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析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体制理论的中国化进程 |
| 范文 | 孙鸣赫 摘要纵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远比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艰难和复杂得多,党没有可能事先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118-0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相比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差别体现在经济制度方面。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包括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占主导地位。这是由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主导地位所决定的。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从属于社会主义体系,是近代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中介和桥梁。1956年,经过历时三年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改造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我国已经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也大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根据周恩来,陈云的建议,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是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一方针的执行虽然经历了曲折反复,但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果和经验。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精神。 中国工业化道路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不能照搬苏联片面地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种情况出发,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此外,还应该处理好其他一些关系,搞好一系列同时并举,包括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同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综合平衡,认为所有这些同时并举中,以工农业同时并举最为重要。所谓并存,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也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更不是平衡使用力量。1962年党中央把毛泽东这一思想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先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历史性胜利,但由于受苏联模式影响,加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躁和粗糙,也遗留下不少问题。因此,产生了不少弊端,须进行调整和改革。尽管在1956年至1978年期间,我当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但也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政策思想,进行了改革的尝试,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关于经济体制。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并为八大决议采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以国家的计划生产为主体,国家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邓子恢提出对农村集体经济内部关系的调整,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实行“主要共有,次要私有”,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等;60年代初,邓子恢、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对农村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也表示赞成,成为我国70年代末以后农村改革的先声。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专门论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就同省、市的挺举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报表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他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他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处理好中央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到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中共八大后,陈云主持体制改革工作,完成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等三个文件,中心内容和总精神是:适当调整中央同地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企业,以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在企业管理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了鞍钢经验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 纵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但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全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远比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艰难和复杂得多。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党号召过“学习苏联”。这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并且有收到积极效果的一面。但是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追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党没有可能事先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能不能比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少经历一些重大的曲折?当希望做到这一点。后来的历史表明,我们未能避免重大曲折,我们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但不管怎样,这样的问题只能在探索的实践中去解决。 经历了残酷的十年浩劫之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人真正自觉地开始认识现代化,一系 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重新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机制,明确了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全面开创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我们党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正确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 提出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四条要求。一是在社会总资产中要保持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占优势, 二是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 三是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四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在强调量的优势的同时,首次提出了质的明确要求, 从质和量的结合上对主体地位做出了辩证的科学回答。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表现在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起支配作用。在一些涉及国防尖端技术、公共基础设施、特殊产品等重要行业和关系正常生活和国家国防安全领域的保障, 国有经济只有占据支配地位, 才能使其为整个社会经济服务, 才能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使国家能够依靠国有经济的力量调节和引导整个市场的运行。二是表现为国有的或国家控股企业在经济运行、增长和发展中能够发挥龙头骨干作用。我国的国有资产集中于国有的或国家控股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之中, 这些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发挥其骨干作用, 就能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规模、增长方式的转移、结构调整的方向等产生重大影响, 就能通过其全方位扩张, 对行业和地区形成辐射和示范效应, 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表现在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起支配作用。在一些涉及国防尖端技术、公共基础设施、特殊产品等重要行业和关系正常生活和国家国防安全领域的保障, 国有经济只有占据支配地位, 才能使其为整个社会经济服务, 才能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使国家能够依靠国有经济的力量调节和引导整个市场的运行。二是表现为国有的或国家控股企业在经济运行、增长和发展中能够发挥龙头骨干作用。我国的国有资产集中于国有的或国家控股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之中, 这些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发挥其骨干作用, 就能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规模、增长方式的转移、结构调整的方向等产生重大影响, 就能通过其全方位扩张, 对行业和地区形成辐射和示范效应, 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纵观建国以来我国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所做出的努力、挫折和成功之处,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为出发点,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代表广大人民利益为己任,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目标的行动基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长的一段历史进程中,随着我国的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以后我国经济体制还会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改变和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成功经验为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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