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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体系重构与中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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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COVID-19事件中不同国家的行为和黑天鹅事件影响机制可以看出，此类突发性、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国际体系的影响往往通过不同结构的国家行为进行传导，并为具有潜在变动的国家体系动态提供了非常态化的机会与平台，以此推动国家角色和话语权的重塑进而重构国际关系体系。凭借在COVID-19事件中的国际互动与实践，中国也为进一步争取国际治理体系的多极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未来中国短期内应精准把握抗疫间歇周期，重振产业链提升综合实力，通过稳定的国内治理环境吸引外商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同时，认清美国虽会继续衰退，但仍是多极化世界的一极，中国应更好地应对美国收缩期间的“衰落期综合征”。

关键词：卫生公共事件;黑天鹅事件;国际关系体系;公共产品;全球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5;D8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4-0020-03

一、研究背景

（一）“黑天鹅”事件与国际关系研究

1.定义概述

泰耶·艾文将“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incidents）定义为“一种与当前的知识经验或固有观念相关的意料之外的极端事件[1]，一般具有意外性，影响重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具有可解释和可预测等三大特点。其涉及领域广泛，表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特指严重违背国际关系研究预测和不符合常规国际关系规则与走向的突发性/意外性的事件，例如比较著名的“9·11”事件、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赢得大选，等等。而今年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无疑成为2020年的最具影响力的“黑天鹅”事件，其对政治、经济等多重领域的影响堪比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2]。

2.“黑天鹅”事件的影响路径

“黑天鹅”作为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预测相悖的事件，从多个方向不断向常规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关系走向施加作用力。从理论上来讲，包括对国际关系预测中不同理论学派和不同研究领域有关的功能、方法、可靠性、可行性等维度的质疑与重构;从实践意义来讲，国际关系是个动态演进的复杂系统，“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为国际行为体在策略制定、对外决策和考虑他国关系時添加了更多超出传统定性思维的考量因素和影响，更体现出国际关系在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影响溯源

国际关系体系的构建与重构受到来自诸多方面的影响，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作为非常态环境下联动不同国际行为体的催化事件，对国际关系体系重构有着深入的影响。

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城中“瘟疫”就严重影响了战争实力对比和战局调整;回顾历史上较大规模的区域性、全球性传染病的发展过程，无论是黑死病、西班牙流感等都对当时所在的国家力量对比、国际关系走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而本次的COVID-19的传播，无论是传播范围、感染人数和影响力都远超过多年前全球化进展还没有如此密切时发生的黑死病、西班牙流感。通过历史经验反思当前的新冠疫情，疫情在全球逐渐扩展的同时，一方面对于单个国际行为体而言，其本身的灾难性和危机性直接影响了该行为体经济、基础设施等硬实力的改变和危机模式下对内对外政策的改变;另一方面从国际互动模式来讲，疫情期间不同的互动类型和行为模式也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不同行为体国家关系的改变趋向和其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乃至全球卫生治理机制话语权的重构。

因而本文以当前的热点时政为切入点，研究全球性的突发卫生事件这一类黑天鹅事件对当下国际关系体系的冲击与重塑，尝试对其中的影响机制做出解释。

二、COVID-19事件对国际体系的冲击

针对这次事件，基辛格先生评论道“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的秩序”，原因在于他认为病毒侵袭虽然是一时的，但是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会持续几代人，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

（一）体系分裂的加剧

在疫情爆发和疫情社会治理过程中，民众内部的焦虑和整体资源的匮乏对医疗、生活等物资的分配和获得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这种挑战和争夺不仅仅表现在一国内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更是直接反映在国际社会不同的国家之间，黑人运动重燃的美国、逐渐碎片化的欧洲等都是直接的表现。

而利益之间的争夺加剧了社会群体和行为体之间的斗争和分裂，同时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发展，这种斗争逐渐从资源争夺、财富不均上升到民族矛盾、政治对立甚至文明敌对，COVID-19事件已经逐渐从“一场人类和病毒的战争，变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

（二）全球治理主导权转移的催化剂

1.“美式全球体系”的衰落

一方面，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优先”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式从“自由霸权主义”向现实主义回撤，美国逐渐将早先在推广自由价值和“人道主义援助”上花费的精力和资源转移到内部军事力量和小范围利益同盟构建的支出上，对外的攻击性更强。不断涌现的美国逐渐“退群”行为，实质上也是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的缺失和大国对国际责任的放弃，这不仅冲击了美国对于国际体系的领导权和“美式”全球治理的规则，也为新兴国家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对美国本身的综合实力造成了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加剧了内部的矛盾和利益纠纷，进一步损耗了美国现有的资源和产品。截至今天，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病例最多、病亡人数最多、也是感染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波及经济、政治、社会多个方面。经济上，呈现出大萧条的迹象，股市频频崩盘;政治上，恰逢两党大选，国内政治矛盾加剧，疫情中甚至出现了联邦政府跟州之间的宪政之争，国会和总统特朗普之间也纷争不断;同时在医保政策废除的背景下，美国的黑人和拉丁裔死亡率直线上升，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阶级问题、种族矛盾越来越严重。

2.疫后全球体系多元化的可能性加强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自顾不暇，其全球战略也被迫进一步紧缩，表现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力不从心，更没有办法针对疫情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和公共产品供给，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维系，世界将朝着多样化、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全球体系发展。

与此同时，疫情常态化下国家间关系的评价标准让位于国家对于资源的需求，因此对外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国际责任的承担作为强有力的影响因素对原有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行为体的联合方式进行了洗牌。在未来，国际组织、区域共同体的活跃度和积极性将会大大提升，全球化也将朝着更偏向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治理的方向运行。

三、路径分析：核心国家地位转变的契机

无论是国际关系体系的重构，还是全球治理主导权的转移，最明显的表现和转变的原因都在于不同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国际角色及地位的转换。因此对于后疫情时代国际体系重构的路径机制我们需要从当前国际体系中最具影响力、也最有变化潜力的国家行为分析出发，以国家角色和话语权的重塑为中间路径，分析国家行为对国际关系体系转变的影响。

（一）疫情下的国家行为：一个类型学分析

疫情为国际关系体系的转变提供了契机，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治理领导权的更迭提供了契机，其中最核心的便是当下冲突最激烈的守成国美国与综合实力相对突出的国家中国。二者在疫情期间不同的行为模式直接导致了未来国家体系中地位的转变和国际关系的走向，这些国家行为也是COVID-19全球性的卫生事件重塑国际关系体系的路径。

1.疫情下的国家行为类型学分析

国家实力

治理模式

实力较强

实力较弱

联动合作

联动型强国

合作型弱国

独立封闭

独立型强国

封闭型弱国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国家实力和疫情期间治理模式两个维度进行案例行为体分类。

（1）实力强弱的内涵：在本次疫情中应该特别突出医疗能力有关的综合国力部分对强国弱国进行判断，比如医疗系统的应急反应、政策推行能力、物资生产及调动、信息传递等。

（2）策略选择：治理模式强调在实践中反映出来的更多是国家本身是否和其他国家有互动，互动的话是竞争性的还是合作性的。强国本身具有一定的实力基础，“联合”和“独立”更能够体现出其在疫情期间的自主性和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合作”和“封闭”表现出的是弱国在疫情中对其他国家支持的依赖和寻求帮助是否主动。

2.中美差异化的行为模式

根据表格的分类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美国属于“独立型强国”而中国属于“联动型强国”，实力和治理模式分别对应的是：国际社会的期待值和话语权获得的可行性，如下图：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坎贝尔说，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全球治理权，核心因素在于：“国内有条不紊和卓有成效的治理、能够为世界各国提供公共物品、引领各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意愿”[3]，而反观这次疫情中，美国不仅没有做到这三点反而走向相反的极端，这不仅不能进一步拓展自身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反而由于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值而导致国际形象大打折扣。

而中国相对于美国和疫情较为严重的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而言，在承担起国内治理之余，抓住了这个契机主动承担起对各国提供公共物品，包括口罩、呼吸机、各种医疗物资的责任。在实用性物资捐助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已向疫情重灾区欧盟捐助220万只口罩，5000套防护服，5万支试剂盒，另50吨医疗设备;还单独向意大利捐助114.5万只口罩，2万套防护服，11万只试剂盒，ICU设备30套，彩超2套，另医疗物质40吨;向波兰捐助两万只口罩，500套防护服，1万试剂盒，1万医用手套，1万医用鞋套，500个护目镜。其他无论是周边的日韩、俄罗斯，还是中东亚地区、非洲地区也累计捐助了医疗物资及设备百余吨，甚至还向塞尔维亚派出了5名防疫专家进行抗疫支持。

除此之外，包括目前核心医疗团队对疫苗的研究，都展示出中国希望借此机会掌握卫生领域核心技术公共产品所有权的决心。而全球性的卫生事件作为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的重要领域和未来几年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国际话语权和其他领域全球治理主导权的获得，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转变的可行性

由此可见，疫情之后世界将不是原来的世界，将面临重新大洗牌和大重组。在疫情治理、重整发展中取得胜利的“胜疫国”，相较于在疫情期间输得比较惨的“败疫国”，将在经济发展机会把握、国际关系资源等方面获得更为突出的优势，这也将直接影响到国际体系中国家层次的变动和行为主体的对外走向。

在整体背景上，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4]。在国际权力结构层面，传统的以大国军事力量对比为核心的国际权力结构已经开始松动，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已经导致霸权主导国际体系的能力下降。

在中美对比中，美国现实主义的回撤和疫情期间领导力的缺失，直接打击了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领导地位。随着美国经济下行造成实力的相对衰退，美国领导世界并提供有利政治环境的能力已然不足，它已经陷入了自身实力与承担义务不相符的困境。相较而言，中国从2013年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开始就逐渐积累国际声望和话语权，包括在本次疫情中，中国尽管还未处在领导中心的位置，但实际上，承担了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并着力解决过去全球治理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试图弥补美国衰落后全球治理领域出现的空缺。

四、总结

总的来说，研究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国际关系体系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可以参考黑天鹅事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和干预路径。而在本次COVID-19事件中，其对于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路径一方面表现在作为非常态化的突发性刺激打断了原有的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为其力量对比和关系走向的转变提供了推动性的契机;另一方面，在疫情中，常态化下的国家间关系评价标准让位于国家对于资源的需求，并直接影响着国家间关系的变动和对外政策的制定标准。而中国恰恰准确地把握住了这次疫情提供的契机，其在國际责任承担和公共产品研发与提供方面做出的迅速行动提高了其国际地位和卫生领域的话语权，一定程度上将为之后其对于全球治理主导权的追求提供良好的基础，这也为国际关系体系领导核心的转移提供了可能性。

未来中国短期内应该更精准地把握抗疫间歇的周期，重振其产业链以提升综合实力，同时通过较为稳定的国内治理环境吸引更多外商看到中国产业链市场的发展前景。长期内，我们需要认清，尽管美国应该还会继续衰退，但是由于美国整体实力的情况，还会成为未来多样化世界上的一极。在国际体系领导权转移和全球治理主导权获得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更好地准备以应对美国在收缩期间的“衰落期综合征”。

参考文献：

[1]Suzanne McGee.Black Swan Stocks Could Make Your Portfolio a Turkey[N].Fiscal Times，2012-12-05.

[2]王剑峰.“黑天鹅”事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危机[J].新疆社会科学，2019（1）.

[3]谢剑南.国际体系进化与全球治理转型[J].东方论坛，2016（1）.

[4]刘中民.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J].国际观察，2014（4）.

作者简介：田蔚熙（1999—），女，汉族，湖南常德人，单位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与大国外交。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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