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自媒体时代青年话语问题研究 |
| 范文 | 摘 要：作为青年群体活跃的生活场域，自媒体呈现出意识形态属性，并生成新的结构特征：扁平化的权力结构、隐蔽的大众文化表现形式以及核聚变效应。这些变化使青年话语的话语主体、话语主题以及话语对象产生新风险。青年话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健康发展需要从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发展大众文化、发挥技术能动性三方面着力，从而降低意识形态风险。 关键词：自媒体；意识形态；青年；话语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167-06 自媒体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模式，构建了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形成新的意识形态遮蔽場所与角力场所。青年是自媒体的热烈追捧者和实践者，也是意识形态争夺战中利益攸关的目标对象。“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社会问题，青年群体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①巴赫金指出，话语是一个“（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符号”②。青年话语是整个社会话语的组成部分，也是自媒体意识形态属性的外部呈现方式之一。在自媒体时代，作为文化“元语言”③的意识形态对青年话语产生全面影响，理应成为青年话语研究的逻辑起点。探讨自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对青年话语的影响，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话语的引领功能，是当前青年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一、作为意识形态传播新场域的自媒体 自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新兴的自媒体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媒介。2003年，美国学者戴尔·佩斯金（Dale Peskin）给出了“自媒体”（We Media）最早的定义：“普通民众借助于联通全球知识的数字技术，分享新闻和参与真相的一种方式。”④西方学界并未普遍使用自媒体这一概念，而是以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取而代之。这两个概念的关注点不同，前者强调传播主体个人化，后者强调媒体的社会交往功能，但二者所指皆为同物，“当指非专门传播机构的、主要由公众自主参与而形成的，以用户创造内容、可多对多传播交流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在线媒体”⑤，主要包括微博、微信、QQ空间、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以及个人网站在内的新媒体形态，从而形成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场域。 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日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活力的研究课题之一。按照齐泽克的说法，意识形态永远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⑥。换言之，定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如同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困难。意识形态概念最早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在18世纪末提出，被视为一种“观念学”（Idéologie）。马克思、恩格斯是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上具备里程碑式意义 收稿日期：2017-1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常态化机制研究”（15BKS091）；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自媒体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特征、风险及建构研究”（2018-ZZJH-587）。 作者简介：侯丽羽，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郑州 450015），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2488）。 的人物，他们指出，（统治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⑦。由于当时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论战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把负面意义融进了意识形态概念之中，揭示了意识形态服务于特定阶级利益的本质，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其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们从外部灌输进去，指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原则，拓展了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后来西方学者视野中的意识形态认识正是沿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嫁接多种理论资源，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开疆拓土。其中做出显著贡献的是葛兰西，他视意识形态斗争为对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将意识形态看成是一个谈判和斗争的领域，凸显了意识形态背后的权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确证自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就要检查自媒体是否“有助于产生、培育、支持和重建”⑧置于一定背景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自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通过作用于大众的思想观念，从而更改其行为方式来得以实现。作为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中心场所，自媒体构成了青年群体的经验来源与情感基础，传达着青年群体对现实生活的了解与期许。以服饰、电影为代表的物质和文化产品流通无界，各种思潮交流、碰撞，形成复杂多元的物质类型与文化环境，这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审美取向为不同利益主体对青年群体的争取提供了广阔空间。于青年自身来讲，承载着新的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自媒体，既构建着他们日常生活的社交网络，拓宽他们活动的领域，也表达出他们的情感需求，深刻影响着他们所属群体的文化走向。 意识形态内嵌于话语之中，自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是通过话语这一中介得以呈现。所谓话语（discourse），是指“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⑨，其源于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在福柯看来，话语囊括了文化生活的所有范畴和形式，构成了文化实践的基础部分。福柯指出：“一个话语在进行自我修正、纠正谬误、加速自身形式化时，并不必然同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而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随着严密性的增长和差错的消失而减少。”⑩自媒体话语的产生是个人话语与网群话语交织互动，并可能演变为公共话语的过程，个人话语、情感话语与碎片化话语将成为可能的发展形态。这些话语并不仅仅是一种认知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决定主体认知活动的关键所在。人们通过复杂的话语实践，一方面不断再现现实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对现实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反思和建构。不同的话语类型交互生成于自媒体场域，为意识形态争夺留下了广阔空间。 二、自媒体话语的结构特征 马克思敏锐地指出科学技术在瓦解社会关系时所起的革命作用：“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同印刷术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一样，自媒体依赖网络技术的支撑，改变了传统媒体一对一、一对多的单向信息流动模式，呈现出一对多、多对多的网状交互模式，话语主体、话语呈现方式以及话语效能产生了相应变化，呈现出新的结构特征。 1.扁平化的权力结构 从理论上来讲，自媒体没有把关人，消弭了曾经横亘在传统媒体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断裂，把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权力从媒介精英手里让渡到普通大众手里，从而形成了管理层精简、以话语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扁平化权力结构。个体凭借一部手机、一个账号，通过自媒体平台，对信息进行采、编、发，成为“第四种权力”——大众媒介的掌握者。不同于传统媒体边界清晰、权责明确的5W传播模式（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对谁-whom，获得什么效果-what effects），自媒体的传播模式是“5A”，即anyone， anytime， anywhere， any information， any media。换而言之，信息生成和传播的主体就是大众。 究其原因，自媒体提供了信息系统开放的可能，产生了吉登斯所谓的“时空离距”（space-time distanciation），即信息在传输的过程中，脱离其生成语境，被重新置入新的背景之中，从而使信息具备了时空的“延伸效力”。作为自媒体场域中的活跃分子，青年通过说理、辩论来支持或者反对某些立场，使原本属于个人的意见传播为公共舆论的一部分，生成新的公共空间。导致主体结构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青年群体主体性的觉醒。主体性聚焦于自我，在对自我以及所属群体的不断审视中，现实的社会关系不断显现，想象的社会关系被不断构建。自媒体为青年群体提供了观察现实生活的窗口，也提供了改变现实和构建想象生活的平台。2017年3月的俄罗斯大游行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参加者大部分为17—35岁的青年；二是他们主要通过自媒体和网络进行联系。从中可以看出，自媒体赋予青年更多的话语权，青年有了重新定位的可能，他们试图摆脱沉默的大多数这一角色，在自媒体这一美丽新世界中奔走呼告，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试图重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2.以大众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 自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往往隐而不显，借助于大众文化这一生产与消费的场所得以实现。文化内在包含了规范、理念、价值结构，它与民族、国家、阶级的认同联结在一起。也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学者称意识形态为文化的“元语言”。“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通过语言符号的表征和意指实践来完成”，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其具备“人文化成”的作用，是沉淀于话语结构中最深沉的要素，也是承载意识形态的有效场景。 相比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有限生产而言，大众文化规模宏大，成为承载意识形态的主要文化类型。大众文化本身类型多样，蕴含着抵抗与屈服、反抗与顺从的深刻矛盾，成为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这一方面是因为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判然有别，是一种可以包容不同年龄、阶层与种族的多样性文化，是其他文化类型尤其是青年文化的源泉之一。另一方面，自媒体的兴起改变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为文化符号的“编码/解码”提供了转型契机。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开放性，使青年获取了对文化符号进行“编码/解码”的资格与能力。按照“编码/解码”理论，意义的生产和建构是一个编码过程，接受和解释则是一个解码过程，这两个过程都需遵循一定规则，但这两套规则无须一致，甚至无须并存。青年群体与父辈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文化境遇，二者在理解文化内容、阐释文化意义时所使用的规则也不尽相同。当代青年作为信息社会的“原住民”，对文化刺激高度敏感，往往与父辈形成代际文化冲突。大众文化则成为他们寻求话语反抗的工具。胡戈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改编了电影《无极》，把传统文化符号“无极”戏谑为“无聊至极”，用青年狡黠的无厘头话语解构了父辈庄重的宏大叙事风格。这种恶搞文化虽不能对主流话语造成真正意义的冲击，但它是青年群体借助大众文化进行的一种象征性反抗，其实质是要表达“对‘父辈文化把持话语主导权的抗争和不满”。 3.呈现核聚变效应 自媒体提供了人人皆可言说的类似于集市的传播平台，人数众多的受众对象放大了自媒体的作用，使其呈现出强大的核聚变效应。核聚变本身指的是较轻的聚变反应物质聚合成重的原子核，从而释放出巨大能量的过程。在自媒体的话语狂欢里，因为某一事件聚合起来的个体极易结成心理群体。这个心理群体卑微、盲从、丧失理性批判能力的特点在勒庞的《乌合之众》一书中已有所分析。自媒体事件几乎都是独立存在的，大众无法直接“在场”，致使语境缺失。大众远离事件真相，缺乏获取和求证现场信息的能力，先验地处于客体地位，自然而然地选择符合自己刻板印象的话语，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推波助澜。群体的负面作用与自媒体话语的狂欢功能合力，不断放大事件影响。自媒体提供了类似于巴赫金笔下的狂欢广场，大众是这里的主角，阶级、财富、身份的界限被抹平，“小丑”有可能加冕为王，“国王”有可能被打翻在地，“笑”成为狂欢的主要表现形式。任何风吹草动的信息都可以通过自媒体这个狂欢广场起到“麦克风”般的放大效果，从而进行病毒式傳播和链式反应，释放出媒体能量。在2016年年底的“罗尔事件”中，自媒体用户从一边倒地打赏，到一窝蜂地愤怒，人数无限聚集，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迅速转换，把当事人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显示出自媒体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三、自媒体场域中青年话语的风险 受到自媒体话语影响最大的群体是青年。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人数为7.24亿，占到网民数量的96.3%，20—29岁年龄段的青年网民占比最高，达到29.7%，10—39岁网民占整体网民的72.1%。青年不仅是一个生理年龄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概念，“青春期的骚动不安使得‘青年是天生的启蒙主义者、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和天生的社会主义者”。青年话语是社会话语的特殊组成部分，囊括了青年文化生活的基本范畴和形式，构成青年文化实践的基础。自媒体提供了青年话语产生和创新的平台，不仅带来了转型契机，也生成了新的风险。 1.再中心化的话语主体结构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总要接受社会教化，青年也不例外。但青年期一去不复返，具有特殊性，是接受教化的关键时期。传统媒体时代，教育者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是青年教化过程中的主体，处于话语生产、引导、检验的中心地位。自媒体造就人人皆可发声的可能，促使青年话语主体结构再中心化。在青年话语的实际产生过程中，普通青年的大部分话语都弥散于浩瀚的话语海洋之中，意见领袖和青年草根领袖构成话语生成和扩散的节点，形成新的话语主体。 意见领袖是活跃于自媒体平台的观点表达者和信息提供者，拥有众多粉丝，能对他人产生广泛影响，他们把“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变成公众舆论”，是自媒体舆论场中的“节点”和“风暴眼”。有数据显示，公共事件成为意见领袖的主要话语议题，情感表达型话语是其主要的话语类型，占比58.23%。此类话语带有明显的情感宣泄意味，虽无助于议题的反思与解决，但吻合青年群体的心理特点，容易获得青年群体的情绪共振与情感支持，是意见领袖积累影响、维护权威的重要途径。 青年自身不断崛起，成长为草根领袖，构成话语主体结构中的另一中心。相比精明练达、淡泊从容的父辈来讲，尚未完全社会化的青年被传统力量束缚的程度较弱。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前喻文化，指的是晚辈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指的是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即长辈向晚辈学习。在前两种文化中，长辈为晚辈确定了行事方式，处于文化权力的核心地位。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后喻文化渐处上风，代表未来社会特征的青年成为话语潮流的中坚力量，推动新的话题产生，并把它扩散出去。“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青年是最典型的草根网民，他们借助自媒体的力量，积极参与文化的形成与传播，不仅在代内进行文化传播，并对年长一代进行文化反哺，成为话语产生的主体力量之一。 2.受到技术和资本支配的话语主题 自媒体时代，信息唾手可得，是不是技术鸿沟已经不复存在，人人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在媒体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制”之中，技术与资本的力量不容忽视，合力支配青年话语主题。对自媒体技术的使用和控制，不仅成为资本获得增殖的内在机理与条件，也成为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与结果。从支持互联网的技术层面看，在IPv4协议内，美国一家独大掌控着全球13台根服务器中的唯一主根及9台辅根。与此同时，美国“凭借占据全球1/4的IP资源的技术优势，使其成为互联网信息的全球主要来源，同时这种强势的‘单向输出使其获得信息传播的道义和政治上的优势”。虽然在以IPv6为基础的“雪人计划”中，中国部署了25台根服务器中的4根，告别了互联网无“中枢神经”的尴尬，但在国际网络空间中大而不强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旦出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强烈对抗，中国完全有可能被排除在国际主干网络之外。在微观的层面上，控制“算法”是影响话语主题的核心技术。算法，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计算机的解题过程。“普通人听算法的，算法听掌控算法的精英们的。”运用技术来控制算法，青年接收到局部和差异信息，形成自媒体的“意识形态信息茧房”。美国是最早利用技术来控制意识形态的国家，也是做得最好的国家。2016年12月23日，奥巴马在即将卸任美国总统之际，签署了反宣传法案，意欲建立一个信息分析和反应中心，并投入大量资金，“帮助培训各地记者，并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智库、私营部门、媒体组织和政府外的专家提供资助合同”，以应对国外对美国的宣传，这足以显示出资本与技术对于宣传话语的支配力量。 资本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通过大众媒介不断制造新需求，推动消费主义在全球蔓延，为资本的持续增殖创造条件。马克思早就指出，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唯一的生活本能。咪蒙，这位年轻的“微信女王”，拥有1000万粉丝，经典语录是“买买买，便是独立女性的第一大要务”。借助于微信公众号的聚合作用，咪蒙被称为“拜咪蒙教主”，她的千万粉丝也被称为是“拜咪蒙教信徒”。“教主”和“信徒”迷恋物质消费，他们所要获取的当然并非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能够反映社会地位的符号价值。在狂热追求消费产品的过程中，人的丰盛感觉和独特个性让位于充足多样的消费品。处于资本链条末端的青年，看似具备了更多的话语选择空间，实则局限于资本逻辑支配的认知环境，其话语主题也面临着被大数据筛选的新困境。 3.遭遇身份认同危机的话语对象 身份认同是青年期最困惑的问题，也是青年话语研究中极端重要的问题。身份认同给予人们生活的意义，安享在家的感觉，是把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沉淀为深沉情感的必由之路。在改革不断推进，利益格局进行深层调整的当前，青年群体给自己贴上“蚁族”“屌丝”甚至是“巨婴”这些消极的话语标签，背后直指身份认同的困惑。 身份认同包含“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等最基本的问题。从认知逻辑看，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指涉两类基本因素：一是借助地理空间这一物理因素来划分群体边界；二是依靠历史共识、民俗风尚等传统在文化心理层面產生归属感。信息无界的自媒体打破了群体划分的地理区隔，侵蚀了青年身份的位置感和归属感，同时弱化了历史文化因素的凝聚功能。在话语的全球性传播过程中，“向心力与离心力、集中与分散、附聚与消散、同质化与分化之间相互作用”，青年群体的身份变动成为可能，既可能有身份的否定与转换，也可能有身份的巩固。青年被复杂的身份问题所困扰：如何认清自己的位置？如何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如何看待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如何在激荡的社会思潮中不被乱花迷眼？这些都是重要但尚未得到很好解答的问题，表现在青年话语中，呈现出不同话语类型并存的矛盾局面，并引发新的身份认同危机。 四、构建健康的话语场域，引领青年话语良性发展 青年话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形成相互联系、有内在结构的研究领域，其建构需要从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功能、健康发展大众文化、提升技术主动性这三方面进行。 1.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功能，实现话语转换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构成青年话语建设的理论基础。从形式上来说，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伪马克思主义思潮驳杂纷呈，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对青年话语产生消极影响。利用自媒体平台来消解这些政治思潮的影响，保证马克思主义在青年话语中的核心地位，最根本的问题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功能。青年教育工作者要吃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用阶级分析方法这一“解剖刀”和“显微镜”来厘清各类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实质、表现与趋向，涤荡青年话语中的负面因素和不合时宜的成分。 另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的转换。按照刘建军的说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包括三个层次，分别是理论话语、教育话语和生活话语，三者层层关联，相互影响。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话语的引领功能，也要处理好这三个层次的关系。青年教育工作者既要善于从理论话语中获得指导和智慧，也要善于利用自媒体捕捉青年群体中流行的生活话语。这些生活话语聚焦社会矛盾，表现出青年群体的心理状态，为透射当代青年话语的本质内涵、发展趋向提供生动素材。利用自媒体负载的意识形态功能，转换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中自上而下的灌输方式为多元立体的传播方式，使严肃单一的话语风格转换为生动活泼的风格，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亲民性，提升其引领功能。 2.发展大众文化，加强青年群体身份认同 在青年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大众文化显然不是作为背景存在的，“它是我们一旦没有就无法理解世界的工具”。大众文化是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为青年理解话语意义提供了解释框架，也为青年话语健康发展提供保护功能。哪些话语沉寂，哪些话语凸显，背后都是文化较量和选择的结果。在对待大众文化时，向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尖锐抨击大众文化，比如在阿诺德那里，大众是沉默者，处于文化的对立面，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另一种是赋予大众文化以积极态度，比如雷蒙德·威廉斯，他认为文化本身就是普罗大众的，大众并非文化白痴。青年群体普遍使用自媒体，几乎能够接触到任何文化形态，拥有文化生成的潜力。对于青年话语的建构而言，发挥大众文化在心理层面的保护功能，要与传统文化的固本功能结合起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根据“新的历史特点”，赋予其时代内涵，把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通过碎片化、即时性的传播内化为青年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品质，外化为话语习惯。 3.发挥自媒体技术能动性，营造健康话语环境 在引领青年话语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自媒体的技术能动性，推动青年话语的研究及实践工作。一要培养积极的网络意见领袖，鼓励健康的原创作品。发挥意见领袖自媒体公众号的黏性功能，用青年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青年自身的故事。发挥健康话语的正能量，引导青年话语的意趣和品位。二要利用好“议题设置”功能，及时介入青年话语中折射出来的热点问题和社会矛盾，提升对敏感事件的关注度，及时公布事情真相，驳斥错误，解疑释惑，起到凝聚共识和心理疏导的作用。三要建立舆情引导机制，摒弃青年话语中的消极因素，控制好舆论引爆点，舒缓青年群体非理性情绪，引领正确的意见表达方式，减弱意识形态风险。 青年是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群体，是对自媒体依赖程度最高的群体，也是在纷繁复杂的话语信息中最易迷失的群体。青年话语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突出体现社会发展的问题与文化症候。研判青年话语的性质，坚持用主流意识形态来引领青年、发展青年和服务青年，是所有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注释 ①方俊：《“代问题”与“代沟”：青年研究的理论基础》，《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3期。 ②[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李辉凡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 ③赵毅衡：《意识形态：文化的元语言》，《江西师范大學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④Shayne Bowman， Chris Wills. We Media： How Audience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http：//www.flickertracks.com/blog/images/we_media.pdf， p.ⅴ. ⑤谢金文、邹霞：《媒介、媒体、传媒及其关联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3期。 ⑥[斯]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 ⑧[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⑨[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⑩[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0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页。 李开：《表征·意指·接合——斯图亚特·霍尔的意识形态批判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3期。 李伟：《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亚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基于社会心态的视角》，《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9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年8月发布。 周志强：《消费主义时代的“青年”亚文化》，《文化研究》第14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32页。 [德]哈贝马斯：《公众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 芦何秋、吴文越：《微博意見领袖的信息生产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国新媒体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42页。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张志丹：《新媒体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危局、误读与突围》，《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陈绚、张劲林：《美国反宣传法案与自媒体虚假新闻标记研究》，《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期。 梁亚滨：《美国〈反宣传法案〉出台，国际宣传斗争攻守异位》， 国际在线，http：//news.cri.cn/20161227/a41f8010-6c01-2b7b-ed51-68f662b778d7.html，2016年12月27日。 [英]戴维·莫利、[英]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页。 参见刘建军：《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及其路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英]斯图亚特·霍尔：《表征与媒介》，张驭茜等译，《文化研究》第1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3页。 [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80—83页。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责任编辑：沐 紫 An Inquiry of Youth Discourse in the Era of We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Hou Liyu Abstract：As an active space for youth groups， We Media displays some ideological attributes and generates new structural features - flat power structure， concealed representation forms of mass culture and nuclear fusion effect. These features generate some new risks in discourse subjects， discourse themes and discourse objects of youth discourse. Youth discourse doesn′t exist in isolation， whose healthy development must adhere to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full play of the technological agency. Only in these ways can the ideological risks be reduced. Key words：We Media； ideology； youth； discour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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