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对日主张比较 |
| 范文 | 袁成亮 摘要：“九·一八”事变前后，围绕对日军事上“抵抗”还是“不抵抗”，外交上“交涉”还是“不交涉”，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意见并不一致。张蒋在上述问题上意见分歧也是其出发点不同所致。张学良是出于救东北之考虑，而蒋介石则是出于维护自己的统治乃至从张学良手中收回东北控制权之考虑。张蒋关于“九·一八”事变对日主张之争之所以总是以张学良服从蒋介石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在于张学良“抗日须全国一致”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张学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对日主张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11-0057-05 在当今有关“九·一八”事变的著作及论文中，张学良的名字总是与“不抵抗”三个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前，面对日本在东北日甚一日的挑衅，张学良曾向蒋介石提出“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只因蒋介石反对而作罢。“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关于是否对日交涉问题上，张学良与蒋介石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张学良主张对日“直接交涉”，蒋介石则对日采取“不交涉方针”。“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对日主张为何会出现上述分歧？他们之间对日主张之争为何又总是以张学良服从蒋介石而告终？本文试就此作一论述，不足之处，敬请同行指正。 一、“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武力确保东北”主张与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 1931年夏，日本一方面利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在国内掀起一股“膺惩张学良”的浪潮，另一方面积极为武力解决所谓的满蒙问题积极备战。面对东北日趋紧张的局势，蒋介石南京政府却无动于衷，不做丝毫防备。这使肩负东北国防重任的张学良大为不安，也甚为不满。1931年7、8月间，张学良接连电告蒋介石： “东北之安全，非籍武力无以确保。”“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事既关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东北是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赖以生存的大本营。面对日本在东北日甚一日的挑衅行动，张学良积极备战，提出“武力确保东北”之主张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张学良“武力确保东北”主张，蒋介石大为不安，屡屡致电张学良要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日在东北的挑衅采取“不抵抗态度”。8月16日，蒋介石致张学良“铣电”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9月12日，当蒋介石获知日军即将在东北展开军事行动时，立即赴石家庄对张学良说：“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蒋介石在事变前屡屡要求张学良对日不抵抗，并对张学良“武力确保东北”主张显现出异乎寻常的焦虑，这与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在国内也面临着严重统治危机，一方面被他视为“心腹之患”的中共势力迅速崛起（其时，中共已有十五个根据地，红军达到十万人之众），另一方面国民党内各方反蒋的代表人物孙科、汪精卫、许崇智、陈友仁、李宗仁、陈济棠等也都集结在广州，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分庭抗礼。面对中共势力迅速发展及反蒋势力如火如荼的倒蒋活动，为全力“安内”，蒋介石决定对日取“和平”办法。在蒋介石看来，此时东北对日开战，不但会削弱其自身的“安内”力量，而且抗日所激起全国抗日情绪会给中共及反对派势力以发展壮大之机。1931年7月13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转电张学良：“中央现时以平定内乱为主，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在蒋介石屡屡告诫和劝说下，张学良遂将“武力确保东北”主张束之高阁。9月6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吉林督办张作相、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不仅如此，张学良还于事变前下令收缴北大营官兵军械。“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学良对记者称：“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学良在事变前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并将这个政策宣示东北军全军。但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却又连电蒋介石“请示办法”。9月24日，张学良在致王正廷电文中谈及当时情形时称：“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里官方就是“蒋介石”。前项命令即指8月16日蒋介石发给张学良对日不抵抗之“铣电”。关于此点也可从东北军将领冯占海秘书孙德沛回忆文章中得到证实。该文引用了1935年8月一次宴会上张学良对东北军将领发表的即席讲话，张学良在这次讲话中称：“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称我为‘不抵抗将军，我蒙受如此不白的耻辱，我为什么不抵抗，苦衷难言。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我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电文的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既已屡屡告诫张学良无论发生什么事，对日一律“不抵抗”，张学良在事变后却仍然向蒋介石请示对日办法，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张学良内心深处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起而抗日的企盼。这也是他事变后内心经常纠结游移在“抵抗”与“不抵抗”之间并积极支持民间抗日活动原因之所在。9月23日，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研究局势，于学忠在会上说：“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但第二天晚上，张学良又单独与于学忠谈话，称对日抵抗之事“候候再说”。 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与日“直接交涉”主张与蒋介石对日“不交涉方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在蔣介石要求下放弃“武力确保东北”主张，执行其对日“不抵抗政策”后，便将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在对日“直接交涉”上了。关于此点，我们从事变后张学良所采取一系列措施中不难看出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身在北平的张学良致电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次日又召见日驻华代办矢野，并令张作相派员赴沈阳与日进行交涉。 张学良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积极寻求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来解决事变，这与他当时看不清日本政府侵略真面目，相信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希望通过中日“直接交涉”使事态得以“不扩大”之心态是密切相关的。1983年9月28日，他在接见日本记者谈及当时想法时称：“日本国内有许多问题，有俄国条件，这样做对日本不利……我想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 张学良对日“直接交涉”解决“九·一八”事变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强烈反对。因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日政策除了军事上“不抵抗”外，在外交上对日所采取的政策就是“不交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為免国际插手事变的处理，时任日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奉日本政府之命向中方提出对事件通过两国“直接交涉”来解决之要求。但日方“直接交涉”要求遭到南京政府的断然拒绝。9月21日，宋子文对前来寻求交涉的重光葵称：“中国绝对不与日本进行直接谈判。”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之所以采取对日“不交涉”方针，一方面是为向外界及公众表示南京政府对国联“依赖之专”，更深层次原因也是出于对东北问题“根本解决”之考虑。 自1928年12月东北易帜以来，东北虽然悬挂起青天白日旗，但实际上蒋介石南京政府对东北鞭长莫及，东北（包括热河省）实际处于张学良掌控之下，这也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蒋介石来说也是“东北收权”之良机。他在9月23日日记中写道：“此亦为外交之转机，亦为国家统一之良机。”很显然，蒋介石一方面希望重演1927年国际解决日军侵占济南事件之一幕，即借英美等列强干预使日本撤兵东北，另一方面趁日军撤兵之机将东北收归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以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蒋介石三令五申要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同时，还千方百计阻止张学良与日本“直接交涉”，以避免张学良与日方签订任何不利于南京政府日后收回东北的协定。事变发生第二天，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 对于蒋介石要其停止对日一切交涉，张学良并不认同，并继续同日方外交人员进行私密交涉。蒋介石获知内情后，自然也是焦急万分，屡屡告诫张学良不要与日交涉。9月22日，蒋介石以严厉口气致电张学良：对于日方交涉要求须“严加拒绝，不留余地。”“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除了致电张学良要其不要与日交涉外，蒋介石还于23日对张学良代表万福麟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 在蒋介石一再严令下，张学良最终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蒋介石对日“不交涉方针”。他在9月28日接见北平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代表时称：“关于外交问题，必听中央政府指挥，决无自行办理之事。” 三、国联“公理解决”失败后，张学良“武装抵抗”主张与蒋介石对日继续“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对日“不抵抗”“不交涉”政策，并将此事完全托付国联“公理解决”。蒋介石这个政策实际上在事变前就已确定，即如日军对东北发动进攻，就将此事托付国联“公理解决”。“九·一八”事变发生前，1931年7月6日，张学良根据蒋介石之令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对日“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依赖国联“公理解决”也从后台走向前台。9月21日下午，蒋介石从江西回到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委员会，决定对事变采取完全依赖国联“公理解决”政策。9月22日，蒋介石发表演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以待国际公法之判断。” 尽管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公开亮出国联“公理解决”旗帜，将事变完全托付国联，但实际上他本人对此并无多大信心。9月23日，蒋介石对张学良代表万福麟称：“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北问题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蒋介石这番话中“尚有公理”“不如委诸”“尚或有”之用语其实也是其依赖国联公理信心不足的一种反映。既然对国联“公理解决”信心不足，却为何又对外竭力宣传国联“公理解决”“九·一八”事变之“必要”与“可行”呢？实际上，蒋介石此策除了对国联“公理解决”抱有“不确定”的希望外，也是为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对日“不抵抗政策”而打出的一张“宣传牌”“挡箭牌”，即将公众情绪和注意力由要求蒋介石南京政府抗日引向“国联公理”解决，便于他继续“安内”，同时也可为其对日“不抵抗”“不交涉”寻找一个理由。“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外解释其对日“不抵抗”理由时说：“倘若抵抗，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在国际上就不好说话了。” 虽然蒋介石在事变之初大造国联“公理解决”的声势，张学良对此却是没什么兴致，当时他还是将解决事变希望寄托在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上。但随着时局发展，关东军在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张学良对日本政府控制关东军的幻想也化为泡影，在此情形下，张学良转而又将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屡屡强调的“国联公理”上。张学良这一转变与美国及国联对日态度变化是密切相关的。1931年10月8日，日本违背日美关于“日军行动不超过锦州以北”的密约派机轰炸锦州后，一直对日“友善”的美国态度突变，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当即召见日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就日机轰炸锦州提出强烈抗议。与此同时，美还一反前态决定与国联“合作对日”，并派美驻日内瓦总领事基尔伯特参加国联理事会有关中日问题会议。国联见状也抖起精神，一反从前软弱之态，立马跟进“强硬”。美国及国联的上述表现使张学良对国联“公理解决”信心陡增。10月11日，辽宁省代主席米春霖（字瑞风）就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谈判一事派代表张振鹭前去北平向张学良请示，张学良对张振鹭说：“告诉米瑞风，不要理他，现在国际联盟震惊，不许日本胡闹，要制裁他们。”10月24日，当国联作出“关于日军须于11月16日前完成撤兵”之决议后，张学良对国联幻想就更加严重了。 然而，张学良对国联“公理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幻想并没有维持多久。锦州事变后，尽管美国及国联对日态度转趋强硬，但也只是限于“口头警告”与“会议决议”，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国联见状对日态度也转趋软弱，英国官员还对米春霖称：“国联本身无实力，仅能调解，不能强判执行。”美国及国联对日态度转变，尤其是10月26日日本政府关于“不履行国联撤兵决议”彻底打破了张学良依靠国联“公理解决”的幻想，他痛悔自己在九·一八事变后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希求事态不扩大（即对日本政府抱有幻想），一个是依靠国联。” 随着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重回“武装抵抗”一途。1931年11月5日，日军侵犯黑龙江嫩江桥，张学良电令马占山将军“力图自卫，设法抵御”。与此同时，张学良还请求蒋介石“迅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河一带”支持东北军抗日。但蒋介石依然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这使张学良很是不满。1933年2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时至今日，我忍无可忍，惟有武装自己，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日军占领承德后，張学良对前来保定的蒋介石说：“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 对于张学良的抗日要求，蒋介石置之不理。不仅如此，为平息国人对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愤怒，蒋介石还要张学良作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引咎辞职。下野后张学良对此悲愤不已，他沮丧地对王卓然说：“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由上述可见，“九·一八”事变前后，围绕对日军事上“抵抗”还是“不抵抗”，外交上“交涉”还是“不交涉”，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意见并不一致。张蒋在上述问题上意见分歧也是其出发点不同所致。张学良出发点是出于救东北，而蒋介石则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乃至从张学良手中“收回”东北控制权之考虑。尽管张学良与蒋介石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各异，但结果都是以张学良服从蒋介石意志而告终。究其原因，这与张学良“统一御侮”“抗日须全国一致”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出身于军阀之家的张学良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军人。他成长的岁月正是国内军阀混战不已的年代，他也由此认识并切身体会到军阀混战给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时也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以可趁之机。正是这种认识与体会，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种种暴行最终使他产生了“统一御侮”的思想，并由此对军阀内战产生了厌恶情绪，认为只有国内“和平统一”，才能抵御“外侮”。1927年5月30日张学良在写给弟弟张学铭的信中说：“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而无恨也……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幸福，不能为个人荣华富贵也。”“统一御侮”也是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思想基础。东北易帜前，张学良就曾对人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东北军将士谈及为何放弃先前“武力确保东北”之主张而屈从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时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会见《大公报》记者时称：“即使在前抵抗亦无不可，惟须举国一致，绝不能使东北三旅之众作无谓牺牲。” 张学良“统一御侮”“抗日须全国一致”思想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抗日力量，将抗日御侮重心放在蒋介石南京政府身上，认为只有蒋介石抗日才算全国抗日，抗日才能成功。如果蒋介石不抗日，地方军队无论如何抵抗都是徒劳的。张学良依蒋抗日这一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这也是他与蒋介石打交道过程中，特别是在中东路事件处理过程中得以强化的一种“自我认识”。1929年7月，张学良在蒋介石挑唆下宣布收回中东路，并驱赶苏联在中东路势力，由此导致了东北军与苏军“中东路之战”。东北军对苏军开战后，满心希望蒋介石前来支援的张学良等来的却是蒋介石作壁上观。结果，东北军被打得大败只得单独与苏谈和签订了《伯力协定》。这次事件使张学良更加相信，要“御侮”没有蒋介石支持是行不通的。他曾对人说：“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和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名义对付我们。” 正是囿于以蒋介石抗日为重心的“抗日须全国一致”思想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后，尽管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主张各异，但最终均以对蒋介石妥协而告终。1936年底张学良在西安发动“逼蒋抗日”（而非“反蒋抗日”）的“西安事变”也是这一思想在行动上的延续。 张学良“统一御侮”“抗日须全国一致”思想虽存在着以蒋介石南京政府抗日为重心，忽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力量的缺陷，但其中所体现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意识”却是值得肯定的。1931年12月27日，张学良曾就东北易帜事件发表谈话称：“予与蒋总司令合作甚为困难，然余现在则服从之，何也？为大局着想也。”张学良当时所说的大局即为“中国统一，防止日本人分离东北阴谋得逞”而言。正是为“大局”着想，张学良不顾日本反对易帜归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之“为大局着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其爱国思想之另类体现。事实上，张学良也为“大局”牺牲了个人利益乃至个人自由，成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西安事变”后又成为蒋介石“阶下囚”。对于张学良这种爱国情怀，《大公报》著文称“其富于爱国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责任编辑：李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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