ 胡昭曦先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评论道：《巴蜀文化系列丛书》“在专书的内容上有突破，在巴蜀文化的研究上，过去没有看到巴蜀科技史略，这次科技史虽然不是很全面，还只是一些点，还没形成通史，但这是一个突破。”⑨胡昭曦先生既肯定《巴蜀文化系列丛书》之一的《巴蜀科技史略》是一个突破，又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即要将巴蜀科技成就的一个个“亮点”，用通史的方法“串”起来，理清来龙去脉。 《巴蜀科技史略》2001年出版以后，2010年《巴蜀科技史略》又被选为“天下四川书系”之一，再次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查有梁、周遂志撰写的《巴蜀科技史略》，其前言一开始就将巴蜀科技史定义为两大内容：“其一，是指历史上在巴蜀大地出生的人对世界科学与技术做出的贡献;其二，是指历史上在巴蜀大地这个空间范围内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创造。” 总起来说，巴蜀科技史还处于起步阶段。 五、研究地方科技史的模式 巴蜀科技史属于“地方科技史”。撰写科技史有三种模式： 模式一：通史模式 按照通史的线索撰写《巴蜀科技史》，就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科学技术萌芽时期（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两宋时期、元朝时期、明朝时期、清朝时期、现代的科学技术。 如果我们从已经出版的七卷本《四川通史》中，在每一历史时期，抽出有关科学技术的内容，就可以撰写《巴蜀科技史》吗？不行。在《通史》中科技史的具体内容较少，而且没有形成体系，大多数内容只是点到为止。但是，《四川通史》的确为我们撰写《巴蜀科技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以及很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 模式二：学科模式 按照现代科学分科的结构撰写《巴蜀科技史》，就包括：概述、数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地理学、水力学、建筑学、工程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 我们从已经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下两册本，杜石然等编写）、《中华科学文明史》（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套装上下册）、《中国科学技术史》（卢嘉锡总主编，30卷本）中，抽出有关巴蜀科学技术的内容，就可以撰写《巴蜀科技史》吗？不行。这些书中，根本没有“巴蜀科技”的概念。但是，这些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巴蜀科技史提供了很具体的典范。 模式三：融合模式，即分科（或分领域）通史模式 分科结构与通史线索相结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大背景下，重在论述巴蜀科技的“亮点”来撰写《巴蜀科技史》;同时，注意将巴蜀科技的“亮点”放在中国科技发展“通史”的大背景下，论述其意义。这并不是“模式一”和“模式二”的简单折衷组合模式。“模式三”是分科（或分领域）的通史模式，可以简单称为融合模式。 我们的创新点是：在论述天文学、数学这些基础学科的发展历史时，不以历史的政治朝代的分期，而以科学家和他的代表著作为线索，按照历史顺序，一一列出中国科技史中在天文学、数学方面的杰出科学家及其代表著作，其中突出巴蜀科技的贡献。我们的新观点是：政治朝代的分期与科技发展的分期是有所不同的。不能以政治朝代为分期来简单代替科技史的分期。这就不是模式一的简单应用，而是一种撰写“地方科技史”的新模式。 简单说，“地方科技史”不能只写“地方科技史”。“地方科技史”要将“整体”与“部分”进行比较。这样，既能够看到“巴蜀科技史”的成就，更能让我们看到“巴蜀科技史”的局限、差距和不足。研究“巴蜀科技史”，其主旋律是要弘扬巴蜀科技的伟大成就，同时，我们一定要比较、要反思，要看到差距，这样，才更加有利于巴蜀科技的持续发展，今后出更多的杰出人才，出更多的创新成果。 研究“巴蜀科技史”，我们要高度重视历代巴蜀杰出科学技术人才的重大贡献;要高度重视哪些巴蜀科技成就促进了世界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持续发展。 中华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中华文化明显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既包括“时间的整体性”，也包括“空间的整体性”。中华文化是“母文化”，“巴蜀文化”等等其他地方性的文化都是“子文化”（或称为“亚文化”）。“母文化”有共性，“子文化”有个性。认识共性与个性的相互关系，是辩证法的“精髓”。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一体多元的文化”。中华文化的“一体性”很重要，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同样很重要。“巴蜀科技史”是 “中华科技史”的有机部分。离开了“一体”来认识“多元”，要迷失方向;离开了“多元”来认识“一体”，也要迷失方向。 科学技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通史》，其中有一卷是科学技术卷，简称科技卷。巴蜀地区从古至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系统地研究巴蜀科技史是近五十年才开始引起关注，已经有了一些分学科、分专题的研究成果。当我们完成巴蜀科技史卷的时候，仍然深感我们的研究非常粗浅。 系统研究巴蜀科学技术史，这是一个较新的课题。但是也有较好的条件。首先，《中国科学技术史》《四川通史》已经有较多、教完整的系统研究成果，可资借鉴;其次，巴蜀科技史已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例如，已经出版有《巴蜀科技史研究》《巴蜀科技史略》等。但是，还有较多的空白没有研究，需要补上。《巴蜀文化通史·科技卷》只是一个新的开始，需要持续研究。 章玉钧老先生撰写的《巴蜀文化通史·总序》明确提出和阐释：“这部书的研究对象的巴蜀文化，性质是综专结合的文化通史，贯穿全书的编纂理念是‘三通，即纵通、横通与会通。”“一是纵通，指历时态全过程的贯通”;“二是横通，指共时態全方位的互通”;“三是会通，指跨文化跨学科的多元共融，全景式打通。”⑩“三通”这一个“顶层设计”，很有创新。要求高度关注时间与空间、跨文化与跨学科、全局与局部、全国与地方、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三通”的理念促进我们理解，对于巴蜀科学技术史而言，就是要兼顾“通史”“分科”“专题”这三个方面。巴蜀科技史卷的研究撰写力求达到“三通”，但是，仍然差距很大。 具体到科学技术卷，我们的理解是：“纵通”，指历史线索、发生发展;“横通”，指逻辑结构、学科整合;“会通”，指中外比较、古今融合。《巴蜀文化通史·科技卷》要做到“三通”，需要做很大的学术努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没有选择仅仅按照历史朝代叙述的“通史模式”，而是建构一种“融合模式”，即分科通史模式。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远远没有达到融会贯通。 “分科通史模式（融合模式）”，即分科结构与通史线索相结合，专题论述与通史线索相结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大背景下，重在论述巴蜀科技的“亮点”，来撰写巴蜀科技史;注意将巴蜀科技的亮点，放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通史”的大背景下，论述其意义，同时，看到我们巴蜀科技的局限。为了突出亮点，故我们在结语中加上：按照学科分类，列出巴蜀古今杰出科技成就之最，突出重大成果;按照历史顺序，列出巴蜀古今杰出科技人才长廊，突出杰出人才。 研究科学技术的学者，比较熟悉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容，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较为缺乏“通史”的意识，在“纵通”上有困难。研究历史的学者，有很好的“历史架构”，但是，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容缺乏深度理解，在“横通”上有困难。论述地方科技史，要做到“三通”，还有一段相当的差距。撰写科技史卷10位学者，尽量弥补自己的不足，只能达到现在的初级水平。本文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为后来者提供创新的更好基础。 ① 李醒明：《科学和技术异同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1期。 ② 查有梁：《浅论巴蜀科技的宏观分期》，《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2期。 ③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Ⅰ- Ⅲ，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1979.这是作者直接参考了的前3卷。这部巨著还在继续出版之中。 ④ 查有梁：《巴蜀科学技术的十大成就》，《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9期。 ⑤ 《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1-10，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⑥ 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下，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整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84年。 ⑦ 何魯：《〈三统历〉历意及其数源·序》，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整理，第20-22页。 ⑧ 段渝：在《巴蜀文化系列丛书》出版座谈会的发言，2002年12月9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网（张斌、邹一清整理）。 ⑨ 胡昭曦：在《巴蜀文化系列丛书》出版座谈会的发言，见邹一清、张斌整理：《继承创新发展? 繁荣学术文化——〈巴蜀文化系列丛书〉出版座谈会纪要》，《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 ⑩? 章玉钧：《巴蜀文化通史·总序》，《巴蜀文化通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待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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