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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军事政变”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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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超

土耳其一场流产的军事政变难以从根本上撼动土耳其以西方为主轴的外交战略基调，但短期内会使其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国内，同时延续2016年6月开启的与以色列、俄罗斯外交修好进程。土耳其选择之前高调冒进外交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近一段时间，土耳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先是在2016年6月底连续与以色列、俄罗斯外交修好，显示出外交调整的迹象；之后于7月15日突发军事政变，震惊世界。正值外交转型之际，土耳其国内政局出现变动，未遂政变将对转型中的土耳其外交造成多大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政变前土耳其所处的外交态势

自2002年至今，土耳其正义与发展（下称“正发党”）已连续执政14年，其间土耳其外交并非一成不变，曾经历过调整转换。整体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2年正发党上台执政至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土耳其采取全方位的务实外交政策，在保持与美西方国家基轴的战略方向下，土耳其外交“向东看”，提高了东方国家在其外交布局中的分量，并提出了“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

在上述政策指引下，土耳其外交收获颇丰，在国际和中东地区的形象和地位出现双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叙利亚危机前，土耳其与叙利亚外交关系处于“热恋期”，甚至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以兄弟相称。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也比较好，两国在能源、旅游、经贸等方面的合作风生水起。回顾2002—2010年正发党治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可谓有声有色，成效明显。

第二个阶段是从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至2016年6月底，土耳其外交政策做出较大调整，并没有延续“阿拉伯之春”前的温和外交，逐渐偏离“与邻国零问题”的政策，转而采取了较为冒进的外交政策，过多地介入地区事务。自叙利亚爆发危机后，土耳其经过短暂斡旋未果后公开支持推翻巴沙尔政权，直接站在叙利亚政府的对立面，与叙利亚关系经历了“断崖式”跌落。

在埃及问题上，土耳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但无奈穆兄会短命政权的命运，很快被埃及军方发动的二次革命推翻，土耳其的外交投资在埃及化为泡影。这一阶段外交政策的高潮事件发生在2015年11月，土耳其出乎意料地击落了俄罗斯的战机，土俄关系瞬间跌入低谷，引起世界一片哗然。击机事件发生后，土耳其高调与俄罗斯展开外交对垒。伴随而来的是俄罗斯的制裁，土耳其外交环境恶化，在地区局势中陷入孤立。

在周边地区陷入困局之时，土耳其与美欧等传统盟国关系也不温不火。由于难民问题，土耳其与欧盟争得面红耳赤，仅土耳其公民赴欧免签问题就引起很大的外交风波。从这一事件可以透视，在欧盟眼中，土耳其不过是欧洲和中东地区之间的“守门人”和缓冲带，并未将其视为“自己人”。土耳其和美国为北约盟国，但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反恐目标存在错位，土耳其将库尔德武装作为头号敌人，而美国将“伊斯兰国”列为优先打击对象。因此在库尔德问题上，土美两国龃龉不断。

自2016年6月底以来，土耳其开始调整2010年开启的外交政策，务实外交逐渐回归土耳其外交舞台，与以色列、俄罗斯关系修好，成为此次外交政策调整的标志性事件。土耳其政府外交政策呈现新变化、新气象。然而，就在外交政策刚开启调整进程之时，7月15日，土耳其突发军事政变。政变虽然未遂，但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转型中的土耳其外交。土耳其政变后续效应持续发酵，内部整顿，势必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调整。

突发政变成为

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量

政变平息后，土耳其政府在国内发起了大规模的清算运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加掩饰地指出，“政变是主赐予的最好礼物，可以对土耳其军队进行一次清理”。截至目前，土耳其很多机构已有六万余人或被停职，或遭逮捕，行业不仅涉及军队、警察和司法部门，教育部门也成为此次清算的重点对象。此次政变及政变后土耳其政府的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切。此次未遂政变及其后续反应或将对土耳其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美国对政变的态度及引渡居伦考验土美关系。政变后，美国的立场是土耳其国内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国务卿克里是第一个对政变公开发表意见的美国高官，指出“希望土耳其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对政变本身未做任何评价。在土耳其政府看来，克里的立场过于中立，既没有表示对政府的支持，也没有表达对参与政变军队的谴责。土耳其媒体认为，这不应是盟友所为。并且，土耳其媒体还指出，在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网站上，起初将这场政变形容为起义（uprising），而不是政变。尽管美国使馆作出解释，起义是援引土耳其媒体的报道，但此举仍然引起土耳其对美国的不满。

此外，关于引渡居伦的问题，成为政变后土美互动的热点。谁是政变幕后主导者，尚未有定论。土耳其政府认定，身在美国的居伦是此次政变的幕后主使。居伦是土耳其资深伊斯兰学家，在土耳其国内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并且曾经还与埃尔多安合作，组成埃尔多安—居伦政治联盟。2013年，由于“加齐公园”事件及当年的政治腐败案，两人的矛盾公开化，反目成仇，居伦成为埃尔多安的主要政敌。因此，土耳其政府要求美国协助将居伦引渡回国。美国对此的反应是，要求土耳其拿出相关证据，再经美国法律程序审定。此举引起土耳其不满，土总理耶尔德勒姆表示，“居伦问题将是对土耳其和美国之间友谊的检验，任何支持居伦的国家都不是土耳其的朋友。”土耳其外长批评美国，“坚持要求安卡拉拿出居伦策划政变的有力证据，而政变本身就是证据”。因此，政变给土美关系制造了难题，需看两国后续如何出招应招。

二是民主人权问题仍是横亘在土欧之间的坎。脱亚入欧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遗留的外交战略遗产，至今未变。众所周知，在土耳其入欧问题上，土耳其和欧盟之间存在“温差”。土耳其入欧热情高涨，欧盟却总是拒土以千里之外，入欧大门紧闭。欧盟认为，土耳其民主自由和人权状况等价值观层面的水平尚未达到欧盟标准，因此要求土耳其进行改革，以满足欧盟的要求。但此次政变后，土耳其政府为巩固政权，清除政治异己，宣布国家进入三个月的紧急状态，暂时终止欧洲人权公约，将大面积在国内进行整顿，甚至考虑恢复死刑，处死被捕的发动政变的军人，以儆效尤。

在欧盟看来，埃尔多安绕过甚至超越法律，以政令施政，与民主不符。此外，欧盟对土耳其恢复死刑强烈反弹。土耳其2004年废除死刑，成为民主改革的重要成果。在欧盟看来，此次如果真正恢复死刑，将是土耳其在民主人权上的倒退。所以有欧洲学者认为，成功的政变将结束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但后政变时代的后续报复措施也将严重扭曲国家治理。土欧已在难民问题上达成协议，在2016年10月前实现土耳其公民赴欧免签的目标，但在政变的背景下，此前景渺茫，到时土欧之间又少不了打外交“嘴仗”。

三是运筹国际关系稳住国内和周边安全将成为政变后土耳其政府的当务之急。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变对内外交困的土耳其来说实乃火上浇油。从政变后土耳其政府大刀阔斧的政策看，利用政变，化危为机，根除隐藏在土耳其的反政府分子成为土耳其压倒一切的最优先任务。如今的正发党在土耳其政坛一枝独秀。正发党倒不担心在现有政治体制下与国内其他政党之间的“明战”，而是担心与诸如居伦运动以及军中与正发党对抗人士之间的“暗战”。因此，土耳其政府趁政变之机，在三个月的紧急状态期内，把威胁埃尔多安个人及正发党政权利益的异己人士连根铲除，掏空居伦在土耳其政坛的力量。为集中精力实现上述目标，土耳其政府将会在国内营造安全稳定的肃清环境。目前看，土耳其主要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安全威胁：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伊斯兰国”。这两个威胁的共同特征是，都带有明显国际痕迹。因此，土耳其政府可能通过调整外交政策，将安全威胁降至最低，以平稳度过特殊时期。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选择

军事政变之后，土耳其在外交上或将采取东西兼顾的政策。以北约正式成员国和欧盟候选成员国身份为支撑，土耳其将继续实行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外交战略方向。但短时间看，土耳其会对美西方国家滋生更多不满。但在战略定位和整体现实利益面前，土耳其外交战略的回旋余地不大。政变将对土耳其向东看政策造成不小影响。为避免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土耳其将与非西方大国改善关系，如继续巩固深化政变前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地区层面，土耳其捍卫地区大国地位的目标不变，但会调整与部分中东国家的关系。

一是土耳其和美西方国家战略同盟的底色不会改变。此次政变对土耳其和美欧关系造成了较大冲击，相互间的信任度会有所下降，但不会从根本上撼动存续了70余年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尽管土耳其和美欧之间相互扯皮，但各方都在默契地把控节奏和分寸。土耳其高官在指责美欧未承担盟友责任的同时，也在承认与美欧同盟的重要性。在7月20日的一次电视讲话中，埃尔多安强调，“土美关系很重要，不是基于感性基础之上的”。言外之意就是，土美之间有深层次的利益基础，土耳其将会理性看待与美国的关系。

土耳其难以在既定的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轨道上脱轨，背后还有深层原因。其一，从战略角度看，自建国以来土耳其就选择了亲西方、脱亚入欧的外交战略。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加入北约，可以说完成了与西方为伍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加入欧盟。尽管欧盟大门始终对土耳其紧闭，但土耳其入盟初心一如既往的坚定。这一外交战略方向自土耳其建国至今未曾改变，埃尔多安也不会改变。其二，美欧从中发挥“稳定阀”的作用。美欧不会一味将土耳其向外推，而是要将土耳其留在同盟内。因此政变局势明朗后，美国国务卿克里一改政变之初的模糊态度，明确支持土耳其民选政府。7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再次确认，“政变后美土之间的盟友关系依旧牢不可破。数十年来，土耳其一直是美国的强大盟友，尽管现在两国面对许多问题，但盟友关系依旧强大”。

二是巩固与俄罗斯修复外交关系的成果。土耳其和俄罗斯关系升温态势政变前后得以转承，俄罗斯普京在政变后第一时间与埃尔多安通话，并表达了对土耳其政府的支持。因此，可以预见，政变将加速土俄修复外交关系，原因如下：其一，俄罗斯因为袭机事件对土耳其进行报复性制裁，打痛了土耳其，使土耳其现实利益遭受损失。其二，俄精准抓住土耳其的安全“软肋”——库尔德人。在叙利亚战场，俄罗斯双管齐下，一打一拉，打拉结合。一方面重点打击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支持在叙利亚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Kurdish Democratic Union Party），并允许其在莫斯科设立办公室。此举令土耳其经济受损，安全受困。其三，在与西方盟国出现分歧时，土耳其利用与非西方大国的关系，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增加与西方国家博弈的筹码。

三是调整中东地区外交政策。政变后，土耳其或将对地区政策进行调整，捍卫地区大国地位，与以色列、伊朗、叙利亚关系值得关注。2016年6月27日，土以两国达成协议，表明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政变后土以将在正常化道路上继续前行。对土耳其而言，外交屡遭挫折，身陷外交孤立困境，为打破外交困局，可以通过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缓解在国际上的外交困局。在能源上，土耳其身处中东地区，却能源匮乏，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天然气。俄罗斯是土耳其进口天然气的主要合作国家，但由于袭机事件，土俄能源合作大受影响。尽管近日来土俄关系有所改善，但土耳其仍旧希望拓展天然气来源渠道，以避免自身能源过度受制于俄。

在伊朗问题上，政变将会使土耳其增进与伊朗的关系。由于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对立立场，所以给外界两国关系不佳的印象。实际上，土耳其和伊朗关系比较顺畅。在此次政变中，伊朗的表现将为土伊关系增分。在政变胜负未名之际，伊朗总统鲁哈尼向埃尔多安通话，表达了支持埃尔多安的立场，并表示“这次政变是对土耳其国内国际孰友孰敌的一次检验”。这与美西方国家在政变胜负已定后的支持表态相比，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政变后，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可以有所期待。因为从国内国际环境看，继续坚持巴沙尔下台的立场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这就为土耳其调整对叙利亚政策提供了可能。

纵观政变前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土耳其外交的分裂特征日益明显。由于地理位置的多元性，政治方向和传统宗教信仰东西分离，导致土耳其在外交上难以找到准确定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称之为“无所适从的国家”。目前看，土耳外交或将继续呈现这种分裂，难以决心离开与美欧合作的跨大西洋同盟体系，但在同盟体系内部难以得到重视，又要在跨大西洋同盟外（如俄罗斯）为临时伙伴或“盟友”。二是土耳其外交个人印记愈发突出。与土耳其国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埃尔多安作为土耳其的政治领袖，在外交上具有很强的掌控权，将体现更多的埃尔多安式的个人外交风格。三是土耳其实力与实现既定外交目标需要的实力之间存在差距，这在叙利亚危机以及与俄罗斯关系上，体现得比较明显。这也是土耳其外交时而出现反复，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回转变的重要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张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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