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语言批评的社会历史向度 |
| 范文 | 摘要：作为自成一格的现代性文论形态，语言批评在对以语言工具论为基干的传统诗学的超越中，辩证把握了文学“语言性”与“超语言性”间的有机关联，对语言之于文学的意义和功能作出了全新的阐释，由此构建了对文学审美活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历史向度。在当代的时代境遇中，准确把握这一维度的基本蕴涵及其问题特征，对于理论批评介入本土的文学和文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语言批评;语言性;超语言性;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得以存身于其中的物质性媒介。这一说法早已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的常识性观念。不过，在对这一关系的具体理解和研究上，传统与现代却有根本区别，它们分别从工具论、本体性层面来看待语言之于文学的价值和意义。[1]对于这一区别，当下常见的解释是：前者的理论重心在于文学的“超语言性”，强调及物因素或“内容”的他律判断;后者则主要关注文学不及物的“语言性”，因而侧重审美形式的自主性分析。事实上，如此这般理解，不仅没有摆脱内容与形式、文本内部与外部间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也从实质上忽略了现代性的文论形态——语言批评是如何理解文学的语言性与超语言性的，进而也模糊了它在文学研究上的问题架构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历史向度。 一 正如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回应那些认为解构修辞研究隔绝社会历史语境、无视文学与文化/政治间关系的指责时所强调的，“情形恰恰相反。……他们（德里达、德曼等——笔者注）都把人文研究和文学理论视作对历史和政治的积极干预。他们与人之所争，唯在于语言在这一介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2]140米勒的这一反驳措辞虽然有其具体的现实针对性，但却有切中要害的普遍意义，使我们清楚意识到：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上述割裂语言性与超语言性之间有机关联的误解的生成，与持论者对于语言批评及其问题涵盖的理论预设直接关联。因为，这一预设实际上已经规定了其提问的具体方式及其可能的答案，即认为当代的文学语言研究是一种关注“词与词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此，不仅将作为文学本体的“语言”局限于索绪尔意义上的抽象形式系统，也将以俄国形式主义为肇始的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等同于语言批评的全部面貌。继而，人为地把20世纪后期侧重“词与事物或主观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3]69的文化批评视为对文学语言研究的颠覆性扭转，或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卷土重来。 就表面来看，这一解释似乎不无道理。可从深层而言，它只是肯定了双方表层的理论诉求，但在实质上却否定了二者并非是在同一平台上来探讨文学语言及其多重属性、功用的发展事实。也恰恰由于此，是否直接与指称物相对应或“及物”也往往成为某些观点判断关注文学的语言性与超语言性的主要依据。其实，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在内的种种语言批评流派，并没有简单地回绝在历史语境、社会文化体制中剖析文学的方式，其对于文学语言问题的探询也并非始终围绕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的路线方向来进行。 从前者而言，即便是坚持“内部研究”立场的“新批评家确实也考察了文本的历史内容和作家生平、社会和文化关切，但是他们的文本分析方法强调的是对文本本身的细读。俄国形式主义者和新批评家相信，每个文本和所有文学作为一个复杂的且有法则控制的形式（文学手法）系统，都是可以分析的，这种分析能揭示文本意义方面大量的客观性。”[4]69换句话说，大多数强调语言分析的理论批评家们都并不否定文学与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反对的主要是那种无视语言媒介的规约影响，以为用自然化的背景解释、作者心灵就能把握文学方方面面的旧习。因为，这种从属于历史文献学的“外部研究”，不仅不能从社会历史层面加深人们对于文学审美活动的认识和把握，而且还会导致几个不容回避的偏离后果：其一，在研究的实际对象层面，仅仅把文学看做讨论宗教、政治、社会和哲学观念的载体，而“诗歌本身本应当成为批评判断的特别对象，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5]53;其二，会把文学研究的类型区别仅仅看成批评方法、主题对象上的差异分类，由此忽略了关注语言问题的文学研究与传统诗学在问题架构上的根本分歧。 虽然在传统文论那里也不乏对于语言的研究或分析——譬如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关注体裁、语式、修辞格等文学常态，也认为它是隐藏于具体作品之后的一般或普遍范畴，但是，在他们那里这种关注却是从属于德里达所说的“在场”之物，即“认为概念和观念很重要，而认为语言不重要，因为他们把语言只是看成用以表达概念和观念（它们被当作某种精神实体，完全与用来表示它们的符号无关）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6]25换言之，传统的理论观念认为作者意图对于描写作品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文学之美外在于艺术或从属于自然美，在文本中寻找、复原作者想表达的意图乃是解释文本的主要乃至唯一的追求和标准。因而，文学语言研究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独立的价值，只是作为指涉自然、“心声（内容）”的修饰性工具，其意义源自它所描述、摹仿与表现的对象本身。 相较而言，语言批评虽然是一个体现了多种批评立场的集合名词，但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立场都把语言维度置于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置，认为文学的特殊的审美属性和意义源自于语言的构造并由此得以呈现，这种显著标识使其成为与其它的书写形式相区别的艺术种类。因而，语言批评以对文学与语言关系的问题研讨作为其理论批评得以生发的基石。从理论实践来看，它也的确是以此为依据阐述其有关艺术的性质和价值的理论、原则和宗旨，并将这些理论原则应用到作品的分析之中。 但就后者来说，语言批评的各个分支对于“语言”或文学的语言性质之理解和实践，实际上是朝着不同方面发展的，并非滞留于语言本身的形式领域。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在此之前的理论派别主要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基础，关注语言本身的自然属性对文学艺术自律的规定性，从形式、词义和结构层面来读解文本相对于历史与心理的独立性，认为文学文本的价值即“文学性”。而在此之后的解构/后结构批评思潮则强烈意识到前者视域的狭隘，从语言哲学尤其是言语行为理论中汲取灵感，以之作为平台来探讨文学的语言活动与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之间的共谋互塑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构成对文学和文学活动的多维制约。 事实上，仅仅在古典美学的镜像认识论、方法论范畴之中，我们不仅难以真正理解语言批评相较于传统诗学而言的理论超越性，也无法科学思考文学语言问题的立体存在与中心位置。譬如说，在时下诸多的大学文论教材中，语言批评往往被描述为一种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读解文本的形式构造及其内部联系的固态化方法，其据以对文学展开语言分析的问题架构却被有意无意的省略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仅误读或曲解文学语言研究话语的发展态势和理论构成，无法理解所谓的文化批评为何将文学艺术置于社会、经济或政治语境分析中，对其进行更为宽泛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同时，也使得语言批评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历史向度被遮蔽。这一点，在学界将其转译为服庸于“文本形而上学”的各种流行命名——诸如“语言学批评”、“形式主义批评”、“西方形式美学”与“文体批评”——之中亦得到了清晰展现。 二 结合上述两个层面来看，当代文学理论对于“语言”的走入与走出，恰恰是建立于语言观念的不断深化之上的。由此，它对文学/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的把握超越了“内容/及物”与“形式/不及物”的简化窠臼。相应的，20世纪后期的文学研究虽然批评操作上使用林林总总的批评方法，呈现出关注“语言之外”诸多事物的理论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诉求于机械因果论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复辟，反而是因为认识了文学作为语言实践活动的属性功能。 这一点，恰如本维尼斯特在反思、质疑索绪尔式的理论模式及其局限时所指出的，语言研究完整的核心话题“一边是语言，所有的形式符号，遵循着严格的程序，分成各个种类，组合为结构和系统;另一边是语言在鲜活的交流中的显现”[7]197。换言之，语言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语言的历时性繁衍或共时性结构，而且是社会交流和价值交换过程中活生生的集体性言语行为，即福柯所说的“话语”。同样，文学文本没有任何先验所指，它的意义取决于文本、读者以及文本与读者那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因而，文学理论应当兼容所谓的“语言性”和“超语言性”，既要追问一个既定的文本究竟说了什么、想说什么“对象”，亦要注意到它怎样为语言文化所建构以及因之所生成的全部可能性影响。 在具体的批评实践层面，二者的现实兼容往往是通过有着先后秩序的分析步骤来实现的。这一自我调适或变革的过程，从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萨义德对西方文学经典中所存在的“东方学”话语的分析中即可窥见。在萨义德看来，文学艺术与现实虽然并非一回事，但不等同于二者毫无关系。事实上，文本并非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的语词和符号，艺术的自主自立也并不能意味着它能同文化脉络脱离关联。因为，即便是雨果、福楼拜、简·奥斯丁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于所谓“东方”的审美描述，也根本不是对一个作为自然地理或历史实证范畴的东方现实的客观指称，而是一种被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传统或话语杜撰的能指符号。 对于那些创作主体而言，恰如福柯、拉康的观点所强调的，是语言最终塑造和建构了他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心理，进而塑造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而在这些经典文本的文体选择、题材处理之中，其实也充满了以书面的语言形式所呈现的话语构成原则，即“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相关的种种问题、对于过去历史的种种解释、对于现在的种种理解和对于未来的种种瞻望有关的信念及其所涉及到的种种权力关系”。[8]197因此，要想弄清其运作机制、过程与影响，就要首先要解析其带来审美愉悦的空间叙事、风格、技巧等艺术化手段。然后，经由此种分析分析文本深层的隐蔽意识形态蕴含，揭露文学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语言文化形式，是凭借与何种主导意识形态因素相合谋来生产虚构的文本世界的，并使自身成为“现实”或“传统”的一部分来发挥政治功能的;种种文化政治因素、权力网络又是怎样通过文学貌似逼真的修辞规训、陈述来使自身自然化和合法化的，所谓的美或审美在这种行为其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起着何种作用?。[9]17 即便与前者理论路径或某些原则上存在着不尽相同之处，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也从“性态”（sexuality）角度充分例证了这一共性。其中的诸多案例将男权话语和权力关系所主宰女性书写作为中心主题，致力分析女性在文学中被表述、被读解的常规方式，阐明经典文本、文体是如何以其语言运作对女性进行客体化、制造“沉默”的女性类别——即在字面上把女性变成供男人繁殖、管制、享乐、虐待的客体——的行为及其文化政治关系，从而揭露“真实的她们”只是文学所构建的对象，文本实际上是男权文化构建女性的聚同化异方式，身在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只是按照男性给她们填好的台词进行表演，由此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此外，其它激进的文化批评形式——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不论视角如何不同，都承认语言问题是其理论的核心所在。它们也分别从“历史”、“种属”和“阶级”等层面出发读解文本，对符号形式的表象展开语言分析，追问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澄清所谓“自我”、“他者”或“事物”其实并非是真实世界在语言中的匹配镜像，而是在文学语言的话语实践中被阐释、构建的文化制品和象征景观。 由上述盘点不难看出，语言批评根本不是以传统的语言观、认识论来看待文学活动，也不是以是否“指涉”（符合或反映客体本身）来对“语言性”与“超语言性”进行模式化的分割，更不是基于此来提出自己的理论对象与解决文学基本问题的。具体来说，随着对于语言本体的认识深化，它对文学的语言言说及其与文化脉络之间的语境关系作出了革新解答：文学文本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进程、政治经济语境，文学对于世界的认知或言说其实总是受到充斥着文化政治因素的虚构和想象的语境化组织，因而文学“语言所言说的‘对象并不是外在于语言的‘真实事物，而是完全内在于语言的‘观念性对象。……虽然语言赋予现实以意义和特定的概念机体，但它仍然不断制造其反映现实而非意指现实的幻觉。”[10]4新的审视现实和语言的方式促使语言批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超越了早期批评传统所提出的形式/内容、文学/非文学、内部/外部等范畴级别及其文学语言问题讨论的局限与约束，由此与那些传统诗学关注的美学成规清晰区分开来。 正是基于此，后结构主义认为某个能指并不一定必然指向某个所指并成为其永恒意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其实既是任意的又是约定俗成的，所指常常像能指一样运作。从文论的角度而言，文学语言与用来分析这些虚构写作的科学语言相比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对于他们来说，语言就是话语。在文学分析中使用的话语或文化语言观念有助于塑造和形成我们正在分析的文本。他们强调，我们无法将文本和用来评论文本的语言截然分开。而这则恰恰构成了语言批评话语在步入成熟阶段之后进行文学阐释和文本读解的理论特征和问题架构，由此亦形成其进行政治性批判的社会历史向度。这种维度使得语言批评在具体的文本读解和研究之中，一方面依然强调感性的特定结构形式、注重形式的审美分析与文本“细读”，另一方面却不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把目光投注到审美作品的每一个细节，在语言形式中透视文学的意识形态蕴含，“展示文本宣称它之所言和它实际所言之间的显著差别”，[4]131并对由此导致的种种病理症候进行揭露与批判。 三 如果说以上所述只是呈现了语言批评的社会历史向度在西方语境的形成梗概，那么，在当今的时代境遇下，我们自身正面临着文学活动与新兴大众传媒的重组、全球化文化经济实践的冲击相纠缠所产生的诸种新的符号表征与意指形式，文学的语言虚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其它文化仿像间的传统界限日趋消融，文类、文体的跨界特征日益凸显。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本土的文学理论如果不再阐明为何以及如何研究文学，不再点出什么是文学研究当下的相关性与危险性，就很可能会失去持续发展的盎然生机。鉴于此，我们对于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文学”类别的文本的关注与考察，不应当非此即彼的选择某一种现成的理论框架、批评模式来讨论其抽象的意义、功能与自律/他律性质，或是仅从文本实体得以产生的具体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单向探讨其“超语言”的现实内涵，或只是对文学内在的共有形式特征及其审美效应作超语境的平面考察，而是应当在不同理论话语对语言的理解与阐释之中对话，探询这些不同的“语言”观念是如何在其作为组成部分的批评话语和文本批评实践中运行或运用的，以此追问那些支撑它们对艺术、文化、美学和意识形态的理解的潜在假设。 如此，我们方能辩证地意识到：“正是由于文学具有历史性，文学才成为强烈显示着语言的社会性发展的特定形式。也正是在这种前提范围内，杰出的和具有永久重要地位的文学才能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学关系中建成。”[11]56也只有这样做，方能科学探究语言批评话语是如何基于不同的语言特性来构建研究对象、将某种写作行为或文本语料压缩为“文学”的过程，分析哪些被其它理论框架认可了，哪些又受到了忽视、排斥乃至剥离，进而按照其展开的思路和方向去评估它们，从而寻求到它与本土文学/文化特点交叠重合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发挥其立体介入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活动中的理论效力。 注：该文系本人主持的教育部、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文中使用了本人博士论文《语言意识与语言批评的演变》的部分内容。 参考文献： [1]王丹.文学研究的语媒视界[J].北方论丛，2014（2）. [2]（美）J.希利斯·米勒，金惠敏.永远的修辞性阅读——关于解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的 访谈—对话[J].外国文学评论，2001（1）. [3]（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M].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美）查尔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M].赵勇等译.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5. [5]（美）比尔兹利，维姆萨特.意图谬误[A]//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朱刚.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6. [6]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7]（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M].王东亮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8]（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9]（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0]（英）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M].曾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11]（英）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作者简介：王丹（1980-），男，湖北嘉鱼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语言批评的社会历史向度研究”（13YJC751053）;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言批评的问题域及其话语构型研究”（2015BWX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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