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国风》与古韩国三国时期民谣比较研究 |
| 范文 | 吕娜 金玉花 摘要：通过对《国风》与古代韩国三国时期民谣的比较分析发现，两者的内容都有情诗、爱国诗、劳动诗和悼亡诗，《国风》中爱情诗所占比重大，古代韩国民谣与佛教有关的内容多。在爱国诗中，风诗多表现战士的勇气与豪情，韩国古代诗歌多是对花郎爱国情怀的赞扬。在艺术手法方面，都运用赋比兴手法，韩国风谣中赋手法使用多。在意向表达方面都用水象征离别，用黄鸟象征爱情，用明月、花朵来象征高洁与美好。这是因为两国的先民都以农耕为主，对土地和自然有着崇拜和热爱之情。《国风》的意象对象范围更加广泛和丰富，这与其自然地理环境有关。 关键词：《国风》;韩国古代歌谣;社会生活;人文面貌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3-0116-03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承载着古老的记忆，其艺术精神和价值追求为后来的古典文学所延续。《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出自各地的民谣，最能表现当时的社会民情，是《诗经》的精华。 民谣是民间流行的、富有民族、地域色彩的诗歌。民谣历史悠远，内容丰富，其内容有寻常农事，有婚姻爱情，有战争徭役，也有祭祀宴饮和草木虫兽，反映了民众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折射着社会变迁，是民间日常生活及情感艺术的写照与再现，因此，自古中、韩两国统治者都通过采风来考察民情以达到其政治目的。 《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艺文志》中也提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1]1《世宗实录卷18》：“今惯习歌五十余并新罗百济高丽时民间歌谣，犹可想当时政治得失，是有劝诫。”[2]28 在世宗大王创制韩文（公元1444年）以前，古代韩国尚无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因此韩国国语诗歌大量失传，古代三国时期的诗歌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被译成汉文的诗歌，也称汉译诗;二是借用汉字的音和意而记录下来的诗歌;三是只在文献中提到诗歌名称，而诗歌已经失传的情况。本文主要考察古代韩国三国时期的歌谣，因为该时期创作的“乡歌”是专属于韩国民族的一种诗歌类型，具有独特的诗歌艺术形式。另外韩国上古时期的《黄鸟歌》《龟旨歌》与《公无渡河》是流传至今的面貌完整的三首诗歌，也被列为研究对象。 一、中韩古代风谣产生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和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因此，在比较分析中韩两国古代风谣之前，首先要了解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国风》产生的时代背景 《国风》共有160篇诗歌，也称“十五國风”，所涉疆域广阔，其中有的是诸侯邦国，如郑、齐，有的是周王朝属地，如周、召。《国风》大多数是反映周代人民生活状态的民歌，其绚丽画面再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 那么什么是“风”？早在商代，人们就认为上天的意图是由“风”来传达的[1]5。“商人认为风听从上帝的指挥，则风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有意志的自然现象。”[2]西周时期的天命观认为：王朝的兴替，大权在于上天，上天能听到小民的呼声，继而决定把权力交付于谁，因此采集民众的诗歌，不仅可以了解民意，也可以窥测上天的意志。 从经济方面来看，西周以农业生产为主，与前一时代的殷商相比，无论是农具制造还是生产技术都有了很大进步和改善，西周时已经开始生产并使用铁器。周朝的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大力倡导农业生产，这对周朝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农业的发展使当时的民众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同时也促进了其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不用再因采集和渔猎而不停迁徙。稳定的农业生活使得周人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对土地充满热爱，对生活充满希望。 从政治方面来看，周朝统治者在艰苦征战获得政权后，认识到殷商灭亡的原因是政权的腐败和统治者的不作为。因此周初统治者谨记殷商教训，倡导以德治国，王国维曾指出：“殷商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3]周初统治者的这种治国理念，不仅有利于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而且对后世的治国理念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韩国古代风谣产生的时代背景 公元前1世纪末期，在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东北的部分地区陆续建立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形成了古代韩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局面，以前相对零散、各具风格的区域传统文化开始相互作用、互相交融，并不断持续发展。这一时期产生了独具韩国民族特色的诗歌形式——乡歌。“乡”即本乡本土，以表示其与中国唐朝乐歌——“唐乐”的区别[4]26。当时的韩国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虽然引进了汉字，但只限于贵族和士大夫使用，并没有完全普及。因此在韩国国语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当时的人们创建了“乡札标记法”来进行书写和记录。“乡札标记法”是利用汉字的音、义标记古代朝鲜语的一种方法，后来大学者薛聪对这种记录法进行整理和完善，使其更加统一和正规。 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古代韩国文学艺术的起源也和劳动密切相关。中国史书《三国志·东夷传》中就有相关记载： “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工毕，亦复如此。”[4]6 由此可见，当时的歌舞是用来展现劳动生活以及丰收时喜悦心情的，民间诗歌便是从这种群众性的歌舞中衍生出来的。虽然绝大部分民谣没有流传下来，但从中韩两国的史书记录来看，当时的民谣无论从内容还是数量上看都是非常可观的。 二、中韩古代风谣比较分析 本文主要从思想内容、艺术手法、意象表达三个方面对中韩两国古代民谣进行比较分析。 （一）思想内容比较 从内容来看，《国风》主要可以分为婚恋诗、爱国诗、战争徭役诗、农事诗等几方面，其中婚恋诗所占比重最多。《易经》指出男女结合有如天地交泰，即万物之阴阳相生与人之阴阳相生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5]。《国风》中的爱情诗有些情调轻快活跃，有些则沉重凄凉，如《邶风·谷风》。爱国诗的代表作有《鄘风·载驰》《秦风·无衣》，前者通过许穆夫人的故事表达了主人公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坚强不屈的性格。后者通过讲述秦民奉周王之命抗击犬戎的故事，表现出战士们舍生忘死、英勇抗敌和保家卫国的勇气与豪情。战争徭役诗的代表作《豳风·东山》通过一个远征士兵在归乡途中对从征时艰苦生活的回忆，表达了残酷的战争给人的心灵和生活带来的无尽创伤，《魏风·硕鼠》则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此外，先秦人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热爱劳动，创作了许多讴歌劳动的农事诗，如《豳风·七月》以时令为序，全面生动地描绘了农民依照自然规律而辛勤劳作的景象，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韩国古代风谣主要是关于爱情、爱国、悼亡以及宣扬佛教的。上古时期的《黄鸟歌》是一首经典爱情之歌，表达了高句丽琉璃王对雉姬的无比眷恋之情。三国时期的《薯童谣》也是一首爱情歌，男女主人公勇敢向往并追求无拘无束的爱情，凭借足智多谋和英勇不屈，挣脱了身份等级制度的束缚。《彗星歌》与《安民歌》是爱国诗的代表，前者虽然宣扬了僧人可使国家免受兵灾之苦，但更反映了新罗人反对日本的侵犯和扰乱并进行持续反抗的爱国思想。《安民歌》是新罗王朝的景德王亲自请求名僧忠谈大师所作的，抒发了景德王希望国家太平的一种政治抱负。离别悼亡诗的代表作是《祭亡妹歌》，该诗是月明僧人为悼念其妹妹而创作的，虽然最后两句有佛教的轮回思想在里面，但主要抒发了对妹妹的思念，感情纯朴真挚、悲凉哀伤。古代韩国的乡歌作品中与佛教相关的作品所占数量最多，这与当时的政治以及《三国遗事》的编撰者一然是僧人有关，如《愿往生歌》《千手观音歌》等。 综上所述，中韩古代风谣都有爱情诗、爱国诗、劳动诗和悼亡诗，但《国风》中爱情诗所占比重最大，而古代韩国民谣中与佛教有关的内容最多。究其原因，古代韩国三国时期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但缺乏与自身发展相符的新的文化思想，于是进入了思想文化比较自由、开放的新阶段。公元4世纪上半叶后期，三国依次从中国引入儒教、佛教、道教等先进思想文化，于是古代韩国原有的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佛教逐渐成为统治者维持其社会秩序的精神工具。此外，《国风》中的爱国诗大多表现了战士们舍生忘死、英勇抗敌和保家卫国的勇气与豪情，与之相比，韩国古代诗歌中多是对花郎爱国情怀的赞扬。花郎都是文武兼备、歌舞皆通的书香豪门子弟，他们在新罗强大以及统一朝鲜半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因此赞美花郎作品较多也是韩国古代民谣的一个特点。 （二）艺术手法比较 《诗经》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赋比兴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朱熹在《诗集传》中指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咏其所咏之辞。”[6] 在赋的运用上，《国风》中的《豳风·七月》依照时令和物候的变化，详细地描绘了农夫们一年辛勤劳作的生活景象，体现了依自然规律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的道理，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农村风俗画。古代韩国上古时期的诗歌《公无渡河》很好地运用了赋这一艺术手法，短短十六个字将妻子眼睁睁看到丈夫坠河而死却无力挽回的无奈与悲怆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无任何华丽词语修饰却催人泪下。 在比的运用上，《国风》经常会用一些自然景物去比喻客观存在的人、事和物。如在刻画齐国公主庄姜的美貌时，《卫风·硕人》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来比喻。韩国上古时期诗歌《黄鸟歌》中琉璃王把自己与爱妃雉姬比作黄鸟，黄鸟的成双成对翩翩起舞更增添了诗人的孤独与惆怅。《祭亡妹歌》中诗人把兄妹间的生离死别比喻成同枝上的树叶被风霜吹落飘飞异方，比喻形象生动，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在兴的运用上，《国风》的《邶风·谷风》句首用“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营造了一种阴暗的氛围，预示着矛盾即将爆发以及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韩国三国时期的乡歌《愿往生歌》第一句也是用“明月”起兴，烘托出一种悲凉凄清的氛围。 由此可见，中韩古代风谣都灵活通过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来增添诗歌的艺术效果，更好地表现诗人的情感。与《国风》相比，韩国古代三国时期的风谣中赋手法使用最多，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佛教思想占主导地位、大部分诗歌与佛教内容密切相关的缘故。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古代韩国民谣中用自然景物中的明月、秋风、落叶、黄鸟来进行比喻和烘托，与《国风》中的诗歌有相似之处。古代韩国与中国一样，属于农耕社会，民谣是根植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的抒发，两国的民谣在这一点上是具有同质性的。另外，古代韩国歌谣中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比喻成树枝与树叶很有新意，可谓形象生动。 （三）意象表达比较 《诗经》是生命之歌，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的企盼之歌。《诗经》时代的人们与自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抱有感恩与爱惜之情，因此通过自然景物特别是鸟兽草木来表达委婉的感情和内心的感受，使诗歌富含生活气息，增添了意境之美。在国风的爱情诗中，“水”出现的频率很高，象征爱情的如《鄘风·柏舟》中的“泛彼柏舟，在彼中河”。同时，水也象征着阻隔，如《秦风·蒹葭》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除了“水”，“薪”也是婚姻和爱情的象征。又如葛藤因具有生命力强但必须有所依附的特点，经常用来象征情感方面处于弱势的女子。再如动物类，马在先民的生活中不仅是交通工具，同时还具有政治、礼仪的性质，老鼠象征着奸猾、贪婪的贪官污吏等等。 韩国古代诗歌《公无渡河》中“河”的象征意义是离别、断绝和死亡。《黄鸟歌》中的黄鸟“雌雄相依”，是爱情的象征，是生命欣欣向荣的象征。《赞耆婆郎歌》中，诗人用皎洁的明月、巍然挺立的红松、不畏严寒的花朵来象征耆婆郎高洁的品格。 由此可见，中韩古代风谣在意象表达方面的相同点是用水象征离别，用黄鸟象征爱情，用明月、花朵来象征高洁与美好。古代的中韩两国都是农业社会，先民以农耕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界的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朝夕相处，因此对土地和自然有着崇拜和热爱的情怀。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决定了民谣情景交融的表現方式。不同点就是《国风》中的意象对象范围更加广泛，如木瓜、木桃、葛藤、木槿花、黍、薪、鱼、马、蜉蝣等都可作为象征物。这与“十五国风”所涉及的地域广阔有关[7]。当时的十五国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西起陕甘，冬至大海，北达河北，南到江汉，与之相比，古代韩国则国土面积较小，物种资源不如中国丰富，从地形上来看，韩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面积占约70%。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信息交流。 参考文献： [1]李山.诗经析读[M].北京：中华书局，2018. [2]宋昌基.古代中韩政治风谣比较[Z].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韦旭升.韦旭升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5]曾繁仁.试论《诗经》中所蕴含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意识[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6]崔伟.浅谈《诗经》中“和”的美学思想[J].作家，2008（12）. [7]王燕.论《诗经》的音乐特征与韵律之美[J].语文建设，20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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