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将西班牙内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的合理性 |
| 范文 | 刘文庆 郭蕊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视为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俞金尧先生的“三一说”的合理性值得商榷。而从意识形态的对抗、西班牙内战后的欧洲格局以及希特勒在西班牙的得失三方面来考察，笔者认为将西班牙内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更为合理。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西班牙内战 中图分类号：K152? ?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11-0096-03 一、俞金尧“三一说”存在的问题 俞金尧①先生认为，进入20世纪后世界整体性的特点相较于之前更加明显，以全球史观来看20世纪20、30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它们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意义”。[1]但是，以全球史观来看，“九一八”事变中，除了中日双方以外，李顿调查团介入，虽然得 出了日本为侵略一方的结论，但是并没有得出事件继续恶化的结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这一行径，没有引发两国间或者世界性的冲突。日本的野心在国联的关注下有所收敛，并且日本对中国的进逼势必触犯英美的在华利益，美国在中国倡導门户开政策，日本与之相悖的行为必然招致美国的不满。以日本当时的军备来看，并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由于惧惮英美的实力，日本被迫做出了一些和平的姿态，尽管这种姿态仅仅面上的。 以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日本出于贸易与战略资源购买的考虑，更是不敢贸然破坏英日、美日关系，考虑到与英美国家的实力对比、英美国家的对外政策，日本在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前，反而受到这种国际关系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又维持了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相对稳定的东亚格局。与此同时，德国在1931年还没有开始扩军备战，在“九一八”事变这个事件点上，法国随时都有可能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扼住德国的手脚。此时，希特勒还未上台，更是无法推行一系列的备战行动和领土扩张政策。而意大利更是处于一种观望状态，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动也是发生在此之后的几年。在这一时期，意大利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即使以全球史观的视角来看，“九一八”事变仍然是一个地区性事件。它虽然影响了东亚国际关系的格局，造成了地区的局势动荡，但远未引发世界性的大规模冲突。人们当时更多的认为这是一个孤立事件，没有证据表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岁月里会爆发世界性的大规模冲突。因此，将“九一八”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的前奏更为合理，将之作为二战的起点有些牵强。 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20世纪被称为“整体世界史”时期，但这种整体性并不是在20世纪一蹴而就的。这种整体性从1500年之后就明显加速形成。17世纪30年代战争期间荷兰远征舰队袭击西班牙的殖民地包括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转变为第一次全球性战争，此时的世界整体性就已经初露端倪。至19世纪末，由于交通运输与工业制造能力的迅猛发展，全球的联系性日趋紧密，利益往来与冲突也不断增多。甲午战争恰好发生在这一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整体性影响丝毫不亚于20世纪;这一中日之间的地区性事件涉及的却不仅仅是两个国家，这还涉及到英、俄、法、德、美等世界主要列强的利益，“三国干涉还辽”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很难断言因为20世纪的整体性更加明显，“九一八事变”相较其他时间点更早，就以“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 其次，俞金尧先生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其世界扩张计划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具有世界性意义，“中日之战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一场民族战争，又具有反法西斯的世界历史意义”。[1]但是中日之战，源于什么时间呢？显然俞金尧先生认为中日之战源于“九一八事变”。但是，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争夺的焦点就已经是中国东北的南部。再往前追溯，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已经以武力谋求辽东半岛，以此作为向中国内陆扩张的跳板。日本方面在明治维新前后，就已经有了向中国、朝鲜扩张的萌芽，“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2]5“海外雄飞”[3]论和“大东合邦”[4]论的相继出现都证明了日本对世界的扩张思想的出现要早于20世纪，早于日本法西斯的兴起与上台。到19世纪70年代，日本相继侵略台湾、琉球都是其扩张思想的体现。因此，如果将中日之战看作是一场民族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起点应早于20世纪，甚至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时期，因为甲午战争在国际上也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并且中日两国从局部冲突到全面战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可以把1895年到1945年的中日50年战争视为一个整体。在这50年中，日本侵占中国的政策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分步骤吞并消化中国领土，提高日本自身的战争潜力，进而完全吞并中国。五十年中的间歇期，被日本用来争取有利的国际态势，排除列强的干涉，尽力备战。间歇期间也曾使用和平手段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比如“二十一条”的制定，基本上要求对中国的完全控制。所以这场民族意义上的中日之战的起点远早于“九一八”事变，把甲午战争作为中日之战的起点更为合适。但是甲午战争不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而且1895年这个时间点已经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自然无法将其作为二战的起点。 再者俞金尧先生认为二战是一个过程性事件，从开端到结尾有着不断的演变，但有一个主题是永恒的：“反法西斯的主线贯穿始终”。[1]如果将“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那么中国自“九一八”事变起至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前的抗争该如何界定？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法西斯在日本的统治地位还没有确立，直到1932年“五一五”事件，首相犬养毅被杀，日本政党内阁才宣告结束。到了1936年，皇道派发动的政变被统制派镇压后，以统制派法西斯为核心的军部势力才彻底掌握日本的各项大权，日本也彻底的成为了法西斯化的国家。因此，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发展轨迹来看，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时，中国反抗日本的斗争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但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二二六”事件之间的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东北抗联的抵抗该如何归类？这一时期，日本法西斯势力尚在发展之中。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抗争是否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仍然值得商榷。因此俞金尧先生的“三一说”存在着漏洞，将之作为二战起点仍然值得商榷。 二、将西班牙内战作为二战起点的理由 相比于以往关于二战起点的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将西班牙内战作为二战的起点更为合适。理由如下： 第一，20世纪的全面战争与意识形态关系紧密，用库尔斯的话来讲“事实上，20世纪的明显特征是通过这两者的相互影响形成的。”[5]从交战双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战争，自由主义的欧洲，对抗“军国主义”和“普鲁士主义”的欧洲。[6]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崛起。到了20世纪30年代，意识形态因素再次成为焦点，自由主义再次遭到了挑战。“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意识形态体系在欧洲争夺主导权。”[7]1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自由主义国家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结盟，以此对抗德意日法西斯阵营。所以，二战也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西班牙内战正是法西斯主义与前两种意识形态首次交锋的载体。佛朗哥发动叛乱后，为了尽快赢得战争，便向德国和意大利求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则向佛朗哥援助了大量人员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西班牙共和政府则得到了苏联的官方援助和来自英、法等国家的民间志愿者的支援。因此对很多人来说，西班牙的战事从一开始就不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内战，而是被看作为20世纪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战争。[7]1在1936年这个时间点上，德国和意大利毫无疑问处于法西斯意识形态之下，虽然弗朗哥政权的性质有待商榷[8]，但毫无疑问是带有法西斯性质的，这三者属于同一阵营。西班牙共和政府，国际纵队志愿者，以及来自苏联的支援无疑是分属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阵营。三种意识形态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厮杀，这是“九一八”事变、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等事件所不具备的特性。从反法西斯这个层面来讲，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的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因此从意识形态的对抗层面来看，将西班牙内战作为二战的起点是合理的。 第二，1939年4月，佛朗哥掌握了西班牙政权，这场“内战”终于结束了;但是它深刻影响了欧洲的格局。首先使得法国的处境更为不利，法国被法西斯国家三面包夹，法国政局动荡无序，左派与右派之间斗争不断。这在一定程度上牵扯了法国的精力，导致法国无暇顾及自身以外的事情。另一方面，西班牙内战彻底把意大利推向了德国，在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发生冲突之后，英法一度希望与意大利和解，时任英国外务大臣的霍尔认为，“在地中海地区，一个友善的意大利对英国和通往远东路线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可以免除在法、意边境部署军队。”②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甚至认为，为了孤立希特勒，拉拢墨索里尼，可以将土地转让给意大利，包括英属索马里。[9]91但是西班牙内战暴露了英法和意大利的矛盾，“意大利清楚地认识到，同德国并肩对付西方国家是有利的。”③1936年9月，墨索里尼同意齐亚诺访问柏林，并声称德、意两国对国际问题的讨论不仅标志着两国的团结，也标志着两国将采取共同政策。④同年10月，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到了柏林，随后与牛赖特签订了条约，柏林——罗马轴心形成。德意两国初步结成同盟，“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最终使墨索里尼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8]到了1937年，意大利更是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因而，西班牙内战成为德意两国结盟的开端，德、意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在1940年法国战役时，意大利虽然在战局进入尾声时才加入战斗，但在客观上还是分散了法国的力量。在苏联与德国开战之后，意大利也派出了军队去帮助纳粹。反观英、法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表现，伦敦和巴黎方面明知德、意出动军队帮助佛朗哥，却仍然多次和罗马、柏林谈判，以此确保“不干涉”政策的实施。英法的政治家被希特勒视为“小蛆虫”，足可见希特勒的对英法的蔑视。绥靖政策不仅无法满足德国的胃口，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征服野心。 第三，考察希特勒干涉西班牙内战的收益，亦有助于我们认识西班牙内战的地位。从军事方面来看，希特勒为了锻炼部队，向西班牙派出了大量使用新式武器的部队，包括有名的秃鹰军团。在西班牙，德国人获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包括将性能陈旧的战斗机更新换代，Me-109型战斗机成为一直到二战结束时纳粹空军的主力机型;用运输机运送兵力，改变战略态势;发明了四机编队战术，这一空战战术仍然为现代空军所延用;空地协同、空海协同、俯冲轰炸这些新战术思想在之后的波兰战役，法国战役等都有体现。[10]因而，西班牙成为了纳粹的练兵场和武器试验场。从政治方面来看，一是希特勒获得了天然两个盟友。1939年英法向德国宣战之后，西班牙表示了“中立”。然而佛朗哥给予了纳粹一系列的帮助，包括给德国舰船提供补给、稀有金属等重要战争物资，为德国情报部门大开方便之门。[11]这些帮助一直持续到第三帝国倒台。德国和意大利的结盟问题前文已论，在此就不赘述了。二是西班牙发生的战事转移了欧洲政治家的注意力。西班牙内战之前，欧洲的政治家关注着第三帝国的越来越激进的外交政策。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转移了这些注意力。希特勒深知这一点，他曾对他的将军们说“从德国的角度出发，佛朗哥百分百的胜利并不令人期待。我们倒是愿意战争继续下去，保持地中海的紧张局势。”⑤希特勒利用这一时机，在中欧获得了巨大的外交胜利。[7]2在西班牙内战的3年中，希特勒不仅吞并了奥地利，灭亡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慕尼黑协定》的缔结，让第三帝国有了分化英法和苏联结盟的契机。1939年的苏联与德国的一纸秘约，不仅决定了波兰的命运，也解除了德国进攻英法的后顾之忧。这一连锁反应的肇始，都可看作是源于西班牙内战。 三、结语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20世纪的全面冲突是由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引发。而反法西斯是二战的特性，西班牙内战则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首次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载体。在世界整体性的背景下来观察法西斯，如果任何反抗法西斯的行为具有世界意义[1]，那么西班牙内战的世界性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从西班牙内战的影响来看，正是西班牙内战造成了英、法、苏等国的被动局面。希特勒获得了有利的国际态势，不仅牵制了英法，更获得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两个盟友，德、意双方在西班牙首次联动。同时也正是在西班牙内战的第二个年头，德、意、日签订了防共协定，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进一步走向了同盟。而这一切有利于希特勒发动进攻，这才有了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1940年的法国战役。二战的规模不断扩大，而这一切的演變都源于西班牙内战。 所以综上，我们认为应将西班牙内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注 释： ①俞金尧先生现任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欧近代经济社会史、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俞金尧先生曾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发表的论文《中国抗日与二战的开始》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战也是反法西斯性质的，以全球视野来看，应将中国抗战的起点——“九一八”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②13.Viscount Templewood （Sir Samuel Hoare ），Nine Troubled Years，London：Collins，1954，p.153.转引自Sobocinski.Harvey Joseph，“Dividing the dictators：the Italian dimension in Britains policy of appeasement，1933-1940，”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1980，p.89. ③《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172页。转引自威廉·夏伊乐：《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董乐山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284页。 ④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Duce and Herr Frank，23 September 1936，Cianos Diplomatic Papers，1936-1942，ed.Malcolm Muggeridge，trans. Stuart Hood，p.44.转引自Sobocinski.Harvey Joseph，“Dividing the dictators：the Italian dimension in Britains policy of appeasement，1933-1940，”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1980，p.163. ⑤《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37页。转引自威廉·夏伊乐：《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董乐山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283页。 参考文献： [1]俞金尧.中国抗日与二战的开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 [2]刘惠吾，刘学照.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3]孙立祥.“海外雄飞论”的引领与日本扩张道路的选择[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4]严绍.幕末的“宇内混同说”与明治时代的“大东合邦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潮研究[J].日本学刊，1997（1）. [5]（美）库尔斯，朱雅文.20世紀的战争、和平与意识形态[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2）. [6]罗伯特·卡根.强人政治回归[N].华盛顿邮报，2019-03-29. [7]Tanner，Stephen William.German naval interven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as reflected by the German records，1936-1939[M].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1976. [8]倪学德.近年来国内关于二战时期西班牙中立问题的研究[J].历史教学问题，2016（3）. [9]Sobocinski，Harvey Joseph.Dividing the dictators：the Italian dimension in Britains policy of appeasement，1933-1940[M].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1980. [10]谢学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西斯德国的空军建设[J].军事历史，1990（3）. [11]金重远.评佛朗哥在二战中的“中立”政策[J].世界历史，1991（6）. 作者简介：刘文庆（1990—），男，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单位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郭蕊（1996—），女，汉族，甘肃省酒泉市人，单位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责任编辑：王宝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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