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社会资本与民间标会风险 |
| 范文 | 陈晓云 摘要社会资本是民间金融存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社会资本的强弱决定了民间金融的活跃度。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及中国特有的信任方式分析民间标会风险,发现民间标会的风险度与社会资本强度及其衍生出来的社会信任度相关,传统的以小型、短期和封闭的网状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民间标会呈现低风险性。但这一传统面临现代社会货币经济的挑战,投机活动拓展了标会成员关系的扩展,大大增大其风险度。因此,政府对于民间标会应该根据其形式分类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及措施。 关键词社会资本 标会 信任 风险 中图分类号:F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116-02 社会资本与民间金融的活跃度是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是民间金融存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社会资本的强弱决定了民间金融的活跃度。标会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金融形式,过去它植根于落后的农业经济,现在标会的兴起得益于农村经济的强劲发展所产生的对融资的需求。当代的标会主要盛行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如浙江、福建、广东、江苏等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一味追求公有化,全面取缔民间经济和民间融资方式,在这种大背景下,民间标会渐趋消失。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调整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民间经济逐步放开,标会作为民间经济的融资方式之一,重获新生,极大地缓解了民间资本的融资困难问题。改革刺激了标会的逐利性,一些标会畸形发展引发恶性倒会事件,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伴随着这些负效应,标会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 不同学科对民间标会的关注点不同。在社会学领域,学者们更多地将其作为研究社会资本的典型案例。当代中国,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民间金融组织的运作主要依赖于人缘、地缘、血缘、业缘关系,信任等,因此,可以说社会资本是民间金融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并且社会资本的强弱决定了民间金融的活跃度。因此,本文利用社会资本分析民间标会的风险,既有可靠的理论依据又具有跨学科研究价值,同时对民间标会的风险提供了不同的治理角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标会就是由“会头”召集有限数量的“会脚”组成本会,每人每期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会金),“会头”收取并使用首期集齐的会款,从第二期起,用投标竞争、标金最高者得会的方式决定会脚收款顺序的投融资方式。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研究中国的标会后指出:“这类组织对于积累小额资本极有效益,它们为发展经济提供了重要帮助。如果没有群体成员间的高度信任,这类自助集资组织无法存在,因为任何成员在使用集资组织的资金后,都可以潜逃,而使其他成员蒙受损失。”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强有力的因子,在中国更是如此。标会就是在社会资本因子的支持下产生并维持下来的。 学者对社会资本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其中著名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之中,行动者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他用“信任”这个概念把社会资本与文化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大小是由社会行动者相互间的信任程度高低决定的,而信任程度又是由文化所提供的。“规范”、“角色”在深层次上都受到文化的影响,所以信任实际上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因为社会资本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又以文化为基础,所以,经信任的传递,文化便成为社会资本深层的决定性条件。福山指出,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社会中的信任度相差很大。美、日、德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而中国与意大利、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社会。 福山对中国社会信任度的看法与不少西方学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分析一脉相承。韦伯(Max Weber )论及中国社会的信任关系特征时指出:“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上的信赖,在中国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基础上的普遍信任,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共同体基础上的特殊信任。费孝通在分析乡土中国人际关系结构时,以比喻的方式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中国文化背景下,在特殊的社会资本及社会信任度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传统民间标会,实际上就是一种小型、短期和封闭的网状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特点决定了传统标会的低风险性,因此长久以来,民间标会如此盛行。 首先“角色”,即与会成员的选择,中国特有的信任模式决定了标会成员的组成主要是“熟人”之间。会脚(参与标会的成员),由会头(标会组织者)召集而来,出于对会头信誉的认可才参加标会,他们一般是会头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等有密切社会经济关系的个人。因此,会头与各个会脚间相互具有完全信息。同时,传统社会中既有的血缘、地缘相互重叠而构成的互保、监督、人情面子压力的力度,成为防止欺诈的重要保障。会头作为标会的组织者在会脚的选择时,已经是一种风险及信任的判断,从而在该会组织之初就降低了风险度。 其次是“规范”,即在组织如何保证成员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很大联系。乡土社会的道德共识及“人情”、“面子”等共享观念,对人们的行为有着强烈的规范作用。同时,组织成员处于封闭型地缘关系之中,低流动性将标会的参与者置于重复博弈的境遇之中。“父债子还”的伦理观念与定栖社会二位一体,使得标会不仅是重复博弈,甚至还是永久性博弈。这使置信对象处于一种自身无法解除的“嵌住关系”之中,从而衍生出彼此的诚实守信。所有这些人际互动模式和社会基本结构,不仅稳定了个人的行事方式,还稳定了社会网络成员的行为预期,降低了种种不确定性。 然而,低风险不等同于零风险。从全国各地调查情况看,凡是存在民间标会的地方,几乎都发生过倒会现象。民间标会倒会后,受债务牵连的人数往往多达数万之众,并且影响广泛,给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发生倒会事件有三种可能:第一,会头不“应会”,即不继续缴钠会金,可称为会头“倒会”;第二,会脚不应会,即不继续缴纳会金和标息,可称为会脚“倒会”。此时若会头履行承诺为该会脚垫付其会金和标息,则标会正常运转;第三,会头与会脚同时决定不“应会”。运行过程中会脚有两种:死会会脚,指的是己经获得过资金的会脚;活会会脚指的是未获得过资金的会脚。在现实中倒会行为主要发生在死会会脚上,并以刚刚得会的会脚为甚,这是因为活会会脚已经投入了资金而还未获得受益,而非刚得会的死会会脚在得会后仍然缴纳过会金,换句话说之前他们已经决定要继续应会了。对于这两类会脚,除非发生外生的变故,是不会倒会的。 对于标会风险发生机制的进一步考察,不同形式的民间标会所呈现出的风险度不同。民间标会在形式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互助会,即会员成份比较简单,“会头”对“会脚”的信用程度审查较严,组会金额不大,组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建房购屋、婚丧嫁娶等生活需要,参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家庭资金节余,互助性质比较明显。二是互利会,“会头”对“会脚”的信用程度审查较松,出现了跨行政区域参会的情况,主要以盈利为目的,大部分参会人员既当“会头”,又是“会脚”,以小会养大会。三是投机会,“会头”对“会脚”的信用程度审查完全放松,只要愿意都可参会。参会的目的,大部分人是为了取得高额利息回报,少部分人是看中参会套取资金容易。部分以会养会的人因资金周转不灵,开始借高利贷参会。从互助会到投机会,风险度依次增大。 通过对三种形式标会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标会会员在社会资本强度上有所不同,呈现出“亲人→朋友→熟人→陌生人”的关系的扩展。在长期的“标会”互动过程中,人们又由不熟到相识,并再次启用新的资源。一些原本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也成为“标会”的新会员。随着“标会”雪球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会会相叠的开放式结构。当“标会”的利息空间越来越大时,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越来越频繁。信任结构的开放、信任关系的扩展与信任链的脆弱同步增长,增加了崩会的风险。传统的经验表明,标会适合于一个流动性较弱的熟人社会。它依靠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信任关系,还依赖非正式的制裁机构,比如社会排斥。在一般情况下,会员不选择诉诸于法律而是对违反标会还款规定的会员进行社会排斥。只有在大规模“倒会”现象出现后,农民才不得不诉诸法律。然而会员范围的扩展,使得标会的安全运行面临强大挑战。 民间标会目前不为政府掌控,不为各类统计报表所涵盖,也不交纳各种税款,是一种隐蔽的民间融资活动,属于“地下经济学”研究范畴。根据“地下经济学”理论,民间标会可分为灰色和黑色两部分。黑色者,指为现行制度法规所不容,又不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金融活动,为永久性的非法经济行为。灰色者,指为现有制度法规所不容,但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金融活动。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将民间标会分为黑色及灰色两种,在其分类规则中加入社会资本强度这一项,因为这是保证民间标会安全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及社会对于民间标会的态度,不能单纯的“鼓励引导”或者“取缔限制”,而应视分类采取不同措施。灰色标会,不仅在经济上满足了乡村经济强劲发展所产生的对融资的需求,而且在文化上传承了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资本及社会信任模式,属于应当“鼓励并引导”的活动。对于黑色标会,其投资性质容易被投机分子利用,通过各种方式赚取利差,增大了逆向选择的风险,应当对其采取坚决的取缔态度。当然,由于标会总体的地下性、不规范性、以及无法律规制的状况,政府在对标会的审查工作上具有很大难度,因此的自律成了规范民间金融市场的一个主要方式。如何促成市场成员的自律意识,就需要政府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宣传,区分不同性质标会的风险度,让参与成员对收益与成本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变迁的时期,原有的依靠国家行政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正在逐步弱化,但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下,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建立和维护信任关系,进行交换和寻求资金支持的基本形式。由于渐进式改革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传统和现实的需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标会正是有效的方式。将社会关系网络转化为社会资本,民间金融组织会活跃发展;而民间金融组织的活跃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资本,促使其价值和作用得到积累和进一步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正是在民间金融组织和社会资本作用和反作用的良性互动过程中,经济活动可以最大化地利用既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取得最佳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效果。 当然,在这一利用社会资本的经济活动中,传统的社会资本要面临经济社会的挑战。在现代社会,货币从“绝对手段”向“绝对目的”的转换,是现代货币经济深度化的必然产物。当社会认同被阻碍、扭曲或毁灭的时候,个人认同就会发展;一切行动都以自恋的方式指向自我,甚至要求最亲密的人也贡献于这个自我。因此,降低民间标会的风险,不仅是降低金融市场风险,更是降低社会信任精神被扭曲的风险。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3]胡必亮.村庄信任与标会.金融研究.2004(10). [4]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邱建新,童星.从民间互助金融活动的瓦解看社会转型期的诚信危机.当代中国研究·春季号. [6]俞宁.民间标会持续运行的机制分析.上海管理科学.2006(5). [7]赵惠春,郑海旭.民间标会风险成因与防范的调查思考.福建金融.2006(2). [8]张其仔.社会关系网络与基层经济生活—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3). [9]张其仔.社会资本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10]张翔,邹传伟.标会会案的发生机制.金融研究.2007(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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