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民主的技术化 |
| 范文 | 郑晓松 摘要：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科学特别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就政治层面而言，其后果是技术及其规则不断侵蚀甚至扭曲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早期的代议制民主出现技术化的倾向，公共领域的民主原则让位于技术至上、效率优先的科层制度，传统的实质民主蜕化为形式民主。 关键词：民主；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科层制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为了缓解以经济危机为主要表征的制度性危机，资本主义政府放弃早期所谓的“守夜人”角色，频繁干预甚至有计划地安排组织社会的生产生活，这是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晚期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科学、技术及其社会运用的一体化。一方面为了满足社会的劳动生产系统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加强政府行为，主动将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引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科学特别是技术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第一位生产力的作用，而且在社会的其它领域诸如政治、文化等方面也越来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就政治领域而言，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技术及其规则渗透到资产阶级传统的民主体系之中，并产生重要影响，技术的规则开始主导甚至同化传统民主的运行机制，资产阶级民主愈来愈呈现出技术化的特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名存实亡，沦为诸如机械投票等空洞的形式。 一 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之前的社会，不论是社会层面的思想根基、价值体系，还是国家层面的统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大都来源于神话、宗教和哲学等形而上的观念，因而国家和社会本质上是关联在一起的。不同于传统社会，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确定了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生产系统隶属于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因而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作为社会对立面的国家，只是市民社会的私人所有制在政治层面的表征，其基本功能就是维护市民社会的各种规则和确保市场经济不受到干预从而能够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将传统社会的政治关系转变为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将传统社会以形而上的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合法性转变为现代社会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合法性。“资本主义是由一种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提供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资本主义提供的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得自于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1]54因此，在自由资本主义主时期，社会的观念、价值判断完全不必依附于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国家并不是某种形而上的观念体系的产物，也不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其主要职能是为了维护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平衡发展，市民社会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机制，以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完全自由化和市场化，国家履行“守夜人”的角色，不参与生产领域子系统的活动，也不会以一个独立经济主体或者经济管理者的方式干预经济活动本身，更不能参与甚至左右市民社会范畴内的任何行为，社会的所有生产活动都是按照市场机制的根本原则——等价交换来进行。为了维护市民社会和生产劳动子系统的正常运转，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所体现的原则，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生产生活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它亦把等价交换的原则作为自身合法性的基础，构建起以平等自由为价值观念、以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政治权力运行体系。 但是，由于作为资本主义合法性基础的市场机制存在着无序性和盲目性，自由资本主义自始至终都面临着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二难困境，马克思把这一困境概括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与现代化的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导致其不断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之中。由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天生的制度缺失，国家不得不干预社会的生产活动，以弥补市场的功能性漏洞和规避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的发生。于是，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资本主义国家组织社会生产、干预经济活动的行为与日俱增，在强调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基础上，主动的政府行为越来越频繁，并开始部分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功能，资本主义由此进入到晚期资本主义阶段。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晚期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国家放弃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守夜人”的角色，转而频繁干涉甚至组织市民社会的生产生活，简言之，晚期资本主义已经违背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基本原则，成为国家直接参与组织、管理的资本主义。哈贝马斯说，“涉及两类现象，这两类现象可以归结到积累过程的进步状况上：一是企业的集中过程（一国和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的组织化；二是国家对日益增长的市场的功能上的漏洞的干预。”[2]298除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和管理资本主义外，“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趋势日益明显。”[1]62科学与技术再也不是像牛顿时代那样截然分离，而是越来越紧密，甚至出现日益融合的趋势，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科学研究也不再如传统那样仅仅是为了追求自然的本质和规律，而更多的直接面对技术活动和社会需求。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由于科学特别是技术在现代化生产中的广泛运用，技术已经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手段，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此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经济发展的垄断程度迅速提高，行业垄断发展为跨国垄断，这类大型跨国公司资产规模庞大，经营范围广，影响也非常深远，比如美国的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不仅在美欧范围内形成了采油、炼油的垄断，而且控制着很多重大的生产和经济命脉，其每年的销售总额也非常惊人，甚至超过了非洲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第二，经济增长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由重视实物资本转向重视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而言，它是经济虚拟化的必然产物，其核心是资本的证券化，虚拟资产的价格取决于人们对该资产的标的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价格预期，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和实体经济中的体格体系没有关系，而是根据买卖双方对预期价格的判断来决定该资产的价格变化，其本质是一套通过价格差价来赚取收益的、“以钱生钱”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它主要包括金融、票券、期货、期权等。虚拟经济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虚拟经济已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变成一种类似赌博的、纯粹资本本身的游戏。第三，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二产业的比例下降，第三产业的比例上升。第四，新兴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结果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显现，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二 由于是从经济范畴上确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的压力，作为经济实体的资本主义企业更是把提高劳动效率、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根本目标，于是乎，科学特别是技术在劳动生产中越来越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运用，工业革命的成功更是加剧了生产技术化的进程。起初，政府并不直接组织和参与经济活动，科学技术的生产运用只是企业自身的事情，因而社会的民主政治系统和劳动技术系统是相互独立的。进入晚期资本主义后，这一切发生了重大改变，技术和政治开始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一方面，为实现一定时期的国家目标，体现着国家意志的政治力量开始左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科学诞生之初，科学主要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探究自然规律、展示人类理性和创造思维的领域，科学家通过观察、实验和理性分析，形成能够解释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论，国家并没有专门而系统的科学制度，更不会去规划和统筹科学的发展模式；技术也是如此，它只是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政府绝对不会为发展经济而进行专门的技术攻关。但是，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国家委托的大规模工业研究项目不断出现，从而直接决定着一定时期内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目标以及研究内容，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军事领域中。即使在其它领域，国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课题发布和技术招标等形式来引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统筹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此外，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科学协会和科研院所的方式建立起了完整而系统的制度。国家的意志渗透到科技活动之中，有时甚至直接干预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逻辑进程，科学再也不是从前意义上的那种纯粹体现人类理性精神的、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的活动，技术再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于生产的需要，科技活动愈来愈政治化，国家开始掌管科技进步本身。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当时的德国政府基本是根据战备生产的需要建立起国家的科研机制的；后来的美国亦是如此，“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都是直接在政府的组织下完成的，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意图。 另一方面，在科技进步受到政治因素左右的同时，科学特别是技术（及其规则）影响甚至改变着资产阶级传统的民主政治。古希腊（雅典）的民主理念一直被后人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灵感之源。“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正是希腊人——很可能是雅典人──创造了民主（democracy或demokratia）一词，这一词语来源于希腊语demos（即人民）和希腊语kratos（即统治）这两个词的组合”。[3]14因此，在希腊人那里，民主的核心是人民的权利，而人民获得真正权利的途径就是通过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讲，希腊民主政治的表征就是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和完全的公民自治，并且在当时就体现出很高水平的民主政治思想。雅典（还有后来的罗马）实行的是共和制式的民主，强调公共事务应该由公民直接参与进行决策，这是民主制度的原始形式。随着历史的进展，共和制民主逐渐被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所取代。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描述了当时共和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首先，按照我们采取的观点，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二个词的明显的意义说的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的意思。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者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4]355熊彼特认为，民主实质上是一种为实现某项政治决定相关各方相互妥协的制度安排，因为决策效率和经济考量的需要，人民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行使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利的代表，代理广大公民对国家进行统治，对此，熊彼特总结说：“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4]356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具体概括了现代代议制民主政府的政治制度：（1）选举产生的官员；（2）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3）表达意见的自由；（4）接触多种信息来源；（5）社团的自治；（6）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3]94代议制民主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基本模式，当今时代，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实行代议制民主，而共和模式主张“全体人民的民主统治”，虽然在纯粹理论或者思辨上更加合理公平，但因为现实的操作难度和成本问题，几乎没有国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民主。“如此来看，代议民主制的巩固，是20世纪的一个现象，也许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晚期的一个现象。因为只是临近20世纪结束的几十年里，民主才（相对）稳固地在西方确立，并在原则上被西方以外的世界广泛采纳为适宜的政体模式。”[5]12 代议制民主制度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结果，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彼此独立，政府的主要角色定位是市民社会的“守夜人”，政府不能作为专门的经济主体直接参与到生产活动中，更不能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干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政府只是代表选民依照议会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来使用国家权力而已。除了立法权之外，议会还拥有强大的监督权和最终裁决权，所以，议会才是资本主义国家整个宪政体系的核心，是国家真正的权力中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由资本主义被视为代议制的黄金时期。但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向晚期资本主义的过渡。国家对市场的不断干预和政府组织社会生产活动的加剧，直接破坏了代议民主制度的根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的代议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代议制民主越来越技术化，从早期的实质民主蜕变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 三 具体来讲，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代议制民主的技术化倾向主要表现在： （1）强化科层制的效率优先原则，忽视人的自由度和创造性，早期的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被行动上最有效率的技术系统所取代。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家长制或者世袭制，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劳动子系统追求生产效率最优化的目标，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相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组织模式──科层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科层制这一概念。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科层制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高度体现，充分发展的科层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职能系统，它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使一切社会行动都建立在功能效率关系上，以保障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现代社会中，科层制已经透到每一个社会生活领域中，体现了社会生活的理性化。韦伯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命运”。一方面它使人们的行动逐渐淡化对价值理想和意识形态的追求，专注功能效率，从而像一台高度精密的机器那样，计算出最有效率的行动方式，从而极大提升在复杂的社会中达成目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科层制无情地剥削了人的个性自由，使现代社会深深地卷入了以手段支配目的和取代目的的过程。为了更有效地干预市场和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政府空前强化了科层制的效率优先、技术至上的原则。如此一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公共领域为平台的自由辩论、理性反思这些实质性的民主形式逐步被技术上最优的科层制所代替。 （2）强调专家治国和科学管理，传统的民主决策机制日益衰落，“实质民主”蜕变为“形式民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 以效率优先、强调目的合理性原则的科层科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最基本制度框架，为了适应科层制发展的需要，技术以及相应的技术规则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之相应，国家由上到下各个层面的决策和管理部门开始大量任用相应的专家，甚至选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是法律、管理等某个方面的专业人才，这就是所谓的“专家治国”。通过技术上最优化的方法实现既定目标是“专家治国”首先考虑的问题，对于政治理念、民主反思和人的解放等关乎整个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则漠不关心。如此一来，技术和管理专家就大有用武之地，而那些有政治理念的理论家只能靠边站，可能一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有一定的政治理念和追求，但具体到每一项行政决策时，因为整个科层制的影响，首先考虑的会是决策的效率如何，是不是能够得到由相关专家组成的智囊团的认可，在实际操作中是不是技术上最优化的方案，而决策背后的政治理想等往往会由此被置于次要处置。 “专家治国”的核心观念是强调政治统治应该按照最有效的达成目标、最优化的方案组合和最科学的专业管理的模式来进行，在“专家治国”看来，通过自由的民主辩论和平等对话来达成共识或者实现决策目标，既费时费力，又成效不高。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层面的危机，在“专家治国”看来，并不是资本主义所追求的价值观念和基本政治制度所导致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层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管理的不科学，因此，必须从技术方面不断优化完善科层制度，通过引进更为先进工艺的手段来实现科学有效的管理，从而提高行政的效率。总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体现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民主，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让位于强调目的合理性和效率优先的科层制度， 专家的意见和决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行其道，为了更有效地达成目标，广大公民逐渐放弃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辩论和理性批判，转而盲目的听从专业人士的建议；在国家最基本的领导人选举方面，民众现在主要考虑的是被选举人是否具有治理国家的专业技能，而不在关注他的政治理念，因而传统体现公民政治意志的民主选举完全沦落为决定哪个专家来管理国家更有成效的机械化投票形式。 （3）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喧嚣尘上，公民的民主意识日趋淡漠。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架构是强调技术至上、效率优先的科层制，依靠技术手段进行经济、社会及国家政治层面的管理成为共识，技术的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科技的进步俨然是生产劳动子系统中关键的推动因素，从而制造出消解了“劳动价值论”的假象；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凭借这些财富，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广泛的福利制度来补偿、援助广大民众，从而让他们认可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前具有批判意识和革命精神的民众，可能沉湎于各种物质享受，而不再关注人的自由和解放等革命理想。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不再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传统价值观念，而是以专家治国和科层制为信条的技术统治论。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形态主要借助思想文化上的说教来为自己宣传和辩护，技术统治论的辩护模式是：因为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高度发达，民众生活舒适安逸，以前的无产者现在都成为中产阶级，阶级矛盾因此也“消失”了。但是，“这种技术统治的意识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按照目的理性活动的系统模式建立起来的制度框架，作为一种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联系，它的解体只是以牺牲十分重要的、能够实行人道化的方面为代价。”[6]75技术统治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直接后果是让广大公民不再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热衷于民主政治和革命理想，而是更多的关注眼下的物质生活，享受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大多数公民已失去了政治理想，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也越来越淡漠，沉沦为“非政治化”的物质人。 （4）公共领域的民主功能失效，沦为国家掌控社会的工具。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处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公共领域，一方面保证公民能够就国家和社会事务展开公开的讨论，相互之间进行平等对话，并能通过公共舆论保持对国家的批判张力；另一方面也为议会、选举等制度化的民主提供基本的组织原则。但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由于政府的干预不断加剧，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相应同步发生，于是，公共领域出现了结构转型。晚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已经丧失了早先的公平性原则，也无法一视同仁的面对所有公民，因为为了社会的有效管理，不同利益代表的政党和各种社团组织已经渗透甚至控制了公共领域，普通民众无法通过公共领域开展理性讨论和公开批判，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不仅杂志、报刊等传统媒介被公共权力机关以及某些独特个人或利益群体所控制和操纵，到了20世纪，政府还控制电影、广播和电视等新兴传媒，从而牢牢控制了公共领域。所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传媒不再隶属于私人领域，也无法摆脱公共权力的渗透和影响，公共领域倒退为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控制社会的强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M].胡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J.Habermas.Theory and Practice[M].Beacon Press，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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