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视野下的甲午战争》-哲学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视野下的甲午战争

范文

摘要：作为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重大事件，甲午战争不仅颠覆了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同时也成为日本知识分子巨变的一大分水岭。以这场战争为契机，著名新闻记者德富苏峰完成了由平民主义者向帝国主义者的转型，彻底蜕变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御用喉舌。为了宣扬战争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这位日本舆论界的代表人物精心炮制出所谓的“大日本膨胀论”，向广大民众灌输“蔑视型”乃至“仇视型”的中国观，以此激发日本国民海外雄飞的“自信心”，进而实现与西方抗衡、争霸的野心。在强大的舆论诱导与控制之下，日本国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的漩涡，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实现个人欲望与政治野心的工具。

关键词：德富苏峰;甲午战争;新闻记者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2-0115-04

19 世纪末期，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以及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影响，以华夷秩序为基础的东亚传统秩序开始迅速瓦解，1894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更是促使东亚传统秩序最终解体，成为决定近代东亚三国关系走向的历史转折点。在日本国内，甲午战争可谓是政治上的一大转机，此前争论不休的“民力修养”与“军备扩张” 的论战就此达成共识，直接促成了藩阀政府与政党的协力合作。甲午战争的胜利及其后的“三国干涉还辽”，更是促使日本政府不余遗力地推行“强化军备”的国策，由

此走上通过“大陆政策”侵略亚洲的帝国主义道路，也导致了日本陷入战争泥沼而最终一败涂地的惨痛结局。

作为近代日本最为著名的新闻记者，德富苏峰

（1863—1957）在其漫长的一生中见证了日本由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的整个近代史的变迁。正如日本近代史充满波澜万丈的转折一般，德富苏峰的思想历程也经历了多重演变，尤其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更是对其思想转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自一名反对藩阀政治、大力提倡民权的平民主义者，转向了主张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者。

遭遇干旱、洪水之后出现灾荒和瘟疫等自然灾害。在面对这些时，玛雅人在主观思想上都将其解释为神灵的愤怒。为了平息这种愤怒，玛雅人通过大量献祭来取悦神灵。古代玛雅人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抓取俘虏用来献祭，这成为

德富苏峰曾在自传中写道：“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即甲午战争），无论是对日本的历史还是对我个人而言，都是重大的事件。对我的一生来说，这也是一次大转机”， [1]213??而此后“三国干涉还辽”更是对其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此次的辽东归还，可以说几乎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听闻此事以来，我在精神上几乎判若两人”。[2]32??由此，德富苏峰从信奉“和平的福音”转而尊崇“力量的福音”，蜕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御用喉舌，走上了所谓的“言论报国”之路。

一、作為“膨胀国家”的日本

1894 年 8 月 1 日，日本政府以“保持朝鲜独立”为名正式向中国宣战，挑起甲午战争。中日开战后，日本大众传媒积极配合藩阀政府，主张并宣扬对外强硬论。为了及时报道战况，日本各大报社、杂志社派遣大量随军记者，争先恐后地进行采访，对中国展开了攻击性、侵略性的报道，且为广大日本读者所接受。各报纸、杂志的销售量从 1893 年到 1894 年呈现了 32% 的增长率，[3]234 日本国民亦因接连不断的战争喜报而陷入狂热状态。

这一时期，德富苏峰的帝国主义色彩日益浓厚，先后在其主办的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好机》《世界中日本国民的地位》《战争与国民》《经世的两大动机》《战胜余言》《征清的真意义》等系列文章，①基于所谓的“大日本膨胀论”，从理论上积极展开战争的舆论诱导。为了获得一手战报，德富不余遗力地同藩阀政治家、军人建立起亲密关系，甚至与时任参谋次长的川上操六成为了密友。同年 9 月，在川上的安排下，德富苏峰得以随同明治天皇前往广岛大本营，并在广岛的福井旅馆设立临时支局，战争期间多次往返于东京和广岛。德富所经营的国民新闻社亦派出阿倍充家、国木田独步等约 30 名随军记者前往战场，举全社之力对战况进行实时采访与报道。战争期间，《国民新闻》的知名度大大提升，报社的经营规模亦迅速扩大，发行量由开战初期每日 7000 份不断攀升，最终达到 2 万份的高发行量，对那一时期的社会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79

1894 年 12 月，在日军不断占据优势、胜负已基本成定局之际，德富苏峰趁势出版《大日本膨胀论》一书，系统地论述以“对外扩张”为主旨的“膨胀论”理论体系，直言日本的历史即将由“向内收缩的历史”一跃而成为 “对外膨胀的历史”，继续鼓吹帝国主义，煽动战争狂热。所谓的“大日本膨胀论”，是以“国家有机体论”为基础，主张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是自然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因此国家的势力也必然会不断向外扩张的这一思想。德富在书中指出，日本国民人口的快速增长，体现了国民 “膨胀力”的强大，水满则溢、溢则外流，人口的流动亦是如此，“六十年后，如果不能把日本国土的面积增加至两倍，则今日的人口与国土的比例就难以保持”，必须抓紧时机进行国土面积的扩张。[5]247 在德富看来，国家膨胀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口的增加率，随着日本国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国土的扩张是自然而然之事，日本的“大陆政策” 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可以说，德富苏峰试图利用所谓的“大日本膨胀论”，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并借助舆论的传播来煽动普通民众的主战情绪与参战热情。正如日本学者植手通有所批判的，这一精心炮制的“膨胀论”使得约束国家对外扩张的内在规范不复存在，民族的所谓“自然的膨胀力”作为一种“权利”顺理成章地被加以肯定，导致国家间的关系变成一种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5]397 不仅如此，就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而言，日本这一国家独享规范与价值，其他国家作为国家的平等权利则不被承认，尤其是朝鲜、中国成为日本膨胀的对象，或者说阻碍日本膨胀的竞争对手，其自由、独立的权利完全被无视。显而易见，德富苏峰的这一 “膨胀论”企图通过论证日本的“国家权利”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以此来强调“日本”这一国家的生存与膨胀乃是至上的价值，其本质则是对自身的侵略行为在理论上加以粉饰与美化。

二、作为“膺惩对象”的中国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舆论界掀起全面支持战争的热潮，主张在这场战争中作为开化进取的“文明之国” 日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顽固守旧的“野蛮之国”中国则是必须“膺惩”的对象。《时事新报》社长福泽谕吉

（1834—1901）将甲午战争标榜为“文（明）野（蛮）之战”，称这场战争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6]492?呼吁“在此大事件结束前，应官民同心、泯却政治恩仇，勿言对政府之不满，只需支持其政略军略”，[7]454?明确表示出无条件、全方位支持战争的立场。著名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亦发表题为“甲午战争之义”的文章，附会甲午战争是尽日本“天职”的“义战”，主张与“非文明国”“清国（中国）”开战的正义性与道义性。“甲午战争对我们而言实际上是义战，其义不仅是法律之义，亦是伦理之义”，“文明对付此不实不信的国民的唯一方法，便是铁血之途，以铁血而求正义之途”，[8]104?声称这场战争是由新文明之国针对旧文明之国发起的“正义之战”。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德富即在其创办的杂志《国民之友》发表《好机》一文，声称“清国是侵略朝鲜的暴虐之国，日本则是欲拯救朝鲜的仁义之国，强烈要求举国一致对付清国，不可错过开战的绝好时机”。[5]249 其后，针对“为何必须以清国为敌”这一命题，德富苏峰再次发文强调“并非有征清才有膨胀，而是有膨胀才有征清”，

利用所谓的“大日本膨胀论”来理论性地阐释开战的必要性。“我国横跨多个纬度，国民具有适应各种不同气候的资质，带有膨胀的可能性……国民膨胀的最大敌手，并非畏惧炎热的冰块般的白皙人种……而是与我国国民一样，甚至比我们更能经受多种气候襲击的中国人，在抱持固有性格的同时还具有适应环境的优点”。[5]248?换言之，德富苏峰基于毫无科学依据的“人种差异论”，将人类的种群粗略地分为“日本人”“中国人”与“白种人”，就气候的适应能力展开比较分析，进而将矛头直接对准“中国人”，断言今后中日两国将会在世界各地的膨胀过程中产生冲突，因而“中国人”是“日本人”最为棘手的敌人。为此，德富主张要“十二分地膺惩清国”，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其加以牵制，物质上“通过逼迫清政府割地赔款，使其今后再无力扰乱和平”，精神上则“使其诚心折服于我国之威武，如孔明七擒孟获使之发誓不再背叛般，从根本上杜绝其再逞野心的欲望，”[5]259 进而将“中国人”这一人种上的“强敌”完全置于日本的掌控之下。

整体而言，无论是“文野论”“义战论”亦或是“膨胀论”，日本知识分子试图向广大民众灌输的意识就是，文明淘汰野蛮是势在必然，这种淘汰无论采取是什么方法都是符合“大义”的。[9]75 换言之，通过鼓吹“文明之间的冲突”“人种之间的对抗”，来煽动、激发日本民众支持战争的热情，以“文明”为武器去杀戮“野蛮”的中国人。如果说福泽谕吉、内村鉴三等知识分子还企图借助“日本文明先进——中国野蛮落后”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披上“近代文明论”的外衣来掩饰其对外侵略扩张之野心的话，德富苏峰则是更加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与中国在国权与国益上的势不两立，借助所谓的“优胜劣汰”“强权即真理”“力量即正义”等原理来论证对中国开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为战争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

三、作为“潜在目标”的西方

对于近代日本而言，面对“西方”的这一巨大的他者、强大的对手，如何“模仿西方”“成为西方”乃至“超越西方”，成为了日本政治界与知识界无法回避的一大命题。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为了实现与西方各国的平等关系，将修改幕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作为了首要的国家目标。1871 年，日本政府开始着手修改条约，派出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代表的大规模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展开协商。然而，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美国开始，修改条约的计划就已宣告失败。自此之后，明治政府更加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国家制度，大力推行 “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国策，力争早日跻身西方列强的行伍。

早在 1885 年，福泽谕吉于《时事新报》发表的“脱亚论”，就已体现出强烈的“东洋”与“西洋”，或者说“亚

洲”与“欧洲”的对立意识。“今日之支那、朝鲜不仅于我国无任何帮助，且西方文明人或许会因三国地理之相接而一视同仁，以支韩之标准来评价我国，……间接对我国在外交上造成障碍，可谓我日本之一大不幸”，[10]187?对于西方人将“文明开化”的日本与“因循守旧”的东亚各国等同而视，意识不到日本人、日本文明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这一现象，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与愤慨。为了让世界各国重新认识日本，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本营特意批准了英、法、美、俄等国的 7 名武官现场观看黄海海战，并允许 17 名外国记者随军报道。[11] 不仅如此，在迫切渴望得到西方认可的同时，日本亦逐渐显现出与其竞争的野心，“日本原不敌任何欧洲列强，但通过此次征服清国，东洋大局已定。值此之际，若有阻碍我国前进者，就应当决然排斥，贯彻独自之本领，掌握东洋之霸权，与欧洲列强争雄于世界”。[12] 就此而言，虽然甲午战争的开战对手是中国，但日本始终意识着西方的存在，试图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树立国家的威严与威信，恢复国民的自尊与自信，具有强烈的歐洲意识乃至世界意识。

德富苏峰在《征清的真意义》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开战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清国”，“欲维持日本帝国的统一与自卫，必须向外膨胀扩张。朝鲜的独立、清国的膺惩不过是达到这一大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我们要为国家自卫而战，为国民雄飞而战”。[13]144 换言之，与中国开战不过是日本海外雄飞的第一步，潜在的、或者说真正的对手则是西方乃至世界，国家势力的膨胀扩张才是战争的根本目的。因此，对于欧美人“不仅不将我国放在与清国对等的地位，甚至与清国也不放在对等的地位”这一态度，德富苏峰亦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在暗室里的格斗，而是立于世界面前的决战”，“决定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在此一战！”[5]253 在德富看来，只有在世界面前战胜清国，才能洗刷被迫开国的屈辱，恢复日本帝国的名誉，赢得西方各国的认可与尊重。

就甲午战争的意义而言，相较于获得割地赔款，更令德富苏峰振奋的是收获了所谓的“自信力”，不仅使日本国民得到“身体的膨胀”，更是实现了“心理的膨胀”。所谓“身体的膨胀”，是指国民的活动范围，即领土的扩张，而所谓“心理的膨胀”则是国民的自信与活力的恢复。[14]117“在征清的快举之中，我们赢得的最初且最大的战利品，就是大日本国民的自信力”，“今后不仅要为在世界上建设膨胀的日本而战，同时也要有为建设膨胀日本的自信力而战的自觉”。[5]254 不可否认，甲午战争的胜利的确使日本树立起作为一个“近代强国”的声望，获得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欧美人的认可，恢复了国家与国民的“自信力”。但是，这种以对外侵略扩张的方式获得的 “自信力”，亦使得日本再次确信只有通过武力侵占的方式发展自己，才能与扩张中的西方列强相抗衡，进而加入 “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可否认，通过将西方作为模仿的对象与超越的目标，明治政府在国家的近代化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成功与英国签署《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英国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到了 1911 年，即吞并朝鲜后的第二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通商改正条约，正式恢复关税自主权，完成长达半个世纪的修约任务，基本实现了与西方各国的平等关系。不过，“向西方学习”同时也意味着日本将步其后尘，走上对外扩张的殖民主义道路。通过把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朝鲜、中国，建立起新的不平等和从属关系，以此来树立作为新型近代化国家的权威与自信。这样的行为不仅从根本上瓦解了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东亚各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正式步入帝国主义时代，一面与西方列强调整、竞争在东亚的利益分配，一面从被压迫之国变身为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的压迫之国，走上经由朝鲜半岛向大陆扩张的道路，成为萦绕这块东方大陆的梦魇。

四、结语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1913—2001）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一书开头所指出的，德富苏峰是“从甲午战争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前，经常同日本统治阶层中最为帝国主义化的一派勾结在一起”的“近代日本史上帝国主义思想最有力的鼓吹者”。[15]1 可以说，正是甲午战争的爆发，促使德富苏峰完成了由平民主义者向帝国主义者的转型，抛弃了“正义即是力量”的信条，转而尊崇“力量即是正义”，彻底蜕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御用喉舌。甲午战争前后，这位日本舆论界的代表人物利用其所掌控的大众传媒，积极配合政府制造战争舆论、煽动战争狂热，引领并操纵着那一时期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为了宣扬对中国开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德富苏峰甚至精心炮制出所谓的“大日本膨胀论”，向广大民众灌输“蔑视型”乃至“仇视型”的中国观，以此激发日本国民海外雄飞的“自信心”，进而实现与西方抗衡、争霸的野心。

中国学者王向远曾将“以文笔的方式、以文学活动的方式参与、协助侵略战争的文学家”归类为“笔部队”，批判“笔部队”和“枪部队”（武装部队）上下呼应、“官民一致”，造就了软硬屠刀、文武两道的军国主义战时体制。[16]1 甲午战争期间，正是这样的一批由新闻记者、文学家、思想家等构成的知识分子团体“以笔为枪”，通过将侵略战争描绘成“圣战”，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从理论上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甚至美化，为日本蚕食、侵略中国制造了思想诱因和舆论基础。在强大的舆论诱导与控制之下，日本国民无法避免地被卷入战争漩涡，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实现个人欲望与政治野心的工具。

注? ?释：

①这些文章依次发表于《国民之友》228 号、《国民新闻》 1894/7/23、《国民之友》235 号、《国民新闻》1894/11/6、《国民新闻》1894/11/10、《国民新闻》1894/11/27-12/1、《国民新闻》1894/12/5-12/15。

参考文献：

[1]（日）德富苏峰 . 苏峰自传 [M]. 日本图书中心，1997.

[2]（日）德富苏峰 . 山路爱山 [M]//（日）隅谷三喜男 . 日本的名著：40. 东京：中央公论社，1971.

[3] 中日韓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 . 超越国境的东亚近代史

（下）[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日）有山辉雄 . 德富苏峰与国民新闻 [M]. 吉川弘文馆，1992. [5]（日）植手通有 . 明治文学全集 34? 德富苏峰集 [M]. 筑摩书

房，1974.

[6]（日）福泽谕吉 . 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 [M]// 福泽谕吉全集（第

14 卷）. 岩波书店，1961.

[7]（日）福泽谕吉 . 日本臣民的觉悟 [M]// 福泽谕吉全集（第

14 卷）[M]. 岩波书店，1961.

[8]（日）内村鉴三 . 日清战争之义 [M]// 内村鉴三全集（第 3 卷） [M]. 岩波书店，1982.

[9] 杨栋梁 .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0]（日）福泽谕吉全集（第 10 卷）[M]. 岩波书店，1960.

[11] 李永晶 . 甲午战争与日本的世界认识 [J]. 学术月刊，2014（7）. [12]（日）英国的举动 [N]. 每日新闻，1894-10-11.

[13]（日）植手通有 . 德富苏峰论 [M]. 苹果社，2015.

[14]（日）米原谦 . 德富苏峰日本民族主义的轨迹 [M]. 中央公论新社，2003.

[15]（日）井上清 .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M]. 宿久高等译 . 人民出版社，1984.

[16] 王向远 .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M]. 昆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赖雅琼（1988—），女，汉族，福建漳州人，博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近代史。

（责任编辑：御夫）

随便看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