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矛盾与转型：《左传》中的历史观 |
| 范文 | 摘 要 《左传》所记述的时代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引起社会阶层的转换，进而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社会秩序又需要新的规范与准则，但是新的规范与准则尚未形成，旧的价值体系仍然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种种矛盾，这种矛盾性集中地体现在了《左传》的历史观的应用上，本文通过概述《左传》的历史观，总结这些历史观的四种表现形式，最后对书中历史观与时代的矛盾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 《左传》 历史观 “周礼” 价值体系 叙述话语 作者简介：郝常见，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B3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1.241 一部历史著作成就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著作中起思想指导作用的历史观，同时，研究者也可以以历史观为突破口去探索和挖掘这部历史著作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左传》做为一部颇具影响的编年体先秦历史著述，采用了什么样的历史观，这些历史观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以及这些历史观在书中体现出的时代特点就很有历史研究的价值，本文就试从以上方面对《左传》进行深入剖析。 一、《左传》历史观概述 通读《左传》全书不难发现，整部书的历史观基本上是以“周”的价值观为本位，其叙述语言基本上是为“周礼”背书，这与《左传》记述及成书的年代有关——东周即春秋和战国前期，周天子式微，诸侯并起，但是，周天子仍然是形式上的最高统治者，周朝统治者主要是由周公旦制定的这一整套以“周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仍然在当时的社会起着对秩序的规范与制约作用，因此也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各种著述尤其是史学著述的指导思想，但是那个时期正经历时代的剧变，“礼崩乐坏”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所以，虽然以“周礼”为中心的规则与标准仍然在史学著述中起着框架性的作用，但是，这种叙述话语与当时社会实际情况之间不可避免地有些错位，这种情况在《左传》这部书中体现的极为明显。 在“周礼”这个大框架下，“天命论”这一思想占据了《左传》一大部分内容，表现为敬畏神灵、祭祀祖先、灵异卜卦等形式，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以一句“愚昧迷信”简单概之，应该站到当时历史家的立场上进行客观分析，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极其低下，宇宙自然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仍然充满着大量未解之谜，甚至具有支配性，人们为了生存，在暂时探索无果的情况下，产生敬畏心理，并寄希望于“神灵”的庇佑，相信世界上有一些未知力量在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通过卜卦、鬼神灵异、梦境预测事态发展的叙述形式在协调“周礼”这个价值体系与当时实际社会历史发展的错位情况上起着某些润滑的作用，推动了以“周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叙述话语的顺利推进。 《左传》在叙述中通过人物对话、经典著作话语或俗语的引用（如《书》曰、《诗》曰等等）等形式，在书中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历史观，关于“以史为鉴”这一部分，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一书中做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对于历史想象、回忆和追溯，给古代中国人建构了关于历史时间的知识，这些知识给中国思想世界提供的是一种来自遥远的古代的神圣证据，使人们一开始就相信，古已有之的事情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所以为了增强叙述的合理性，《左传》中列举了大量前人的事例、著述、话语作为论据，以支撑其行文的思想与观点，“这些历史在古代中国是有重量的，不止是一种装饰或记忆，先王之道和前朝之事已经是确认意义的一种标识和依据，”这其中的意思自然包括，对于过去的德行模范的宝贵经验要效仿，对过去的被唾弃的恶行或失败的教训要引以为鉴，从而更好的走向未来 。需要指出的是，《左传》中贯彻的“以史为鉴”的历史观，其所用于“为鉴”的几乎都是“周礼”框架内的经典，理论上推动了以“周礼”为中心的叙述话语的自圆其说，但不可否认，这种“以史为鉴”的历史观，客观上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观念，社会在向前发展，以前的事情有对有错，我们要效仿对的事情，摒弃错误的行为，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向前发展，这应该是“以史为鉴”的题中之义。如果说“天命论”代表了“周礼”这个框架下的消极因子，那么，“以史为鉴”则无疑代表了这个大历史观框架下的积极因子。 除了以上提到了，《左传》作为一部封建思想形成之前的历史著作，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蕴含了朴素的唯物史观，集中体现在“以人为本”这一观念上，书中通过大量说教式的叙述，向读者明确地传达了国家想要强盛，社会想要兴旺，不是依靠武力征服，而是在民心向背，不能依赖血缘宗族纽带，而要靠“以德和民”，似乎隐约意识到人民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二、《左传》历史观的表现形式 上文简要介绍了《左传》中蕴含的几种历史观，那么这些历史观是通过什么方式在《左传》的行文中表现出来的呢？笔者总结了以下四种表现方式： （一）说教式对话 《左传》一书中通过大量的情境式对话，包括臣子对君主的劝谏、君主对下臣的教导、卿大夫之间的交谈、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时人对某事的评论委婉的展示了它的各种历史观，如鲁隐公三年，卫国大夫石碏因为卫庄公放纵公子州吁的事向其进谏时对 “六逆”、“六顺”的介绍，显然是“周礼”框架下的历史价值观 ；又如鲁庄公三十二年秋天七月，有神降于莘，在莘地呆了六个月，虢公派主管祭祀的太祝应、主管内务的大宗正区、太史嚚去祭祀神，请求这位神赐给虢国一部分土地。太史嚚说道：“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一对时事的评论蕴涵了朴素唯物史观的意味，深刻的指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人民而不是神灵，体现了《左传》历史观的进步性 。 （二）先知式叙述 《左传》一书中充斥着大量的鬼神灵异、梦境、卜卦准确预测未来某事发展结果的案例，这种叙述方式通过预言的方法透露作者已知的结果，通过神灵鬼怪的烘托，强行进行貌似符合因果逻辑的叙述，这种情况集中体现在天命论这一历史观上，例如鲁僖公二十八年春，晉楚城濮之战前，“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结果正如所暗示的一样，晋胜楚败 ；诸如此类先知式的预言在书中比比皆是，即体现了《左传》作者的天命论，满含“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意味，同时也是“周礼”框架下的叙述方式的需要，《左传》叙述的时代以“周礼”为框架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与准则已经逐渐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正逐渐失去合理性，而《左传》仍然以符合“周礼”的叙述话语去记述当时的社会百态，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叙述话语逻辑上的合理性，无疑需要一些荒诞的天命观去尝试缓解这种矛盾，增强其叙述的合理性。 （三）引用经典 《左传》中有大量的引用，包括《诗》、《书》、《周书》、《军志》、《周礼》、《史佚之志》、《谗鼎之铭》等等，这些几乎都是“周礼”价值体系框架下的经典，在行文叙述中恰当引用，烘托了价值观逻辑的合理性，增强了叙述话语的说服力。其中《诗》、《书》的引用最为频繁，鲁僖公二十七年冬，城濮之战前，赵衰推举郤毂为帅时说道：“郤毂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这段话鲜明的指出《诗经》、《尚书》是道义的府库，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诗》、《书》被频繁引用 。 （四）“君子曰” 《左传》行文中，在部分段落处会以“君子曰”的形式对本文所叙述的事件进行史学家视角的价值观、历史观的评价，从而直白的展示出来作者的态度，一般“君子曰”都简明扼要，追求一语中的，很多时候“君子曰”中会引用《诗》等经典话语以辅助其论述，如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后，郑庄公在颍考叔的劝谏下与被安置到城颍的母亲重归于好，《左传》以“君子曰”的形式直觀地赞赏颍考叔的孝道：“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左传》 “君子曰”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体例，对后世史学著述有深远影响，刘知几在《史通·论赞》篇中指出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一体例就是受到《左传》“君子曰”的影响而出现的 。如果说上文介绍的三种《左传》历史观的表现形式都是通过暗示、影射、象征等较为含蓄的方式表现，那么“君子曰”可以说是最直观的表达作者历史观的方式。 三、《左传》历史观的矛盾性 前文提到，《左传》所记述的时代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引起社会阶层的转换，进而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社会秩序又需要新的规范与准则，以“周礼”为主体框架的旧的社会价值观已经逐渐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但是新的规范与准则尚未形成，所以作为当时编年体史书的《左传》只能继续采用旧的叙述框架，由此可知，这种框架下的叙述语言与社会发展的具体事件之间，难免的会出现错位，表现到历史观上就是鲜明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集中表现在《左传》中历史人物的定位上，我们知道在“周礼”框架下的历史观里，政治上军事上有能力、有作为的人同时又是符合“周礼”规范的有德行的楷模，所以会有赵衰以郤毂熟读《诗》、《书》知礼、乐为理由推荐他为军队主帅这样的事情出现，但是在《左传》记述的历史人物中，有很多虽然因为拥护“周礼”的规范与准则而得到作者的认可，但是仔细分析下就会发现，这些人物的实际行为却是在从根本上否定着“周礼”的价值观，甚至某些《左传》笔下道德败坏、与“周礼”规范格格不入的人物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历史的真正发展。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我们不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解释，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新事物是指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前进趋势、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其对立面就是旧事物，应用到《左传》的叙述时期，“周礼”框架下的社会体系是行将老去的旧事物，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形成的与“周礼”的价值观相悖的社会体系就是新事物，新事物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萌芽、产生于旧事物之中，所以在旧事物行将覆灭，新事物萌芽、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与旧事物有千丝万缕的纠缠现象，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大多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新旧的变化趋势，他们只能在自身利益的发展要求与早已被灌输的陈旧价值观的交锋中挣扎前行，有的人站在旧价值观的立场上“违心地”做着符合新趋势的事，有的人则干脆站到新趋势的立场上，雷厉风行地推动着新的社会关系的快速发展，但是新的价值观毕竟还没有形成，他们只能频繁地回头张望，试图从旧的观念中汲取新的社会体系需要的某些价值观，当然更有的人冥顽不灵，站在旧的立场上拼命抵制新的社会发展趋势。历史最终通过《左传》这部经典著述，把那个时期的社会百态以这种特殊的形式，相对如实地展示了出来，为后人比较客观的评价那个时代的人和事提供了某种可能。 注释：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7. 李梦生.左传译注（第1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4，169-170，303，305，296，4. [唐]刘知几.史通·论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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