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未竟之业：民初广东治河督办谭学衡的治水计划 |
| 范文 | 〔摘要〕 1915年台风季节时爆发的“乙卯洪灾”，是史无前例二百年一遇的大灾。广东地方领袖为此恳请北洋政府，主导处理救灾工作。袁世凯即遣派刚辞任海軍大臣职的粤人谭学衡，回家乡作广东治河督办。谭氏履新后，前后任命了两名原职上海浚河局的瑞典籍工程师，主理广东的治水工作。他们一同踏勘了广东的河道，以制定治河之具体方案。研究谭学衡的治河方案，可对民初珠三角地区的水文情况、广东士绅与民初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20世纪初改善国计民生的广东治河计划等地方性改革之本质与命运，有更深入与确切的认知。 〔关键词〕 谭学衡;乙卯洪灾;广东水利;联围修闸;《筹潦汇述》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5-0181-12 一、 引言 自16世纪起，广东的地方文献对水旱风等灾害有较完整的记载，至1949年约450年之间，发生洪灾的有405年，占90%;发生旱灾的有303年，占67%;发生台风灾害的有693次，年均1.5次。①广东水旱风自然灾害频繁之因，实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密切相关。一是广东地处亚热带，濒临南海，海岸线长达4114公里，为全国最长，台风影响或登陆为全国最多。二是境内有莲花山脉、南岭山脉和云开山脉横贯全省，这些山脉容易阻碍降雨云系，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的流动而集聚降雨云系，极易引发局部地区长时间强降雨，而导致严重洪涝灾害。三是广东降雨时期分布极度不均，全年八成以上的降雨量，集中在汛期的4月至10月之中，极易因持续下雨而引发洪涝及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除了天然因素外，珠江水系居民抢占河道，以堤围挤占行洪水道，因田土开发与水争地，大量砍伐沿河山区林木，以及肆意污染河流，无序开山凿石挖矿修路等，加剧了自然灾害的频率与程度，特别在吏治腐败、广东政府无力管控地方豪强建圩塞河的时期，天灾加上人祸令问题尤其严重。 当1912年民国初建时，广东不只深受改朝换代的政治动荡所影响，同时也面对罕见的自然灾祸。自清末以来吏治不修，地方财政紧绌而长期忽略水利建设，在正常年份的雨季期间已时有堤防崩决的问题。自民国三年（1914）开始，由于东亚气候情况急剧转变，极端天气增加，当年便有极大的洪灾发生，至翌年（1915）更爆发了二百年一遇的“乙卯洪灾”。此后数年广东仍持续受洪水冲击，西江、北江流域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带，面临持续且愈演愈烈的没顶之灾。在广东面临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适逢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西方列强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政治乱局，北洋政权在内争及内战中自顾不暇，欧美世界也没余力以人道主义向广东施出援手，管治广东的官僚军阀更无声望与良策，去带领粤民走出绝境。因此，省港澳的本地士绅精英，惟有依靠自身的力量赈灾解难，并寻索治标治本的战胜洪水方略。 此时为公议推举出来以带领广东官民救灾治洪的领袖，就是本文讨论的中心人物谭学衡（1871-1919）了。这位治水领袖祖籍广东新会（现属江门市）棠下天乡礼村继龙里。他与萨镇冰（1859-1952）、程璧光（1861-1918）等北洋舰队的战友，同为甲午战败后中国海军重建的领袖人物，而且谭氏在三人中位阶最高，以四十之龄进入晚清权力核心。他于清宣统帝逊位诏上，以内阁署海军大臣之名义副署，见证中国千年帝制的消亡，实在是清末民初较重要的角色。有关他在民国以前于清廷中的活动，另有专文深入分析，以下讨论集中于谭学衡在民国成立后，避免卷入政治纷争而一意改善国计民生的志业，尤其是在治理广东的水患问题上的筹划与建设。 二、 广东治河督办谭学衡 在清帝退位过渡期的1912年初，谭学衡与唐景崇（1844-1914）、沈家本（1840-1913）等内阁同僚主张停止辛亥革命内战，反对袁世凯继续对革命军用兵。②在袁世凯成立北京临时政府的初期，谭学衡曾短暂于民国元年（1912）2月13日任海军部正首领，期间仍为南北停战及落实清室优待条例而奔走。③同年3月30日北京政府海军部正式成立，袁世凯重用闽人，任命亲信刘冠雄（1861-1927）为海军总长，同时免去谭学衡的正首领职位④，而拟改任其为海军次长。⑤但谭学衡与袁世凯矛盾不少，故在工作交接后⑥，便撤离官场回乡赋闲家居。⑦不过，谭学衡的去留问题，也一度惹起当时社会议论，1912年9月17日的《大公报》便专题报导了“谭学衡将来之位置”：“袁总统现已得谭学衡电告来京，兹闻袁意拟将谭暂留府中，派充海军顾问。将来海军处成立之后，即派为该处总长。惟谭此次来京，对于政界颇具悲观，未悉愿就否。”⑧这预测是正确的，谭学衡对权位似乎没有留恋。民国二年（1913）2月12日，谭氏因在海军的贡献，获授海军“勋三位”。⑨ 民国三年（1914）广东发生了当时首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当地乡民代表联同旅京同乡，由谭学衡的广东同乡、在晚清内阁的同僚邮传部大臣、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1869-1933）领衔，联呈北京政府疏治粤省河道。⑩袁世凯即任命这位前任粤籍中央大吏，成立“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既展示了中央政府对广东河防的重视，也容易取信于粤人，而他本人也必真心期望拯救本乡危难，再加上谭学衡的留英背景及军事科学上的专业训练，实在是此任务的最佳人选;这可说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全赢”人事安排。 是时谭学衡正在家乡新会“督修天河三围”。此工程缘起为谭学衡于1912年回乡，目睹新会一带水灾严重，遂萌兴修水利之念。经具体筹划，并得当时北京政府资助白银二万两，组织人力，对家乡天沙河进行疏浚，并在下游猪母岭到江门白沙一线开挖天沙新河，以排洪涝。1913年4月，大水突至而令天河围多处崩决，棠下、江门尽成泽国，谭学衡便与乡绅黄漱泮等共同主持进行堵口复堤的工程。他此次以同乡领袖的身份动员新会一带的百姓，先重新修筑加固溃决的天河围堤，并沿天沙新河，修建耙冲水闸等水利设施。有关工程成为此后历次天沙河整治，以及后来整个广东河道治理的范例。可以说，在成为治河督办前，谭氏已是治水的行家了，于是他便立即进京与先行的广东代表商讨，并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命为治河督办。此职对“所有勘定河线、测量、购地、督工、筹款，及与地方官民接洽，保护弹压一切事宜，均需统筹兼顾”。 自1914年12月13日起，谭学衡正式就任广东治河督办一职。他从北京经上海、香港到任，沿路访询广东士绅，到广州后改八旗会馆旧址为治河处办公厅。大概在梁士诒的引介下，先聘请上海浦江浚河局总工程师瑞典人海德生（August Werner Hugo von Heidenstam，1884-1966）到粤。海德生在1915年1月30日到广州，谭学衡即于2月2日带他履勘西江。不过海氏在沪仍有职务，只可勘察10天，因此他便推荐同是瑞典人的工程少校柯维廉（Major G.W. Olivecrona）任治河处正工程师，后柯氏于3月1日到差，从此负责广东的水利任务。谭学衡于3月3 日开始，即率领柯维廉等工程技术人员亲赴西江河道进行实地踏勘。在二人的筹划编制下，建立了测量队六队，三队负责测量“西江河水深浅、流速率，并考验水含泥质情形”，另外三队“分测梧州至磨刀门地平斜度”。每队各设“帮工程师一员，帮测一员，练习生一二人。帮工程师中有洋员二人，一为瑞典人，一为美利坚人，其余帮工程师四员及帮测各员，均遴选留美及内地工程或测量毕业生充当。”他们在6月1日便正式对西江进行勘测。可是工作才刚展开不久，是年7月东、西、北江同时水位暴涨，水患更重于往年，测量工作便被迫暂时停顿下来。同年9月15日，谭学衡即将勘测所得及初步的治河建议呈报大总统袁世凯，请求中央政府批准展开工程并拨款赈灾。袁氏的回应，则是派遣番禺人凌福彭（1854-1930）及香山人李翰芬（1895年进士）两位北洋政府的粤籍特使到广东抚慰灾民。 1915年这场灾难，乃是珠江流域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史称“乙卯洪灾”。北江石角围和永丰围（现均为“北江大堤”其中一段）多处溃决，使北江洪水与西江景福围（现在“景丰联围”其中一段）溃决时的洪水迭加，直泻珠三角，再与东江洪水汇流，一起肆虐珠三角地区，同时恰遇天文大潮顶托，水位便居高不下。广州城被淹七日七夜，市区三分之二成为泽国，街道水深达四米，酿成极为惨重的洪涝灾害。当时统计“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受灾人口378多万，死伤10多万人，仅广州小北门外就有1000多具浮尸随波逐流。” “乙卯洪灾”过后，谭学衡继续对广东全省河道进行勘测，就目睹的情况以及测量的证据，拟订《西江防潦条陈》上报广东省政府，列出各河道、港口、圍堤的整治改良方案。经过近一年的勘测工作，谭学衡发现治河处既有人手不足，1915年11月便向北洋政府申请扩充治河处编制，首先是新编一队测量队以专测开凿新河的河线，其次是增加两个“提调”职位以作督办的“臂助”，“盖测量浚河两事已属纷繁，且常须与华洋官商各界接洽，非得为首兼优、富于经验、熟识测量、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员，难资得力。”谭督办推荐的提调，一为海军部旧部属曹汝英（1870-1924，海军毕业生，前海军部军学司司长，交通部航政司司长，记名副都统），另一为其六弟谭学夔（逝于1916年，留日陆军测量炮工兵工毕业生，前吉林参谋长，国务院军事顾问，陆军少将）。此外，又增设文牍员一员、支应兼庶务一员、收发兼掌卷一员，以及收支兼管印一员等日常行政职位。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至此渐具规模。 三、文澜书院、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 与《筹潦汇述》 清末以来广东人士对地方利益的强烈关注，形成了对民生大事进行集议的风气，故谭学衡主动联络本地士绅共商治水方略。这与谭学衡自身具有留学外洋的知识经验有关，也与他有一批志同道合的粤籍士绅跟他联成一气有关。 清末时，谭学衡就关心粤地民生，与早年就读黄埔水师学堂时的同学马伯涛、叶惠如、林赞卿等，组织“广东省戒烟振武宗社”，积极推动禁烟宣传与戒烟活动。1915年于广东治水之际，他仍关注粤地民风，多番带头反对为筹集水利经费而让广东弛放赌禁，对其中弊害“措词亦沉痛”。这些有益于广东的义行，早为谭学衡建立了号召一方的人脉与名望。 此外，更因为其父谭国恩（1850-1903）及谭学衡本人，都是粤地大儒陈澧（1810-1882）主办的学海堂及菊坡精舍的学生。谭学衡乃是积极地以这层同门或同调的身份，去整合广东士绅的财力与知识的。在治水问题上出心出力的粤籍士绅，主要来自广州的文澜书院及其附属位于文澜书院后座的“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研究社多番主持处理广东水患的研讨会，并在1918年（戊午）孟冬整辑出版《筹潦汇述》，将在《七十二行商报》公开征集而得来的近80份治水方案的投稿，选出46件原文照录，其中更包括对自治研究社提议方案的批评。《筹潦汇述》由广州市卫边街中汉承印出版，以供大众深入讨论治水，也成为有关民初广东水灾问题的主要史料。 《筹潦汇述》开卷所载的《招来议邀请信》总括了前此几年广州水患的惨况，强调粤人必须众志成城： 吾粤河道日淤，水患日深，若不亟事疏通，恐年受水灾，年受数千万之损失，吾粤其何能支？请言近事：戊申（1908）之灾，淹没广肇罗阳南韶惠七属，基围崩决八十余处，倾卸七十余处，惨然矣！然水势之深，仍未及乙卯也。乙卯六月，桑园围缺口，石角围通面省城，西南两关，水深没顶。溺毙人畜，冲塌房屋无算，烈矣！ 不过1918年的水患更为严重，因为水旱来临极不平均： 然水势之延长，仍未及本年也。溯乙卯仅浸十日，而本年直浸至九十余日，且损失之大，百倍乙卯。试略言之：春苦旱，沙田因潮咸不能播种，旱田因泥坼不能开犁。谷雨立夏之交，始得大雨，农民方勉强从事，而江水已浩瀚而来。新莳之秧，一淹即萎。将熟之谷，半粒无收。犹谓失之东隅，尚冀收之桑榆也。 可是情况愈来愈坏，因为洪水之后，飓风便至： 天不厌祸，水暑甫过，天雨复集，江水山水，同时暴发。七月初九，飓风拔木，水挟风力，吞州漂防，大有洗荡一方之势。查四五月时，冲崩基围九十余处，六七月复崩一百三十余处。灾民数十万，露宿于山巅水涯，日炙雨淋，瞑目待毙。 因为历年天灾，加上世界局势动荡，筹款赈灾比往时更难，而且仍有无数的重建及复原工作有待进行： 加以频年离乱，欧战未停，四海困穷，救死不赡。捐赀助赈，闻属寥寥。等赈之难，又十倍于乙卯。此外，未崩之围，其受害与崩围等。积水数尺，臭秽不堪，寝食其中凡两阅月，所有蚕桑鱼稻疏果菱藕之属，洗刷一空。即鱼种桑根，亦同归于尽。既丧失本年之衣食，复牵动来岁之耕赀，农民无力以完租。居民无租以养赡，水患则日酷一日，元气则年削一年。动魄惊心，莫此为甚。 从自治研究社的描述可见，广东经历多年不断的水患，已是元气大伤，治水工作实在刻不容缓。 筹组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的文澜书院成立于1811年，原是广州下关地段的清濠公所，由何太初、钟启韶、潘如彦等士绅捐资成立，此后成为广州士绅集会议政的活动中心。1905年8月清廷赎回粤汉铁路后拟借助民间力量官办，但广州的士绅却反对此议要求商办，因此有“广东收回路权运动”的出现。运动的领导者邓华熙（1826-1916）、黎国廉（1870-1940）、梁庆桂（1856-1931）等人，均是文澜书院的士绅。清廷镇压此抗争令黎国廉在家中被捕，而梁庆桂则被逼逃到香港。此后文澜书院仍继续带领广东的立宪与自治运动，1907年更在梁庆桂的倡议下，成立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经过文澜书院为主的士绅投票后，梁庆桂当选社长，易学清（1840-1920）、杨晟（生于1867年）、许秉璋（同盟会要员许崇智长子，与香港大学甚有渊源）、卢乃潼（1849-1927）当选副社长，名誉社长则包括邓华熙、戴鸿慈（1853-1910）及梁鼎芬（1859-1919）等晚清政坛重量级人物。1909年广东咨议局筹办时，官员以外的“议绅”多数来自文澜书院或广东自治研究社。后来在咨议局选举中当选的94名议员中，至少23名是地方自治社成员，正副议长易学清、丘逢甲（1864-1912）、卢乃潼三人，全是该社的核心成员。 谭学衡前此即与这批文澜书院及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的士绅联成一气。早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之时，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因八国联军入京而避走陕西。1901年，在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的策动下，番禺人梁鼎芬便呼吁广东士绅跟随两广总督德寿（卒于1903年）向慈禧太后“表忠心”，透过恭进方物，以示“天下归心”。慈禧太后在召见进贡队伍后大为感动，表彰各人“升赏有差”。当时的进贡队伍有35人，其中便有谭学衡、梁庆桂、黎国廉、陈昭常（1867-1914）、馬荣庆等。陈昭常后来担任吉林巡抚，在龙济光（1867-1925）督粤期间更受邀回广东任民政长。谭学衡这次“表忠心”的西安之行对他的仕途极有帮助，更反映并巩固了他与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领导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亦构成他领导广东治水事业的人脉基础。 在1918年孟冬写成的《筹潦汇述》序言中，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的领导者解释了他们治理水患的初步意见，同时表述了对集思广益的期望： 广东扰攘频年，珠海金山搜括尽矣。重以水灾叠警，动耗万万，及早弗图，噬脐何补？本社谬创挖沙之说，诚知井蛙不足语水，一蠡不足以测海。枝枝节节，必为世所诟病。然天下事有其举之慰情，聊胜长此泄沓岁月。坐失道，谋筑室，搔首问天，恐大陆茫茫，容水无地，是真可忧也。连日各处，纷纷投书，特排印成帙。……岭海不乏宏达之士，投鞭而起，有厚望矣！ 在谭学衡主持治河期间，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始终对挖深河床，以畅河道之议十分积极。在前揭《邀请信》中，社员更详述挖沙的细节问题： 夫水退沙积，愈积则愈高，矧轮舶之煤渣，沿途之瓦砾，尤为塞河之大助力。此刻为善后，计开河之策既不可行，则放淤刷沙，刻不容缓。闻省会警察厅，曾购挖沙机器一具。上海黄浦滩，亦有挖泥机器船数艘。或设法租借，或别行新购，但得随时随地可以挖河。河深一尺，则陆地水浅一尺。毋惮艰巨，毋忽平易，庶可补救水灾于万一。至挖出之沙，如何安置，能否作玻璃阶砖之原料，此又另一问题。 此后，是年十一月初五日在该社举行的治水集议中，社员总结收集的来书中“半主挖河，半主开河”，而集议的总结是“开河是治本，挖河是治标”，他们的资源暂时只可集中在治标上。当时的决议是先联函题请治水督办谭学衡出面，借用广东警察厅的挖沙船一副，以即时挖掘严重淤塞的河段，但求有“一分之力，办到一分”。 《筹潦汇述》投稿者包括公务机关的官员、自治社的成员，以及自称“自治公民”或“公民”者，还包括当时政治及思想界名人康有为（1858-1927）。他们分别对水患的原因、治水的方法，以及筹集治水经费的方式各抒己见。综合而言，较有新意的是有人认为当时水患的新增元素，是清末以来引入了蒸汽河轮，一来令煤渣倾倒下江而致淤泥增加，二来令沿河州县开山采煤加剧水土流失。也有意见批评广东沿江居民不顾公德，将“碎石砖瓦等物”任意抛弃基围之外，“以为增广自己基围起见，是以淤塞河道，浅窄日甚一日，恐省城水患无年不见”。不过主流的意见仍是认定珠江河口被当地居民滥垦，以及滥筑石坝阻塞了水流。 众人对治水方法的意见可归纳为以下数项：“一曰开河，二曰开湖，三曰疏河，四曰辟塘，五曰植林，六曰去雍之数说者。”除了治河手段外，《筹潦汇述》各作者的另一重大关注，却在于如何筹集庞大的治水经费。有人建议要求列强减收庚子赔款，以免支的赔款用于水利工程。又有人提议开“浚河银行”筹款、新收治河亩捐以作举外债之保证;甚至举办有奖义会，以及开放赌禁以番摊税收来治河：“番摊乃广东之大害，将来大局平定后，亦应将番摊之饷，将一半拨归开河及还债之用”。有关意见可说五花八门，但共同点是全都难以即时应用，以解治水经费之急。 四、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的治河方案 由于事态紧急，当时搜集的粤地士民的意见可说是众声喧哗。作为由中央的北洋政府委派之治水督办，谭学衡对可以接受的地方众议仍是尽量聆听的，例如有意见指总工程师要由外国专家担任才够资格，他便先后委任海德生及柯维廉两位瑞典籍的“洋工程师”担任要职;而有关安排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是中立国，广东以中立国专家来处理水患便不会牵动国际争议了。况且当时在欧战影响下，珠江一带有时亦受战火波及，否则《筹潦汇述》的部分来函便不需提议“要求军事当局，凡沿河两岸若干里，在河工未竣时，当划在战线之外，不得在此线内交战，以阻害治河工程。” 谭学衡开展专业治水工作的时候经费紧绌，只可用赈济水灾的余款作治水经费，有时却倒过来要用治河的款项赈灾。而且治河督办职位与广东水利局分局权限多有冲突，有关工程可说举步惟艰。1916年治河处编定预算时，每年经费为132，900元，由广东省财政厅拨款。不过当时粤省财政困难，只有3，000元到帐。从此可见，众议中对筹款的关注乃具深刻的迫切性。 《筹潦汇述》刊载了谭学衡对于治河工作的六份报告，部分是全文照录，部分是内容摘要，表达了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对治理水患的官方意见。书中未有收入《谭督办治河第一次报告》的摘要，应是因为当时治河处的第一期《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报告书》，早已于1916年出版（见后文详述）。而在谭学衡其他报告引述的内容中，也提到了首份报告的内容梗概： 治河计划，本处第一期布告书，已分晰言之。一为缩小流域范围。一为开凿新河以泄水。一为开阔河床。一为收蓄流量。内分建蓄水池及广植林木两项办法。一为建筑堤基。顾此各种计划中，其为世人理想所及而为亟宜举办者，则为开凿新河、开阔河床及收蓄流量三种。……本处第一期报告书，业于各国建筑水池之印刷品中，摘录要点，以供众览，兹不再赘。 尔后，在《谭督办治河第二次报告》中，谭学衡交代了治河处的测量工作，主要描述他与海德生履勘西江至梧州之油榨滩止，东江至大墩止，观察水患的实际破坏情况： 略谓本督办奉命治河，拟从测量入手，本督办即于二月二日，偕同海工程师，前往履勘西江，至梧州上之油榨滩止;北江至揽冈围止。东江至大墩止。梧州之抚河为西江一大支流，其水与西潦极有关系，亦经勘至龙沙止。西江之水，以磨刀门为尾闾，并分支流以入海，其支流之东趋者，经虎门、横门、焦门;其西趋者经崖门、虎跳、黄泥湾门。就水流之趋向而言，以磨刀门、崖门、虎门为最要。均已次第巡阅。又抵肇庆时，偕海工程师乘马出发，尽一时之程察看，新兴至开平最高之地势，能否开凿新河，引水入海，此本督办偕海工程师等，履勘河道之程途也。 此程重点为回应大众开河分西江水入广州湾之议，去肇庆考察新兴至开平最高之地势。在此布告中亦分析水患之原因，指出应重点分析雨量、水势、潮势，及河道深浅宽狭等因素。他们也用量化的科学方法及联络恒常搜集天气及水文信息的地方税务司，以收集相关数据： 西潦之患，直接受其害者，为基围。而密切之原因，则为雨量、水势、潮势，及河之深浅宽狭等事。沿途所经，其有曾经崩决，现正修缮者各基围，已择紧要者先行察验，如天河围、桑园围、陈塘、大湾围、思霖围、榄冈围是也。所经江门、甘竹、三水、梧州四处，均已会晤各税务司，详询雨量水平及潮流等事，并在梧州、肇庆两处，用测流水器具，实行量度，旋经海工程师详细察核，推算得每平方新里（即启罗[Kilo]）面积，在水面低落时，每秒钟流出之数，最少应有二新升（即利达[Litre]）半，在盛潦之时，约为一百新升。照此推算，则三水在水面低落时，每日按平均之每秒钟流出之数，应为七百五十三立方新尺（即米达[Metre]），即为二万八千五百立方英尺。经在盛潦，水面非常高涨时，则为三万立方新尺，即每秒流出一百十四万立方英尺也。 谭学衡也利用了海关提供的数据，发现了潮汐对水患影响有限，并指出了河道淤积对西江水流及航运的负面影响： 至于潮势一事，据各海关所记者，当夏令潦至时期，江门涨潮高一英尺，三水、肇庆、梧州三处，均无潮至。若在冬令，江门涨至四英尺、三水三英尺、肇庆十英寸、梧州无。由此可見，潦至之时，西江所受潮流影响甚微。惟当冬令，水面低落时，肇庆以上，仍有潮至，其所至界限，可及德庆，或德庆以上也。梧州以下，水面低落时，江面最狭之处，约壹千一百英尺，即肇之羚羊峡是也。下游最宽之处，则至六千英尺以上。又冬令水面落时，江水之深，除有两处只得十英尺至十二英尺外，其余水道，虽至德庆犹有十八英尺。惟自德庆至梧州，其间沙淤甚多，有两处水深仅六英尺至八英尺，故来往梧州商轮，于冬令行至该两处，即须停轮驳经货物始能上驶，此履勘时所考察之事也。 尔后，在《谭督办治河第三次报告》中，谭学衡集中讨论西江水患之由，是因上游已有沙泥淤积，而下游则沿江堤围零乱，阻碍水流： 西江之水自云南发源，至浔州与柳河汇合。柳河发源于贵州，其与西江汇合之点，上溯三十英里，有洪水江先与之汇。洪水江亦发源于云南省者也。来源既远，所挟持而下之泥土，又因下流围田充斥，阻碍流行，以致随处积淤，河底日高。自梧至三水，并无支流可以引水入海，而沿各江基围，于建筑之初，又各自为政，绝不计及因势利导之方，且有因陋就简，建筑全不合法者。无怪西潦暴涨之时，崩决频仍也。 在同一布告中更详就多种广东士民建议的治河措施加以分析，推断在当时广东的技术上及财政上可行与否： 一曰阻遏流水。阻水之法有二，即于上游建筑蓄水池及广种林木是也。西江上游，饶于山岳。各山谷间又多是熟田。始无论建筑水池费用甚巨，即收买熟田，亦谈何容易？且建筑之后，修理有费而无利可图，是则此项计划，可置而不论矣。 因为成本效益太低，蓄水池便首先被搁置不用了。不过另一阻水之法——广植林木，得到谭学衡的肯定： 广植林木，其树可吸收雨水，使不尽于江。树根盘错地下，既可阻止未吸之水，不使迅速下流，亦可免山泥倾卸，至为流水挟持而下，淤塞河道。且既经种植，及至岁年分，可以更番取伐，利赖无穷。是则种树一事，非徒可使潦势减杀已也。此两次勘所经，自羚羊上溯，以至德庆两岸之山，种植无多。德庆至梧州峰峦更密，惟林木稀少。梧州以上，地势崎岖，童山愈多。即有种植，亦只在山谷之内。倘使诸山尽种林木，则兴利除害，两者兼而有之矣。此法虽收效迟缓，然有百利而无一害，且于治河有莫大之功，未可置而勿图，容徐筹划妥善之法，商咨西江流域各省长官，通方合作，以收功效。 只是植林不是一朝一夕可成，要解眼前水患仍需其他方法。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倡导的疏浚河床，又是否有效的解决方法呢？ 二曰疏浚河身。河身日淤日高，固由上游沙淤，及下游围田阻碍所致，亦因河面宽狭不齐，以致水流速率节节不同。速率较大之处，水力较猛，即可冲刷泥土，使之下行。速率小，则水力缓，不足以推泥土，遂积而成淤。西田（按：应用“国”）治河，每有筑堤收束水势，以求速率平均，使流水所挟持之泥土，不致凝滞者。西江河身积淤，自可仿照办理。惟何处宜筑堤，以均速率？何处宜浚而深之，以畅其流？须俟测量工竣，始能决定。 此方法大抵可行，不过要在勘测后，才可决定在何段河道上施行适当的工程。 至于当时士绅倡议最积极的开河疏水之法，谭学衡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可行与否，甚至请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借调陆军的测量人员，对河道及可能开河之处的海拔高度，进行军事标准的准确测量： 三曰分泄水势。梧州以下，三水以上，若有支河通河海，则西潦水势，未尝不可分泄。惟今无之，此所以有开凿新河之议也。顾昔所主张，开凿新兴、阳春河道。本督办上年抵粤后，即商请龙上将军，饬令陆军测量局，遣派人员从新兴江口开测，行八万八千新尺，抵天堂墟。惟地势愈上愈高，天堂墟高于新兴江口六十新尺。自天堂墟而南，地势愈趋愈低，行五万二十新尺，至阳春县城，始与新兴江口平高。由阳春县城至阳春江口，为六万八千新尺，而县城仅高于江口九新尺。据此推算，新兴江口至阳春县城，为十四万新尺，通至阳春江口，为二十万八千新尺，其间地势既起而伏。姑无论开凿之费不赀，即以河线论，新兴江口与阳春平高，已无斜度可言。自新兴江口至阳春江口，共有二十万八千新尺，相差之高仅得九新尺，实不合河线斜度之理。然则新兴至阳春之河道，确不能开凿也。又据陆军测量局测得新兴江口，行二万一千新尺，至荣罗之金鸡坳。再行七万五千新尺，至开平县城。金鸡坳高于新兴江口六十九新尺，而高于开平则为七十五新尺。照此推算，新兴江口高于开平六新尺，相距九万六千新尺。故以地势论，从新兴江口开江至开平，似属可行。 不过在他本人履勘之后，仍是对开河之法极有保留： 惟上次本督办偕海工程师行抵肇庆，即由新兴江口循测量所行之道，行至金鸡坳，见附近诸山皆甚高峻，而围间低洼地又极狭小。若循此开河，不特工程费浩巨，而所流之土，亦无隙地容载，至为不便。查新兴江口至金鸡坳之间，别有径途，旁通高明，河趋西南，行亦有路，可通开平河。拟俟本处开测后，遣派人员，详细测量此两路。若其斜度果合河线之用，则通至开平而后或可由开平引水崖门，或由台山县三合墟、通凿墟至上泽墟，出三夹海以入海。舍此以外，若能另觅他处，较为合用而易凿者，则更佳矣。 开河的问题是技术上相当困难而且成本过高。为了安抚积极倡议的士绅，谭督办仍未彻底放弃此方法。 不过，在治河处的报告中，却未有言及那些可能被选为新河路径的沿途州县，对有关计划的强烈反弹。《民国开平县志》便提及当治河督办报告中提到“故以地势论，从新兴江口开江至开平，似属可行”的说法时，开平居民“闻者哗骇，联合邻县绅学界驳辩利害”。他们反对的原因如下： 略以四邑地居下游，西南北三面与新兴、高明、鹤山、恩平等接壤，万山丛杂，绵亘百有余里。每值夏令，山水陡发，势若建瓴，常有崇朝大雨，转瞬则水深数尺者。是向来无西水杷侵，尚积潦泛滥，灾荒叠见。今又加以千里滔滔之水，回旋于山涧逼狭之间，虽支流与干河有别，然五六月间土潦未消，西流骤至，旷野高原悉成泽国，高（明）、三（水）、顺（德）等县未见其利，恩（平）、开（平）、台（山）、新（会）四邑已受大害矣。 虽然对治河报告有所不满，但开平人士却未有将矛头指向治河督办本人： 又，此次报告之河线，维时督办未暇亲勘，系遣派陆军测量局所测度者。该测量生但按新兴口至开平一道程途之远近，地段之高低，以为斜度相合，可以引水而来。而于我四邑水源之迢遥，山潦之暴涨尚未熟察，故只知导之使来，不审将来何以善后也。时治河督办为新会谭学衡，寻亦以地势阻高，施工不易，其事遂罢。 由于地方强烈的反对声音，即使地形有利，开河疏潦的方案也断难在各地的抗议声中实施。 此后，在撰写《谭督办之治河意见书（一）》时，原总工程师海德生已返回上海，谭学衡与柯维廉在综合众议后，总结出凿河、疏浚海口、开辟河床、开塘、植树等治河方法，“除广植树木一项外，其余皆不宜奉行”。为求权威见解，他们到上海寻求海德生的支持： 本督办及本处洋正工程师柯维廉，于西江测量完竣后，再三研究，均觉世人所注意之三种计划，除植树木一项外，其余皆不宜举行于西江。……本督办不厌求详，复偕柯工程师，携带测量查得各项事实，暨所绘各图，同赴上海，晤商浦浚局洋总工程师海德生，亦复意见相同。 當时治水的几位权威人士，已对有关方案的可行性有相同的见解。谭学衡继而逐项解释，首先讨论的是开凿新兴江经天堂墟出阳春江以达海之河线： 兹将不宜举办之故，撮要言之，如下凿新河一事，本处业经分遣人员详细测探，一为自新兴江，经天堂墟出阳春江以达海之河线，自新兴江上溯地势渐趋渐高，至天堂墟附近，即横过平原，以达黄泥湾。由此南下，以达阳春江。其斜度渐行渐低，惟据测得之，水平考之，行至阳春县城下，始兴[与]新兴江口平高。而自新兴江口、阳春江口，共有二十万八千米达之遥，相差之高，仅得九米达，实不合河线斜度之用。目拟凿之河，如欲令其能将贝水等处水度减低一米达有半，则所应挖之容积，约为十二亿四千七百万立方米达，其中以石质为多，其工资之巨可想而知。故此河线断不宜于开凿。 其他河线又可否开凿呢？接着他再解释新兴江经金鸡坳以达开平之河线，为何不可行： 一为自新兴江经金鸡坳以达开平之河线，亦经绘具剖面图，比之新兴江至阳春江之河线，似较合用。惟所凿新河，亦须挖土七亿四千五百万立方米达，始能将羚羊峡下水度减低一米达有半，是其工程之浩大，亦不宜于举办者也。 从上可见，谭学衡没有因地方的政治压力而放弃此一河线;不合开凿的结论，纯以地形等科学因素而作出。 至于在羚羊峡南或北岸开凿支河线，亦属不能实施的： 一为羚羊峡畔之河线，受潦患之烈者，以大湾至羚羊峡一带为最。如能于羚羊峡之北，或于其南开凿支河，藉以减低水度，则此带基围当获益不少，惟查峡北开凿支河，只能将肇庆一带水面减低半米达，其获益者仅此处一隅基围，而下游水患或加甚焉。盖开凿之后，峡上停蓄水量之容积必将锐减故也。若以峡南开凿，则宜以金渡为起点，向东而行，经圆冈村达新村，以汇西江。约计此河全长须为三十二基罗米达，河底须宽五百五十米达至一千米达，河深之数，约低于高水面六米达至十米达，其中石质约占六百万立方米达，预算工程所值，约为三千二百万元，亦殊浩大。 除了上述热门路线外，其余开河线路亦全不可行： 如不开凿，只将此一带基围要为修缮，不过需银七百万元。两者相较，自以修缮基围为较善矣。以上三河线，均在梧州以下，舍此以外，本处又经选用英国工程师葛登，专编测量队，前赴南宁、浔州一带测探地势，是否可开新河以通海。惟据测得各事实，及所绘各图详加考核，即知西江此带流域，为丛山所阻，不与南部海线相接。其地势又极崎岖，约高于右江。最高水度时九十米达，开凿实非所宜。至于由藤县至北海河流域之间，本处亦经制成地平剖面图，并于图内绘画河线。惟所应挖之容积，约为二十亿六千六百万立方米达，其中石质约占八分之一，工程浩大亦不宜开凿。然则开凿新河之计划，虽为世人所注意，可断其必不能行也。 开凿新河以疏水出海既属不可能之办法，谭督办接着解释开阔西江狭窄处河床的意见，在成本效益的原则下亦不可行： 开阔河床一事，内分挖深河底暨于狭处加宽两项办法。西江最狭之处，则为羚羊峡。此峡两岸如壁，如欲开阔此处水道，其工程固较开河尤难。且经开凿后，下游水患或将加烈，实不宜开阔。舍此而外，马口狭窄之处，如欲加阔，令马口至广利一带水面减低十分米达之四，其应挖之容积，约为二千二百万立方米达。其中石质实占多数，所估工价约为二千二百万元。夫水面减低之数甚微，而所费则甚巨。两者比较实不相称。……太平沙以下之狭口，如欲开阔，令水面减低之数，海十分米达之四，其应挖之泥土，约为三千万立方米达，约值银一千万元，所获功效仅能普及婆子洲，而白泥马口及上游各处，均无功效可言。故以之修缮基围一法互相比较，亦足征其不宜于举行。此外，尚有数处收束地点，亦均不宜于开阔。 另一方面，挖深河床亦没有多大的效果： 至于挖深河底一事，本处亦几经研究。若于下游附近海口之处疏浚河身，则较疏浚上游者更为不合算。如江门至磨刀门一带，即使将积淤之地从事疏浚，其功效亦不能使广利、马口、太平沙各处水面减低。故此等地方围基，其修缮之费，纵昂亦须举办。盖舍此别无他法可用也。更有进者，疏浚海口必须同时加筑贵重石堤，以防再生新淤。此等石堤所费，既属不赀，且时有反足以阻遏上游水面之低减也。 再者，建蓄水池的防潦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 建筑蓄水池以防潦患，讨论者多矣，即水利工程家规划治河计策，亦当论及之。惟于实际上，每因难于施工，不能见诸实行。盖有因江河之天然形势不甚合宜，或因工程浩大所费不赀，虽地势合宜，而所获之益不偿所耗资财，无利可言也。其已建筑者，大都藉此以维持航路，或利用之以发生水力而已，非纯为防潦而设也。……惟将各国蓄水池价值比拟而推算之，即知西江水池，其容积为五十一亿立方米达，始足储蓄水量。建筑之费以最小之价值估计，亦应银五千一百万元。此虽非实数，然足以窥见工程之浩大，断非目前所宜举办者也。 既然多数的方法都必须放弃，急切而有效的治水手段，“其可行者，以建筑堤基一种计划，为治理西江唯一办法”，就是筑水闸并将散乱的堤系联合起来，这就是“联围修闸”的治河方针。 在《谭督办疏河最近之政见》中，谭学衡寻找潦患源头时，发现西江洪水主因是下游出海口壅塞，强调“应即清挖下流，以为入手办法”。珠江三角洲壅塞的原因，就是沿江基围无序建筑，居民夺河造田导致河道日狭。 在《谭督办之治河意见书（二）》中，谭学衡综合实测結论及众人建议，强调治理西江唯一方法，“惟有修缮基围而已。此本督办及海、柯二工程师所以公同主张也。”除此以外，就是管理沿江居民滥筑堤围的问题，为此他列出九项治水要务： 一）嗣后各江下游不得再筑新围。 二）围外新淤除有斥卤税者外，应归公有，以免私筑新围之弊。 三）沿江沿海各围田，应由各业主遵照治河处章程，树立界石，再由治河处测定围基位置，绘图存档，以杜私筑。 四）沙基围外坦，除有斥卤税者外，应暂归治河处监辖，以免私筑石坝成淤，致碍水流之弊。沿江港汶石坝，其有阻碍水道者，须遵照治河处定章拆毁。 五）基围斜坡外余地，如系私产应由治河处购买，令其长草以免种植桑菜等物，致令泥土松浮，易受潦水冲刷。 六）各大基围，应暂由治河处管理修缮，以免分段自管，不能统一。 七）相连各小围，如地位合宜，应筑一大围以联络之。并添置水闸，俾易于照料修缮，且可省费。 八）治河处款项充裕时，遇有内地田亩应兴水利之处，亦应担任维持。 九）基围外坦地，凡潮水可到者，治河处得酌量取土，以为修缮围基之用。 事实上，将由沉积物新生的沙田辟作新围，乃是珠三角居民增加土地及财富的重要手段。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对堤围建设的介入，涉及对此区域的财产再分配，不免伤害了不少既得利益，在没有足够财力作合理赔偿的情况下，有关政策执行的难度可想而知。有关珠三角超过一千万亩沙田的管理，北洋政府也在广东地方政府的提请下，打算交由谭学衡督办，只是有关政策似乎因各种条件限制，难以立即落实。虽然这些沙田与围堤不加处理，便会引来全民的没顶之灾，但要说服粤人停止盗河造地，必须在谆谆教诲及长期强制监督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可能成功的。 众议之说既然不行，柯维廉的建议也是谭氏一直推动的“联围修闸”办法： 沿西江一带基围，起自肇庆上约五英里地方，干河两岸基围皆全行改建，以迄磨刀门止。并设立沿途必须之水闸，及活动闸坝等。至于三角洲一带各江道，多数须用堤坝永久堵塞之。除因宣泄潦水或利便航行之必要，始在支流涌滘之两岸筑基。凡此办法东、北两江亦同一律。 只要选定主干河道，对其既有堤围进行针对性的加固及联结工程，并在支流出入口处设置水闸，当潦水流量增加时便冲不破干河的两岸堤围，同时水闸的开闭又可保护各支流免受洪水冲击，届时干河的沉积物亦可借猛水之力清走;支流既无水患，原来的堤围便成次要，修围的资源更可集中到干河上，令干河的水道保障更强，便更能有效地疏通潦水了。 至1929年，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改为广东治河委员会。1936年再改为广东水利局，后又改为珠江水利局，重点管理干流堤防，堵口覆堤、培修险段和联围筑闸。1934年成立围董会，对珠三角各江堤围进行统一管理。可是，民国政坛极端动荡，项款无着，在谭学衡任内，不少修筑堤坝、水闸等工程已无法正常进行。继后的督办虽极力维持，但到1936年仅完成不到谭氏预算工程的五分之一。谭学衡的未竟之业，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晚期才真正完成。 ①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广东省水利厅编：《广东省水旱风灾害》，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天津）《大公报》1912年1月6日，第5版;1月31日，第2版。 ③ （天津）《大公报》1912年2月8日，第2版;2月23日，第2版。 ④ 见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5页，《临时大总统令》。 ⑤ （天津）《大公报》1912年4月2日，第2版。 ⑥ （天津）《大公报》1912年4月6日，第3版。 ⑦ 刘传标编：《中国近代海军职官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⑧ （天津）《大公报》1912年9月17日，第5版。 ⑨（天津）《大公报》1913年2月13日，第1版。 ⑩ 梁士诒在广东治水中的角色，见陈占标：《谭学衡（1871–1919）》，载王曙星主编：《江门五邑名人传》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7-138页。 见“博雅人物网”网站“谭学衡”条，（http：//mren.bytravel.cn/history/3/tanxueheng.html），2018年6月查访。 《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报告书》第1期（1918年），第1-3页。 刘传标编：《中国近代海军职官表》，第149页。（天津）《大公报》1914年11月15日，第2版。 《督办广东治河事宜谭学衡呈开办治河事务组织成立文并批令（中华民国四年一月六日）》，徐世昌：《政府公报》1915年第1046期，第20-25页。 《督办广东治河事宜谭学衡呈谨将测量西江情形并研究治河办法缮折呈请鉴核文并批令（附清折）（中华民国四年四月三日）》，徐世昌：《政府公报》1915年第961期，第39-40页。 《督办广东治河事宜谭学衡呈报工程测量人员编制情形曁治河事宜处暂用人员额数请鉴核文并批令（中华民国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陆征祥：《政府公报》1915年第1268期，第32-33页。 《谭学衡先生事略》，《棠下侨刊》创刊号（1987年9月），第26页。 《广东公报》1915 年第969期，第4-7页。 粤水轩：《“乙卯洪灾”启示》，http：//www.shuiwy.com/bencandy-43-2275-1.htm，2019年6月访问。 陈占标：《谭学衡（1871–1919）》，载王曙星主编：《江门五邑名人传》第1卷，第137、138页。 （天津）《大公报》1915年1月4日，第5版;1916年12月21日，第6版。 此书善本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索书号“杜627.04.815”。全书共63页。 《筹潦汇述》，第2、1、2、62a-62b、61a、54、55a-56a、56a-58a、59a、58a-59a、59a-60a页。 梁凤莲：《近代广州士绅的来源与介入城市事务的特点》，《探求》2017年第4期，第24-26页。 见谭家齐：《清末海军重臣谭学衡（1871-1919）生平考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9期（2019年7月），第1-32页。 《陈勉畬先生来书》，《筹潦汇述》，第9a-10a页。 吴建新、唐元平：《近代广东水学、公民意识与治水体系的发端——以〈筹潦汇述〉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6卷第6期（2013年12月），第81、82、83、83、83-84页。 《陈春生先生来书》，《筹潦汇述》，第1b-3b页。 《老洁平先生来书》，《筹潦汇述》，第5a-6b页。 （天津）《大公报》1915年1月15日，第2版。 （天津）《大公报》1915年7月29日，第2版。 （天津）《大公报》1915年1月19日，第3版。 参《谭督办之治河意见书（一）》，载《筹潦汇述》，第56a-58a页。 余启谋、张启煌纂：《民国开平县志》（民国二十二[1933]年铅印本），卷22，第699-701页。 （天津）《大公报》1917年4月10日，第7版。 《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报告书》第2期（1918年），第1頁。 高拜石：《由蔡乃煌之死说到民五屠龙》，载氏著《古春风楼琐记》第18集，台北：台湾新生报，1979年，第204页。 “谭学衡谭学夔兄弟与中国近代海军”，http：//chinesemahan.blog.163.com/blog/static/1028420342013222918785/。又见（天津）《大公报》1916年4月30日，第7版;1916年5月2日，第6版。 （天津）《大公报》1916年5月4日，第7版。 （天津）《大公报》1916年4月15日，第3版。 （天津）《大公报》1916年8月15日，第6版;8月22日，第6版。 （天津）《大公报》1916年11月1日，第6版。 （天津）《大公报》1916年11月22日，第2版;11月24日，第2版。 （天津）《大公报》1917年4月26日，第6版。 （天津）《大公报》1917年10月13日，第3版;11月12日，第2版;12月22日，第2版;1918年1月5日，第3版。 段褀瑞：《政府公报》1917年第643号，第29页。 见（天津）《大公报》1917年4月28日，第7版;5月5日，第7版;5月7日，第7版;10月13日，第3版;12月22日，第2版;1918年1月5日，第3版;1918年11月8日，第7版;1918年12月27日，第3版;1919年2月16日，第3版。 （天津）《大公报》1919年8月9日，第3版。 《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报告书》第3期（1919年），第1-3页。 这批报告书收于“全国报刊索引”电子数据库;有关其中内容详情的初步研究，见Tam， Ka-chai （谭家齐）： “Tan Xuehengs （1871-1919） Unfinished Conservancy Project to Control the Water System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in Asia （AAS-in-Asia， New Delhi， India， July 2018）. 〔瑞典〕柯維廉：《广东水患问题》（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印刷物第13号，1925年），善本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索书号“UL Minguo Collection： TC502.G8 05 1925”。 〔瑞典〕柯维廉：《广东水患问题》，第13、14页。 有关民国广东水利的简单发展过程，可参吴建新：《民国广东的农业与环境》，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第272-297页。然而书中并无详细分析谭学衡及其主要同僚在民初水利始建阶段的贡献，甚至连谭学衡之名亦未提及。 （责任编辑：许丽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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