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古代文论横向研究的开拓之作 |
| 范文 | 摘要：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建立了以文学批评为考察中心的研究范式。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史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且具良好发展趋势。相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来说，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属于对中国古代文论做横向研究的著述，其着重于对中国古代文论理论体系架构的探索，从问题出发，综合文献，从而对问题的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其学术意图与贡献在横向研究上堪有筚路蓝缕之功，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运用，亦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古代文论；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横向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从出现至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其间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学术成果，今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表现为历史层面的发掘与梳理，即着重于对文学批评历史的考察与分析。其中，这种所谓批评历史的研究又主要体现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之中。从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国内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写作者，主要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黄海章、刘大杰、敏泽、蔡仲翔、成复旺、黄保真、张少康、王运熙、顾易生等。每一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的出现，大都融进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也可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一方面集中体现了该学科的特征及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力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壮大。总体来看，已有的这些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在研究方式上大同小异，主要立足于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做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主要是表现于对每个时代批评家、批评理论等做考古意义上的揭示。具体来看，这种所谓批评的历史，主要包括：以时代为序，考察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嬗变之迹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表现特点；知人论世，立足于政治、文化背景，考察每一个文学批评现象的发生；对有关文论命题和范畴，进行历史的梳理。考察其内涵的发展流变，在不同语境下所具有的价值意义等。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除了作为宏观考察的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之外，在个案研究上更是日渐呈现出繁盛的态势。其中包括文论家的研究，文论典籍的研究，文论命题及范畴的研究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尽管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但释古与还原无疑都是重要的研究出发点，都看重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做出分析与判断。可以说，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基本上建立了以文学批评为考察中心的发展脉络，对古代文论中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审美范畴、思潮公案及时代嬗变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考察梳理，学科体系也获得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从而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并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而且，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首先从史方面入手，对学科的发展无疑具有基础的意义。鉴于上述研究状况，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成为学科的名称。 但是，也要看到，如果仍固守一种研究模式，学术较难以出新。而且，研究模式一旦成型，固然能够彰显自己的特色亮点，但又往往会积重难返，成为学术发展的障碍。近年来，如何建设现代文艺学备受学界关注，其中，挖掘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把古代文论资源运用到现代文艺学的建设之中，更是一些学者探究的话题。因此，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规律乃至于体系建构等方面的研究著述也随之不断出现，这方面的研究可称之为古代文论的横向研究。如果追根溯源，可以发现前辈学者在这方面其实也早有探索，其中，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傅庚生先生可以说是较早地关注到如何建构中国古代文论理论体系的学者。傅庚生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一生中长期在西北大学任教，在唐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上成就显著，所著《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以其横向研究为特色而别开生面。其《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最早由商务印书馆于1946年在重庆出版，次年又在上海出版。据了解，傅庚生先生在1943年写成并同时出版了《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①该书并不是一部简单随意的文学欣赏之作，作者从中力图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特征做出体系架构。如傅先生自己所言：“文学之欣赏，所取资于文学作品者不外为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作品之内容，则不外为感情与理性二者之表现，起之以想象，乃成其为文学。情必持之以理，理必融之以情，乃就其文学之高尚与伟大。余所著论，共得二十有六章，约之以感情、想象、理性、形式四者。”[1]5傅先生从上述四个方面对文学作品的方方面面进行统摄，体系架构的意图十分明显。而傅先生的这种体系架构，也为其《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写作提供了基础。可以说，傅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一定程度上是在其《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更具有理论建构意识。两部著述堪称是“互为表里”之作。② 傅庚生在《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自序》中从创作与批评二者关系的角度指出文学批评的意义：“从事批评者须知创作由于感兴，非循规蹈矩而以为脱椠之文。批评之原理乃自创作中抽绎而出者，虽能摄经纬而辨精粗，独未可范围天才作家之创格。尤不宜自居于指导或裁判之地位，责人之必律己以从我也。从事创作者须知批评之学能以理智控驭感情，就旁观揆度当局，以匡救作家之偏陂，掎摭文体之利病。而其职分尤在辅导读者以了解文学，别有存在之价值。不宜直视为创作之附庸，或指为痴人说梦，以鄙夷批评者之论列也。”[2]1在傅先生看来，文学批评固然是体现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当中，但其还有更为重要的职责，即为读者了解文学提供指导。因此，文学批评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一些批评个案的考察，历史的还原，还应在文学批评的规律、理论上做出归纳与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因有自己的理论建构而能彰显学科的独立性，它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是文学史的附庸。傅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的建设上是别具只眼，表现出鲜明的学科建构意识。基于此，他对以往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其《自序》云：“今时我国从事研究文学批评者，多收集历代文评资料，编撰为史。可以就觇文学评论递嬗之轨辙，及其与文学流变轸軳之迹象。其业云劳，厥功至伟。独惜对于文学批评之原理与问题，短于发抒；间有旁及之者，又不免格于体例，或则简阔其言辞，或则枘凿其篇目，不能予人以明确之概念与因依之准则。研核评论学之往迹，群智兢明夫一端；形成文学史之附庸，无缘蔚萃乎大国。”[2]3傅先生此论更是鲜明地表达了起《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写作意图及方法。试看一下该书的内容框架，除自序外，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绪论，包括文学之义界、文学批评之义界、创作与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略四章，中篇为本论，包括中国文学批评之感情论、中国文学批评之想象论、中国文学批评之思想论、中国文学批评之形式论四章，下篇为结论，包括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三章。之所以设计如此框架，傅先生在自序中亦有明确表述：“上编绪论四章，以为源头。旨多浅显，辞务简明，滥觞而已。中篇本论四章，乃其主流。昔人说辞，已荟萃菁英而罗布其间：创说而可取者尽采之，阶沿而能补苴者偶及之，因袭而无新意者靳不复录。贯穿古今，深达厥思，虽求合符，不强援系。惧为前说所囿，毕虑而别出鉴裁；制其矜奇之心，虚怀而折衷文理。虽为横的论述，于前说渊源所自与影响所及之处，偶尔连类后先，藉以推其源而挹其委。虽为结撰之体，值前说未甚透辟或悖溢理实之时，辄复断以己意，庶以明其贯而畅其枝。殆未尝令有一意含糊，一语妄加者矣。下编结论三章，是其尾闾。取资前人，而自抒所见，析文学创作内外在之因素与衡量之标准，文质之相须与德言之归一。彰往察来，肆其扣槃扪烛之思；通铨兼采，倡为环中辐辏之议。”[2]4如傅先生所说，上篇关于文学、文学批评、创作与批评关系、批评史几方面内容，属于自己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渊源，是作为理论建构的知识背景来加以叙述的，因此，写作中也仅是简要的介绍。中篇本论部分是该书的重点所在。作者意在从感情、想象、思想和形式四个方面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的体系框架。感情论一章，从感情的角度谈文学的发生，进而涉及中国文学批评中关于文学本质、感情的要求、感物而动、文气、乐观与悲观、为情造文等问题的探讨。想象论立足于文学的创造，分别对意境、比兴、风骨、夸饰、灵感、神思、风格等问题作出分析。思想篇一章立足于文学的价值作用，围绕尚用观念，探讨了文学批评中宗经、文道关系、思无邪等问题，从中可见中国文学批评在文学价值作用问题上表现出的以儒家诗教为重要主旨的特征。形式论一章基于文学的表现形式，探讨了用词造句、篇章结构、声律对偶、文体特征与因革、繁简奇正等问题。本论部分，作者不仅于每一章中着意于所论诸多问题的逻辑关联，而且也考虑到感情、想象、思想和形式四个方面的关系。显示出作者意在从感情、想象、思想和形式四个方面来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构建的意图。在写作中，作者使用的多是文学批评史上常见材料。但作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史的梳理，而是要通过这些材料来“折衷文理”，“别出鉴裁”，也就是说，所做的工作的是“横的论述”。下编三章的内容，虽然没有列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主要元素，但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有着重要的补充与辅佐意义。《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一章发掘作者的个性、经历、生活环境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一章，从文学的情感本质出发，在儒家文论尚用思想之外，围绕真善美，探讨了有关文学审美问题。《中国文学之文质观》一章，从文与质入手，探讨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文质关系理论，并从文质双方此消彼长的交替变化中考察中国文学演进的规律。 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一书，反映出傅先生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与认识。相对于郭绍虞、罗根泽等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立足于纵向研究的话，傅先生的研究更是在横向的研究方式，从问题出发，综合相关的文学批评史料，从而对问题的特征进行归纳判断，可以说，该书更具有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研讨的意义。另外，关于傅先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还有两点需要指出，其一，从其对有关的言说方式来看，傅先生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把握显然也在一定程度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其实不仅傅先生，郭绍虞、罗根泽等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有何尝不是如此，在西学东渐，中西文论碰撞交融的时代背景下，用现代的文学观念去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自然也不难理解。其二，缘于中西文论的碰撞与交融，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正风生水起的情势，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应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西方的文学观念，如何正确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等问题表达了深入的思考。傅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下编第三章《中国文学之文质观》中从文学批评史上文质观念的阶段性变化出发，认为文学的发展与新变是历史潮流，并因而肯定了新文学运动“能应时势之需要，改革文学之体制”而“蔚为一代之奇采”的新变成就。但不能因此就进而主张“全盘欧化”，“并文学之形质，一概舍己而旁人。此实骛奇以过正”。[2]221傅先生辩证地指出：“夫生今之时，仍墨守古今文学相沿之成规，不旁察中外文化交融之反应，则止可以因袭与守阙，必不能为谋承先与启后，所谓闭户不可造车也。然若必艳羡外族文化既成之果，蔑视本国文学已种之因，则只宜于介绍与模仿，亦不足语于融会与创作，所谓抽刀不能断水也。今日‘死的文学已成尸居余气，乃仍有人试以‘旧瓶盛新酒，迷恋骸骨，冀幸其复生。不知过去文学已开灿烂之花，结硕大之果，今既时迁世异，文学之形式与内容均有革新之要求，谁经见春风蹔起，落叶重返故柯也？虽然，新的创作自又非整个袭取异域文学之形质所能济也。盖一种民族自有其文学本质上独特之性格，一种语文亦自有其形式上个别之运用。与异族文化综合之后，信可以影响文学，促其革进；然必不可夺胎换骨，强不同以为同也。”[2]221从此论可见，傅先生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体系构建的研究，其目的正是要通过这种研究，彰显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以此为依托，探寻中西文论融合之路，这也是其写作《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一个重要意图吧。 据笔者所了解，相对于郭绍虞等人的文学批评史来说，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自问世以来，却显然较少受到学界的注意。在傅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问世的前后几年中，关于中国文学批评，也堪为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学界对相关成果多予发表评论文章，如郭绍虞、罗根泽等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时就分别有张长弓的《读（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931年《文艺月报》1卷4期），沈达材《陈中凡著<中国文学批评史>》（1933年《图书评论》1卷5期），朱自清《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年《清华学报》9卷4期，蜀翁《读郭绍虞先生的<文学批评史>》（1935年《燕大旬刊》9期，振珮《评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一）》（1935年《学风》5卷），李嘉言《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936年《文哲月刊》1卷7期），许文珊《读（罗根泽）<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1944年《文艺先锋》4卷1期），刘溶池的《评郭（绍虞）、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评论文章，③但耐人寻味的是，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却显得无人问津。④个中原因值得分析，相对于陈中凡、郭绍虞等人的文批史著述来说，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较为晚出，但学术成就的高低显然是不能以时间先后为断。笔者认为，从《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所受到的关注度不高来看，最起码可从中得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学界在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发展时，大多是从有关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上认识该学科的发展历程的。另外，对傅庚生先生本人来说，长期以来，学界对他的关注也主要集中于其以《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欣赏和以《杜诗散绎》为代表的杜甫研究等学术成就方面，以及他主编的《百家唐宋诗新话》和《百家唐宋词新话》等，对其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方面的探索较少论及。 近些年来，随着关于中国文艺理论的重建及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等问题讨论的逐步展开，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开始受到有关学者的关注，如陈良运教授就从如何阐释古代文论，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方面对傅先生所做工作给予肯定：“关于今古学理贯通的问题，即使是古代文论‘自成其理论形态，成为‘我国民族独创性的理论体系，这个工作其实早已在做。1946年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他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以及‘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等问题，已初具体系性质。”[3]黄念然博士认为，“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借鉴现代文学理论，以‘想象论、‘形式论、‘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等理论范式结构其作，在古文论理论体系的现代切换上算是别开生面。”[4]闫月珍博士也指出傅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本论部分是“以感情论、想像论、思想论和形式论为构架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进行归类和剖析”[5]的写作特点。在近些年有关古代文论学术史方面的文章中，《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也开始进一些学者考察的视野。其中，蒋述卓等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一书中，运用较大的篇幅，对其写作特色及优劣得失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如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乃至于整个20世纪的同类著作中，《通论》确实是一部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著作”。与有关以“印证文学史”为主的批评史著作相比，“《通论》则更多的有启于文学理论、比较诗学。因为它是以现代文学理论的视野和方法、以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来建构的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类似于三十多年后出现的刘若愚之《中国文学理论》。傅先生和刘先生的这两部书，对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现代文论建设怎样充分发挥中国古代文论的作用等重大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6]62但也因此，《通论》相应表现出一定的不足，“具有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的文学范畴被分割、套用到某一框架中，使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失去了真实的、生气贯注的具体语境和整体意脉。”[6]62可以说，古代文论中的韵、格、本色等概念范畴是最能体现文论民族特质的元素，如何在横向研究中对这些概念范畴进行准确的把握和处理，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不管怎样，从有关学者的评介中，已可见傅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学术成就及历史地位。这种成就与地位无疑是来自于傅先生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在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与堪为筚路蓝缕的探索。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日渐呈现繁盛的态势，除了不断出现的以文学批评史写作为代表的诸多纵向研究成果外，横向研究的成果也较为可观。其中，值得一提者就如：贾文昭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及美国学者刘若愚所撰《中国文学理论》等著述。这些研究，延承了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的研究方式，反映出著者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上的突围创新意识、当下意识，以此我们也可以反观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 注释： ①参见文怀沙《善以古诗人之心为心的学者：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新 序》，《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言二第3-4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②文怀沙《善以古诗人之心为心的学者：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新序》，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言二第11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③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论资料编选组《中国古代文论论文集》的《中国古代 文论研究论文索引》（解放前部分）712—714页，上海古籍出版1989年版。 ④按：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论资料编选组编撰的《中国古代文论论文集》（上海古 籍出版1989年版），l其中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索引》（解放前部分）只 有载于《图书季刊》1946年7卷1、2期上关于傅庚生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 论》一书介绍的文章目录，关于对该书的专门评论文章不见收录。 参考文献： [1]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M].北京出版社，2003. [2]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M].商务印书馆，1947. [3]陈良运.古代文论的转换是虚假命题吗？[J].粤海风，2003（1）. [4]黄念然.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学术理念——从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谈起[J].复旦学报，2000（6）. [5]闫月珍.文学批评史观念的介入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开端[J].暨南学 报，2005（3）. [6]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M].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5. 作者简介：刘飞，男，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编号：10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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