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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反恐得失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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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艾君

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本世纪初，俄罗斯一直是恐怖主义重灾区之一——恐怖事件频仍，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腹地，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侵害，严重困扰了俄罗斯的国家统一、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恐怖主义已成为俄罗斯肌体上的毒瘤，如不果断割除，必将危害国家健康发展。1999年10月普京担任俄罗斯领导人以后，俄军消灭了车臣分裂武装主体，开始了车臣的政权和经济社会重建，并日渐巩固了军事斗争和重建的成果，开始了车臣重建的良性循环进程。

回顾俄罗斯反恐历程，有许多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在与车臣分裂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俄罗斯一度犯下许多严重错误，有着惨痛教训，但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俄罗斯反恐经验的梳理和总结，有助于中国在反恐方面采取更为得当的举措。

一、俄罗斯政府注重反恐斗争中的信息战（宣传战）

对于俄罗斯来说，第一次车臣战争之所以完败，主要是因为俄政府在“信息战”方面的重大失败。车臣危机的发展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进程相一致，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的政治斗争，错过了政治解决车臣危机的最佳时机，致使车臣分裂派坐大。在全社会极端自由化思潮中，俄罗斯政府为解决车臣危机的军事努力就成为一场完全不得人心的战争。俄罗斯国内的政界自由派和学界精英、亲西方势力、人权组织等等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车臣分裂派一边，抨击俄罗斯政府;来自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巨大谴责声浪，也令俄罗斯倍感压力。苏联解体后新组建的俄军暴露出一定程度的非专业性，情报不准确、准备不充分，在具体战役指挥方面也犯下大量低级错误。在军事进展缓慢之际，迫于种种压力，俄罗斯政府被迫与车臣分裂派签署协议，将车臣问题搁置，保持现状。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政府非常重视“信息战”，为了配合军事行动，首先采取许多措施清理信息平台，整顿和打击那些亲西方、反政府的媒体（包括操纵俄罗斯重要媒体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等人），封闭分裂派的宣传平台。同时，多次爆发的恐怖袭击事件也让俄罗斯社会舆论发生重大转向，陷入恐慌的民众对政府的政策有更多认同，自动站在俄政府方面，谴责、声讨车臣分裂派，俄罗斯借机对车臣分裂派展开了第二次军事行动。俄军有更丰富的经验、执行了更加合理的战略战术，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政府消除了舆论羁绊，率先在“信息战”的战场上获得胜利，俄军的公众形象得到显著改善，成为恢复“宪法秩序”的正义之师。至今为止，分裂派仍有其特定的宣传平台，不时发声鼓噪、喧嚣，但其能量已受到很大局限。

二、注重消除车臣分裂派的外部根源

在俄军消灭分裂派主体之后，外部因素已成为车臣恐怖主义势力中的决定性因素。广义上说，这些外部因素包括北高加索地区（车臣周边）、俄罗斯腹地（莫斯科等地），乃至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外部势力为车臣分裂派提供了人员、武器、资金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支持。例如，西方在各种场合为车臣分裂派提供政治和道义支持，认为车臣分裂派是在争取自由、民主或争取“民族自决”，指责抨击俄罗斯的反恐行动是对车臣民族的镇压迫害;媒体对俄罗斯的反恐行动也做了大量充满偏见的歪曲性报道;西方还收留、庇护了大量车臣分裂派首领加以利用，通过官方、非政府组织或者间接的渠道为车臣分裂派提供各种支持，将其作为地缘政治武器，削弱甚至肢解俄罗斯。一些伊斯兰国家也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介入了俄罗斯—车臣冲突：诸如提供资金和武器，派出“志愿军”（许多来自中东、西亚国家的雇佣军成为车臣分裂派的所谓“野战指挥官”）、传教者等等。

俄罗斯利用其与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友好联系，争取在车臣问题上得到这些国家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并表示俄罗斯也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拥有大量穆斯林），希望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等伊斯兰国家的平台，与伊斯兰国家展开多边对话和合作。应该说，俄罗斯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土耳其、沙特、埃及等伊斯兰国家对俄罗斯展示善意，对其反恐行动表示支持。

2001年“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在第一时间表态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希望与其展开合作，换取西方在车臣问题上对俄罗斯立场的理解和支持。在短期内，西方对俄罗斯批评的调门降低，歪曲性、歧视性报道减少。但是，很快，西方在俄罗斯反恐问题上旧病复发，继续坚持双重标准，令俄罗斯大失所望。显然，西方对俄罗斯在车臣反恐问题的立场，无法用观点、理念的差异加以解释，根本问题在于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对立。

三、俄罗斯注重标本兼治，因地制宜地开启了车臣的重建进程，为车臣的长期稳定奠定基础

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后，俄罗斯在车臣面临三项任务：实现政权重建、社会经济重建和反恐。这三大任务是同步展开的。俄罗斯在车臣因地制宜，利用车臣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本土资源，扶持出身车臣望族、忠于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强力人士担任领导人，加强对车臣的管理。2000年，俄罗斯政府任命艾哈迈德·卡迪罗夫为车臣总统（2005年5月9日胜利日，艾哈迈德—卡迪罗夫在观礼台被炸身亡，经过一番铺垫和过渡，俄政府仍然任命艾哈迈德—卡迪罗夫之子拉姆赞·卡迪罗夫为车臣行政领导人）。除了驻扎俄联邦军队外，车臣共和国管理机关（政府、议会）、强力部门（内务部等）多由车臣族人士充任——因他们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家庭关系等情况，行动往往更为有效。俄罗斯联邦驻军撤出车臣后，将反恐和维持治安的任务交由当地强力部门，俄政府拨款给车臣，车臣石油收入大部归车臣自主支配。在其他方面也尽量给车臣更多的自主权。在一定时期内，车臣有点类似俄罗斯的“特别行政区”。

卡迪罗夫家族一方面受到俄罗斯政府的器重和信任，同时，俄政府通过车臣《宪法》，俄罗斯驻军，强化车臣的法院、检察院（多由非车臣族人士充任）职能等手段使小卡迪罗夫的权力和政治活动限制在可控范围内。2008年11月24日，俄总统批准了关于在印古什和车臣实施地方自治的法律，从法律开始生效到2010年，是在印古什和车臣两共和国建立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的过渡期，目标是使车臣成为俄罗斯的普通地区。俄政府试图从培育公民社会入手，促进车臣政治民主化，改变车臣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推动车臣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俄罗斯始终认为，解决车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车臣与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融合进程，帮助车臣地区实现现代化。车臣危机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例如，许多车臣分裂武装成员都是未受教育、没有工作机会的被雇佣人员。因此，还在第二次车臣战争进行期间，俄罗斯就已制订了车臣的重建计划：消除战争创伤，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设施的投入，吸引投资，创造工作岗位，扩大就业等。

四、俄罗斯注重武装头脑，善于总结经验

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军警对残余恐怖分子实施清剿。这些恐怖分子往往化整为零，依托车臣山地和森林，与俄罗斯军警展开周旋，俄军警对这种作战方式并不总是很适应。无论是俄罗斯政界人士，还是车臣分裂派都乐于将今日的反恐行动与19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相提并论，二者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自从车臣战争以来，俄罗斯国内出版数千种相关著作，而关于车臣问题的分析文章更是汗牛充栋，有车臣战争期间的俄军指挥官的战争回顾和分析、当事人见证、记者采访报道，还有包括分裂派领袖（如杜达耶夫妻子安拉·杜达耶娃撰写的关于杜达耶夫的回忆录《第一百万零一个》等）在内的各种人物传记、流行小说以及关于车臣战争的纪实性或文艺性影视作品，引发俄罗斯全社会对车臣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近年来俄罗斯甚至将19世纪高加索战争期间俄国将军（如波托、叶尔莫罗夫、巴里雅京斯基等著名俄军指挥官）的战争回忆录、高加索战地情报汇总等类历史文献再次出版，编辑者明确指出，重版此类著作的目的是让俄罗斯政界和军界人士能够吸取高加索战争的教训，借鉴19世纪的军事和政治经验，使今日的俄罗斯对车臣政策和反恐行动更富有成效，使俄罗斯付出更小代价。

多年来，在莫斯科和北高加索等地多次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讨论车臣乃至北高加索地区棘手问题的出路和对策，俄政府也曾广泛听取和吸纳各方面专家（研究民族问题、国际问题的专家，史学家等等）的意见，使制订的车臣、高加索政策更加合理化。俄罗斯各界的探索和讨论没有白费，对于俄罗斯治理高加索边疆来说，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财富，已经转化为巨大的政治效益。

五、“连带责任追究”的做法有其特定效果

面对俄军的反恐行动，小股恐怖分子往往“化匪为民”，混迹在车臣民众中间，从而得到某些民众的包庇和容留。对此，在俄罗斯反恐的具体实践中，对那些庇护恐怖分子的家属、族人、同村人，实施“连带责任追究”，惩治那些危害重大的恐怖分子的亲族、同村人——他们不同程度地为恐怖分子提供包庇，参与或预知其恐怖活动，对于恐怖分子的重大恐怖罪行来说，他们也是负有责任的。这样，针对特定的重点范围，可以及时掌握恐怖嫌疑人的行踪和动向，一定程度上可以震慑恐怖犯罪。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就是俄军于2005年3月8日将分裂派首领马斯哈多夫击毙——此前，俄特种部队通过监视马斯哈多夫族人而得到准确情报。但是，此种实践应该立法加以规范，将其实施范围详加限定，避免殃及无辜。

俄罗斯在反恐方面已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并且还在不断扩大，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对于反恐来说，任何社会都存在漏洞和缺陷。车臣的现代化和与俄罗斯社会融合进程虽有成就，但长路漫漫;恐怖主义的社会温床仍然存在，整个北高加索地区腐败问题严重，社会经济形势不景气，刑事犯罪与恐怖主义犯罪合流，不利于反恐大局;俄罗斯一些公职部门的人员贪腐，导致反恐不力;俄罗斯军警等强力部门个别败坏分子对无辜民众的横暴做法，损害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导致一些车臣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和认同感，不能使反恐成为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在中东（诸如“伊斯兰国”等）、中亚（如“塔利班”等），蠢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也在威胁着俄罗斯，对于这些极端势力来说，车臣始终是其实现宗教狂想的试验场，并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与车臣分裂武装实现合流;西方也还在利用宗教极端势力削弱和掣肘俄罗斯，这些对于俄罗斯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

必须认识到，在当代世界，反恐是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中心题目，因而必将是长期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或毕其功于一役。中国与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面临同样的难题（当然也存在不小的差别），因而俄罗斯反恐的战略战术，其正反经验都是中国反恐的最好参考书，应予重视和借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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