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徽商研究 |
| 范文 | 刘鑫 地域性商帮的出现是明清时期商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徽商、粤商、晋商、浙商及苏商等商帮在明清社会经济整体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促进区域互动和商业繁荣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功能。“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明清时期的徽商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地域性商帮之一。他们依托四通八达的运河网体系，走南闯北，用自身的商业智慧和辛勤经营，逐步构建起了彪炳史册的商业神话，至今依然为世人所称道。文章紧密围绕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徽商这一宏观性研究命题，依托多元化的材料，重点阐述和考察徽商的兴起及商业经营活动与运河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运河区域的徽商及运河区域内徽商的经营、文化交融等诸多方面阐述。 一、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徽商的商业活动探析 徽商是明清时期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商帮之一，其主题研究近年来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徽商的兴起与徽州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具有直接联系。徽州地区四面环山、土地贫瘠，不适合农业耕种，徽州人生计艰难，不得温饱。天无绝人之路，徽州当地盛产茶叶、木材等物资，特别是文房四宝在国内享有盛誉。于是，徽州商人四处闯荡，贩卖当地的优势物品，逐渐催生了徽商这一商业群体。据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徽商这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域性商帮形成于南宋时期。南宋时，由于政治中心的南迁，加之长江三角洲地区物产丰富等独特优势，徽州商人开始逐步壮大并形成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商帮组织。而“徽商”这一命题的出现是在明朝成化年间，学术界对这一结论虽多有异议，但明朝中后期徽商的崛起是一个基础性的命题。明清时期，在徽州商人走出徽州府产生全国影响的过程中，运河的作用显而易见。徽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以运河水路为货物的主要运输方式，南起余杭、北至京津地区的大运河，为徽商的崛起乃至称雄商界长达三百余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是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体系成就了徽商的商业神话，这是目前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试论大运河在徽商兴盛中的作用和影响》《明清运河区域的徽商及其社会活动研究》等多篇专题论文对此有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是目前这一主题层面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本，值得相关主题的认真参阅。 徽商的发展与崛起依赖于运河的滋養。新安江作为徽州的母亲河，直通大运河的南端杭州，是徽州商人走出群山环绕的封闭环境、走向开放式大运河水系的生命线，为徽州商人打开了一个审视全新世界的窗口。这一段线路是众多不甘平凡的徽商离开家乡、踏上广阔商海的第一站，在徽商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期的徽州商人就是通过新安江将本地的木材、文房四宝等物品贩卖到杭州等工商业城镇的，如徽州人很早就开始种植杉树，“女子始生则为植杉，比嫁斫卖，以供百用”;而依托于新安江等水系的水运由于价格低廉、安全等优势，是徽商运输木材的重要途径，对徽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运河的南段杭州是徽商走向全国、闯荡天下的第一步，杭州与新安江相通，作为钱塘江的入海处，杭州在大运河整体体系中的作用是独特的。这里水路交通发达，物产丰富，粮食等基础性物资供应全国，商品交易十分频繁，这为徽州商人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从徽商整体的商业活动布局而言，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徽商逐利的主要战场。水系发达，湖泊纵横，距徽州较近，经商环境得天独厚，这是徽商得以在此地区长期驻扎的主要原因。据相关史料的记载，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数量庞大，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是全国重要的商品交易市场。徽商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广阔的市场，他们散布于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杭州等商业城市，主要从事茶叶、食盐以及粮食、木材等的运输与贩卖，与晋商等地域商帮进行既合作又竞争的商业活动。毋庸置疑，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最终成就徽商的重要因素，不怕艰难的徽商高度重视依托长途贩运而获得商业利润的这一重要途径。明清时期的徽商依托山东地区的运河水系持续向北拓展其商业圈，其势力延伸到了今天的京津地区，甚至有徽商从事海外贸易，增强了徽商的影响力。因此，大运河水系是成就徽商商业神话的基础。王健、瞿凌锋等学者曾撰文指出，贯通南北、承接东西的大运河使徽商“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明确了徽商与大运河的紧密关系。 二、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徽商文化的传播研究 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大运河不仅是一条经贸交流的河流，也是一条文化交融的河流。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大运河区域徽商的经济贸易状况，同时也要探究运河区域内徽商文化的传播。这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命题，大致属于运河文化的研究范畴。人员的跨区域流动过程本质而言是不同区域文化互动的过程，这是社会学中的基础性命题。明清时期徽商在运河区域内的经商过程促进了不同地区戏剧等文化的交流互动，促进了区域文化的繁荣。 就运河区域文化的交流互动这一特定命题的研究而言，山东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胡梦飞的《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一书是目前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主题研究文本，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我们试图探究运河区域徽商文化的跨区域交融这一宏观命题。徽商实际上是一个具有鲜明文化特质的群体，他们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向心力，“贾而好儒”是其重要特征。因此，随着徽商在大运河区域商业活动的开展，一条具有明显徽州元素的文化线路逐渐形成。明清时期最早来到山东运河区域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是徽商群体。明初山东会通河的开通迅速吸引了大量徽商来此开拓市场。很多徽商长期在山东经商，山东地区是徽商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明朝嘉靖、万历时期，山东临清地区“十九皆徽商占籍”。在这样的特定语境下，区域文化的交流互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命题。徽商在山东地区的长期活动直接影响了山东地区的民间信仰，原来当地不曾有的信仰体系得以出现。徽商在山东地区修建的会馆、庭院等建筑，附带着徽州地区独特的艺术审美，这对当地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如徽州商人汪氏在济宁建有豪华的庭院，栏杆等处多有徽雕作品。此外，徽商对戏剧情有独钟，他们所到之处就是徽戏扎根之地。“商路即戏路”，徽商对徽戏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清乾隆时期徽商支持“四大徽班”进京演出，扩大了徽戏的影响力，促进了各地方剧种在北京的交流与互动，为京剧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结语 徽商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过程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作为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徽商所创造的商业神话至今依然熠熠生辉，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们不断探索。从宏观意义上而言，徽商的兴起和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运河的长期滋养。作为徽州商人运输货物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交通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为徽商突破“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徽州府而逐利天下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这是一个基础性命题。依托这一重要的南北水路交通线，徽商在广阔的神州大地上一点一滴地打造起了辉煌的商业帝国，推动了运河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良性互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繁荣及文化的区域性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J].安徽史学，2004（3）：12-19. [2]余敏辉.试论大运河在徽商兴盛中的作用和影响[J].中原文化研究，2020（5）：113-121. [3]郑民德.明清运河区域的徽商及其社会活动研究[J].中原文化研究，2020（3）：108-116. [4]赵元征.京杭运河文化影响下的山陕会馆与戏曲文化传播研究综述[J].人文天下，2020（16）：11-14. [5]朱汉明.京杭大运河对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J].山东水利，2019（6）：40-41. [6]范金民.明清时期运河重镇苏州城的地域商帮[J].人文论丛，2018（2）：155-187. [7]王月疏.明清徽商在长江中下游的经营活动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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