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余华《兄弟》的低俗描写及其隐喻 |
| 范文 | 摘要：余华的《兄弟》以低俗描写著称，但低俗本身绝不是作者追求的目的，在低俗描写中隐含着对社会生活和人性弱点的批判。《兄弟》描写的一系列低俗事件是对不同时代社会生活和国民性的批判与反省，具有隐喻价值和嘲讽意义；构造这种审美效应的方法就是幽默。幽默使《兄弟》成为诙谐、惨烈、传奇、浪漫的复杂文本。 关键词：余华；《兄弟》；低俗描写；隐喻意义；幽默效应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分上、下两部，在出版时间上错开半年之久，曾经被评论界称为商业运作的成功典范，显示了出版商在市场运作上的成熟与精明。与这种市场化运作模式相匹配，《兄弟》在叙述技术上的娴熟与睿智也令人叹为观止。无庸讳言，《兄弟》（上、下）能够吸引人阅读，其中的低俗描写的确产生了很大作用。所谓低俗描写，是指对社会生活中低级庸俗内容的描写。文学中的低俗描写是一个不太好说清楚的事情。因为人性有低俗的一面，暴露和批判人性弱点就难以回避低俗描写，即使《红楼梦》这样的世界名著中，也有薛蟠这样的人物，《金瓶梅》中更是充斥了低俗描写。余华的《兄弟》在市场上成功了，很容易被评论界判定为作品中的低俗描写有迎合市场不良阅读兴趣的商业化写作倾向。然而，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即作家对低俗艺术场景的创造完全是出于反映或批判现实生活和揭示人性弱点的需要。事实上，《兄弟》的低俗描写的确产生了批判现实生活和揭示人性弱点的作用。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文本，“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交织往往会造成耐人寻味的意蕴。《兄弟》中的低俗描写只是小说艺术的手段，属于“怎么写”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写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兄弟》的低俗描写主要是一种幽默的艺术方法，表面上的低俗事件实质上隐含着对生活的批判和反省，作家的主要动机也在于借庸俗反庸俗。这是一种幽默的智慧，它成就了《兄弟》的内幕性、传奇性、惨烈及其批判性、诙谐的浪漫性。本文立足于文本细读，对《兄弟》故事的内幕性与阅读效应、低俗描写的反讽效应、反思笔调的批判意义、独特叙述方式创造的隐喻效果进行具体分析论证。 一、精心营造的内幕性故事产生了陌生化阅读效应 《兄弟》（上）由三个核心故事勾连而成。一是李光头及其父亲钻厕所窥视女人屁股，二是李兰与宋凡平的爱情及其终结，三是宋凡平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摧残。这三个故事就事件的性质而言，都具有内幕性，也就是人的隐私和一个曾经拥有光环的时代的隐情被揭穿或被展示。女人的屁股在那个“本能压抑”的时代“是金不换银不换珠宝也不换的宝贝”，[1]3自然就成了价值无比的隐私，小说用这种隐私来拷问人性，必然造成故事的内幕性，进而产生陌生化阅读效应。李兰与宋凡平的爱情故事，特别是他们的私生活细节，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属于隐私性质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与“屁股事件”相联系，被处理得既苦涩又浪漫。苦涩的是时代的忧伤，浪漫的是人性中的美丽真情。所谓爱情主题的永恒性，就是因为它是人性不可缺少的部分，且具有多样性。爱情与婚姻本是文学的平常故事，但是，当这种成年人的故事一旦被小说讲述，就具有隐私性，特别是选择让儿童李光头从门缝里窥视成年人私生活细节的讲述角度，就制造出了揭内幕的故事。“文化大革命”已成历史，尽管人们都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时代，但“刘镇”人们在“文革”中的生活细节，特别是那些残暴的细节，也是一种引人注意的内幕故事。把所有的故事都营造成具有内幕品质，实际上是艺术追求陌生化的一种方法。余华在这一点上可谓用心良苦。 精巧的陌生的艺术世界总是有魅力的。中国小说历来有重视故事的传统。余华的《兄弟》（上）设计了三个环环相扣的有内幕品质的故事，迎合了中国大众阅读小说的心理习惯。李光头父子的屁股事件是小说的起因故事，由此引出了李兰和宋凡平的爱情故事。第三个事件即“文化大革命”似乎是横空出世，但宋凡平的死亡却是因为他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下依然对爱情怀有渴望与追求造成的。这样，三个故事便形成了线性的因果发展脉络。尽管李兰的外出治病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时间重叠上被设计得很巧妙，尽管宋凡平的出逃是一种毫无理性的冒险，而且被描写得相当愚笨，简直就是缺乏起码的正常人的思维能力，这与他性格中的幽默风趣的智慧十分矛盾。然而，好看的虚构往往会被中国人以“无巧不成书”给以谅解和接受。《兄弟》（上）的三个故事被精巧地串连在一起，小说工艺的完美掩盖了内在逻辑的缺陷。这就是艺术接受上的从众心理，它往往不求真，而是遵从阅读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华是一个注意研究市场（中国受众阅读心理）的小说家。《兄弟》（下）中，李光头混迹的福利厂，他发迹的破烂王生意，以及处美人大赛之类，也都是具有内幕性的故事，这类部门、行业和所谓大赛，绝大多数人都是陌生的。可见，整部小说就故事而言，达到了很好的陌生化阅读效应。 二、对低级庸俗的调侃和以幽默笔法对残暴的刻画，发人深省 《兄弟》（上）的三个事件中，“屁股事件”是最具有低级庸俗性质的故事，是人性的一种极端化的低级庸俗表现。小说如果只是讲述这个事件，那么它就是趣味低级、格调庸俗的小说。但是，余华对这个低俗事件的利用有明确目的，正如他在小说的后记中所言，他判定中国人曾经经历了“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 （作者注：余华的这个认识过于偏激）。在这种理性认识指导下，他对“屁股事件”的描述就变成了一种对人性之恶的剖析和对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属性即封建性的调侃。“屁股事件”在“刘镇”被李光头父子反复上演，并倍受人们追捧，这是“本能压抑”并导致人性变态的表现。作品让“赵诗人”和“刘作家”及“刘镇”的大众对这样的事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种描绘本身构筑出了嘲笑和讽刺人性的低级庸俗的意蕴。也就是说，它的效应已经蔓延到故事以外，形成了作家在利用低级庸俗反抗低级庸俗的效果。这种叙述策略使作品对历史的批判和对当下现实的戏弄结合了起来，也就是批判历史与批判现实（因为这本书曾经卖得很好）被作家巧妙地同构。这真难为了一个作家面对市场所动的心机。据说这部小说已发行几十万册，可见作家对人性的低俗一面的研究是准确的。小说首先是要吸引人看的，然后才能实现其伦理的、政治的、审美的等方面的追求。从这点来说，余华是个聪慧的小说家。尽管“屁股事件”是低俗的，具有内幕性，作家对它的利用会冒着品味低下庸俗的风险，但在理性的创作动机的控制下，通过一个俗不可耐的故事也是完全可以实现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的。那个给李兰带来奇耻大辱的男人，连亲生的儿子都宁愿认“地主”宋凡平作父亲，甘当“小地主”，也不肯承认其生父地位的“钻厕所者”（尽管他有贫农的政治光环，这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特殊时代是一种先天的荣耀），即使叙述者也不愿意提及其姓名，偶尔无奈地提起又被坚决“擦掉”的叫做“刘山峰”的男性，难道不是最丑陋的人性的象征吗？李兰宁愿用“地主婆”的身份彻底掩盖掉“钻厕所者”与她的瓜葛。这种叙述是基本符合中国人的社会价值取向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重伦理名节甚于生命，以至于有“本能压抑”之说。所以，李兰的选择，是珍视伦理名节的传统人性的胜利。然而，李光头在一天天长大之后，却又用反抗“本能压抑”的极端低俗的实际行动打碎了李兰的骄傲。当李光头成为了跨越“两个时代”即历史和今天的人物时，作家虚构的故事已经具备了对时代的隐喻性批判。也就说，李光头在今天还活着。所以，作品的批判不仅指向历史，也指向今天。由此可见，《兄弟》（下）表现的一系列关于“现在的故事”，诸如骗子的招摇、处美人大赛的荒诞等，仍然将批判矛头指向低级庸俗性。这是切中时弊的。 《兄弟》（上）的另外两个事件虽然也具有内幕性，但本质上不具有低级庸俗性。也许是写作本身的奇妙所致吧，比如作家一旦确定了一种叙述格调，它就会统摄全篇。所以，李兰与宋凡平的爱情故事也被做了有“看点”的处理。尽管这个爱情故事的内核是生死相依，责任共担，互敬互爱，但也添加了一点热烈奔放的传奇，比如宋凡平在扣篮后一时冲动上演的所谓“三级片”。这既是迎合当下人们关于爱情的美好遐想，又在历史的语境下被赋予低俗意义。这是看点一。还有一个看点是利用李光头和宋钢的儿童视角，通过对“李宋爱情细节”的隔墙听床响和门缝窥视，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李光头的“爬凳子”表演和“磨擦电线杆”习惯，以及“刘镇”一些人对李光头的不良行为的不断开导，最终使这个爱情故事也蒙上了低俗的面纱。加之婚庆之时的大打出手，使这个爱情故事在开场的关键时候被搅得庸俗不堪，毫无高雅美丽可言。当然，这同样也是以低俗调侃低俗，利用低俗引导人们反省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性。第三个事件即宋凡平一家主要是宋凡平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这本来是很惨烈的。但作者这时已深陷幽默诙谐的叙述“泥潭”，让宋凡平在严酷的生活中依然保持轻松自如、幽默风趣的心态，甚至以一种非理性的、自我幽默的方式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毫无意义地活活打死，而且，死后又被无奈地“残暴装殓”。这种描写对于中学教师身份的宋凡平来说，已经背离了生活常理。这必然会妨害人物形象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但就故事而言，它的以幽默方式出现的“虚构的谎言”可能更便于有目的地刻画疯狂的时代及其残暴，进而可以实现对“文革”的批判。不过，当小说的人物失去了“通常意义”的真实性，很容易酿成“以辞害义”的后果。这样，低俗的调侃和幽默在第三个故事中可能会成为一种被作家不恰当地使用过分的手段。 三、用倒叙方式确立的反思笔调更便于在历史背景下审判人性之恶 低俗的生活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怎么写、为什么写更为重要。余华勇敢地挑战了低俗，实现了借用低俗反低俗的艺术追求。具体的艺术方法就是用了倒叙方式，确立了反思笔调，使作品显露出反省历史的动机和思考人性、审判人性之恶的追求。《兄弟》（上）的开头三段和一句话“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是整个故事的引子。这个引子确立了小说的倒叙方式和反思视角，也为下部打开了深远的空间。反思叙述是作家的心态流露和创作立场表现。《兄弟》（上）的三个故事是交叠相扣的，串连这三个故事的一根主线就是对人性之恶的审判。“屁股事件”及其引发的“刘镇”的种种人物的表现，除了李兰是承受屈辱者，宋凡平是救难者，其余的都成了热情的看客，特别是赵诗人、刘作家、警察们、童铁匠、余拔牙等人不惜利用各种物质的或权力的资源与李光头做“屁股交易”，揭示了“刘镇”人们生的低级庸俗与死的下贱。而当受难者与救难者共同走向高雅时，即李兰和宋凡平由真诚恋爱而组建家庭时，却经受了一些人无理取闹的低俗挑衅，大打出手的闹剧使高雅的婚庆仪式成为了无赖们耍威风的战场。而当“救难者”蒙难时，看客们是那么冷漠，那么缺乏正义感和同情心。“刘镇”多的是看客和无赖，奇缺英雄与良知。婚庆仪式与暴力的结合是“文革”暴力的预演，因为人的素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宋凡平在“文革”中的蒙难故事虽然有些细节（比如出逃与在车站被直接打死）与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不很符合，但在动荡的“文革”中，不合情理的暴力与死亡充斥世界，这是历史生活的基本真实。从余华曾经是一个先锋小说家考虑，宋凡平这时已经只是作家的一个批判“文革”和审判人性之恶的符号。他只需要考虑宋凡平这样的人在“文革”中是完全可以死在暴力之下这一真实性就足够了，为了批判这种真实的、暴力的历史，对宋凡平死的细节是可以大胆虚构的。而且，对于阅读者来说，这时已完全被作家的反思视角推入了批判“文革”暴力和反省人性低级庸俗状态的调侃语境中，情绪已经开始淹没理性。因而对暴力场面也就只求夸大的甚至是漫画的神似。作家叙述的重点也并不是暴力，而是面对暴力时“刘镇”的“人”心。中国毕竟发生过那样一个时代，也就是人心曾经不“古”过，迷乱过，人性之恶飞扬跋扈过。这是余华的“文革”故事要说出的本质真实。为了这种本质真实，作家可以用一种“情绪的真实”来淹没一般理性状态下的常识真实。这正是“小说谎言”需要的状态。如果一个作家虚构的故事连自己也不能迷醉，又如何去打动别人呢？在余华来说，这是创作动机指导下的情绪的泛滥，对于读者而言，这恰恰是反思历史进而上升到批判历史与人性之恶的必需的心理准备。如果读者不能理解到作家的反思历史的“情绪真实”，就难以发掘作品深层的严肃性。 《兄弟》（下）中的一系列事件，也流露出反思动机和批判追求。比如，李光头和宋钢兄弟两个社会地位的此消彼涨，既是对时代巨变的描写，也是对变革时代社会制度、法律等文明建设滞后的思考，特别是宋钢那样的“好人”被残酷的市场“异化”，从精神到肉体被残暴地蹂躏，其悲凉的人生结局发人深省。而李光头这样的敢于挑战一切社会秩序的人却如鱼得水，事业蒸蒸日上，这难道不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质疑吗？当然，时代在进步发展，但是，物质的繁华和金钱上的成功与人性的善良美好似乎已经脱节。余华的故事显然在警示社会一个道理：真正文明的社会应该有效抑止人性之恶，有效保护人性善良。 四、铺向未来的巧妙叙述视野创造了故事的隐喻意义 《兄弟》的倒叙方式不仅确立了反思笔调，也创造了铺向未来的巧妙叙述视野。这种站在一点上双向扩展作品的时间维度的叙述方式十分独到。不妨分析一下《兄弟》（上）一开始的描写。 “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异想天开，打算花上两千万美元的买路钱，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去浏览一番。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 这段精彩的开场叙述充分表现了小说家的睿智。分析这段文字可以发现，李光头被放置在现实与虚幻交错叠加的处境中，一方面他富得“坐在镀金马桶上异想天开”，另一方面却“举目无亲了”。尽管李光头俗不可耐，私欲极度膨胀，然而，他还是保留着温情的人性。当他被放置在“离弃家园”的太空处境中，想象中的太空之旅的宏大场面让他的家园意识觉醒了，他自然联想到了“举目无亲”的凄凉现实处境。然而，人性温情的一面是在马桶上营造的虚幻中出现的。这显然是一种隐喻，喻示了李光头的“俗”，也嘲讽了他“俗”成正果后的无意义追求。对照小说结尾处李光头准备上太空的狂想，再对照他的人生历程，他既是一个忏悔者，也是恶的化身，但终究是一个懂得了自省和忏悔的人。正是因为这种巧妙的故事结构，使作品中的低俗描写转化成了对社会的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以及人性弱点的暴露和批判。 就故事而言，倒叙方式一般应该是追求故事的圆满和封闭，比如《兄弟》（上）开头李光头的“异想天开”和下部结尾他的“飞天训练”，应该算首尾照应，有始有终。但故事和人物的隐喻世界却是开放的，指向未来的。可见，作家在创造出指向历史的故事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具有警示意义的指向未来的隐喻空间。于是故事由封闭变成了开放。小说如何创造这种开放性？余华颇用了一些心思。比如，小说一开场，在核心故事前的引子里，李光头是“刘镇”的超级巨富，坐在镀金的马桶上想象自己的乘坐飞船上太空的打算。这就是所谓“立足当下铺向未来的视野”。这种叙述方式用人物的对未来生活的打算和想象打破倒叙方式可能造成的故事的封闭性。它使“过去的生活”和当下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了。当人们读完整部小说，会恍然大悟这引子的妙处。与其说是李光头在想象自己的打算，不如说是作家要用历史教育李光头不要忘记了历史。特别是读完小说下部后，知道了李光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拥有财富已经“举目无亲”，他的太空旅行还只是一个没有付诸行动的指向未来的梦想。这个梦想其实就是一个隐喻，喻示了他的自我反省和心灵救赎动机。这种叙述既铺开了“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兄弟·上·后记》），又表达出作家追本溯源的反思动机和警醒现实的立场。也就是说，这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即故事的结构本身就具有隐喻性。完整的故事因为人物的一个巧妙的想象而具有了开放性，使故事在终结中却走向了未来。当我们看到小说结尾处李光头要把宋钢的骨灰盒送进太空这样的浪漫描写，应该能够明白，李光头经过生活的磨练，已经完成了自我教育的过程，他不仅改造了自己的身体，有可能进入太空，也改造了自己的灵魂，懂得了赎罪自救。也就是说，李光头的人性之恶被改造了，开始了“我心向善”的追求旅程。这难道不隐含着对物欲横流的世界的批判和反思吗？可见，作品对历史的叙述与作家对当下现实的关怀被紧密结合了起来。因此，对历史的批判也是对现实的警示。 先锋小说家历来擅长把人物形象符号化，并赋予其隐喻的象征意义。《兄弟》（上）的核心人物是李兰和围绕她的两个男人，还有两个成长中的青少年李光头和宋钢。这五个主要人物作为骨架，构成了一个有寓意的符号系统。李兰是善良的、有情有义的女性形象，有传统的伦理名节观，性格坚强，代表母性精神和爱。李光头的生父因为钻厕所偷看女人屁股掉进粪池被淹死，是人性丑陋的代表，象征了人性的堕落和生命的低级庸俗与卑贱。当然，他也是一个控诉所谓“本能压抑”时代的符号。宋凡平是有侠义精神的男人，善良、勇敢、坚强、智慧，富有同情心，体格健壮，精力充沛，感情细腻，代表崇高的父性精神和人性的美丽。然而，宋凡平在“文革”中被摧残致死，所以，他也是一个控诉暴力和“文革”动乱时代的符号。从人性的角度说，李光头的生父和宋凡平分别象征了人性的恶与善两个不同方面。李光头和宋钢作为年轻的下一代，分别沿袭了人性的恶与善的不同方面。李光头重蹈其生父的老路，让他的母亲再次陷入屈辱，象征了人性依然在堕落，生命的低级庸俗与卑贱状态仍然在发展。宋钢天性纯洁，不像李光头那样顽劣，特别是其生父遭摧残死后，他被送到乡下，成了农村孩子，但是还肯进城把自己的大白兔奶糖送给李光头，有其父之风，象征了宋凡平精神的存留。另外，宋凡平归葬乡里后，作品对穷困的乡村做了细致的描绘。最后，李兰也归葬乡村。这种十分苍凉的笔致也充满寓意，似乎是在从文化的角度评价乡村与城市，赞美了乡村大地对美好人性的养育。这与城市中的摧残美好人性的暴力场面描写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在《兄弟》（下）中，李光头发迹而成为巨富后的人性堕落，使这种隐喻的批判性更加有明确的针对性。而且，宋钢也死了，他死时已经被喧嚣的城市异化为一个非男非女的奇怪的彻底商品化了的“物”。但是，宋钢当年是用多么感人的真情对待过李光头。《兄弟》（上）有一句他反复对李兰说过的话耐人寻味，作品的上部也是用宋钢的这句话结尾的：“妈妈，你放心，只剩下最后一碗饭了，我一定让给李光头吃；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了，我一定让给李光头穿。”从城乡对照的文化评价角度来看，宋钢的死似乎象征了美好人性的终结。而宋钢作为一个乡村符号，他对李兰临终时的“保证”在作品里反复出现，不仅在情感上催人泪下，也似乎隐喻了“乡村兄弟”对“城市兄弟”的牺牲决心和奉献精神。这种隐喻开掘出了作品主题的新层面：一是对乡村社会民众生存状态的关怀和同情；二是对中国的城与乡两极社会的人们生活水平的严重不平衡做出象征性的揭示，隐含着无奈与无限的悲凉。在中国，城乡两极世界的严重分裂与长期的发展不协调，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峻问题，余华借小说而隐喻现实，表达了对时代问题的关怀和忧虑。可见，宋钢是城乡弱势群体的象征符号，他的被毁灭，是“善”的悲剧，这正如“把美好毁灭给人看”，是对毁灭善的时代的批判和警告。 参考文献： [1]余华.兄弟（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徐美恒，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文学博士，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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