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波兰尼与库恩的优先权之争 |
| 范文 | 钱振华 张慧兰 〔摘要〕在科学哲学领域,波兰尼和库恩皆以科学家身份的成功转型而蜚声学术界,且都以科学哲学的社会——历史转向而扬名。相似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具有相同的学术视野,许多人甚至认为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是波兰尼的翻版。他们也由此尝试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然而,面对库恩所获得的巨大声誉以及其对待自己理论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波兰尼同库恩展开了优先权的争夺。 〔关键词〕波兰尼;库恩;优先权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2-0158-06 在20世纪科学哲学的舞台上,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和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是两位有着显赫声誉的科学哲学家。他们在学术生涯及其影响方面有着诸多相似:同是20世纪出现的后经验主义科学家,都从自然科学领域转向哲学,共同反对实证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同是西方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最主要的代表,并都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科学观。费耶阿本德即认为,正是波兰尼和库恩恢复了科学的本来面目,使科学哲学起死回生[1]。然而,恰恰是在他们引以为傲的科学哲学创新方面,波兰尼经常就自己和库恩面临的问题进行争论:即谁更应该得到科学哲学理论创新方面的优先权之誉?也就是说,到底谁的理论贡献更具有原创性呢? 一 波兰尼于1891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17年凭借关于吸附的热力学著作获得了布达佩斯大学授予的化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德国维尔赫姆研究所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地方工作。当他于1976年去世时,已经作为一位科学哲学家特别在英美等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库恩则于1922年7月18日生于辛辛那提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后随父母移居纽约。1940年秋,库恩进入哈佛大学主修物理学并最终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库恩也越来越远离自己的本行——理论物理学,逐渐在科学哲学领域取得建树。而且,波兰尼和库恩都是传统科学哲学的叛逆者,为当代的科学思想研究建立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讨论基础,其著作也被引用到广泛领域。共同的理论旨趣使得这对年龄相差31岁的学者超越了时空阻隔而一度成为朋友,他们也彼此尝试成为合作者。 波兰尼和库恩的际遇始于哈佛大学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开设的“通识教育与科学史”课。在该课堂上,库恩开始接触波兰尼的著作。以至于库恩后来回忆到:“科南特在其课堂上介绍了波兰尼,我也很喜欢他……波兰尼确实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2](296) 1958年秋天,在其巨著《个人知识》出版不久,67岁的波兰尼受邀到位于美国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中心作演讲,时年36岁的库恩参加了并听取了波兰尼的演讲,此时库恩已经完成了《哥白尼革命》[3],此书为即将出版的《结构》奠定了基础[2](295)。这次会晤二人没有直接的交流。真正标志着二人关系开始进入交流阶段的事件则是1961年7月份在牛津大学召开的“世界科学史大会”,波兰尼和库恩同时参加了该会。库恩向大会提交了《科学研究中信条的功能》,此文稿是即将出版的《结构》的压缩版。文中库恩首次表达他在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概况,并以此来重新构造在逻辑实证主义关于证实和证伪的主要议题。波兰尼不仅在会上听取了库恩的观点,并对库恩的观点进行了评价。会议期间,二人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二人的讨论被收录于克龙比所编的《科学变革》一书中。[4]期间,库恩还送给波兰尼一本“当代物理科学中的测量法”的单行本,并在上面提了字:“感谢过去的友好,希望进一步的评判!”[5]牛津会议之后不久,波兰尼和库恩皆成为由希尔斯(Edward Shils)任主编的季刊《密涅瓦》杂志的编辑顾问团成员。这是二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段时间。所以,1963年,波兰尼在为《科学、信仰与社会》再版做的序言《背景与前瞻》中,将库恩视为继他之后“十个与他自己相同结论的学者”[6](12-13)之一,并对库恩对范式发现的处理进行了注释。 遗憾的是,波兰尼和库恩从来没有真正的合作过。《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使库恩名声大震,其提出的“范式转换”这一革命性概念很快进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主流。库恩的影响还不止如此,整个20世纪60年代,教育家、行为科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策略的科学家以及艺术家都阅读库恩的著作,并借用其“范式转换”概念来说明个人知识和个人行为技巧等传统在历史的变化中是如何持续存在的。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些思想中,库恩吸取了波兰尼的部分思想。然而,从波兰尼一生经历可以看到:波兰尼的革命性的科学观引导了科学哲学的转向,恰恰是这一领域带给库恩以广泛的声誉,而这是波兰尼所不曾得到的。所以,本可以成为事业合作者的两位科学哲学的前瞻者,最终由朋友变为对手,与库恩的优先权问题,更是让他一生不能释怀的地方。 1963年,波兰尼与当时哈佛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赫尔顿(Gerald Holton)进行书信交流时指出:“库恩在1961年7月的牛津会议上谈科学中的信条主义时提到了范式发现理论,就此我曾与库恩进行了讨论。……我将结合你对科学中词干系数(thematic coefficient)的研究,这与我对科学前提(premises of science)的探索具有相似的方式……你将看到我对库恩的批评,他没有解决因对信条主义的认可而引起的认识论上的困难。个人知识则基本上回答了这一难题。”[7]1964年,波兰尼写信给斯科特表达他对自己突破性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声誉的忧虑:“我并不想谴责那些近来表达了与我相同的观点而自己没有进行思考的人,但是,我还是经常忧虑的是,如果我不对我的优先权说些什么,我将被谴责剽窃了那些后来得出与我观点相似的人的观点。我想这不能完全避免,但我只是想与作为朋友的你分享我的思想。”[8] 波兰尼在给西北大学心理学教授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的信中重申了他的优先权问题。“当我的论文《科学中的天才》发表之时,也是我的著作《科学、信念与社会》出版25周年之际,我也将80岁了,这也是重申我一直被忽视的专业哲学文献中主张的恰当时机……,我不准备纠于细节,但将会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为例。我想说的是,该书里面的内容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且没有注明出处。这些观点在我以前的书中就已经形成了。你可以在郎福德(Langford)和波特(Poteat)所编的《智力与希望》的第161页上发现库恩照搬了我的关于‘确证的思想,而该书其余的部分则大都是废话。库恩所获得的声誉可堪比卡尔·波普,就我所知,他们的著作都是论及科学的,在我看来则是纯粹胡说。所以你看,我不得不远离科学哲学文献……推而广之,我更多思考的是我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我仅想向您解释而不想将之公之于众。”[7](box 8, folder 13., August 13, 1970) 1971年,波兰尼向哈默斯(Paul Halmos)写信批判了库恩。哈默斯是加的夫学院的社会学教授,还是《社会评论专刊》的创立者。波兰尼在信中对自己和库恩的思想进行了区分,并进一步重申了他对某些概念发现的优先权,而恰恰就是这些概念使得库恩名声大震:“我的第一本书是1946年出版的,是由三篇系列论文构成的,现在的平装版是以最初的题目《科学、信念与社会》命名的。之后我的主要贡献是在《英国科学哲学期刊》的投稿和两本书中:一是1950年出版的《自由的逻辑》,另一本则是1958年出版的《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该书是1950—1951年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的成果。所有这些著作及以后的一些著述也被库恩所熟知,我与库恩直接地就他将与1963年所出书的计划(指1962年出版的《结构》一书)进行了相当长地讨论。我的主要观点是……在库恩的著作出版之前的若干年来我就对库恩的著作不满,而他依然我行我素。”[7](box 10, folder 2:September 14,1971)对于波兰尼的指责,库恩也进行了回应:“当我写《结构》的时候,有两本书出现了,一本是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另一本是图尔敏的《远见与理解》,特别是《个人知识》,我对着它说,我不必现在就读它。我应该回到基本原理并重新开始,我并没有这样做……,后来,当我试着读《个人知识》的时候,我发现我并不喜欢它。”[2](297) 1976年波兰尼逝世之后,库恩则保持了长时间的缄默,直到1995年10月份,即库恩去世前一年,巴塔斯等人在希腊的雅典对73岁的库恩进行了一次访谈[2](255-323)。在这次访谈中,库恩对波兰尼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进行了说明。他提到了曾写给博迪特(Poteat)的信和《结构》的第二版后记。在给博迪特的信中,库恩承认1958年在帕洛阿尔托行为中心,波兰尼做过演讲帮助他形成了范式的概念,但对其思想影响更大的则是波兰尼对默会知识的讨论。但库恩随即指出,也就是这一点,使其著作经常和波兰尼的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库恩也不能确定这次演讲是否帮助其形成范式的观念。库恩指出:这没有特别的原因一定要有关联,因为默会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议的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我们需要发现一些……非建议的……[2](296)看来,两位伟大的学者在对待优先权问题上,都是不曾释怀的。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波兰尼和库恩的思想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二 1968年春天,格林(Marjorie Grene)正着手准备出版《识知与存在》而筛选波兰尼的论文。格林认识到如何识别库恩和波兰尼在认识论上的相似之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对他们哲学观上的根本差异的理解造成障碍。事实上,波兰尼关于逻辑鸿沟、科学争论和皈依思想和库恩科学革命的理论极为相似。对此,达力则认为库恩独立做出了发现,并比较了波兰尼和库恩的七点相似之处:(1)都强调科学共同体中传统、舆论、权威等角色在科学研究过程和结果中的决定性作用。(2)都强调科学的划界规则和科学方法论原理的“默会”特征;(3)号召关注直觉、个人洞察在科学发现中的地位;(4)描述了科学观察中有训练的觉知(trained perception)的重要性,波兰尼在讨论中经常用科学中的“鉴赏”(connoisseurship)来描述;(5)发现了美学范畴和信念在科学确证中重要地位;(6)显示了科学在各个阶段是如何被上层“准形而上学寄托”(quasi-metaphysical commitments)所修订的,而且这种修订是很难被辨别出来的。(7)解释了科学革命理论的“范式转换”或“知觉转换”。[9](161) 毫无疑问,波兰尼和库恩共同阐释了“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概念,推动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是波兰尼在20世纪40年代与英国以贝尔纳为代表的左派科学家论战的产物。“科学共同体”的表达首次出现在波兰尼于1942年所作的《科学的自治》一篇演讲文中,后被收入其论文集《自由的逻辑》中。他说:“今天的科学家不能孤立地实践他的使命。他必须在各种体制的结构中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一个化学家或者一个心理学家,没有一个人不属于专门化了的科学家的一个特定集团。科学家的这些不同的集团共同形成了科学共同体。”[10]作为一个科学家,波兰尼联系当时的社会问题,抨击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关于计划科学的观点,力主学术自由、科学自由,认为科学自由是献身某种信念的人的共同体的自然法则。“科学共和国实现了卢梭的理想——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个成员都是普遍意志之下平等的伙伴。”[6](16)之后,波兰尼继续进行研究,并将注意力转向了科学的社会学特征。如波兰尼继续在《个人知识》中对“科学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应用。1962年,波兰尼在耶鲁大学举办的系列特里讲座(Terry Lectures)重点阐述了科学共同体的内容。此外,在波兰尼和库恩同为《密涅瓦》的编辑期间,波兰尼发表了《科学共和国》[11]一文,在该文的最后,波兰尼将科学共同体视作自由社会的典范。而“科学共同体”成为科学社会学家普遍应用的概念,库恩功不可没,特别是经由库恩“范式”理论的推波助澜,在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雅各布还指出:在揭示科学的社会侧面,波兰尼享有优先权。特别是关于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波兰尼要比库恩早20年提出并运用。约瑟夫·本—戴维指出:是波兰尼“首次明确表达了‘科学共同体这一术语并用来描述科学家在大量的求知自由之中执行严格纪律的方式,通过训练,对出版物以及在赞同和非赞同的非形式认可之间作出仲裁。他还说明了“这种非正式体系是如何与研究的固有特征相关联的。”[13](418) 同时,波兰尼和库恩都揭示出了科学认识中的默会成分。大多数科学家关于如何进行科研的知识都是默会的,是徒弟通过观察和效法师傅的做法而获得的。对于这一点,库恩对波兰尼的贡献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以至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范式进行解释的时候,他在注脚里指出:“迈克·波兰尼出色地发展了一个相似的主题,即科学家的成功更多地依赖“默会知识”,也就是说更多依赖通过实践获得的知识,而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可参见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尤其是第四、五章。”[14]并且,在库恩1969年为《科学革命的结构》再版所作的后记里,他重新定义“范式”为“共有的范例”时又一次深情地说:“再一次借用迈克尔·波兰尼的有用的术语,这一过程中所提到的是‘意会知识,它只能得之于科学实践,而不是纸上谈兵”。他还直接借用波兰尼的“默会知识”来谈与直觉的关系。以此来为别人强加给他的“推崇主观性和非理性的”指责辩护。博士期间的学徒身份是从属于权威的。库恩指出:“总之,类似宗教信仰的承诺(quasi-dogmatic commitments)对于产出型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观点可以参见波兰尼的《个人知识》(1958,芝加哥版)和《自由的逻辑》(1951,伦敦版)。关于科学家所承诺的内容我和波兰尼有一定差异,但是我们对围绕该问题展开的许多议题却有着显而易见的一致……波兰尼先生再三强调科学知识的‘默会成分在科学研究中所扮演的必不可少的角色地位,这是科学家在其研究问题中引入的非言述成份:它不是通过规则而被学习到,而主要是通过实例和实 践。”[4](347-392)波兰尼回应道:“托马斯·库恩先生的文章会引起不同角度的反驳,但不是我的反驳。在文章的结尾,库恩指出研究依赖于对已有信念的寄托(commitment),这在今天已经很少引起注意了。我也不再赞同这一点,因为我曾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呼吁关注寄托,后来我发现这是徒劳的。我希望我和库恩先生联合起来将会做的更好些。”[4](375) 显然,让库恩声名鹊起的范式概念在波兰尼那里也能找到对应的原型。毫无疑问,是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paradigm)概念。然而,恰是波兰尼的观点引导库恩形成了“范式”概念。对此,库恩1961年在牛津大学的研讨会上曾在提交的论文《科学变化的结构》中指出:“对我所知道的科学的某些方面,波兰尼先生已经进行了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促使我形成了一个显然是前所未有的术语(范式)。”[15](195)盖尔维克是第一位以博士论文的形式阐述波兰尼思想的。他运用了库恩的“范式”概念来分析波兰尼的贡献,并称波兰尼哲学是“一个新的范式”,而库恩的科学实践中范式概念和波兰尼格式塔式的信念框架角色具有亲缘关系,它们在科学实践中具有影响和引导科学发现的功效。[16]实际上,波兰尼早在库恩之前就提出了解释框架(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的概念。在波兰尼这里,这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有时波兰尼用类似的概念:如“言述系统”(articulate systems)、“言述框架”(articulate frameworks)、理论或“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s)、“启发性观点”(heuristic vision)、“精神内居地”(mental dwelling places)等。“在《个人知识》中,非常明确的是:不同的框架看来需要不同程度(或不同类型)的参与……对此类框架的鉴定和可能的不同框架之间关系的规范与波兰尼所关心的程度有 关。”[17]沃特夫斯基曾首次指出库恩承认受惠于波兰尼。沃特夫斯基进一步指出,波兰尼的任务不在于描述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而是要去解释二者的关系。波普没有回答此问题,而阿加西和库恩则甚至于没有提出此问题。对库恩而言,波兰尼关于“启发性观念”(heuristic vision)的阐述是库恩学习波兰尼的地方所在。[18] 澳大利亚学者雅各布认为,[19]波兰尼和库恩的思想是很难区分的,至少波兰尼关于观念框架的概念和逻辑鸿沟的观念预示着库恩关于范式及其不可通约性的思想。波兰尼将在连续的观念框架间的分离叫做“逻辑鸿沟”,库恩则称为“不可通约”。波兰尼指出:“两种相互冲突的体系被一个逻辑鸿沟分隔开来了……依赖于一种解释框架的形式操作不能向依赖于另一种解释框架的人们演证一个命题。它的倡导者甚至无法成功地得到这些人的聆听,因为前者必须首先教会后者一种新的语言,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学会一种新的语言,除非他首先相信这一语言对他有某种意义……就像一个问题与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发现被分隔开来一样”[20](151)。对波兰尼来说,在问题和其答案之间的逻辑鸿沟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规则或逻辑程序能够引导到一个与现存知识非连续的问题的答案上去。横亘在问题和答案之间的逻辑鸿沟的首次交叉是“启发性的”,科学家做出了鼓舞人心的、原创性的和正确的猜测。可见,波兰尼提出了信仰的不可通约框架的概念,而且暗示了科学革命的概念。例如,他指出哥白尼体系除了通过逻辑鸿沟与前人分隔开来之外,还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家的原则和价值观。雅各布认为,正是这些观点为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观点提供了源泉。[21] 三 当科学家放弃对一个框架的信仰而转向另一个时,他们便经历了一次革命。波兰尼用“皈依”[20](41)这一新的途径来解释科学发现的过程。库恩也经常提到科学“皈依”[14](19)很显然,这与波兰尼的理论有共同点,他们共同强调发现中的个人贡献。皈依过程中相反的补充力量和一种创新的驱动力在科学中运行着。库恩将科学发现过程中的这种“传统与创新”中的关系称为“必要的张力”:波兰尼则将一方面寄托于传统而另一方面追求创新或原创的情形称之为“有目的的张 力。”[22]对于科学革命的解决是科学共同体之内的冲突后的通往未来科学的最恰当选择。革命选择的其余的一系列结果被常规研究的各个阶段所分割开来,这种结果是我们称之为现代科学知识的最佳工具。在该发展过程中的相继阶段,由其不断增强的清晰度和专门化程度为标志。科学革命“正如我们推定的生物进化那样,整个过程是在没有目标、没有永久固定的科学真理的帮助下发生的,其中形成科学知识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相当好的范例。”[14](172-173) 波兰尼也承认他和库恩的一致性,并评价了库恩的“范式”概念:“寄托于一个范式所具有的功能与我所提到的启发式观念、科学信念(a scientific belief)或者科学确信(a scientific conviction)是相差无几的。……我还把这些寄托和对科学前提的持有视作等同。”[4](375)波兰尼认为他理解了库恩的关于“范式”的概念,因为他发现他和库恩的理论具有共同的基础。库恩的概念触及到了“科学方法的本质和科学知识的根本”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对“己有信念的寄托”的断言是探究科学的必要条件,该观点与当前流行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即我们不接受任何权威。早在300年前,英国皇家学会的创立者们就已经将类似格言视作自己办会的座右铭,即“没有任何人的话是最终的真理。”[4](379)此时也使得人们对知识社会学和库恩所提出的一种在直觉上有吸引力的科学社会学框架的兴趣与日俱增。 可见,波兰尼在理解科学事业的默会成份和库恩关于范式的革命观念最后融合在一起了,以至于我们总能在库恩的著作中找到波兰尼思想的影子,正如惠特利在《黑箱主义和科学社会学——关于该领域主要进展的讨论》一文所指出的,“接受库恩的科学社会学就意味着要接受其科学认识论,即科学通过范式转换而进步。根据库恩的社会学立场,两个范式之间没有共同的标准……社会学研究中,它们以传统为基础,科学工作中的实践的、非程式化的和非理性的风格是经过模仿从师傅传到徒弟的……这可参见波兰尼1964年出版的《科学、信念与社会》以及1966年出版的《默会层次》的1-26页,61—80页。”[23]麦克因特则直接指出,波兰尼的思想影响了库恩思想的形成。[24](67)也有人称赞是库恩推动了科学哲学的革命,是库恩“在这块没人关注的领域奔走呼叫了多年之后,迈克尔·波兰尼所强调的是科学‘技艺的直觉和默会本质的观点如今被广为传播和接受。”[25]这暗含的意思是:波兰尼的著作被传播并不是他自己的功劳,而是因为它和库恩的科学哲学具有关联的结果。莫里斯基指出:这种“成功”的不利方面则是:波兰尼对科学的形而上学根基以及个人知识的确信将会在库恩的透镜下消失。[26]也恰恰是这一点一直困扰着波兰尼,他在为优先权呐喊的同时,实际上是为其开辟的科学哲学的新领域而呼吁。其实,波兰尼是多虑了,他的思想在当代又重新闪烁出了其巨大的光辉,当然,这也不会影响到库恩的声誉。 〔参考文献〕 [1]江天骥.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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