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述考 |
| 范文 | 摘 要：自民党成立迄今已逾63年，树老根深并且历久弥新，一直处于日本政治的核心地位。每逢执政危机之时均能随时代而动，进行政党转型。按照政党组织学划分，自民党的政党转型经历了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转型尝试、卡特尔型政党演进3个阶段。建党初期，自民党主动开展“党的近代化”运动改变精英型政党特质；冷战后鉴于社会党的衰弱，自民党适时放弃大众型政党转型尝试向卡特尔型政党演进；小泉政治后，自民党历经政党转型的挫折，重新回归地方进行模式探索。 关键词：自民党；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3-0025-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3 国内学界目前对“自民党转型”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徐万胜，基于战后选举改革视角探讨自民党权力结构变迁，指出自民党的首相任期与更迭，受党总裁任期与竞选方式的制约①。此外，针对自民党总裁选举进行专项评析的当属栋军、布希乔和廉德瑰②。干保柱、刘笑非则将“五五年体制”下自民党的总裁公选制视为党内派阀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原因③。李晓晖将“后小泉时代”的几次党总裁选举作为案例，通过党内与内阁人事的分配状况观察派阀政治的消长④。这些研究成果或偏重对单次党总裁选举的结果评析，或是仅将党内改革作战后日本政治研究一个影响因素略加涉及。针对自民党的政党转型演进与党内改革历程进行系统考察的研究成果尚有待拓进。文章拟依据自民党内部文件、历次党内改革发布资料、人物回忆录、相关著作、新闻报刊等史料，利用政党学理论，史论结合，基于“政党转型”角度，厘清自民党改革轨迹，解读党内权力结构变化的内在原因。 一、 “五五体制”下自民党的精英型政党 特质与党内改革 政党组织学鼻祖莫里斯·迪韦尔热认为，“现代政党的组织机构主要有核心小组（the caucus）“核心小组”是民主政治发展伊始政党组成的最初形式，核心小组由政治精英组成，政治精英兼具政党核心党员与普通党员的双重身份，在国家立法机构与本党全国组织内担任职务，承担着自己辖区的党务工作和本党全国组织的地方联络人任务。、分部（the branch）“分部”起初是社会党的特色组织，分部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招募黨员扩充党势，分部党组织受到党中央的严密控制。、支部（the cell）“支部”起初是共产党的特色组织，支部组织在吸收党员扩充党势的基础上，其吸收党员的指导性原则由党中央制定，重视团结与忠诚。在重视地方的同时更重视在各类工作场所建设支部组织——笔者注。三种形式”[1]。并基于政党成员与党的亲疏关系，按照由近及远将政党成员划分开4个类别，即“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即政党的政治精英、核心党员。（militants）、普通党员（members）、政党支持者（supports）和投票者（electors）。其中，将主要由“激进分子”组成核心小组，通过会议进行政党运营的政党定义为“精英型政党”，将拥有大量党员，由党中央进行政党运营的政党定义为“大众型政党”。“‘精英型政党由核心小组组成，权力分散、政党组织薄弱是其政党特质；‘大众型政党则权力集中、政党组织联系紧密”[2]。“大众型政党通过数量获胜、精英型政策则通过选择获胜”[3]。按照迪韦尔热对政党的划分，1955年成立之初的自民党具有明显的精英型政党特质。 冷战时期，日本处于东西对峙格局的最前沿。1955年11月15日，面对社会党力量持续上升和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紧迫时局，为抗衡崛起的左翼势力，受美国和日本财界等外部压力保守政党迅速合流组建自民党。自民党甫一面世便将保守势力化零为整，组成拥有众议院299席，参议院118席的国会第一大党。自此日本国内政治形成了保守与革新两大阵营，自民党与社会党两大政党对立，自民党一党单独长期执政的“五五体制”。 自民党不同于拥有大量党员和分部党组织的社会党，其成立之初是凭借原来自由党与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的既有议席数，确立起国会优势进而夺取政权。自民党的基层党组织薄弱、党员数量较少，具有浓厚的精英型政党特质。自民党籍国会议员作为党内的“激进分子”，是组成核心小组的基础成员。通过对核心小组成员的控制，进而主导核心小组的会议进程，是掌握自民党权力的关键。 自民党成立以后，党内各派阀领袖为角逐党总裁职位，继而问鼎相位掌控国政，纷纷以提供竞选资金、支持地方选举、分配党内职务与政府职位等形式，利诱拉拢国会议员加入己方派阀，而国会议员为赢得选举实现连任，各自摒弃原有所属关系，投身于派阀向其领袖效忠，结成由“由金钱、义理、人事、选举等因素结成的议员集团”[4]。以1956年的党总裁选举为始，由岸信介、池田勇人、河野一郎、佐藤荣作、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石桥湛山、松村谦三·三木武夫为首的八大派阀形成。可以说，派阀正是基于自民党的精英型政党特质产生的，派阀作为党内的核心小组，通过会议内部协调实现政党运营。一般情况下，党总裁所属派阀成为“主流派”，主导党务和国政运营。选举失意的其余派阀则结成“反主流派”，对“主流派”形成牵制之势，意图时刻取而代之。 自民党成立后，代表保守势力长期坐拥国会多数席位，“政府提出的法案虽由各省厅拟定，但在内阁决议前需要得到自民党的承认，因此必须由自民党对法案进行党内事前审查”[5]，自民党的国会多数席位与党内事前审查制使其握有“党策即国策”的特权，政党运营所需的资源均可以通过国家及统治阶级提供。 日本国内的各类业界团体唯有成为自民党的支持者与投票者，同自民党之间构筑密切的利益关系，才能以合法途径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以代表工商业利益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为例，“在自民党成立前夜的1955年1月27日，经团联便快速着手组建“经济再建恳谈会”，经济再建恳谈会设立的当年，便筹集高达1亿日元以上的政治献金，提供给正在为保守合同而艰难洽商的自由党与民主党。待自民党长期政权确立后，经团联倏尔将捐献的目标集中于自民党”[6]。自1956年至1961年的6年间，经团联共向自民党政权提出政策建议和要求共计69项[7]。绝大部分建议和要求均通过派阀拟定成法案提交国会，利用自民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获得通过形成法律，从而实现经团联成员企业在国家经济政策中攫取最大利益。1961年7月，经济再建恳谈会同自民党设立的政治团体“自由国民联合”合流，转变为自民党的特定财团法人“国民协会”。成为真正意义上自民党的政党支持者，专门以名为“经团联斡旋”的企业捐款，为自民党提供运营经费和竞选资金，“使原本以提供正规资金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再建恳谈会瞬间化为对自民党提供全额活动经费的自动提款机”[8]。 由于自民党内谙熟于各产业领域的“族议员”族议员：是指专业于特定政策领域，同官僚组织相互对应，在协助制订与政策调整中对政策形成保有影响力的执政党政治家。在企业运营休戚相关的法案上握有决定权，族议员且多从属于党内各派阀。所以，经团联内各行业团体借助“国民协会”同自民党派阀建立利益输送链条，获取政治庇护与政策回报。其中“岸派专攻于“钢”、河野派专攻于“农”、池田派专攻于 “税”、大野派专攻于“建”等行业领域[9]，佐藤善于运输、海运、造船业，石井深耕于石油、纺织以及橡胶业[10]，石桥派则依靠东洋经济新报社和经济俱乐部法人会员的支持[11]。由此可见，作为精英型政党的自民党凭借其执政党地位，通过“自民党——官僚——经团联”这一政官财权力铁三角，源源不断地汲取国家和统治阶级提供的资源，建立起一党优位体制。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精英型政党的自民党，“由于其起源于体制内部，鉴于国家可为政党提供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替代那些由党员和积极分子提供的资源，因而对政党扩大及发展党员基础起到了抑制作用”[12]。按照政党经济学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界把政治社会中的集体与个体行为模型化，尝试使用经济学方法对政党政治进行分析，其中使用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和利益最大化逻辑，分析政党政治的过程和集团博弈的学说为“政党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在自己知识限度内，运用每单位有价值产出的最少资源投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 政党作为“理性人”追求的最大目标是夺取或巩固政权。在能够通过国家及统治阶级获取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党员及机构规模越小，投入资源越少，党内部成员既得利益越多。因此，在利益诱导政治中攫取的巨大利益的派阀，在政权安稳无虞的情况下对“党的近代化”运动具有抑制作用。 所谓“党的近代化”是指，自民党按照欧美资产阶级政党模式，“确立党的基本理念，加强党内团结与解散派系，建立政治资金制度，充实加强国民协会与建设国民政党以及修改总裁公选规程”[14]，通过改革实现政党近代化。 自民党成立之初，缺乏作为政党所必备的理论基础。而且党内裂隙明显纷争犹存，曾经保守政党之间的对立衍变为党内派阀的相互倾辄。加之“金权政治”盛行，圍绕党内要人的行贿事件屡现，遭到社会舆论的非议。为适时改变自民党在国民心中的形象，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面对政党理念成熟、分部党组织完善、党员众多的日本社会党。唯有实现政党近代化方能与之抗衡巩固政权。 1959年，自民党总裁岸信介选任党内“清洁派”著称的清濑一郎担任会长成立了党基本问题调查会。于翌年1月正式提出《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纲领》，明确党的政治纲领是：“维护旧传统秩序的性质和改良的动力， 同时调和地推行保守与改革”[15]，即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根据需要给予改良。以该纲领的提出为标志，自民党正式展开“党的近代化”运动。 1961年，自民党总裁池田勇人设置党组织调查会，作为总裁咨询机构，着手“党的近代化”。“1962年10月，池田勇人任命三木武夫担任党组织调查会会长，组成团结问题小委员会研究派阀问题”[16]。1963年10月，党组织调查会在斟酌磋商后公布《关于党近代化的报告》，报告指出：“对自民党或者对日本政党政治而言，最主要的是自民党举党一致”[17]。内容主要为：“无条件解散一切派阀，是党近代化的先决条件”、“废止派阀均衡人事，选贤任能”、“对党的政治资金实行一体化管理，限制接受后援会的资金的额度”，“目标建立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实行选举改革”、“关于党总公选，由担任过总裁、议长履历者组成顾问会推荐候选人，总裁任期为三年”、“扩充政务调查会”、“为强化党的地方组织推荐后援会的重要成员入党”、“通过充实国民协会进而充实党的财政”[18]。同月，在该报告的建议下池田勇人率先宣布解散派阀、其后党内各派阀相继宣布解散。因为报告内容过于严苛，各派阀实难接受。派阀解散活动仅停留在名义上，就连池田勇人也认为“三木的报告毫无价值”[19]。在1963年11月的众议院选举过后，自民党在确保政权无虞的情况下，党内派阀围绕池田勇人第3次竞选总裁问题角力再开，纷纷重新恢复活动。《关于党近代化的报告》沦为一纸空文，可以说，1960年代兴起的“党的近代化”运动是自民党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由“精英型政党”向“大众型政党”转型的首次尝试，但在派阀抵制之下运动归于失败。 进入1970年代，八大派阀经历离散聚合与新老交替后，缩小衍化为五大派阀，形成 “三角大福中”“三角大福中”是指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五强竞争的格局。派阀竞争激烈，田中角荣凭丰厚的政治资金与娴熟的政治手腕扩充势力，使得田中派在五大派阀中脱颖而出。1972年田中角荣就任总裁与首相后，经团联对自民党的政治献金扩大至179.03亿日元的空前规模[20]，作为回馈经团联成员企业在田中内阁推行的“列岛改造计划”中抢先购置“促进工厂引进诱导地区”，大肆从事土地投机活动饱其私囊。田中角荣担任总裁时期，自民党与经团联之间的“金权政治”达到顶峰。 贪腐盛行的自民党在1974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遭遇大败在改选的130个议席中只获得62席，结果使自民党席位数跌至126席，仅占据总席位252席的半数，出现“朝野伯仲”局面，其后自民党只能通过追加公认2名无党派胜选者加入自民党的方式，才勉强维持住对参议院多数的控制。。田中派失势后，党内要求实现政党近代化改革的呼声高涨，三木武夫率先发声：“必须对于恶弊的根源党总裁选举的现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21]。同年12月9日，形象廉洁的三木武夫，在党内长老椎名悦三郎的裁定之下继任总裁。三木武夫担任总裁时期，重启“党的近代化”，主张实行政治革新，改变自民党“金权政治”和“派阀政治”的形象以避免党的分裂。1974年7月26日，任命副总裁椎名悦三郎成立党基本问题和运营委员会，于10月24日提出《关于解散派阀的意见》，主张“党和内阁的人事，不依据派阀意愿而从全党立场出发公平地予以分配”、“政治资金实行党的一元化，收支根据财务委员会决议公正执行”[22]，在政府层面，三木内阁提出《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总裁公选制度修正案》、《禁止垄断法修正案》，但是三木的改革运动遭到田中、大平、福田三大派阀的抵制，最终均以“审议未了”形式成为废案。 1976年2月，洛克希德案东窗事发，三木武夫以首相名义要求彻查该案，然而此举引发了党内派阀的强烈不满，8月，福田、大平、田中三派组建“举党体制协议会”共同掀起“逼三木下台”的倒阁运动。为政不廉的自民党在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惨败在1976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的只获得249个议席，只能依靠临时追认8名无所属议员的形式，勉强确保对国会半数的控制。，三木武夫承担败选责任黯然下台，改革再次无疾而终。 1976年12月23日，福田赳夫当选党总裁，其任内为回复党势，设置党改革实施本部，继续推行“党的近代化”运动。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党总裁预备公选制度”和“解散派阀”。解散派阀运动因党内派阀的反感与抵制流于形式，但是党总裁预备公选制度有所进展。1977年4月，在第33届临时党大会上修改了《总裁公选规程》，规定先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总裁候选人，在此基础上，由国会议员选举总裁进行正式选举，确定总裁预选制度。1978年1月，第34届党大会对《总裁公选规程》作出进一步修改， 除党员之外，赋予自由国民会议会员、国民政治协会会员（党友）参加总裁预选的权利。同年12月，自民党举行了建党以来首次由全体党员和党友参加的总裁预备选举。参政范围的扩大使局势逆转，大平正芳凭借田中派的支持，在预选中胜出，福田赳夫退出正式选举。大平正芳继任总裁和首相。 纵观整个70年代自民党“党的近代化”运动的艰辛历程可知，自民党作为精英型政党，派阀作为党内的核心小组，一直以来通过会议内部协调实现政党运营，在政权安稳无虞的情况下对“党的近代化”运动具有抑制作用。即便主流派派阀意图改革，其余派阀将通过横向联合组成“反主流”与之抗衡遏制改革。 1977年总裁预选制度的推行并非“党的近代化”的成功，党本部与地方组织没有形成紧密联系。在中选举区制度下，派阀作为自民党的中间环节，对下通过派阀成员在各自选区中组建的个人后援会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对上通过输送派阀成员出任党内职务和政府阁僚，发挥培养政治人才的机能。可以说，实质上总裁预选制度是派阀博弈的结果，意在打破主流派对党内的垄断，加速派阀轮流当政。1980年1月13日，党第37次大会上作出“规定总裁任期两年，禁止连任三期，得票由全国总计的党总裁预备选举制度改革决定”[23]便是明证。 整个80年代，自民党内呈现一派独大态势，党内多数逐渐由田中派以及承其衣钵的经世会长期占据，无论是田中派“一派独大”时期短暂的铃木善幸内阁和被誉为自民党黄金时期的中曾根内阁，还是经世会主政时期稍纵即逝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内阁，均受制于党内最大派阀操纵，党内改革陷于停滞。 二、冷战后自民党的大众型政党转型尝试与党内改革 以1989年东欧剧变为肇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最终导致1991年苏联解体。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冷战格局宣告终结。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与日本经济神话的破灭，自民党一党单独长期执政的“五五体制”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中陷入危机。 经济领域，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对美元升值达40%以上，表象的空前繁荣，吹起了规模巨大的经济泡沫。然而泡沫终有破灭时，日本积极海外并购所造成的国内产业空洞化危机，在1989年经济泡沫破灭后日益显现。经济的失速与政府财政的恶化，使得自民党依靠公共事业投资和财政补贴从财界获得的选票支持难以维继。城市化背景下农业人口的减少使得自民党在农村地区的政党组织票持续流失，直接削弱了自民党的选举优势。而且，“垄断资本欲改组政界实现保守两党交替执政，并借此机会在经济景气对策方面有所突破，因此，垄断资本对自民党的分裂及在野党联合政权的诞生采取了支持或默认的态度”[24]。 政治领域，冷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形势发生根本改变，苏联解体使得美日两国失去了共同威胁，日美同盟陷入“漂流状态”，日本长期奉行的“一国和平主义”遭遇挑战。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要求日本政治领导层迅速做出决断，然而，经世会一派独大格局下，“自民党拟似政权交替”的派阀政治丧失功效。党内领导层的固化无法对国际局势做出快速反应。1991年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外交失败便是最好的诠释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政府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巨幅广告中感谢帮助其获得独立的参战各国，唯独没有感谢在战争中援助高达130亿美元的日本。。同时期以利库路特贿赂案、佐川急便贿赂案为代表“金权政治”丑闻的屡现以及党内改革的顿挫，致使自民党政治根基动摇，出现分裂倾向。 1992年5月，自民黨副干事长细川护熙另立门户组建日本新党，1993年6月，自民党革新派议员武村正义组建先驱新党；同月，羽田孜与小泽一郎联手成立新生党，党内改革派纷纷脱党。小泽一郎自1993年掀起政治改革浪潮，组建八党联合会派同自民党分庭抗礼逐鹿政权，在同年7月的第四十届大选中，八党联合会派大胜分崩离析的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单独执政长达38年的自民党失权下野，“五五体制”宣告解体。 “支配层离开了共同利益，即宣告他们结合的解体，然后官厅间的部门主义以及执政党内部的派阀斗争就会日趋明显”[25]，正如小泽一郎在政治改革构想所言“只要能够维持联立内阁，自民党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26]。自民党沦为在野党意味着丧失了“党策即国策”特权，无法从国家和统治阶级汲取资源维持政党运营。而作为精英型政党，缺乏党员与地方党组织提供的资源，因此自民党遭遇自建党以来最深刻的危机，唯有由精英型政党转型为大众型政党方能生存。 1993年8月，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在败选后立即设立党改革本部，研究改革方案，9月22日，党改革本部发布意在革除派阀弊害的《关于党改革的紧急报告》，在此基础上，翌年8月26日，党改革本部发布《关于党运营、机构等基本问题的报告》，在前言宣称：“伴随选举制度的重大改革，以往自民党由各个政治家的后援会组织建立的党组织必须进行根本变革，蜕变为真正的组织型政党”，主要内容为：“（1）解散派阀与强化党的机能；（2）制定新的理念；（3）转型为清廉的近代政党；（4）整顿政策决定体系；（5）整顿党机关的机能”[27]。改革将解散派阀作为重点，党内各派阀集团按照改革公约在表面上关闭了派阀事务所，媒体舆论也将各派阀冠以“旧”字，但是实质上的派阀活动仍在继续。其后，党内改革进程也因政局的快速变化而中断。 小泽一郎在政治改革上的快步疾行，使深感生存危机的自民党与社会党开始相互接近。在社会党退出联合政权后，自民党便开始有意拉拢社会党，1994年5月21日，河野洋平公开表明“身为议会第一大党的自民党与第二大党社会党此时此刻都成为在野党。这种政治状况无法反映民意。日本的民主主义处于不正常状态，有必要尽早正常化”[28]。这样，在先驱新党武村正义的斡旋下，以拥立社会党党首村山富市为首相候选人为条件，确立“社自先”三党合作。1994年6月村山内阁成立。随着自民党暂时摆脱在野党地位，党内改革声音逐渐消退，同年9月，党改革本部缩小规模改组为党改革实行本部。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内阁诞生，自民党经过短暂下野，完成了从有限参政、幕后主政到重新执政的夺权三部曲，[29]重新回归政权中心，党改革进程再次延宕。 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与同年4月1日起导入新消费税由3%提升至5%，使“泡沫经济”崩溃后本已萎靡的经济形势更趋恶化。自民党经济政策的乏力使其在1998年7月12日的参议院选举中惨败1998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从改选前的61席降至44席，使参议院总席位从111席缩减至103席，在野党总计达到149席，在野党占据参议院多数席位。，桥本龙太郎内阁承担败选责任下台。继任者小渊惠三内阁成立之初，“内阁支持率仅为30%左右”[30]。为挽回民意，自民党祭出改革大旗，在参议院选举结束的5日后，时隔4年，再次设立党改革本部，翌年3月30日，党改革本部正式提出《关于党改革报告》其要点如下：（1）评价派阀的效用；（2）在总裁选举改革中扩大一般党员比重，实现全体国会议员票与全体党员票同比，总裁任期途中如进行换届选举必须允许党员参加[31]。此次改革报告不同于以往的关键，在于从解散派阀改为承认派阀，认为“现存的派阀是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集体式政策团体，在统一党的意志和联络方面发挥重要机能”[32]。虽然要求进一步扩大党总裁选举的民主化。但随着小渊惠三内阁出台的“景气对策”1998年小渊惠三内阁出台紧急经济对策，投入24兆日元的财政投资并实行了总额超过9兆日元的减税。奏效后内阁支持率的恢复，党内危机感减弱改革再度陷于停滞。 整个90年代，自民党的党内改革历程呈现出：选举失败→危机感加深→党内改革启动→多重原因下的选举胜出→危机感减弱→党内改革停滞的轨迹。究其原因，其一，1993年的政治改革虽然成功将自民党派阀赖以生存的制度支撑——众议院中选举区制改革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但政治改革后仅1996年举行过一次众议院选举。时任自民党总裁的桥本龙太郎是日本战后新一代政治家中具有代表性人物颇具人气，作为政党“选举的脸面”获得党内普遍支持，赢得选举率领自民党重新夺取政权，因此政治改革效果尚未显现，各派阀在90年代并未弱化。并且桥本龙太郎与小渊惠三所属的经世会也从分裂状态中逐渐恢复，重新成为最大派阀主导党内权力，党内改革进程完全视自民党政权的稳定程度而左右摇摆。其二，长期以来自民党的“党的近代化”运动所追求的“大众型政党”转型遭遇理论危机。冷战后拥有大量党员与坚实党组织的社会党迅速衰弱，使自民党清楚地认识到“大众型政党”的局限性，而且1993年政治改革中，《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与《政党助成法》在内等一系列政治资金改革制度法案的出台，有力切断了包括经团联在内的后援团体与自民党之间以政治献金为媒介的纽带。发展大众型政党需要大规模扩充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来自党员的党费及小额捐款难以支付昂贵的政党运营成本。鉴于此，自民党的政党转型转向利用发达的大众传媒的卡特尔模式。 三、现今自民党的卡特尔型政党转型探索與党内改革 政治学家理查德·卡茨提出卡特尔政党理论，认为“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业已成为主要信息来源和党内精英与大众沟通的主要渠道；政党集会、游说、党报宣传被大众传媒所取代；国家对政党的资助减轻了政党对党员的资金依赖；党员对政党和公民失去了影响力；以上变化使政党角色从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转换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形成国家与政党相结合的卡特尔型政党”[33]。进入21世纪以后，自民党正是基于以上变化，放弃由精英型政党向大众型政党的转型尝试，转而向卡特尔型政党演进。 这次政党转型的制度前提可溯源至1993年的政治改革，改革的最大成果在于：（1）导入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选举制度；（2）推动了包括《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与《政党助成法》的出台。 首先，小选区选举制度下，长久以来左右自民党政治走向，以派阀为轴，通过政策论争实现党内民主和实现“拟似政权交替”作用的派阀政治失去效用，取而代之的是权力向党总裁与党本部集中。由于小选区下，政党所属候选人集中于一人，没有党的公认，无所属参选的议员极难赢得选举。党的公认权集中到自民党党本部，削弱了派阀在地方选举中的影响力。 其次，《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明确禁止企业与行业团体对政治家个人的政治捐款，增加了派阀筹措政治资金的难度，削弱了派阀向地方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能力。相反，《政党助成法》实现了国家对政党的公立资金援助，地方候选人可以通过党本部的政治补助金获得竞选资金。 政治改革导致派阀弱化，降低了长久以来自民党实现政党转型的最大阻力。另一方面，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自民党，通过《政党助成法》获得了国家对政党的资金援助的绝大部分建立起资金优势。对于自民党而言，选举胜利越来越取决于能否将政党的“政策本位”与“党首的号召力”通过大众传媒有效传递给选民。 这次政党转型的直接诱因，则是自民党政权踏入21世纪伊始，因森喜朗的失政引发的执政危机。2000年4月4日，小渊内阁因首相患病无法履行职务，宣布总辞职。次日，自民党内部就继任人选问题产生分歧。党内元老分别为内阁官方长官青木干雄、自民党干事长森喜朗、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中广务、自民党政调会长龟井静香、参议院议员会长村上正邦五人。以“密室会谈”的方式商议由森喜朗出任总裁。森总裁产生的过程未经过总裁公选引起党内质疑，并且森喜朗本人的屡次失政2000年5月16日森喜朗在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上发表“日本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这一“神之国”发言，完全背离了《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国民主权基本原则，招致举国批判。6月3日，森喜朗在地方竞选演说的“维护国体”发言。11月，在同英国首相布莱尔会谈时表示“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可以在第三国解决”无外交常识发言遭到严厉批评。，使内阁支持率自成立时的51%一路下跌至9%，引发执政危机下台。在这一背景下，小泉纯一郎凭借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手法，在“砸烂自民党”口号下，开启自民党的卡特尔型政党转型进程。 小泉纯一郎旗帜鲜明地提出将邮政三事业（邮政、邮政储蓄和简易保险）进行民营化的竞选纲领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以邮政民营化为核心的改革政策矛头直指被民众诟病的“政官财权力铁三角，通过“政策本位”博得广大选民支持。在党总裁预备选举中积极倡导改革自民党陈腐体制的主张，博得全国党员与党友的支持。在2001年4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小泉以298票的绝对优势击败党内最大派阀败经世会的会长桥本龙太郎，当选总裁拜相组阁。 小泉内阁成立之后，全面通过“政策本位”拉拢选民。小泉纯一郎在国会发表的所信演说中宣称：“我坚信没有构造改革日本便不能再生和发展，要推进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领域的构造改革，坚决实行可以称之为‘新世纪维新的改革”，“为实现新世纪的维新，我将注重自民党同公明党、保守党稳固的信赖关系，共同合作为进行‘没有圣域的构造改革组建坚决改革内阁，为彻底推进改革，约定以各种形式加强同国民的对话，通过对话让国民知晓政策探讨过程，以求广泛的理解和共同的问题意识，实现对政治的信赖”。 这样，小泉内阁携87%的超高支持率开始推进“小泉改革”。首先，打破以往派阀内阁人事将权力收归党本部，大量启用年轻议员、女性议员以及民间人士民间人士诸如启用庆应大学教授竹中平藏担任经济财政担当大臣、东京大学教授吉川洋、大阪大学教授本间正明、日经连会长奥田硕、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牛尾治朗出任出任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委员——笔者注。，其次，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新兴媒体实现与选民的直接沟通，获得选民对改革正当性的理解和支持。凭借小泉旋风，自民党在2001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久违的胜利在2001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总议席达到111席，“自公保”三党联合更是得到139席实现对参议院多数的控制。，小泉获得党内支持以399票的超高票数再次当选总裁。 其后，为树立党本部权威，“2003年10月6日，小泉纯一郎在自民党内设置党改革检证·推进委员会，安倍晋三干事长为委员长，推行由党本部主导的公募候选人选举活动”[34]，由党本部提供选举资金邀请所有的支持者、党员或非党员参加候选人选举。次年9月17日，党改革检证·推进委员会提出《党改革行动项目》报告书，要求设置公募制度管理委员会，“作为改善候选人选考程序的措施，确立在没有现任议员的“空白区”，实行公募制度的方针”[35]。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小泉通过党本部对在邮政改革法案表决中“造反”的议员采取一律不公认惩罚，利用公募制度在“造反”议员选区内安插由党本部推荐候选人作为“刺客”与之对立竞争，致使14名“造反”议员落选。 小泉纯一郎担任总裁期间，党内派阀在选举、人事、资金上的种种“铁律”被打破，权力集中于党本部，派阀政治衰微。以“邮政民营化法案”在国会通过为标志，“小泉改革”获得成功。2006年8月，小泉下台后，根据朝日新闻的民调显示，“65%的民众认为小泉纯一郎改变了自民党”[36]，自此，依靠大众传媒将“政策本位”与“党首的号召力”有效传递给选民获得支持成为自民党胜选的重要条件，自民党向卡特尔型政党方向演进。 值得注意的，卡特尔型政党缺乏传统的政党组织票，需要通过“政策本位”与“党首号召力”来持续争取选民支持，自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的持续低迷，面对毫无作为的政党政治，选民深感自己手中的一票不足以改变现实困境。在这一背景下，无党派阶层日本的所谓无党派阶层通常是指“社会舆论调查中回答为‘无支持政党和‘不明白者的合计，或专指无政党支持者。选民急剧增加超越传统政党的组织票，成为左右政局的关键。“小泉改革”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無党派阶层的支持。无党派阶层不同于以往自民党的传统“票田”。政治偏好与利益诉求的多元性使其具备较强的流动性。“小泉改革”的负面影响便是出现“党首荣耀、党势衰微”的现象，自民党的传统后援团体和社会基础被严重削弱。因此，一旦“政策本位”因政治运营的不稳定无法兑现，“党首号召力”因丑闻事件受损，无党派阶层的支持将迅速流失。继承“小泉改革”政治遗产的第一次安倍政权成立伊始，原本“内阁支持率高达67%”[37]，但在遭遇一连串内阁成员丑闻事件和涉及国民核心利益的养老金交纳记录丢失事件冲击下，迅速丧失民意，内阁支持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降至30%以下，无党派阶层的支持迅速流向民主党。致使自民党在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遭遇历史性惨败，丧失了自1955年结党以来所保持的参议院第一大党地位，被迫进入“扭曲国会”所谓“扭曲国会”是指执政党阵营虽然在众议院获得过半数席位，却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过半数席位，导致众参两院多数会派相异的国会格局。格局。由在野党主导的参议院对自民党提出法案进行再议，直接削弱了以往自民党“党策即为国策”的立法能力。“政策本位”的无法兑现，使自民党政权运营不畅的局面接踵而至，三年间如走马灯般三易首相第一次安倍内阁与福田康夫内阁、麻生太郎内阁。，最终在2009年8月30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在与民主党的对决中以119席对308席的悬殊结果惨败，自1993年以来第二次下野失权。 2009年的败选，让自民党充分意识到单纯转型为卡特尔型政党的风险，也意识到重建党的地方组织及强化政治家个人后援会的必要。因为“尽管单个后援会组织只是代表部分国民的意愿，但是诸多后援会组织意愿的集合，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广泛代表民意”[38]。此后，自民党在重视“政策本位”与“党首号召力”的同时，大胆进行模式探索，尝试回归地方谋求更稳定的政党支持。措施如下，其一、自民党在同年11月6日召开的政权构想会议上发表第一次劝告，认为“即便作为国政层面的在野党，在地方议会及多数都道府县的各级自治体中，我党均占多数。应在各级地域举行政调会等会谈，耐心倾听地方心声，力图实现政党活动的活跃，扩大获得党员的机会”[39]。12月15日，在政权构想会议上发表第二次劝告，强调“树立正确的日本保守主义旗帜”显示出与民主党政策的不同。其二、自2009年9月开始进行“故乡对话集会”，要求所属国会议员前往除自己选区之外的全国各选区，加强同地方的羁绊。其三、重视政治家个人后援会组织的运营，并提拔拥有传统“票田”的世袭议员。其四、扩充党员规模，2014年初，自民党提出发展党员计划，要求每名自民党国会议员在2015年底前至少发展1 000名党员。如果未完成定额每少一名新党员必须交2 000日元罚款。自民党尝试回归地方的模式探索，使其在当今日本政党普遍卡特尔型政党化的情况下，建立起相对强韧的地方组织形成政党优势。在野党时期的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自信地宣称：“我党较其他政党具有的压倒性优势在于完好的地方组织，除此之外别无其他”[40]。 2012年12月17日，在安倍晋三“夺回强大日本”的政治口号之下，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历史性胜利重掌国政。其后又在2013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取得绝对性胜利，终结“扭曲国会”格局。自民党政权为进一步巩固流动化的民意，便将政策的着力点集中于提振经济，高调推出“安倍经济学”。从短期来看，“安倍经济学”着实如一剂强心针，提振了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这一以日本政府背负巨额债务为代价，近似豪赌式的“安倍经济学”在初始阶段的确成效颇丰，安倍内阁上台后的半年内，日元对美元汇率一路下探，一度贬值达1美元兑101日元，贬值高达30%。日元的低走，盘活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受此影响，日本股市持续上扬，日经平均指数从2012年12月31日的10 395.18点，攀升至2013年5月的近16 000点，最高时涨幅达50%。广大民众虽未感受到切实的经济增长，但在大众媒体的密集报道下，被炫目的数字增长所吸引，日夜期盼日本经济就此复苏走向良性循环。通过对大众传媒的诱导，日本民众纷纷选择让安倍内阁再“试一试”，第二次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也自成立后始终维持高位，甚至在2013年4月一度达到68.3%[41]，选民支持就这样倒向自民党。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重新建立。时至今日，自民党政权虽然一度在2017年7月的东京都议会地方选举中遭受冲击，党总裁安倍晋三也因“森友·加计”学院丑闻备受批判，但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格局仍在延续，依旧具备无可替代执政党特质，在野党普遍孱弱无力抗衡。 综上所述，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迄今已逾63年，纵观其政党转型历程可知，从建党之初的精英型政党，基于执政经验的反思主动尝试向大众型政党转型，其后又观察世界大势，适时向卡特尔型政党演进，并在受挫后向地方回归进行模式探索。自民党始终抱有执政危机感，能够随时代而动自我革新，可谓树老根深并且历久弥新，今后其政党转型的新态势不仅事关日本政治走向，亦是中国对日本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 考 文 献] [1]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M].translated by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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