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路径探索 |
| 范文 | 黄毓毅 江德平 摘 要 伴随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有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然而从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来看，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较为突出，需要进一步推动法治化进程，形成行之有效的改进策略。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对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征进行分析，明确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阐述广州市进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基层社会法治化治理的相关路径。 关键词 广州市 基层社会治理 法治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8年度共建课题《规范、事实、商谈——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18GZGJ1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毓毅，广东行政职业学院法律系教师，法学讲师，研究方向：法学、法律教育、安全保卫;江德平，广东行政职业学院法律系教师，法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法律教育、安全保卫。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4.084 一、前言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基层社会法治化治理进程。以广州地区为例，尽管近年来在法治化治理方面取得较多成绩，但其中不乏需进一步改进之处，如何保证基层社会法治化治理工作落实，是广州市当前急需考虑的问题。因此，本文对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路径的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 与传统社会管理不同，基层社会治理强调立足于公共利益，保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特征看，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元化治理主体。传统社会管理中，由政府作为主体，掌握并控制各类资源，而社会治理中，除政府外，社区组织、企事业单位与各类社会团体等均可成为社会治理主体，同时，鼓励基层群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第二，社会治理追求人本化。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作为指导，社会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在于群众是否满意，且需依托群众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相关的公共政策亦需符合群众整体利益 。第三，社會治理科学化。治理活动开展中，需由各主体共同协调、协动，保证社会治理方式多元化和决策科学化，这样更有助于弥补政府作为单一治理主体存在的不足 。 三、 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 近年来广州市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具体表现为：首先，“一队三中心”推进。在基层社区服务管理层面，其中的一队指为综合执法队，日常开展行政执法工作，而三中心有处理纠纷矛盾的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服务于辖区居民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及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这种模式在帮助推进基层服务管理体制建设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其次，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广州市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开展中，主张引入“GPS幸福社区”，该模式主要包括Governance、Participation、Service，分别表示多元治理、多元参与、多元服务。从这种社区模式看，参与主体较多，如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等，以广州市越秀区盐运西社区为例，社区服务内容包括医疗服务、社区餐饮、社区艺术节、爱心超市，社区内外资源得以盘活，管理服务效能也因此得到提升。再次，基层管理民主化推进。在基层社会法治化治理的推进下，广州市对居民自治给予高度重视，如进行社区民意服务体系构建，该体系分为三级，包括市、区、街，利用多种形式如社区论坛、问卷调查以及入户访谈，进行民意收集，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同时，考虑到居委会行政事务负担过重，影响社区自治效果，采取“居站分设”方式，使政府行政事务、居民自治分离，提高了治理效果。最后，网络化服务管理平台构建。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构建，这种网格化融入许多管理事项，如环境保护、人口与计生管理、矛盾纠纷处理、治安管理、社区公共服务等，这种网格化服务模式，更能增强社区服务质量，减少安全隐患 。 四、广州市推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性 （一）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现实意义 基层社会法治化治理对广州市综合发展有关键作用，表现为：第一，与依法治国要求吻合。正如“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全面依法治国下需做好基层法治建设工作，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对全面依法治国有直接影响。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下，将基层作为载体，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以此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第二，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社会关系调节中，需充分发挥法律调节器作用，广州市近年来经济发展步伐较快，利益关系相对复杂，社会矛盾也因此增多，加之区域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调整利益格局相对困难，更增加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所以通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将保证区域的和谐稳定发展。第三，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基层政府落实其工作职责中，本身强调矛盾化解，与百姓呼声相适应，确保使大众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 （二） 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迫切需要 不可否认，广州市地区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取得较多突破性的成就，但其中仍有较多问题存在，这也是推进法治化治理进程的必然要求。具体剖析其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社会矛盾问题突出。市场化改革推进下，行业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均出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情况，不同人群、不同阶层在利益关系上极为复杂，由此引发的矛盾与冲突问题逐渐凸显，迫切要求在社会治理方面加强 。第二，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不完善。基层治理工作开展中，现有的治理机构如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等，均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各项工作开展停留在行政管理层面，其直接导致基层自治效果降低，且因自治活动方式较为单一，更难以保证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第三，公共安全问题严峻。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刑事犯罪以及恶性案件等，是区域基层治安面临的主要问题，加之网络方面的安全漏洞问题、数据被窃取等，增加网络管理难度。此外，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开展中，也面临资源匮乏、管控难度高等问题，如社区、街道基层力量不足，对于社会问题的处理能力缺乏，致使社会治理工作质量难以保证 。这些问题的存在迫切需要通过推进基层社会法治化治理的进程来解决。 五、廣州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 （一）完善社会调解机制 法治化建设，对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利益平衡有重要作用。广州市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中，应注意将法治导入矛盾纠纷调解，完善调解机制。具体实践中，在调解制度建设方面应以法治为核心，引入分级调解模式，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机制方面不断完善，使纠纷调解法治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另外，应在司法确认上进行加强，使调解协议法律效力提升，依托法律程序与规定使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得到满足。同时，应从新时代“枫桥经验”视角出发，注意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包括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通过这种程序衔接、功能互补体系构建，保证调解合力，更能使纠纷问题的解决更加容易 。 （二） 推进政府依法行政 社会治理的核心部分在于依法行政。尽管基层社会治理强调多元化主体参与其中，但政府仍需起到关键作用，其要做到带头依法行政。新时代，政府在落实治理工作中，应注意在行政行为程序化、合法性上增强，注意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化，确保监督权力、制约权力等合理分配，在依法决策机制上不断健全，通过责任清单、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的设置，确保“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真正实现。另外，需以“政事分离、政社分离、责权利相配套”为指导，原有的由政府开展的事务可交由市场处理，注意政府职能转变，更多表现在监督、指导、协调等职能方面。同时在行政监督机制上完善，鼓励社会群众参与到监督工作中，这样在内部监督的同时，辅以社会监督，做到功能互补，更能实现立体监督网络的构建 。 （三）构建治理制度体系 基层社会法治化建设中，应有相关的制度作为保障。广州市应立足于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在社会领域立法方面进一步加强。健全和完善社会各领域的立法，包括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以此为基础在社会组织法律制度上不断完善，使社会组织与个体的各项权利，如社会治理参与权、监督权均得到保障。在制度建设中，应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在公众参与立法途径上拓宽，借助多种方式如评估、听证、论证等，使公众参与到社会治理活动中。 （四） 夯实基层治理组织 基层组织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实际开展基层治理工作中，应注意在基层队伍建设上加强，其中的基层干部人员应具备较强的办事能力，有较高的法治素养，能够根据法律做到服务公众、管理事务、行使职权。同时，基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步伐应加快，保证各基层组织真正落实法治化治理工作。此外，基层治理中，应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通过民主听证、议事协商、会议等形式，构建基层协商格局。这样既有助于基层组织作用充分发挥，同时对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也有重要作用 。 （五） 加强社会法律服务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中，应进一步加强社会法律服务上。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有助于法律服务便捷化、精准化与标准化水平提高，迎合大众法律服务需求。同时，需在法律援助制度上完善，将援助范围扩大，及时向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援助服务，第一时间帮助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另外，需加强法律服务市场供给，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如基层政府通过热线电话、网络与现场交流等多种方式提供法律服务。在法律服务业上完善，如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以及公证等，使法律顾问制度在区域内普及，增加公职律师岗位，服务各级党政机关，以此推进法治化进程。 注释： 黄彩霞.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现路径研究.法制与经济.2018（8）：103-105. 童彬.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基本现状、主要问题和实践路径.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18，19（4）：40-44. 黄龄娇，吴冠毅，王浩楠，等.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基于广州市从化区法治强村（社区）的经验研究.法制博览.2018（21）：22-26. 王国龙.以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推动兴村振兴.人民法治.2018（14）：32-35. 徐汉明.习近平社会治理理论及其实践应用研究.社会治理法治前沿年刊.2017（00）：30-77. 李玉梅，李玉环.新常态下河北省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中国市场.2017（30）：17-18.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课题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探析——以济南市拆违拆临工作为例.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7（5）：115-119. 唐寿东，孙英.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7，19（5）：39-47. 李亮.基于派出所法律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浙江K派出所为例.北方法学.2017，11（2）：1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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