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范文 | 王增福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工作任务的转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飞跃式发展，在艰辛探索中逐步实现了从注重模仿苏联到坚持中国特色、从偏重生产关系到关注生产力发展、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等发展范式的转换。7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即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逻辑起点，以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作为理论基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实践基点，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作为价值旨归。这些基本经验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范式;中国国情;基本经验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实现了理论的与时俱进，而且增强了实践的指导效应。在这70多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时而凯歌行进，时而曲折发展。依据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发展历程，结合我们党工作任务的转变要求，可以将其历史进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八大召开之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基本取得了胜利，意味着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为以后实现富起来和强起来奠定了制度基础。站在新中国的历史起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新的课题，即如何实现从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的党向在全国长期执政的党的转变，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建设以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等等。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国民经济恢复、继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953年，党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316在过渡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2]70。社会主义改造采用从低级到高级逐步渐进的过渡形式，根据我国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实际，借助国家资本主义的缓和方式变革固有经济形式，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资产阶级和平赎买思想的有效践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成功改造，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同时使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切标志着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前夕，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这一过程中，既选择性借鉴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也着力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次深刻而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社会发展奠基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 （二）党的八大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取得积极成果也存在重大失误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这就为我们党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论断提供了客观依据。1956年9月，我们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72。因此，党和国家的工作焦点也由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迈向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从1956年至1966年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就，但也在实践中遭遇了严重挫折和失误。由于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到位，在党的八大结束后开展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思潮逐渐兴盛，使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此后，党中央及时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开展大规模的全面调整，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健康发展。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的时期。这一时期，党中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所进行的革命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背道而驰。“文化大革命”既不符合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也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彰显，更不符合党的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际，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错误评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阶级状况的结果，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82，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停滞甚至退步。面对这种局面，党内有识之士果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并深刻反思如何更好更合理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五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 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创新。1978年12月，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了新征程。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在这一阶段，我们党依据国际发展大势和国内发展实际，以超人的魄力与胆识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明确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党正确分析国内实情、科学研判国际形势，作出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创新。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革促使我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五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审视世界大势、观察中国发展，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着力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认知，创新性地规划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历史不断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取得发展，就应该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脱离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是抽象和空洞的。 （四）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持续深化与拓展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发展总是以不同形态的理论成果呈现。党的十五大至十八大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实现了新的跨越，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与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结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两大理论形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姿态带领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治国理政，是党在国家建设和自身发展中面临的时代课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深邃的眼光和宏阔的视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从坚守人民中心和繁荣中华文化的视角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知，从维护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视域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智慧与精神实质，以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为己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篇章。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体现在它鲜明强调了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宗旨，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方式方法，由此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从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生态文明”范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度思考，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思想之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都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导向。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既取得丰硕成果，亦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精准研判，科学分析，有效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基于时代变化和发展要求，提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19;阐述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应当遵循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18的新时代课题;创新性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中积累的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全党和全体人民集体智慧的思想结晶。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中国焕发出崭新活力，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转换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首先提出“范式”这一概念，“范式之间的转换”意味着科学的革命，“范式转换”过程同时也是“革命的解决过程，就是通过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冲突，选择出从事未来科学活动的最适宜的道路”[4]。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范式转换，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在中国化历程中会出现根本性的质变，而是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民族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关注焦点、演化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变化。只有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范式转换研究，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科学总结基本经验，进而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独立、制度自主与理论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与实践镜鉴。 （一）从学习和模仿苏联到逐步“走自己的路”的转换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俄式社会主义”到“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换[5]。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启了民主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结合“一穷二白”的具体国情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认知，提出了“一边倒”的社会主义发展策略，主张全面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来扭转百废待兴的局面。特别是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1]263，在各个领域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开展改造和建设。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认真借鉴苏联模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可以说，苏联模式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提供了正面经验。但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与波匈事件暴露出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與教训，提出“以苏联为鉴戒”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思想。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虽然毛泽东已经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并进行了科学探索，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依然存在不足和局限，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对我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持续解放思想和创新理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找到了体现中国特色和民族基因的社会主义发展大道。党的十二大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经验和教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17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始终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既注重遵循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又坚决维护中国特色的道路独立和文化自主，实现了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飞跃。 （二）从偏重生产关系到关注生产力发展的转换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建设任务。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顺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也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针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了单纯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左”倾错误，在政治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经济上提出“大跃进”的发展方式。全国各地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不良现象，严重背离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客观规律，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此之后，虽然我们党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和纠偏，但发展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仍然存在并不同程度地显现，最终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文化大革命”歪曲和背弃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极“左”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严重泛滥，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后退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特别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科技支撑。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富起来”设计了路线图。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并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的新理念，摒弃了将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强调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此予以继承、延续和发展。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重新确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化解发展困局、推动流程再造、提升经济效益和推进科技创新，目的仍然是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便调整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夯实上层建筑支撑经济基础，进而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努力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三）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发展范式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基本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并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制度安排。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0]显然，“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关注更多的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构思，并将“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发展成为“富强、民主、文明”。1992年，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1]，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一思想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党的十五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认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中充沛了“富强、民主、文明”的丰富内涵，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围绕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展开，不断强化与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日趋完善和成熟。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由此勾勒出一幅“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日趋凸显人民的中心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这是以人为本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充分体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19。新时代的小康社会建设不仅对物质生活水平提出更高标准，而且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環境美丽等也提出更多要求。在新时代的发展实践中，我们党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两大布局，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心协力共创“中国梦”。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逐渐实现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某种程度将“物”神圣化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以及“人”与“物”和谐共融的转变，这种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范式的转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阶段。[12]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度和深度都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和提升，并由此形成和创造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理论成果和宝贵实践经验。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这些凝结着党和人民不懈探索和实践智慧的基本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加科学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探索中逐步推进和发展起来的，并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延展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只有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这些基本经验的精髓，我们才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继续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通过科学总结和系统反思，这些基本经验主要可以概括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科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作为指引全人类实现彻底解放的伟大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13]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因而只有首先认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我们党才能游刃有余地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以其更好地指导和推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开拓奋进的共产党人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展开了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作斗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历史性飞跃，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深化和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此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分别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知和实践突破，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科学系统的发展布局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在深度思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的基础上，新一代领导人高屋建瓴、大胆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境界、新高度提供了根本指南。 （二）正確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须紧扣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国情的区别与联系，认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转换与调整，如此才能科学研判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方位，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渐进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理论魅力、激发出强劲的真理力量和惊人的实践伟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理论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就是由于它找到了与中国国情相统一的最佳结合点，并在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的辩证统一中由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指导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才能牢牢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正确发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性，着力将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加以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制度化，构建起更具说服力、感召力和公信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既深刻折射出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发展，又为我们持续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优越的发展环境、标注了清晰的发展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科学分析中国革命运动的特殊规律，为中国人民夺取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前提和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依据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确立并巩固下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客观现实，作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国情判断，并在立足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在立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我们党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成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三）合理建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的动力机制，找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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